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毛澤東時代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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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作者：甘陽    文章發於：本文摘自《讀書》雜誌2007年第6期

        再過兩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用中國的老話說，這個新中國成立已將一甲子。我以為，今天已經很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曆程來重新認識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而不宜再象曆來那樣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79”，不僅人為地割裂了新中國前三十年（1949－1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曆史連續性，而且這種論述往往隱含著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的強烈傾向，這就是很多人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著一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隻有全麵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夠解釋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麵，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論者往往走向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來否定其後三十年。可以說，近年來中國社會內部有關改革的種種爭論，已經使得新中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關係問題變得分外突出。這實際也就提醒我們，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曆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

新改革共識的形成

        我個人認為，無論從哪種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完全對立起來的論述都是有失偏頗的，而且難以真正解釋共和國六十年的整體曆程。首先，無論中國社會現在存在多少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問題，但我以為仍然必須強調，中國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幾乎是前無古人，甚至是後無來者的。世界銀行行長（前美國國防副部長）最近說，過去25年來全球脫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67%的成就應歸功於中國，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使得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種巨大成就是實實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強調，無論中國的農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狀況仍然存在多少問題，但把中國的農民和工人說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不符合事實的。總的來說，改革以來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顯的實質性提高，中國基本解決了曆史上長期無法解決的“挨餓”問題，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毫無疑問，九十年代以後的改革導致貧富差異的日益擴大，從而使社會公平的問題成為當代中國的頭號問題。但也正是在這裏，我想指出，晚近以來關於改革的種種爭論，實際不應該簡單地說成是“改革共識的破裂”，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種“新的改革共識的形成”。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就是強烈要求中國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是片麵追求“效率優先”，要求改革的結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數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確“以人為本”的目標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長。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實際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最強大公共輿論，並且已經促成近年來中國政府和執政黨改革方針的重大調整和轉向，這就是胡溫新政以來“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基本綱領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強調，中國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誠然，這種新改革共識會受到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但我們應該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麵公開地反對這種“新改革共識”，換言之，“新改革共識”的輿論威力不容低估，這種共識現在至少已經形成了對利益集團的一定製約作用。

新改革共識與當代中國的三種傳統

       我認為，上述“新改革共識”的逐步形成，實際是共和國六十年整體曆史所形成的某種綜合效應，亦即“新改革共識”實際首先帶有調和共和國前三十年曆史與後三十年曆史之張力的傾向。如果說，“舊改革共識”往往帶有否定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傾向，那麽，“新改革共識”實質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國前三十年形成的傳統重新整合進來。更進一步說，“新改革共識”實際可以看成是當代中國三種傳統相互作用的結果。

         如我近年來所指出，我們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個是改革二十八年來形成的傳統，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很多觀念包括很多詞匯基本上都已經深入人心，融入為中國人日常詞匯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基本上是以“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包括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權利等等。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表現得非常強勁，從90年代中期以來就有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很多重新討論，而九十年代後期以來這個毛時代的平等傳統更是日益強勁。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會想到，但今天卻已經無人可以否認，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生活當中的一個強勢傳統。最後，當然就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傳統，這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的主要表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鄉情和家庭關係，這在中國現在的許多電視劇特別是家庭生活劇以及講結婚離婚的日常倫理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種傳統的並存是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大陸非常獨特的國情。如果我們以香港社會作為對照的話就可以看出，香港社會有上麵說的第一種傳統（市場和自由的傳統）和第三種傳統（注重人情鄉情的傳統），但香港社會沒有上麵說的第二種傳統，即沒有強烈追求“平等”的傳統。因此盡管香港社會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這種不平等，但不平等的問題在香港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引起激烈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另一方麵，如果我們以美國作對比的話則可以看出，美國有上麵說的第一種和第二種傳統，即自由和平等的傳統都非常強烈而且這兩種傳統之間的張力可以說就是美國的基本國情，但美國沒有我們上麵說的第三種傳統，沒有什麽人情和鄉情觀念，更沒有人情和鄉情背後的一整套文化傳統和文化心理。

中國道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

      中國改革的共識形成，不可能脫離上述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即三種傳統的並存。我認為，當代中國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其特點在於這種共識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種傳統的方式來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時承認上述三種傳統各自的正當性，並逐漸形成三種傳統相互製約而又相互補充的格局。

        可以說，現在的“新改革共識”初步體現了上述三種傳統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諧社會”這個概念本身毫無疑問是植根於中國儒家傳統的，這與執政黨以往強調的西方傳統的“階級鬥爭”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諧社會”的實質目標亦即“共同富裕”則是毛時代社會主義傳統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標並不可能通過排斥市場機製來達成，而仍然將通過進一步完善改革以來形成的市場機製來落實。毫無疑問，這三種傳統的合力過程將充滿張力，充滿矛盾甚至衝突，但三種傳統形成矛盾，張力和衝突，並不是壞事，而是好事，以一種傳統排斥壓倒其他傳統才是壞事。我們需要反對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遊戲”政治格局。可以肯定，無論有多少張力，中國的“新改革共識”必然要同時包融上述三種傳統，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種傳統。

        有人或許會批評說，以上這種看法有否定“階級鬥爭”的取向，對此我將回答說，我們今天或許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區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國改革過程目前存在的種種矛盾張力和衝突，大多數仍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宜輕易把它們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我們必須反對任何人以“政治正確”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內部矛盾，同樣，對於現在許多人動輒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謂“性別，族群，和階級”等理論來討論問題的傾向，我們也有必要強調，男人與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許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過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來和平地解決的，任何把“人民內部矛盾”擴大為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錯誤的，而且將導致政治上的災難。對西方流行的種種所謂理論，無論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我們都必須批判地加以檢討，而不應隨便拿來就套。事實上現在“太陽底下早已沒有新東西”，我並不認為當代西方種種所謂理論對我們有多少價值。中國人需要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用自己的腳走路。

        從長遠的意義看，當代中國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如果得到健康的發展，將有可能逐漸突顯“中國道路”的真正性格，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成一個象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在不久前曾經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含義實際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為首先，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明，而中華文明的主幹是儒家為主來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國”的意思表明這共和國不是資本的共和國，而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人民的共和國，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國改革的最深刻意義，就是要深入發掘“儒家社會主義”的深刻內涵，這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大課題（參見本文附錄：“關於中國的軟實力”）。

        重新認識共和國六十年

        從以上的視野出發，我在近年來曾借用從前中國傳統公羊學的一個說法，提出中國的改革今後需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亦即認為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曆史文明連續統。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改革成功與毛澤東時代的聯係和連續性，同時重新認識整個傳統中國曆史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將暫時擱置關於中國曆史傳統與當代中國的關係問題，而比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關於共和國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關係問題。

        首先，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亦即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當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這就是鄧時代開始決定性地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強調，僅僅這個轉移並不足以保證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因為蘇聯東歐很早就放棄了階級鬥爭，很早就把一切都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可是他們的經濟改革卻不能成功。為什麽中國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改革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而前蘇聯東歐當年的經濟改革卻不成功從而導致全盤的社會解體？我們今天必須重新提出這個老問題，亦即在原社會主義國家中，為什麽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能比前蘇聯東歐國家更成功？中國改革二十八年來，經濟成就非凡，為什麽中國的改革能取得這種成功？這個問題事實上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的解釋。

        我們隻要稍微回想一下就會記得，從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輿論界和學術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國的經濟改革。原因很簡單，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如果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國又怎麽可能成功呢？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既然同樣是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如果蘇聯東歐經濟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國怎麽可能改得下去？這個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別是蘇聯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程度、哪一樣不比中國高得多？他們的農村人口比中國少得多，他們的廠長經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質當然都比中國當時高得多：到1978年前後，中國所有的廠長和經理的平均教育水準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畢業，11年高中還沒有畢業，高中畢業要12年，而蘇聯當時的經理廠長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學畢業。那時比較中國和蘇聯東歐的生活水準就更不用講了，他們各方麵的生活水準都比中國高得多，80年代時中國人一般家裏都沒有電話，更不要說汽車了，但是蘇聯、東歐那時候電器汽車早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蘇聯東歐沒有搞中國式的大躍進，沒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遠比中國更早放棄階級鬥爭而轉向了經濟建設，他們也遠比當時的中國政治上更開放，為什麽他們的經濟改革搞不下去，憑什麽最落後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

         對這個問題，實際可能隻有一個解釋，這就是：鄧小平改革能夠成功的秘密恰恰在於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毛澤東決定性地破壞了中國建國後想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這裏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說法，毛澤東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確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這種破壞同時是一種“創造性破壞”，這就是破壞了中國變成蘇聯式計劃經濟的方向，創造了中國經濟體製在改革前就已經不是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結構，從而為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礎。

        毛澤東的“創造性破壞”奠定鄧小平改革的基礎

毛澤東搞破壞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把中國88％的工廠的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範圍，而把它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這就是毛澤東所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的主張，要求每一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工業。1961年以後劉少奇把所有的工廠都收回中央管轄，但毛澤東1964年以後又開始把所有的經濟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毛澤東當時說的罵人話非常有名：從地方上收編中央的企業統統都拿出去，連人帶馬都滾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沒有計劃，整個國家沒有國民經濟計劃，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實際上把中國當時力圖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以上的故事雖然人所共知，但人們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澤東的破壞成性，很少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這一係列行為恰恰為以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礎。因此這裏我願引用一個美國學者的研究，這個美國學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親中派，而是後來曾任克林頓第二屆政府的遠東助理國務卿，亦即美國政府的亞洲事務最高官員，中文名字是謝淑麗（SusanShirk）。但在她當官以前，曾出版一本專著，叫做《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PoliticalLogicofEconomicReforminChina）。這書是根據她從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國實地考察的結果寫的，是1993年出版的。這個書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為她實際覺得，中國經濟改革的這個“政治邏輯”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邏輯的，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是比較符合西方邏輯的。問題是，為什麽符合西方邏輯的蘇聯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邏輯的中國改革卻反而高度成功？這就是她實際提出的問題。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戈爾巴喬夫給他自己設定的目標，自然不是要把蘇聯瓦解，他希望蘇聯像中國一樣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鄧小平的目標是一樣的，但是鄧小平成功了，戈爾巴喬夫卻搞垮了。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水準、經理的水準、工業化的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和蘇聯怎麽能夠相比，怎麽會中國是成功了？

        她寫這個書最早的出發點，實際也是象其他西方學者那樣，認定中國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帶著這個基本問題詳細考察中國以後，她在西方學者當中是比較早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有可能走出來，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實際就是，中國改革和蘇聯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是在毛澤東奠定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軌道上進行的，而這是蘇聯無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點在於，由於毛澤東的的“大躍進”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從來沒有真正建立過：毛澤東不斷的破壞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作，使得中國實際在改革前就從來不是一個蘇聯意義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這個美國學者實際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定會成為象蘇聯東歐那樣的失敗過程，亦即如果中國像蘇聯那樣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的話，那麽就沒有理由想象中國的改革會與蘇聯東歐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來。

        謝淑麗認為，毛澤東破壞中央計劃經濟體製而走向“地方分權”的道路，實際導致了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完全不同於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結構。例如中國在計劃經濟最高度的時候，中央政府也隻控製不到600種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而蘇聯則高達5500種。換言之，蘇聯的體製是一切經濟活動無不在中央政府控製管轄之下，中央計劃之外幾乎沒有經濟，但中國經濟體製則是多層次的、區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國經濟決策和協調特別向地方政府傾斜。中國改革前夕，隻有3％的中國國營企業是直接歸中央政府調控，其餘的企業都為各級地方政府管，其利潤也多歸地方政府。這種高度“行政分權”的結果，是中國和蘇聯的經濟結構截然不同，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特點是企業數量少，但企業規模大，專業分工程度高，現代化程度高，中國的經濟分權化特點則是企業數量多，但規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時候，蘇聯一共隻有四萬個企業，但規模都比較大，中國卻有三十四萬八千個企業，其中隻有四千規模比較大，其餘三十四萬四千個企業都是中小企業，而且當然都是很落後。這樣大數量而且落後的中小企業是不可能被納入中央計劃體製的，大多數甚至都不是省級企業而都是地縣以至鄉鎮管轄的企業。

        但在謝淑麗看來，正是中國和蘇聯體製的這種不同，決定了蘇聯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可能成功。因為在蘇聯體製下，中央計劃經濟以外幾乎就沒有經濟，因此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完全取決於國營企業改革，如果國營企業改革無法成功，則整個經濟改革就必然失敗。但國營企業的改革事實是最困難的，因為涉及無數利益關係以及無數工人的福利。而中國經濟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於毛澤東時代已經造成大多數經濟都不在中央計劃管轄內，而是在中央計劃以外。毛澤東把相當大的財權和企業經營管理權已經給了地方，所以中國的許多縣都是“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在經濟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最根本的特點就在於它並不依賴國營企業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計劃以外的地方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在於它能夠在計劃的國營企業之外又發展了一套新的經濟主體，是由地方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所帶動的。而這種改革道路是高度專業化分工的蘇聯體製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蘇聯的地方並不是“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並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獨立經濟係統，因此蘇聯東歐的特點就是其經濟改革無法形成一個在計劃體製之外快速發展的活躍經濟。謝淑麗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條與蘇聯東歐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於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鄧小平改革，實際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地方分權化”基礎上進行的。她特別強調，鄧小平的改革同樣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與毛澤東依靠地方發動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轍。不但如此，在她看來鄧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權道路，隻有在毛澤東已經造成的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高度地方分權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鄧小平時代的地方分權化實際是毛澤東時代地方分權化的延續。

         但是謝淑麗特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鄧小平尚未重新掌權以前，中國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的中央計劃經濟，這就是華國鋒主政的三年。當時文革剛結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複五十年代，大家認為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黃金時代，那時候管得多好，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實很成功。華國鋒當時提出的經濟改革方案，是認為石油危機以後國際石油價格會很高，因此企圖用“再開發十個大慶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來換取外匯，然後買西方先進的科技，著重發展中國的重工業。這整套設想實際是想重新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計劃經濟的模式。但一方麵，中國自己的石油儲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換取外匯的設想整個就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華國鋒的這一經濟方案必然要求把經濟大權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來，謝淑麗指出，這是完全不符合毛時代已經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來，在毛時代已經形成的地方分權化以後，重新走回中央計劃經濟的道路在中國事實上已經不可能，這就是為什麽華國鋒那麽快就下台的原因。

        鄉鎮企業：從費孝通到毛澤東

        鄧小平主政以後的中國經濟改革，在整個八十年代過程中常被稱為“讓權放利”，亦即把權力和權利讓給地方和企業。不過我們大家都會記得，當時中國很多人其實都反複強調，“讓權放利”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地方。換言之，許多人的思考和蘇聯東歐一樣，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國有企業上，而認為把經濟主要讓地方搞不是經濟學的正道。但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國營企業改革比蘇聯東歐更好，而完全是因為中國新的經濟是在地方上發動起來的，尤其是由當時誰也看不起的鄉鎮企業所帶動的。我們都知道，鄧小平本人就講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和根本作用是誰也沒有想到過，中央也沒有想到過，完全是鄉鎮和農民自己搞起來的。但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事實上正是當年毛澤東的“大躍進”奠定的，大躍進本身當時雖然失敗，但卻在很多鄉村留下了當時的所謂“社隊企業”，這些社隊企業就是日後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費孝通先生當年寫“江村經濟“，他是最早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可能性在發展鄉村工業。但是費孝通當時就已經指出，這種發展道路在當時即解放前的中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鄉村工業的發展需要很多條件，比方說至少要有電，有公路，所有這些條件是那時中國的大多數鄉村根本沒有的。沒有電、沒有水、沒有交通運輸通達城市，怎麽可能有鄉村工業的真正發展？但是費孝通的夢在中國八十年代開始有機會實現，其原因就在於，由於毛澤東從“大躍進”開始力圖把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引入到鄉村，不斷把中國的企業和經濟下放到社會基層，使得中國的鄉土社會不是外在於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之外的。在毛時代，交通、水電以及至少小學教育和赤腳醫生的進入鄉村，都是中國鄉鎮企業在七十年代後可以大規模發展的根本性基礎。八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的運作方式也幾乎完全是“大躍進”式的，所謂“村村冒煙”本身就是“大躍進”的傳統。

        雖然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非常多，比如重複生產和環境汙染等等，以及大規模的放權給地方導致後來的中央財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實。但是我要強調，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我們不能用後來出現的問題就否定中國的經濟改革根本上是由鄉鎮企業搞活帶動的。許多人常常想當然地以為應該而且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一條一勞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謂正規的現代化道路，但這種思路本身不過是削足適履而已。中國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確的做法，後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確的，需要不斷調整，不斷創新。

         重新認識新中國前三十年：延安道路問題

         我們現在不能不問，毛澤東當年為什麽要如此頑固地不斷破壞以致摧毀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我以為我們現在必須重新認識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道路，許多我們從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開始提出的所謂“紅與專”的矛盾，所謂“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關係”，以及“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事實上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學內涵，折射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矛盾。這些問題實際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現出來，繼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例如晚近以來中國左右兩派學者都強調中國正在形成“精英聯盟”與“農工大眾”的對立，其實不過是同一社會學內容的繼續展開罷了。

        這裏我想特別提及另一個美國學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舒曼（Franz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這本書對新中國建國以後逐漸走向與蘇聯體製分道揚鑣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雖然此書有比較強的社會學功能主義。舒曼認為，1949年中國共產黨占領全中國要開始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後，實際麵臨一個基本選擇，就是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和現代化道路，應該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還是應該繼續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發展。

        蘇聯道路是高度依賴技術專家來貫徹中央計劃經濟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則是一切首先發動群眾依賴群眾的道路。走蘇聯道路就要強調技術專家，就要強調知識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則要首先強調人民群眾，要強調所謂“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因此，毛澤東從五十年代開始強調的所謂正確處理“紅與專”的矛盾，強調所謂“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在舒曼看來實際都是與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有關的。這就是建國初期中國的技術專家極少（陳雲曾說中共從國民黨那裏接收的技術知識分子一共隻有二萬人），而中共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則是最廣大的農民和工人。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應該主要依靠少數的技術專家走蘇聯道路，還是可以繼續走中國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數當時沒有文化不懂技術的普通民眾，這在舒曼看來就是新中國建國初期麵臨的基本選擇。

        我們知道，新中國最初的決定是必須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麵的高度中央計劃經濟體係。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全麵的蘇聯化，整個按照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做法來奠定。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意味著高度專業化分工，所有的企業都要納入中央的經濟管轄，一切經濟計劃都要在中央計劃部門來決策。中國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按這種蘇聯模式搞的。按照劉少奇當時的說法，計劃經濟就是“在全國計劃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計劃。全國是一本賬，一盤棋。不應該有不列入計劃的經濟活動。不列入計劃就會發生無政府狀態。不能一部分是計劃經濟，一部分是無計劃經濟。”

       但這種把所有經濟和所有企業都納入中央計劃的工業化道路，正是毛澤東很快就堅決反對而且從實際上加以摧毀的。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就已經懷疑蘇聯這套中央計劃經濟體製，開始思考如何擺脫蘇聯式計劃經濟體製。而從1958年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終於實際上把中國正在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為什麽毛澤東要這樣幹。舒曼指出，仿效蘇聯經濟模式對當時的中國必然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即這種計劃體製必然使得所有經濟工作都依賴於少數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專家，而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數幹部包括多數高級幹部都將無事可幹，處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證明了舒曼當年觀察的洞見，例如毛澤東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黨工作重心真正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就說：

       “黨的領導幹部真正搞經濟工作，搞建設，還是從1957年北戴河會議以後。過去不過是陳雲、李富春、薄一波，現在是大家擔當起來。過去省一級的同誌沒有抓工業，去年起都抓了。過去大家幹革命，經濟建設委托一部分同誌做，書記處、政治局不大討論，走過場，四時八節，照樣簽字。從去年起，雖然出了些亂子，但大家都抓工業了。”

        從毛澤東這段話其實可以看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絕大多數中共幹部，更不要說中國的普通工人農民基本上是無法參與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要全黨幹部都抓經濟，要全國普通民眾都投入工業化建設，這個過程是我們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澤東頭腦發熱。但舒曼的看法遠為深刻。在他看來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大躍進”，要各省各地和各縣的第一書記都要抓經濟抓工業，並且提出“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都是與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有關的，即毛澤東強烈地要求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工人和黨的幹部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人和主體，他怕的是農民工人以及沒有文化的所謂工農幹部被邊緣化，而被置於中國工業化現代化之外，這就是他為什麽要強烈地反對把工業化和現代化變成隻是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知識分子的事。

        舒曼認為，從大躍進開始，實際意味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開始擺脫蘇聯模式，重新回到毛澤東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這就是毛澤東一貫的發動群眾、發動地方的道路。毛時代的一個特點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會議都是在地方開的，例如鄭州會議、南寧會議，杭州會議、武昌會議，等等，老是在地方上。

        從前文化大革命時的一個傳說說隻要毛主席的專列一出動，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幹什麽，因為毛澤東總是要移出中央，靠發動省地縣幹部甚至公社幹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從地方從基層發動的。與此相應，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中共領導層結構與蘇聯東歐共產黨的結構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員會的構成裏麵省地幹部占了最大比例，達43％，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員會中普通工人和農民黨員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時候達30％，他要把整個政權權力基礎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會對此很不以為然，以為應該強調知識、科學、技術、文化等才對，靠農民工人有什麽用。但這種看法其實是片麵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學常識的。現代政黨的政治生命首先取決於它是否有所謂“草根基礎”，即中國所謂群眾基礎。如果一個黨由一大批諾貝爾獎得主組成，那不但是什麽用都沒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為何物。

        這在任何西方國家的政黨都是基本常識，即政黨的生命取決於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礎，取決其民眾基礎。實際上毛澤東在1969年前後提升工農在中央委員會比例的做法，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也都在做類似的改革，他們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黨更有群眾代表性。美國的民主黨在68年首先規定黨代表中必須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隨後美國的共和黨也隻能跟進，因為都要爭取群眾基礎。而毛澤東在文革中則是要求中央委員中必須有工人多少，農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強調這個社會基礎，要求把這個社會結構帶進來。中國今天過份強調學曆、學位、實際上是有片麵性的，從政治上講，如果沒有草根政治，沒有群眾基礎，隻有一大批高學曆高學位的人指手劃腳，那是無濟於事的。

        結語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較激烈的語言提出，“今日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與此同時則閉口不談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出發點是所有人的權利，而且為此要特別強調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的權利：弱者的權利、不幸者的權利、窮人的權利、雇工的權利、無知識者的權利。”

        我在當時因此曾質疑“中國知識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力服務於少數人的‘特權’，還是在伸張所有人的‘權利’？”，並認為當時一些所謂知識分子實際已經成為“一半為官方一半為大款驅走的得力馬弁”。

        尚記得十年前我這篇文章發表時曾引起知識界相當大的反彈，包括許多老朋友都認為不能接受，認為我的立論過於偏頗，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國改革的實際和中國知識界的實際。但曾幾何時，如今中國社會對知識精英的強烈抨擊可以說幾乎每天都見於各種媒體和互聯網，其語言的激烈更遠遠超出我當年。

        同時，大約從2002年以來，中國左右兩派的學者幾乎都提出了各種大同小異的所謂“精英聯盟”說，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已經由於共同的利益均沾關係而形成了相當穩定的統治精英聯盟，共同排斥底層人民，用溫鐵軍的表述，則是有所謂“官產學媒”四大強勢的結合，形成對工人農民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實際排斥。不管怎樣，現在左右兩派似乎都在強調，精英和大眾的矛盾今日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但我們從前麵的論述實際可以看出，今天所謂“精英與大眾”的矛盾，實際就是毛時代從1950年代以來一直麵對的同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從這種意義上，共和國六十年來的基本問題有相當的連續性。

        但我個人對今天的看法反而有點不同。我以為，從近年的情況看，我們恐怕不能貿然地就斷定，現在已經形成了鐵板一塊的精英聯盟，而共同自覺地排斥底層大眾。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事實是近年無論學者，官員，媒體都在變。以知識界而言，現在自覺認同權貴，專門為權貴集團辨護的學者恐怕隻是少數人，雖然這少數常是比較有權勢的學官，但大多數學者現在基本是比較關注同情大眾和底層的。

        其次媒體近年來有很大的變化，事實上媒體近年在關注大眾和底層方麵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時，對於官員特別是基層幹部，我以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這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事實上相當多基層幹部是最接近大眾和底層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來我們前麵論述的“新的改革共識”正在形成，而這種“新改革共識”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亦即這種共識並不僅僅隻是農民工人和底層的共識，實際同樣是學者官員和媒體的共識。

        也因此，這種“新改革共識”對於中國現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體的各種政策都在產生實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