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的胡子與司馬南的嘴臉
--程美信
司馬南在一個網絡訪談節目上，肆意抹黑艾未未，完全達到了黑白顛倒的地步。這位“打假鬥士”當年批“李師傅”而名聲鵲起，並打響長達20年反邪教運動的第一槍，這是司馬南的曆史“功績”，今天他磨刀霍霍對準艾未未以及整個自由派群體，根源在於他對普世價值、民主思想和西方世界的敵意，他在《民主胡同４０條》全書裏已毫不掩飾這些。正是這個原因，他才被請去談論艾未未事件。司馬南曾經的“打假”對象，是些不高明的江湖術士，輕易勝利使他在其他問題上變得忘乎所以，加之緊靠官方的政治立場，自感擁有無與倫比的正確性：以民族姿態反西方、以國家名義反民主。因此，司馬南對政治、人權、藝術領域的強悍言論，表明他不是一位真正尊重理性的偏執狂。如他當年對“老李”徒弟們那種強硬態度，根本不在乎這些老弱病殘的心理感受，更不清楚在一個人性化的文明社會，醫院裏有禱告室，教會裏有醫院。在長達20年還遠未結束的反邪教運動中，司馬南撈足了政治資本和話語權力，使他將黑手再次伸向非體製藝術家和異議弱勢群體，滿足他的嗜血本性。
當節目主持人請司馬南介紹一下他熟悉的艾未未，他說：“（艾未未）臉很大，頭型很怪，胡子很長，早年間沒名，在美國混了十幾年沒名堂。但是，2008年突然間聲譽鵲起，原因據說是奧運會重要工程請他去，但艾未未自己對外媒說：‘我不想給CP添彩。我不幹’。想不到，人不知道那句話就中彩票，艾未未因為這一句話中了彩票。國外的投機商就給他大獎，於是乎艾未未獲得巨大聲望。請注意，艾未未在2008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中國的媒體《南方周末》，關於艾未未的文章不下10篇。艾未未一下子成了最人性的、最偉大的、最可愛的、最最具有國際聲望的大藝術家。……，所以說，艾未未很像股市上的妖股，他最偉大的成就是英國人出了一大筆錢，給他搞了一大堆瓜子，人做的一大堆瓜子扔在一大堆地上。這叫什麽玩弄？‘對不起，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我們英國就有人出錢’。”
事實上，早在2008年前的艾未未，在藝術界已是名聲顯赫，至少在中國當代藝術圈是無人可及，絕不是司馬南說的艾未未是靠鳥巢這點鳥事一舉成名。艾未未成為中外著名公眾人物，固然跟他調查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談做人事件和楊佳殺人案等事件有關係。司馬南對此隻字不提，卻拿鳥巢鳥事肆意發揮，實在有辱“打假鬥士”美名。司馬南在出席談訪節目之前，說是請人專門在網絡上搜查跟艾未未相關的信息，這表明他了解艾未未在08年前已“暴得大名”。在中國，不光是藝術界，整個社會都缺少艾未未這樣獨特獨立的人，像司馬南這類依附體製權力的庸人是比比皆是。艾未未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不光是靠他的藝術作品或那堆葵花籽，而是他的正義勇氣和人格魅力。沒有正義靈魂的人，不論他做什麽都不值一提的，正如司馬南批評“李氣功師”不乏常識的正確性，可麵對老李大批門徒遭到厄運卻不吭聲氣，好像一切跟他毫無關係。有充分的依據表明，司馬南仇恨美國以西方，那是因為美國和西方給予老李及其徒弟門提供了庇護，這才使他司馬南出於道義恐懼，投入反西方、反民主的事業，成了名副其實的仇美偏執狂。《民主胡同４０條》不止一般的幼稚荒謬，別說被１８世紀盧梭等人所唾棄，幾乎是中世紀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濃縮中國版。司馬南如此喪心病狂地反對民主、擁護專製，根源在於他把個人的榮耀尊嚴跟獨裁專製綁捆一起了。
關於外界質疑艾未未“被帶走”的原因，司馬南顯得蠻不講理地說：“他艾未未被p.olice帶走了，中國每天被p.olice帶走的人太多啦，小偷、嫖客，有哪個人一下子引起西方某些人、某些什麽什麽國際組織一鼓腦袋開始煽火？說完啦完啦！中國人權惡化，艾未未被帶走了。……，我今天晚上就要接受一個外國媒體采訪，我就想問它，你知道艾未未什麽事情嗎？你知道艾未未是嫖娼還是賣淫還是吸毒啊？還是刑事犯罪呀？你知道他什麽事情嗎？你什麽都不知道，你憑什麽知道艾未未被帶走了就說中國人權狀況惡化？”要知道，即使艾未未是盜竊、嫖娼、賣淫，p.olice也要根據正常司法程序進行拘捕，諸如通知嫌疑人的親屬、對外通報拘捕理由、代理律師士人介入，否則就怪不得外界的種種猜疑，畢竟艾未未是用語言文字、藝術行為公開批評政府某些問題，加上中國現政府的人權記錄，外界根據這些認為艾未未是起人權事件就合乎情理邏輯。然而，直到國內外開始“煽火”幾天後，外交部門才出麵說艾未未有“經濟問題”被拘捕。
接著，司馬南說西方政府和外國媒體是法盲、文盲、流氓“三盲”。事實恰恰表明司馬南是對法律無知的法盲、對人權無知的文盲、對公正無知的流氓。首先，中國是《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公約的協約國，即中國的人權狀況必須接受國際社會監督，同時中國人有監督其他國家人權狀況的義務和權利。其次，人權本來就是防範政府濫用國家權力，如當年德國納粹搞種族滅絕，就是國際社會的沉默縱容希特勒犯下滔天大罪。再次，沒有一個國家政府的司法公正、人權政策達到盡善盡美，唯有通過國際社會、個人團體的積極參與監督，才使各國人權狀況做得更好。因此，西方人或中國人，就艾未未“被帶走”表達關注和非議，是極為正常的輿論現象。
司馬南還質問西方說：“我要問，那你首先要證明艾未未的人權為什麽要駕馭全體中國人權之上，艾未未的人權是人權，中國人集體的人權就不是人權。你問艾未未帶走了，不問是非曲直和具體事由就要求放人，這叫人權嗎？還有，你如何證明美國、德國、法國、英國，你們所謂的西方發達國家，你們比中國CP、比中國政府、比我司馬南更關心中國的人權嗎？能證明嗎？我們當然知道，你們史上不講人權，你們現在正在伊拉克、阿富汗、正在利比亞叫利比亞看到什麽是人權。”首先，司馬南的假設是荒唐不堪，艾未未作為一名藝術家，能將他的個人權力淩駕全體中國人的人權之上？無非認為西方是利用艾未未的人權來侵犯中國的司法主權，殊不知國際社會和任何人都有權對某一國的某一可能人權事件提出置疑和批評，包括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也有這樣權利和義務，它不是破壞某一個國的司法主權，而是敦促它在人權方麵做得更好。
至於西方曆史上的人權狀況，顯然有惡劣的記錄，但判斷問題總有個具體時間準則，不能將當年德國納粹等於今天德國人和德國政府，否則人世間毫無理性前途。中國在人權、司法、政治各個方麵，應該有勇氣尊重國際普遍準則，不至於經不起批評便扯到過去曆史，拿人家祖上的醜惡曆史為自己現在醜惡進行辯護，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懦夫思維。再說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要不是一個個劣跡斑斑的獨裁者，他們的國家不會出現內部眾叛親離，這是本質的問題。此外，國際社會對這樣國家進行政治幹預或武力幹預，雖然不盡如意，甚至造成無辜平民傷亡，但它也是必要的手段，否則後果更加嚴重。中國當年在力挺南聯盟米洛舍維奇鐵腕政府，最終落入幾天不討好的尷尬處境，包括今日塞族人都覺得前政府施行種族滅絕政策是民族可恥的罪惡。這個方麵，中國人需要反思了，出於反西方而力挺柬埔塞紅色高棉、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薩達姆，以及現在的卡紮菲政權和北朝鮮政權，它最終使中國喪失正義的國際形象，贏得獨裁者一時讚美好感都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特別一個世界大國，光靠強大軍事和財富國力是不夠的，還需要敢於擔當的國際正義勇氣。
對於西方關注艾未未的人權，司馬南的反應是“中國人權，三十年來，六十年來，到底好不好，中國人權狀況到底改善沒有？這個事情有目共睹呀，你去看人均死亡，你看我們吃什麽穿什麽呀？你看我們蓋了多少房子。”這裏必須支持，２０世紀最重大的人為浩劫，主要發生在中國，先不說司馬南強調的２８年武裝鬥爭中“三千年萬條命”的虛實，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千萬條命至少是沒有多少水分的，它反映了６０年來中國人權的真實狀況。文革後的三十年，人權狀況是改善，正如房子沒有少蓋一樣，但它不代表中國人權狀況已無可挑剔，否則艾未未就沒有必要“特立獨行”，更不至於因此“被帶走”，並招來西方“煽火”，如《環球時報》社評說艾未未的行為是“中國社會的經驗並不多”、“法律的判例也不多”。在艾未未事件，沒有依據表明美國人、外國媒體有不妥的行為，它是國際公約賦予全世界人的權利和義務。
司馬南在談訪節目中，將他的極左政治、反西立場、並對自由派、改革派的強烈不滿情緒，一骨碌轉移到艾未未談問題。這雖然是他的個人的合法表達權，可他偏偏利用“老百姓”和艾未未來表達，可謂是欲蓋彌彰。他說：“有一種老百姓說的‘南方係’，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在廣東宣傳部主管的媒體，公然在這類事件上，旗幟鮮明地在反體製立場上，這個‘體製；不是體製改革的體製，它講的就是政治。所以，你看看，關於艾未未的集中報道，所以看看關於普世價值的宣傳，所以你看看，關於政治體製改革那種話裏有話，那個微妙，所以艾未未這個不是什麽人權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微有事理常識和民主思想的人，肯定不否認《南方周末》代表了一個社會的正常需要，至少它代表了一種不同的聲音。一種錯誤言論本身不可怕，當一言堂成為不可挑戰的權威， 謬論都會成為行之有效的真理。司馬南有反對普世價值的權利，正如艾未未有倡導普世價值的權利一樣。事實上，中國太缺少“南方報係”，恰恰北方“新華報係”的《人民日報》、《環球時報》過於強大，成了司馬南等人反普世價值、反民主政體的強勢聲音。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它本來就不應該某一黨、某一人的專有聲音。不過，司馬南還是不慎說了點真話，他認為艾未未事件就是“政治問題”，它自然也是個人權問題，表明司馬南很清楚艾未未是因為批評政治的行為表現“被帶走”，絕不是官方版本的“經濟問題”。
司馬南說他用了十年時間去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並以他著有《民主胡同四十條》為證。他認為：“我認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製度自信，說中國CP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積木搭了六十年，我們對這個體製應當有自信，這就是２８年武裝鬥爭，六十年艱辛努力，然後１３億人有了這樣的地位，有了現在這樣的日子，固然我們有很多不滿意，罵你娘是應該的？主人罵娘不滿意，但你說要推倒積木重來，這不行。”
一個在文化與製度上有充分自信的國家，絕不會在人權、民主等問題上備受國際社會的批評，更不會拿別人曆史上過去醜惡來搪塞自己現在醜惡行為。不論解放前２８年武裝鬥爭還是解放後６０年艱辛努力，中國CP不學習國民黨實行黨禁開放、民主改革，它的最終結果必然遭遇像“２８年武裝鬥爭”、重新搭積木，６０年的艱辛努力和１３億擁有今天地位將可能毀於一旦。這個絕不是艾未未或某個人的不滿罵娘行為，是所有獨裁政權的必然下場。假如司馬南真的用十年時間去研究過中國政治問題，對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應該略知一二，知道無產階級可以通過暴力革命取得國家政權，但沒有人們民主的製度保障，最終變成一個比強盜更為惡劣的腐朽政權。還有，艾未未或其他中國公民對政府的不滿批評，絕不是司馬南說的“罵娘”行為，可見“打假鬥士”司馬南仍是滿腦子封建思想。
關於推倒積木重來的問題，司馬南提出兩點，說：“涉及兩個問題，一個巨大的浪費、巨大創傷，承受不起，第二，我們還得講點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CP領導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艾未未講價值是虛謊一招，他懂什麽理論？他假裝懂理論，講普世價值，但話題一轉，艾未未愛講西方最悅耳最響亮的口號，說“艾未未要結束CP獨裁專製”，如果艾未未的話成立的話，那艾未未是違反憲法。不要說中國現在新憲法，５４年第一部憲法，憲法之上的上憲法《共同綱領》，那既定前提，你艾未未有想法可以，你公開依此為標誌，那當然你違法。這種主張是違反憲法原則的。
首先要肯定司馬南反對重搭積木的觀點，前提是必須確立國家這一積木的合理結構，否則越堆積不是高大牢固，而是愈搭愈高愈家危險。其次，既然要講憲法憲政，它的前提不能是某個人、某個黨強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人民民主專政的憲法精神就是不允許某個黨永無止境的領導一個中國，必須由人民推選產生一個更加高效而清廉的執政黨，不在乎它是什麽政黨，更不能將政黨的執政綱領強加國家憲法之上。此外，任何公民或黨派團體可以反對憲法，並建議和參與憲法修改，隻是必須經過全體人民的表決同意，或者通過人民民主產生的權力機構進行修憲。任何人認為憲法不合理，表示反對和主張修改，均不是司馬南認為的是“違法”，憲法恰恰賦予公民參政與動議修憲的權利，否則就不叫憲法。就目前艾未未的言論行為和藝術表達，全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保護範圍，如果他真有“經濟問題”就另當別論。司馬南花了十年時間研究中國政治問題，最終出來一句“你艾未未有想法可以，你公開依此為標誌，那當然你違法”，可見他的功課沒有做好。
莫名其妙的是，司馬南像個強迫症病人那般指責艾未未是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原則，既然是一部憲法就容許人民反對和建議修改，否則還是共和國的憲法嗎？如果有人反對一黨獨裁，或者艾未未“要終結中國的專製統治”，它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參政權，憲法憲政旨在消除“以暴黜暴”的國家獨裁政治模式。司馬南還說：“艾未未是以藝術家麵貌來做政治家，做政治家我們不反對，但是你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原則，這不行。對不起，我曾經在網上說，如果有人要推翻中國CP的領導，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那好，有個中國老革命說過：你拿三千萬人頭來換。”司馬南如果堅定唯物主義者，一定清楚沒有一個政黨永遠領導下去，或者永久統治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這樣的國家政體必定遭遇“拿人頭來換”的下場。在此，用中國革命之父孫文先生的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國家主權歸於人民，人權高於國家主權，將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
司馬南也不失得幽默的警告：“有些以艾未未為代表的人，把中國定義為封建專製的、黑暗的、CP獨裁國家，他們致力推翻現政權，那就改變中華民族的國體和政體。如果能夠改變一個更好的中國，我認為未必不可。但是，１３億人，我們在如此資源貧瘠厲害的國家，我們在虎狼環視的世界上，我們中華民族在６０年剛剛抬頭往上的肯節上，我們聽你大胡子艾未未上街，老百姓日子就好啦，憑什麽啊？可能小孩一聽你，腦袋一熱，像我這樣的50歲的小老頭，憑我常識判斷艾未未這小子你可以脫褲子，搞你的裸體藝術，更何況你拿著國外的錢幹這事情，不明不白嗎？還有一個問題，“民主”這個詞為什麽好多人掛在嘴上，好像一下子能解決很多問題，別忘了，中國CP也是鬧民主起家的。今天中國這樣的模式，是老百姓民主之後自治的具體模式。民主講理念的時候，大家聽著太通順了，但是任何美妙的東西都要落實到現實中來。中國今天的實現，就是民主的結果。這樣你不滿意，你告訴我怎麽辦？他說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就注定是好的結果嗎？一人一票的國家多了，亂的國家還少嗎？
在司馬南看來，艾未未就是拿西方人錢財、為西方人辦事的賣狗叛徒。一個藝術家靠自己藝術作品掙錢應該是無可非議的事情，正如中國用廉價勞動力和大量能耗換取外匯一樣天經地義。也就是說，艾未未脫褲子，搞裸體藝術賣給西方人，跟擁有中國公民的議政、參政權利並不衝突。假如有證據表明艾未未靠出賣國家機密大發橫財，那將他繩之以法。至於司馬南說的“今天中國這樣的模式，是老百姓民主之後自治的具體模式”視圖說明什麽？當年中國人支持CP革命，期盼的是真正“人民當家作主”，隻要能夠兌現這一點，是否一人一票的確不重要，那樣就是用不著以艾未未為代表的人在高喊“民主”這一口號了。 節目最後提到楊恒袀，這給司馬南帶來一種“抓奸打狗”快感，他說“剛才說到那個楊恒均，你（他）是外國人，你（他）回來向中國人說話應該稍微客氣點，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天天來罵CP，那話也不好講，所以他長時間隱瞞自己是澳大利亞人身份，回來大言不慚，逢人就講我愛國。……，現在我們隻揭開了一層，你是外國人，你對中國人說話稍微客氣好不好？我們不是你有團隊要怎麽樣？不是你是外國人怎麽樣，而是你撒謊，像克林頓摸了不該摸的東西，你有什麽人格讓人相信你？”
在此，本人不得不向司馬南們聲明，我跟楊恒均一樣是加入外籍的華人，我的血統和文化上仍是“中國人”或中國漢族人，它是不可更改的天然屬性和民族身份。按照各國通行的國籍法，隻是我沒有艾未未或司馬南那樣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出入中國邊境按外國人士人辦理手續。這不代表我不愛我出生地的母國，這片土地上有我的生活曆史、世代先人，還有父母、兄弟、姐妹、親戚、朋友，他們生活得怎樣跟我的神經聯係在一起。因此，我沒有理由不愛她，不關心她；假如中國與瑞典（我的入籍國）發生不可避免的戰爭，我將致力維護兩國和平，為此不惜小命，不在乎瑞典把我當成“國家叛徒”和中國視我為“民族敗類”。對自我良知的忠效，將是我唯一的選擇，也是我必須追求的普世信念，否則我那些孩子們將沒有曆史前途，不論他們生活在瑞典還是中國都是“外國人”，時刻可能麵臨“你是外國人，你對中國人（瑞典人）說話稍微客氣好不好？”。
今天寫這篇文章，完全基於我個人的獨立判斷，不代表美國、瑞典、任何人，也沒有人給我好處費。此外，我跟艾未未和司馬南全無親故。但是，對於獨裁專製的政府、胡說八道的家夥，不論它是哪國政府、不論他是什麽人，我說話就用不著客氣了，否則意味著我不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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