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僑報
大學要承擔起培養一個民族脊梁的責任，擁有救世濟民的情懷。從改造青年入手，培養一代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人才，從而改造社會，強健民族，而不是滿足於培養多少工程師、企業家，更不能滿足於培養了多少高官。
本周末，清華大學就將迎來自己的百歲生日。這所由庚子賠款籌建起來、當年專為美國輸送留學生的學堂，曆經清王朝、北洋政府的覆滅，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的炮火，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雨，改革開放、中國複興的輝煌……一百年來，清華被深深刻上中國命運的烙印，審視她的曆史，使我們重溫民族孱弱的恥辱，也感受到振興中華的驕傲，更重要的是，清華以其百年來的作為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中國需要什麽樣的大學？今天的大學應該具備什麽樣的情懷？
周詒春、梅貽琦、陳寅恪、葉企孫、華羅庚、吳晗、曹禺、錢偉長、錢學森、梁思成、竺可楨……一代代清華人最讓我們感佩的，不僅是大師們的成就，更是他們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對國家、社會和民族的擔當。如果說英美大學的理想之一是認識真理，讓學生成為理性之人，那麽清華大學的理想則包含著救民濟世，人們從清華這小小的一隅，看見積弱的古老國家救亡圖存的過程。梁啟超早年間的演講說得好：“清華學子，薈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之俊秀，為師為友，相磋相磨，遨遊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則民國幸甚矣。”
清華從誕生之初，就肩負了這樣的曆史使命，而她百年來的履曆，亦證明自己不辱使命。
《民國史料叢刊》中，收錄了出版於民國15年(1926年)的《清華一覽》。裏麵一份表格列出了曆年清華“放洋”學生的聯係方式。一一點數，九成以上，均於學成後回國效力。他們是清華、北大、南開等高等院校中的院長、教授，外交部、交通部、實業部等國民政府部門中的幹員，銀行、煤礦、工廠裏的經理和襄理……這些當年自水木清華漂洋過海的種子，漸次飛回，重新紮根於古老中國的土地。
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共組為西南聯大，在日本人的戰火中不僅保存下了中國的文脈，還迎來了學術上極其繁榮的時期，培養出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
上世紀50年代，在共和國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有14位曾在清華學習或工作過，其中有9位出自物理係。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對技術興國的強烈渴求下，大陸出現“工程師治國”現象，清華仍是其中代表，走出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長，湧現出一大批“興業之士、治國之才”。
盤點清華的功績，不是為了慶賀，而是要去檢討中國大學現在有什麽缺失，去思考大學與國家應當是什麽關係，大學應當擔當什麽樣的責任。
今天的中國，處於最為繁榮的時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在這盛世圖景下，大學數量大增，大學的樓越蓋越高，但大師何在？應試教育日益發達，但高分低能突出，情感教育缺失，甚至出現留學生機場拔刀刺母、開車撞人後連捅受害人8刀的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等極端個案，折射出中國教育的病。
教育的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病。有了全社會的官本位，才會有大學生考公務員熱；有了拜金潮，才有大學賣地、並購、經商。在今天大學教育已經日漸普及時，要求大學仍像百年前那樣培養全民族的精英，固然不太現實；但作為大學，仍然必須要承擔起培養一個民族脊梁的責任，擁有救世濟民的情懷。從改造青年入手，培養一代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人才，從而改造社會，強健民族，而不是滿足於培養多少工程師、企業家，更不能滿足於培養了多少高官。
“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梁啟超百年前所表達的期望，今天有多少大學有這樣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