葉公好龍與文革百姓直接民主
為給“改開”祭旗,告別文革,鄧小平曾不無得意地說幹部看群眾眼色時代一去不複返了,並順勢從憲法中取消了文革中執意寫入憲法的罷工權(百姓抗爭權)和“四大”權(百姓發言權)。文革中幹部看群眾眼色不是民主是什麽?難道“改開”後群眾看幹部眼色反而是民主?怪不得“民主”逗士們視“改開”為民主進步。自古以來當官的靠權說話,有錢的靠錢說話,筆杆子靠筆說話,老百姓靠什麽說話?就是到了所謂的“民主”時代(其實是富人代議選舉製),普通民眾又有什麽機會說話?官場他們沒份,商場他們無錢(指有錢人表演的場合,並非指購物場合),媒體他們沒門(那是的筆杆子的專利,百姓簡陋質樸的文字上不了媒體),剩下的隻有私下表達,可是誰聽?誰聽得到?民眾沒有機會直接發出自己的聲音,讓上下聽得到,那算什麽民主?新中國破天荒地讓一線普通工人、農民和士兵成了新型代議製的代表,直接發出自己的訴求;文革時代大字報的法律化,讓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可以用簡陋的文字揭露問題和不公,表達自己的訴求,方便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可以隱去姓名不必擔心打擊報複,第一次暢暢快快發出底層質樸可貴的聲音,這不是民主是什麽?借口某些大字報栽贓陷害就把整個大字報說得一團漆黑否,這不是和有人犯罪就把所有人抓起來一樣嗎?大字報的功能是指出問題、發出聲音,落實和糾錯那是政府的責任,是如何確立良性機製的問題,憑什麽讓大字報承擔一切?借口大字報的百姓文字簡單粗陋缺乏高見,就否定其難能可貴的民主意義,那還要民主幹什麽?既然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淺陋地不具備價值,那一人一票的選舉製豈不是膚淺看法的堆積?既然自命不凡的所謂精英們對民眾的見解那麽不屑,那搞什麽選舉製糊弄人,幹脆象茅於軾那樣直截了當地說要實行精英專政(即所謂精英治理),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要替富人說話不就得了?退一步講,憑什麽精英們就一定會代表普通民眾的利益說話?就是總是自吹為社會良心的貴族知識分子,他們就一定能代表老百姓說話嗎?你怎麽知道他們不是在隻為他們權貴知識分子自己的利益說話?記得為老百姓下崗政策出謀劃策時他們的興高采烈和提出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時他們暴跳如雷的卓越表現嗎?記得他們把老百姓辛苦勞作視為無能的必然和他們把當年有限的民間疾苦體驗視為“迫害”的截然不同態度嗎?民主民主,就是要民做主,而不是替民做主。隻有同等境遇的人會理解同等境遇的人的疾苦,冷暖自知,隔靴搔癢靠不住。如何做主?就社會層麵而言,當然是老百姓要有政治管理權。憑什麽新中國開始、文革中空前發展的普通民眾在黨代會、人大、政協直接代表資格權和文革中普通民眾直接進入政府、社區(居委會等)、社團和學校的行政管理權反而不是民主,而將普通民眾代表幾乎逐漸驅逐幹淨的“改開”反而成了民主的進步,而西方普遍將民眾排斥在代表之外的富人代議製反而成了民主的典範? 民主了半天,卻讓老爺們(官商仕)獨占代表權,把普通民眾參與政治管理的嚐試視為荒唐,硬生生把普通民眾排除在政府、議會之外,這算哪門子民主?
民主不是有錢人操縱一切的跑龍套。動點腦筋想想,為什麽越是有錢的資本家就越是“民主”(西方富人代議製)的鐵杆支持者?為什麽“民主”總是不缺錢,有的是財團大老的支持?難道他們個個都是活菩薩慈善家?他們那麽愛民主,為何從來對工會沒有熱情?為何在諾大西方連勞資民主這個概念都容不下,台麵上的人物幾乎不談直接關乎普通小民利益的勞資平等和勞資民主?為什麽“民主”逗士們都幾乎無一例外地對私有製的複辟和私有財產權情有獨忠?為什麽他們對私有財產保護的熱情都遠遠大於他們對公有財產流失的關注?為什麽都熱衷於叫停對損公肥私、坑蒙拐騙的暴富奸商的原罪追究,而對公有財產流失幸災樂禍,視之為所謂“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對老百姓勤勞而不致富漠然處之,對先富結果未幫後富裝聾作啞?真正擔心私有財產合法權的究竟是操縱財富的有錢人還是維持基本生存的老百姓?不論是一擲千金為“民主”慷慨解囊的大小資本家,還是為私有製叫魂、為富人財產操勞的“民主”逗士們,其實他們清楚,究竟是小民做主還是他們做主。
關於文革,有人說是奉旨造反,因而一味地強調它是毛澤東的專製。形式上講,毛澤東的家長製的確很“專製”,但請注意那“造反”二字,有了這,任何普通意義上的專製言說就純屬是自欺欺人。“奉旨造反”,這本身就透露了一個基本信息,它有別於某些人生搬硬套的一切,它是一種造反。造反,造反,隻能是一種由下對上的反抗,就文革的參與人群和當時他們的訴求而言,支持文革的是民眾,反對文革是官僚,這說明它的民意性質。要說“專製”,毛澤東對他下麵的官僚的確很專製,老百姓對這些官僚也很專製,但那絕對不是對民眾的專製。不是有人說是“多數人的暴政”嗎?這本身就透露出文革民眾意誌的屬性。官僚體係對文革的失控本身,就證明那不是毛澤東孤家寡人的意誌,而是其民意參與的結果,毛澤東不過是與民意合力,引導了對官僚集團的衝擊和直接民主的構建而已。文革中對民眾的專製有沒有?當然有,文革中的重要血腥事件就是鐵證。當毛澤東發動民眾向官僚體係造反,重新洗牌,讓民眾直接介入政治管理,特權官僚的反抗是可想而知的。想想看,文革初把學生打成反革命,還出現“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宣示,文革中在北京、湖南、湖北(武漢)、四川(重慶)、青海、廣西發生了重要的血腥事件,這些是無權無勢無槍無炮的普通紅衛兵有能力幹出來的嗎?借文革打擊異己,保住實權的究竟是誰?文革中過來的人都清楚,人人都打著毛澤東的旗子說話做事,究竟是誰口是心非呢?想想看,文革後什麽人證明了自己才是文革中的實權派?什麽人證明了自己的口是心非?定性文革的那些血腥事件的確發生在文革,但請搞清楚那是文革本身要幹的還是反文革的人利用實權借力打力幹的?文革中的中央文革有實力做得出這種事情嗎?如果他們真有那樣的實力,後來還會被輕易粉碎嗎?文革過來的人都記得,文革後在台上的一長串的名字,文革中大多都是廣播裏經常聽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何以在文革結束時穩操了勝券,他們在文革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難道真是可憐巴巴地受迫害靠邊站的老革命?文革被反文革派早早地做了結論,但文革真相就真地清楚了嗎?文革的謎團就真地揭開了嗎?在反文革派掌權的今天,一切恐怕為時尚早。但有一點可以想清楚:普通的工農文革時更受人尊重,還是今天更受人尊重?文革時候普通百姓在黨代會、人大和政協的代表多還是“改開”後代表更多?這是判讀民主和良心的一把尺子。有些人民主二字天天講月月將年年講,可老百姓真做一回主,他就受不了。老百姓參政了,他們叫這“多數人的暴政”;老百姓獨立思考,不聽他們的,黔驢技窮了,他們就破口大罵百姓都是愚民、奴才。怎麽形容這種人呢?老祖宗的一句成語足已:葉公好龍。總是自命不凡,以為自己是民主的化身,卻不敢麵對百姓的自主,在百姓中激不起一點漣漪,這種人有戲嗎?我不樂觀。
2011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