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地掀唱紅歌熱潮引爭論
3月4日，重慶3000餘名市民登上“長城”，共同唱響《歌唱祖國》《紅梅讚》《四渡赤水》等近40首紅歌。
內容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2011年05月06日15:55]
·唱紅歌不僅令傳統的選秀節目“名正言順”披上了主旋律外衣，並且還意外引爆了另一個收視率高點：挖掘了以往被忽視的“紅色觀眾”。“紅色觀眾”的陣營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論，但時下的新聞中“紅色漸欲迷人眼”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概括地說，紅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會對中國人未來的價值體係提供內容和方向。
·專家表示，不能忽視的是，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時期，“紅色文化”跟“極左”一套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揚紅色文化時，不自覺地激活了潛意識中的“極左”思維。這就是我為什麽反複說，對紅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確界定，要從新時期視角與時代需要予以甄別與繼承。
從1921年到2011年，中共九十年的成長曆程中，紅色歌曲曾經讓幾代中國人耳熟能詳。
當歲月的長河流轉到今天，紅歌再次以令人意外的趨勢在中國大地上被廣為傳唱。不同的是，這個流行季下的紅歌，無論其本身還是所處的環境以及輿論的看法，與過去相比都悄然發生了變化。紅歌能否拯救中國人近乎迷失的信仰，它又將如何服務於新時期的中國社會？答案顯然還需要更多的思考。
新紅歌時代
國學大師梁漱溟曾指出，曆史上的中國文化有兩大怪異之處：一是曆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
時隔多年，這個問題或許依然困擾著今天的很多中國人。當前的社會，最稀缺的是什麽？答案不是外匯、石油、鋼鐵，而是 “文化”與“信仰”。
這或許正是中國人一直看重“安身立命”的緣故。七十一年前，中國人走在文化與信仰的拐點，毛澤東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喊出“中國文化向何處去？”他開出的藥方是新民主主義。他說，這種新文化應該是大眾的，民主的，應該為90%以上勞苦農工服務。
曾經激勵過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新文化，現在似乎已經定格為一種信仰符號——“紅色文化”。如今，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大背景下，當以紅歌為代表的紅色文化再度整裝出發時，卻意外地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討論。
一座城市的紅色突圍
如果用一種顏色來概括重慶，相信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紅色”：紅辣辣的火鍋，火紅的抗戰文化，還有當下正如火如荼的“唱紅歌”運動。
假如正趕上某個節日或某項活動期間，走在入夜的重慶街頭，你會發現它的特殊氣質——歌舞升平，一場又一場的紅歌傳唱活動，人頭攢動，紅旗飄飄。重慶老百姓一向熱衷的“壩壩舞”，在紅歌的感染下也煥發了新的活力。
在重慶市的一家醫院，牆上掛著雷鋒端著衝鋒槍的壁畫，“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的劇照，還有毛澤東接近群眾的黑白照片。這是該醫院特意營造的紅色文化氛圍，院方解釋說，讓病人就診治病的同時，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可以保持輕鬆、舒暢的心情，起到精神治療的效果。
最令人震撼的，是2011年的元旦，在市中心解放碑廣場，聚集了數萬名群眾，齊聲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磅礴之勢，氣上雲霄。重慶人選擇用如此與眾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來。
這樣的“紅細節”還有很多。重慶市委黨校蘇偉教授是“紅色重慶”的理論支持者，他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合著的《重慶模式》一書，如是描述：現在，重慶的機關、學校、企業、農村、社區、工地，乃至大街小巷和田間地頭，不但大會小會之前大家要唱唱紅歌，而且各種各樣的紅歌隊伍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各種各樣的紅歌活動如春潮般此起彼伏。重慶的黨政幹部也成為紅歌高手。
重慶的“唱紅”並非心血來潮，而是重慶主政者“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略深思熟慮”的結果。2009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五次全會專題研究了文化建設問題，製定了《中共重慶市委關於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用文件的話說，重慶“吹響了‘唱讀講傳’、興起文化建設新高潮的戰鬥號角”。
重慶的做法，引來了全國乃至世界的目光。頗具權威性的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10”中重點
推介了重慶，它給予這座城市的點評是：“中國的明日樂園，長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來。”
對於重慶現象，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實地調研後給出了自己的判斷：重慶的唱紅，體現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麵對各種矛盾和危機，執政黨對塑造社會價值體係的一種尋找。這個判斷，在重慶市領導的最近一次講話中得到了側麵印證。2011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會見港澳主要媒體高層參訪團時表示，重慶的唱紅是“對中華民族
偉大精神的傳承，是對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2011，紅歌湧動的時代？
不僅是重慶。在迎接中共建黨90周年之際，曾經見證了執政黨和一個國家成長的紅色歌曲，似乎正在成為2011年中國文化的主旋律。
早在幾年前就將唱紅歌活動搬上電視舞台的江西衛視，今年的“中國紅歌會”宣傳片發出了“火紅一夏 驚豔中國”的口號。據主辦方介紹，除了全國的唱區海選無盲區，還將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開設海外分唱區。幾年間，江西衛視首推的“中國紅歌會”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在全國掀起了一股“紅色旋風”，收看節目的觀眾突破2億，數千民間紅歌手走上熒屏。而省級衛視老大湖南衛視，更是將2011年接下來的三個月打造成“紅色青春季”，除了眾多獻禮片外，其多檔歌曲類節目也都將高歌紅色主旋律。
有人說，唱紅歌不僅令傳統的選秀節目“名正言順”披上了主旋律外衣，並且還意外引爆了另一個收視率高點：挖掘了以往被忽視的“紅色觀眾”。“紅色觀眾”的陣營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論，但時下的新聞中“紅色漸欲迷人眼”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各種以單位或社區的名義組織的“紅歌大賽”“紅歌演唱會”等動輒“千人同唱紅歌”的場景，正在各地紛紛上演。紅歌不僅出現在陝西榆林的職工大會上，還走進了天津的法院、延安的監獄，各種“紅歌達人”夢想並實踐著“唱紅歌走遍中國”，“農民自籌資金唱紅歌”的報道更是在媒體和網絡上比比皆是。
最新的一條新聞發生在河南師範大學。據《大河報》報道，一場“紅歌進食堂，唱響你我他”的活動，正在河南師大舉行，此後的兩個月裏，在食堂用餐的大學生將一邊吃飯一邊聽紅歌。活動的發起方、河南師大後勤集團黨總支書記對此的解釋是，“紅歌具有獨特的教化育人功能，唱紅歌是對青年學子進行黨的知識和黨性教育的一次嶄新嚐試，高校應成為宣傳紅歌的主要陣地。”
毫無疑問，高校的確正在成為這一輪唱紅歌的主力陣地之一。而一個比較誇張的事例是，在五四晚會歌舞劇《紅梅讚》中扮演江姐的大學生——重慶師範大學的28名女學生，4月26日以江姐人物造型來到歌樂山烈士陵園參觀。
紅歌為什麽這樣紅？《人民日報》兩年前拋出的命題，時至今日，每個人依然都有著各自的不同解讀。
新紅歌，老紅歌
而細心的人發現，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音樂家協會等單位聯合組織的“唱響中國”歌曲征集評選活動遴選出的36首紅歌中，很多“看上去不那麽紅”的歌曲也赫然名列其中。
“《套馬杆》也是紅歌？”一名石家莊的網友感到相當困惑。這首充滿了蒙古風情的歌曲，在很多人看來更像是民族風的歌曲。而另一首由小柯創作的《多好啊》，則被更多人看成是一首愛情歌曲。如此多的新紅歌，讓習慣了將紅歌與“革命歌曲”劃等號的人們一時之間“很不適應”。
在百度百科中，對紅歌的釋義是：“革命歌曲”的代稱。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紅歌的定義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1959年出版的書籍《紅色歌曲》中，收錄的90首紅歌無一不充滿了意識形態和濃重的革命色彩，其中《中國革命歌》《反帝擁蘇歌》《最後勝利終歸我們》等，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革命時期以及冷戰年代，這些歌曲今天已經很少能聽到。倒是後來的諸如《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北京的金山上》《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每每成為各種主旋律晚會中的“保留曲目”。
於是，在紅色成為中國文化流行季的今天，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麵，經典老紅歌在唱紅熱潮中被萬眾高歌，另一方麵，如《多好啊》等歌頌愛情和生活的歌曲也在年輕人中間被廣為傳唱，不同的是，後者幾乎不知道自己唱的曲目已經被定義為“紅歌”。
其實不僅是紅歌在悄然改變著麵孔，以紅色為主題的電影、電視劇等，近年來也紛紛亮相。當《白毛女》《紅燈記》《苦菜花》《永不消逝的電波》等一係列紅色經典電影重現熒屏並令中老年觀眾追憶蔥蘢歲月的同時，新紅色文化也在吸引著年輕觀眾的追捧。
2009年9月上映的《建國大業》，上百位華語影星零片酬出演，由於電影擺脫了傳統曆史電影一板一眼的模式，再加上眾多港台一線明星加入，電影票房突破4億。而《亮劍》《潛伏》等電視劇的熱播，更是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收視效果。
隻是，當與時俱進的新紅歌和經典紅歌一道成為這一年特有的文化現象之時，觀點的碰撞在所難免。
紅歌所不能承受之重
看到紅旗飄飄、萬人合唱紅歌的場麵時，有人感到歡欣鼓舞精神煥發，有人則認為是一種“倒退”。
一位老年朋友說，我們是唱著紅歌長大的，每當聽到旋律響起，就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輕的過去，那就是我們的青春；但是，也有不少人將之與“文革”聯係起來，認為這是“現實版的一出曆史穿越劇”。一長春網友認為紅歌任何時候都不過時，“因為它體現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境界，一種理想”，可是也有湖南衡陽網友表示，“和諧社會不是唱出來的，隻有靠誠信、紮實工作，老百姓生活才能真正幸福。”
中國2011年的紅色熱潮現象，甚至也引起了國外媒體的關注。美聯社記者就注意到，北京一家紅色主題餐廳裏顧客與台上演員齊喊口號的場麵，“對於許多人來說，革命年代的生活更有激情，更單純，人們更團結。”事實上，這樣的餐廳在中國各地早已出現多年，而其承載的功能除了懷舊，更多的或許僅僅局限於一種娛樂消遣和餐廳特色營銷範疇。
在眾多爭議背後，一個網友的建議看上去頗為新穎：“希望創作一首治理貪汙腐敗的歌，讓所有當官的都來唱！”該建議立刻迎來了很多喝彩。從某種程度上看，該建議似乎與江蘇衛視主持人孟非的觀點異曲同工。孟非將唱紅歌理解為“信仰缺失年代的革命理想主義教育”，“想法不錯，注意一下方法就好”。事實上，善意的理解者多半都願意從信仰缺失的角度來理解紅歌和紅色文化的這次浪潮。
可是，紅歌能承載起今日中國人的信仰之重嗎？這顯然是一個需要謹慎思考的問題。
孔東梅是毛澤東的外孫女，她的另一個身份是東潤菊香書屋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以傳播“新紅色文化”為主。孔東梅對紅色文化有著自己的理解，她說，我不是曆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我隻是希望能夠從文化的角度來傳承這份精神遺產。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當前的“紅色文化”，似乎更符合當前多數國人的心態。全國政協委員、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認為，地方政府倡導“紅色文化”無可厚非，但也應當尊重不同種類的文化，並允許多元文化發展。
“舊的已經被打破，但新的卻未建立起來。”這正是中國社會信仰和價值體係麵臨的現實，或者也是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國家的尷尬。在上海師範大學曆史學教授蕭功秦看來，這是社會轉型期的正常現象，我們不能冒進地試圖塑造一個主流價值體係，而要依靠各種文化相互競爭、自我成長，讓中國人民來篩選，做出選擇，但這需要一個過程，也是一個不能缺少的過程。（記者梁嘉文）
一個“紅旗歌手”眼中的紅歌
劉媛媛：紅歌要唱到大家心裏去
“主旋律歌曲並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要符合人們的審美愛好，形式處理上需要新穎多樣，感情更是必須真實流露”
初聞“紅旗歌手”，劉媛媛一愣，“我不是有名字嗎？為什麽要這麽叫我？”後來別人解釋說，“因為你唱的《五星紅旗》特別好聽。”劉媛媛方才釋然。
《五星紅旗》是苗族歌唱家劉媛媛的成名之作。新中國成立50周年時，這首歌曲紅遍了大江南北。那一年，劉媛媛隻有20歲出頭；十年後，劉媛媛與功夫巨星成龍攜歌曲《國家》亮相國慶60周年大型焰火晚會，這首歌也隨即被口口相傳。今年4月8日，劉媛媛再和成龍推出建黨九十周年獻禮歌曲《民生》。據媒體報道，《民生》被許多年輕人認為是最好聽的一首主旋律歌曲。
如今，人們對“紅旗歌手”劉媛媛的定位有句更準確的描述：“中國新時代主旋律歌唱家的代表”。
“紅歌要符合群眾的審美愛好”
十多年前，劉媛媛的成功曾讓海內外許多唱片公司大為驚訝：一位主旋律歌手何以比“用金錢包裝”的流行明星更受歡迎？後來，劉媛媛自己道出緣由：初出茅廬的她放棄了以往主旋律歌曲的單一唱法，而是融合了美聲、通俗、民族唱法於一體，加上對歌曲內涵的用心詮釋，令聽眾耳目一新，也為聲樂界注入了一道新風。
外界把她的唱法概括為“美通唱法”（美聲、通俗相結合）。這種演繹方式，亦是新歌《國家》和《民生》的共通之處。
《國際先驅導報》：你怎麽想到用這種唱法來表達“紅歌”的？
劉媛媛：我最早是學美聲的，當時剛上中央民族大學音樂係，我被老師定腔為“女中音”，可是培養了沒多久老師們又覺得我應該是“標準的次女高音”，於是改了新的練歌方式。但是到大三，我又被音樂教研室主任正式通知，以後改練“女高音”。四年學習中三改唱腔，從戲曲到歌劇，從通俗到民族，我學習演唱了多種不同類別的歌曲，擁有了多種唱腔的功底。
我平時是很喜歡通俗歌曲的，回到宿舍就聽各種流行歌。我和父母都很喜歡鄧麗君的歌，她唱歌像說話一樣，像溪水一樣輕輕流到你的心裏，在聲音、情感的處理上特別細膩，我有意無意就在吸取她的一些很好方式。後來，我還常聽席琳·迪翁的歌，還有一些老歌，比如《燭光裏的媽媽》。
後來唱《五星紅旗》的時候，專家就說，這個劉媛媛是“三合一”的聲音。
Q：那你也可以跳出“主旋律歌手”，唱一些流行歌曲？
A：我一度也覺得唱紅歌很有局限性：我是不是隻能唱這些歌？後來有老師就跟我說：關鍵是得有特色，能把這些紅歌唱到大家心裏去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新的時代會有新的主流歌曲的唱法。老師的話讓我琢磨了很久。其實《五星紅旗》到《國家》之間經曆了好幾年，好像中間是一個空白，我也唱過不少歌，例如《鮮花陪伴你》等一些偏通俗的歌曲。但相比而言，《國家》這首歌是《五星紅旗》之後，我最深入人心的代表作了。
Q：你現在如何去駕馭一首主旋律歌曲？
A：主旋律應該是社會的主流文化，主旋律歌曲並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要符合群眾的審美愛好，形式處理上需要新穎多樣，感情更是必須真實流露，包括音色也要平易近人。唱《國家》時，我是如此；唱《民生》時，我在唱法上更加深了這種感覺，因為《民生》更需要用貼近大眾的聲音去演唱，我也力求能做到這點。用最自然的聲區，用最自然的聲音唱出來。
“主旋律也要與時俱進”
據劉媛媛身邊的工作人員介紹，她對歌曲的再創作幾近“瘋魔”程度。2009年，為了表現出歌曲《國家》中大氣磅礴的氣勢和樸素自然的貼近性，劉媛媛經常拉身邊親朋好友和工作人員一遍遍試聽，甚至讓電話裏的歌迷給自己提意見。
Q：除了怎麽唱，是不是紅歌本身的創作也很難？
A：為什麽現在老一輩人喜歡聽那時候的歌呢？因為可以喚起他們的真實回憶。現在很多歌曲是為了創作而創作，有些歌曲太普通了，創作出來後讓人們聽了也沒有感覺。像《我的祖國》詞曲多好啊，旋律也好。那個詞就是在講一個故事，你聽郭蘭英唱就像在看一幅畫。
精品出來很難的。創作者也很茫然，他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麽東西。很多時候對一些事情自己沒有感覺，應急之作就差強人意。
Q：作為新一代的主旋律歌手，你和李雙江老師等老一輩歌唱家有什麽不同嗎？
A：老一輩創作者留下了很多寶貴東西，經典老歌的旋律現在依然很好聽，挺有真情實感。當然，新一代和老一代的紅旗歌手，不同時代下就很不一樣，但是哪種風格都不能少。
我跟上一代不一樣的就是我們不會把老一輩的東西不變地拿來，因為聽眾變了，音樂也要跟著發展。為什麽《國家》會這麽流行？因為它打破了以往“主旋律”常規的東西，融入了很多國際化的流行元素。比如，演奏者郎朗是國際著名鋼琴演奏家，流行音樂人王力宏是我們的製作人，作曲者是香港人金培達——好萊塢亞洲銀熊獎唯一獲得者。歌詞寫得也很時尚，不是大而空，而是像“國是我的國，家是我的家”。還有，剛開始，大家會好奇“龍媛組合”（成龍和劉媛媛）會出現什麽效果？但是後來大家覺得配合很默契。成龍大哥並非學音樂出身，但他在歌曲情感的處理上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具有很好的音樂感悟力和飽滿感情。這種搭檔也算是一種創新。
Q：也就是需要加入流行音樂元素？
A：不，是要與時俱進。時代在發展，音樂方麵也要跟著發展。我們的國家更加國際化，如果總唱艱苦奮鬥，也不對勁。可能一部分人會喜歡，但趨勢上必須要努力出新。
“紅歌是一個永久的主題”
在一定程度上，“與時俱進”也意味著對新生事物的包容和思考。生活中的劉媛媛如在學校時那般收聽各類歌曲。她經常上網點歌，對王力宏讚不絕口，也能把“超女”曾軼可的《獅子座》聽得有滋有味兒。
“第一次聽有點詫異，啊，這樣唱啊。再細聽幾遍，覺得也還可以。”劉媛媛說，“藝術本來就應該百花齊放，你可以去搞小資情調，或者很另類地表達，但不管你做什麽音樂，愛國家、愛母親、愛自己的親人是必須的。”
Q：主旋律歌曲能不能承擔“拯救信仰、重建道德”這樣的重任？
A：這是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比如說一個普通人在唱《國家》的時候，他就會說：“有國才有家啊，有了強大的國家才有富的家，每個人才能幸福的生活，沒錯啊。”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其實很重要。包括很多學校歌詠比賽也在唱《國家》，這個對小朋友也會有影響。唱歌是一方麵，有時候不是為了唱歌而唱歌，是唱歌讓大家懂得更多。有時候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也會說：我們國家也很不錯的，沒有戰爭，民富國強。如果天災人禍，戰火頻繁，哪還有我們小家的幸福啊。其實真的是這樣。
以我個人經曆而言，玉樹地震時，一萬名小朋友在唱《國家》，有時候去KTV，偶爾能聽到包間裏有《國家》傳出來，不論什麽人，他們在唱這首歌時，都在感染大家的心靈，讓大家更愛國、更愛家，這種歌就是藝術和現實結合得比較好的示例。你講很多理論，可能還比不上一首歌更讓人接受。
Q：你覺得紅歌永遠不會過時嗎？
A：我想這是一個永久的主題。有些歌的生命力比較短，例如一些小資情調的歌曲，過了就過了。但《國家》、《民生》這樣的主流作品會成為經典。我們在中國，中國的發展一定需要有人去歌頌，一定要用真情實感去歌頌這個時代。中國這個時代很好，中國正慢慢變成世界強國，這個時代主題不會改變。（記者陳雪蓮 實習記者陳丹青）
俄羅斯紅色經典：為團結而傳承
當新的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後的失落，開始回憶當年的光榮時，國家需要重新為全民建立定位。此時，音樂是最好的工具
5月1日，在莫斯科地鐵列寧圖書館站，突然傳出一陣音樂聲。來自幾十年前的旋律在略顯昏暗的地下大廳間遊走，掠過地鐵牆壁上列寧的頭像，讓人仿佛有種被帶回蘇聯時代的時空錯覺。
原來這是地鐵公司為慶祝勞動節假期（4月30日－5月2日）專門播放的前蘇聯歌曲。它們以電影配樂為主，比如《高加索的女囚徒》《伊萬換工作》《小心汽車》《我行進於莫斯科》等。在蘇聯解體後，“五一國際勞動節”改名為“春天和勞動節”，這個節日被俄羅斯人看作春天的開始。
而緊接著“五一”，還有俄羅斯的“五九大假”，從5月7日到9日。莫斯科地鐵公司將計劃播放另一批蘇聯歌曲：《勝利日》《最後一戰》《三個坦克兵》，以及我們中國人所熟知的《喀秋莎》等。
有選擇地繼承“紅色記憶”
從整體上看，蘇聯解體後，當年的紅色經典大多數仍能在俄羅斯流傳。不過，不同作品因為背景和含義不同，流傳的程度也不一樣。
前蘇聯紅歌跨越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比如反映國內革命戰爭的歌曲《小雄鷹》、肖斯塔科維奇為影片《迎展計劃》所創作的《迎接》等，這類歌曲是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產物；而著名的《喀秋莎》則是二戰前創作，在二戰時廣為傳唱；衛國戰爭開始後創作的歌曲，包括肖斯塔科維奇創作的《第七交響樂》，還有《海港之夜》等；戰後，除了有紀念二戰的《共青團員之歌》，《紅梅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是反映國家和平景象的創作。
其中，二戰期間的很多歌曲經久不衰，它們在一些重大國家紀念日時常被播放，更是俄羅斯軍隊歌舞團演出的招牌主題。比如，五月九日勝利日時，勝利廣場就會連續好幾個小時舉行廣場歌會，主要表演者便是軍隊歌舞團。
另有一些同樣氣勢雄渾的歌曲則沒有被大規模傳唱，因為這些歌曲往往政治意味更強，以描述階級、社會主義製度的為主。它們是俄羅斯共產黨集會時的傳統曲目，在俄共網站上都可以下載。往往在俄共舉行集會或者遊行時，這些歌曲才會被唱響。若是在平日裏，它們在大眾傳媒中的出現頻率並不高。至於那些歌頌前蘇聯領袖的紅歌，出現幾率就更少了。
在電影方麵，影片《高加索女囚徒》在俄羅斯常年播放，經久不衰。這類電影符合大眾口味，主題明快，少政治牽連，但同時又有著社會主義模式中較為光明的一麵。於是，它們給人輕鬆美好的感覺。在俄羅斯電視節目的非黃金時段，經常會播放這些紅色影片。它們的主題曲同樣膾炙人口，總令那些俄羅斯老人想起年輕時的歲月。
國家整合的需要
其實，現今的俄羅斯兒童都已不再從課本中學習例如《喀秋莎》在內的紅色經典。所謂“紅歌的傳承”更多是在節假日、需要表演節目時，學校老師會組織孩子們一起歌唱，並為他們講解含義。
當然，紅色經典在俄羅斯的傳承，與歌曲的政治屬性密切相關，更與人們的記憶有關。
有人說，重溫俄羅斯紅色經典是國家整合的需要。雖然新的俄羅斯似乎淡化了藝術作品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內容，不過，不容回避的是，一些音樂作品本身便具備培養國家意識的功能。尤其是當新的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後的失落，開始回憶當年的光榮時，音樂會自然而然地成為凝聚全民的紐帶之一。
特別是當新的執政者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所奉為圭臬的自由主義思潮中走出，他們從愛國主義中尋找資源，繼續打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軍不但成功抗擊外敵，而且橫掃東歐的光榮曆史。由於對二戰勝利的紀念已經成為現代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那麽二戰時的歌曲，以及反映了那個年代光榮曆史的文藝作品，自然成為首選。
而在緬懷二戰的歌曲中，實則也包含著其他時代的作品，比如莫斯科地鐵公司預計播放的歌曲《三個坦克兵》，源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這首歌是獻給國內戰爭的英雄，號召大家保衛社會主義政權，因為其中包含了對戰士的歌頌而傳唱至今。在俄羅斯人佳熱利尼科娃看來，蘇聯歌曲在形成“俄羅斯新的全民一致性”中起了很大作用。
當然，從聽眾和演唱者本身的角度而言，那些伴隨著自己成長的歌謠怎能輕易忘記呢？這樣的記憶帶給自己曾經激情燃燒的歲月——當普京恢複蘇聯國歌作為新國歌的時候，大國記憶固然是一部分，但同時還有他自己的影像：他曾經在這樣的歌聲中成長，並為國家效力。（特約撰稿 姚望）
專家視角：“對紅色文化，要以新時期視角甄別和繼承”
【訪談嘉賓】
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張木生：中國稅務學會副秘書長
“概括地說，紅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會對中國人未來的價值體係提供內容和方向”
紅色文化中有很多優良傳統
《國際先驅導報》：你怎樣理解當前以紅歌、主旋律影視劇為代表的紅色文化？
蕭功秦：對紅色文化做界定很重要，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紅色文化中有很多我們優良的革命傳統，比如民族獻身精神，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些是值得後人去紀念和繼承的。但有些“紅”卻是“極左”思潮的產物，它們同樣分享了“紅”這個概念。對此我們必須十分慎重。不能籠統地談紅色文化。
當前，中國社會對“紅色文化”的解讀已經發生變化，比如說《亮劍》，主題是顯示共產黨人的人性光輝，體現共產黨人的人文情懷，背後更多的是弘揚民族精神，而並非以往的弘揚一種平均主義的烏托邦。我們現在的“紅色文化”，更不是文革時期的“紅色”了，而是包含了很多人類社會的普遍價值。人們對紅色文化的理解也在發生變化。
張木生：現在的“紅色文化”是相對於當前社會紅塵滾滾、物欲橫流、缺失信仰的背景來說的，它有著很現實的探索的一麵，比如“唱紅”之後出台的是民生政策。因此，對於政府來說，重塑紅色文化，實質是一種動員、一種輿論、一種喚醒、一種挽救信仰危機、道德危機的手段和方式。
Q：紅色文化能否再次給執政黨帶來強大生命力？
蕭功秦：這個問題值得討論，要特別慎重。如果說，從執政黨“文化尋根”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這個民族也需要從曆史上與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資源當中，汲取精神營養，以豐富自己未來的精神資源，其中當然也就包括“紅色革命”積澱下來的優秀的革命遺產。
如今，當我們提倡紅色文化時，我們的主觀意圖肯定是從它的積極麵出發，但客觀上，不能忽視的是，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時期，“紅色文化”跟“極左”一套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揚紅色文化時，不自覺地激活了潛意識中的“極左”思維。這就是我為什麽反複說，對紅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確界定，要從新時期視角與時代需要予以甄別與繼承。
張木生：弘揚“紅色文化”，目的是讓執政黨以及群眾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是怎麽來的”，“要到那裏去”。因此，弘揚“紅色文化”是很正常的，是一種凝聚人心、鼓舞幹勁的手段。美國人也是這麽做的，比如好萊塢拍攝的那些大片《巴頓將軍》《兄弟連》《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都是一種鼓舞。
紅色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Q：你覺得紅色文化能填補信仰與價值之缺嗎？
蕭功秦：不能夠，它隻能是當前中國社會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雖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單獨依靠它支撐起我們現在乃至未來的價值體係。我們現在是生活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應該吸收世界文明的各種優秀價值。如果我們提出讓“紅色文化”來主導我們的價值體係，這本身就意味著排他性。如果由政府來主導推動，這種做法也不太合適。正確的做法是，應該讓它作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社會實踐中接受檢驗，接受來自社會不同方麵的充分批評與質疑。
Q：那我們應該如何構建我們的價值體係？
蕭功秦：這是一個時代性的難題。現在的情況是，舊的已經被打破，但新的卻還在摸索當中，某種程度上，中國處於價值體係的空白期。中國怎麽辦？隻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讓社會上各種健康的文化自主生長，相互競爭，並給予充分的時間。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夠找到一條道路：既符合我們的民族精神，又繼承了紅色文化；既能整合中國人的人心，還能跟人類的普遍價值接軌。
Q：在重構價值體係之前，需要堅持哪些前提才能不致於迷失方向？
蕭功秦：要堅持三種精神：和諧精神、公民責任精神以及自由創新精神，這三者都是世界文明發展中形成的公認的普遍價值。具體到中國身上，我們的“紅色文化”中革命者的責任，可以轉化為公民責任；我們的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大同與和諧精神；而自由競爭與創新的精神則可以從西方文化中找到源頭。概況地說，紅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會對中國人未來的價值體係提供內容和方向。
張木生：如果一個人說，他的藥可以包治百病，那肯定是忽悠人的。當前的中國，要超越左右之爭。超越之後道路怎麽走？很簡單，就看能解決當前中國什麽問題。中國需要告別“不爭論”的時代，改造我們的文化曆史觀，不能再新瓶裝舊酒。（記者 梁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