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力之 http://www.gmw.cn 2011-04-12 09:34:46
關於普世價值問題的討論，首先應當區分兩個概念，即普世價值與普世價值觀：從字麵上理解，所謂普世價值是指人類社會普遍認同並追求的價值內容，如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等，當然，這些內容本身是曆史地形成並曆史地實現的；而“普世價值觀”則是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表述，被用來引導甚至強行安排世界秩序。由於采用了“普世”的說法，看上去較容易占據道義製高點。 “普世價值”用“普世”作幌子 2003年，伊拉克被美國、英國攻占之後，美國學者喬姆斯基寫道：“在上個千年的最後幾年裏，人們看到了一場自我吹捧的好戲。這場戲極盡肉麻浮誇之能事，甚至超過了人類曆史上前幾次不甚光彩的自我吹捧表演。政治領袖們宣稱，要致力於崇高的‘理想和價值’，建立一個‘理想的新世界，消除一切不人道現象’。這種言論在人類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出現，委實令人心生敬畏。我們將要迎來一個文明與仁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所有的文明國家都將在美國的率領下（屆時美國將‘處在最輝煌的時刻’），本著‘利他主義精神’和‘道德熱情’，為追求崇高理想而努力。”（《霸權還是生存》，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65頁） 恰如D.貝爾在《意識形態的終結》（1988年）跋中所說，“沒有一個政治體係可以存在於道德判斷的語境之外”，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其離任前不久發表了《為全球價值觀而鬥爭》一文，為美國、英國攻占阿富汗和伊拉克作辯護，說“這是一場關於價值觀和進步的鬥爭，因此它必須贏得勝利。如果我們想要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就別無其他選擇，隻能為之而戰鬥。這就意味著要為了我們的價值觀挺身而出，並不僅僅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而是在全世界。我們需要為了這些全球價值觀建立一個全球聯盟，並通過它來行動”。 布萊爾強調，“我們要顯示我們的價值觀並非是西方的，更不是美國或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而是普通人性的價值觀，是全球公民有權擁有的世界性價值觀。”“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整個戰略是基於想要分裂人們的毫無根據的不滿。而我們的答案則需要用一係列足夠堅定的價值觀來將人們團結在一起。這不僅僅是關於安全或是軍事戰略的問題。這是關於靈魂和思想，關於說服人們並向他們展示我們的價值觀對他們來說才是最好的。我們為什麽還沒有成功？因為我們還不夠勇敢，還不夠堅持不懈，為我們所堅信的價值觀鬥爭得還不夠徹底。” 就在如此誇誇其談時，布萊爾不經意間暴露出西方在普世價值掩蓋之下的利益考慮，承認“由價值觀驅動和由利益驅動的外交政策之間的區別是不存在的”。（原載美國《外交》雜誌2007年1—2月號）這透露出普世價值觀在西方的國家戰略地位，而國家戰略是為利益而製定的。 冷戰後，美國感覺到用自己的價值標準統一世界的時機來到了，1990年4月，老布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聲稱，他希望成為幫助鞏固全世界出現民主變革的總統，宣布美國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繼續向全世界提出民主與人權的標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布什政府在蘇聯解體上扮演了一個異常積極的角色。 2005年1月25日，美國總統小布什在就職演說中說：“尋求和支持民主運動和民主製度在各個國家和各種文化下的發展成為美國的政策，其最終目標是結束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暴政。”他甚至煽動道，“麵臨鎮壓、囚禁或者流亡的民主改革人士知道：美國把你們看做你們國家今後的領導人。” 全世界都知道的是，美國口口聲聲奉行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內涵的“普世價值”，自命為人權衛士，而自己實際上是問題多多。美國前總統卡特在他的一本書中詳細講述了美國的集中營狀況： 一大批成年男子和一些未成年男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被俘，然後轉移到關塔那摩集中營。在那裏，來自40多個國家的520人已被拘禁三年多了，他們不能與他人接觸，既沒有法律谘詢的渠道，又沒有受到任何指控。美國的官員證實，許多人受到人身虐待。國際紅十字會考察了約25個美國集中營，發現並登記了107個年齡在18歲以下的囚犯，有些還隻是8歲的孩子，他們普遍受到折磨與虐待。五角大樓的一位發言人表示：“年齡不是拘禁的決定性因素。”2005年4月，人權醫生組織報道說，“至少從2002年起”，對關押在關塔那摩的人，“美國實施了係統的心理折磨”，“給遭受折磨的囚犯人身健康造成嚴重傷害”。（卡特：《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4—105頁） 對此，卡特感歎道：“我們的國家已經背棄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人權衛士領導角色，而且高層官員極力為這種背道而馳的行為作法律辯護。這是多麽令人尷尬的悲劇！”（卡特：《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4頁）他批評美國存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傾向，在反恐怖主義名義下踐踏人權，放棄環保責任、不與地球上的赤貧的人分享財富，一句話，美國並非處處按“普世價值”行事。 “普世價值”本質是“無形的國家利益” 那麽，美國為什麽如此著迷於自己也做得不好的“普世價值”呢？這裏當然有著美國文化傳統的因素，J.D.亨特注意到，“新教徒認為美國是建立基督王國的地方，在整個19世紀，不僅新教徒持續為美國提出千禧年的希望，天主教徒與猶太人也認為美國是神意許諾的土地。即使在世俗的政治論述裏，人們也用最具道德意義的術語來描摹美國的輪廓。曆史上的每一次戰爭都被說成是道德十字軍，以期抵抗‘撒旦的妓女’（對法戰爭與印度戰爭），消滅君主統治（革命戰爭與1812年之戰），廢除奴役（南北內戰），確保民主世界的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戰），抵抗極權的擴張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與獨裁者的擴張性剝削（波斯灣戰爭）。政治人物與國家的領導者繼續把美國說成是‘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領導者。不論是外交事務，還是國內政治，美國的大眾辯論從來不說是不同利益的競爭，而說成是善惡的鬥爭。”（《文化戰爭：定義美國的一場奮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6頁） 實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不過是自覺意識到：利益與價值觀是任何國家在確定自己的安全戰略時都必然要考慮的兩大主導因素。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言，對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探討可以為一代又一代學者帶來無上的榮耀，使他們在大學或研究所獲得終身教授的職位，但是在具體的外交政策決策過程中，卻既沒有純粹的現實主義也沒有純粹的自由主義，權力與價值觀完全密不可分。約瑟夫·奈更是直截了當地認為：“價值觀是一種無形的國家利益。”（參閱：潘忠岐：《利益與價值觀的權衡—— 冷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延續與調整》，《社會科學》2005 年第4 期） 美國曆史學者雷迅馬（Michael E.Latham）在2000年出版了一部研究專著《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作者根據20世紀中期的大量材料，揭示出美國在當時推行的所謂現代化戰略，實質上是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但是采取了非常合乎普世價值表述的意識形態形式。 雷迅馬在書中分析了1960年代美國實行現代化戰略的三個個案：為解決拉丁美洲問題成立了爭取進步聯盟，向第三世界國家派遣“和平隊”，建立越南南方的“戰略村”。這三個個案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是在美國為他國實現現代化的名義下進行的。以至於像越南南方的“戰略村”這樣充滿血腥味的事物，也被解讀為向城市化（現代化之必然途徑）的邁進，因為，在“戰略村”裏，美國人修建了居民住宅、學校、醫院，推行社區管理，提倡培養“社區精神”等等，以此種手段割斷越南南方革命勢力與農民群眾的血肉聯係。 從本質上看，美國隻是將現代化作為意識形態來爭取美國自己的利益，如美國在拉丁美洲成立的“爭取進步聯盟”，雷迅馬揭示出，“爭取進步聯盟所做的不僅僅是將現代化理論的中心觀念吸收到其政策目標和實踐當中。它也樹立了美國的這樣一種身份：一個幫助那些苦苦掙紮中的社會走上它自己的經曆所指明的道路的發達國家。像更古老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和天定命運論一樣，‘新邊疆’口號中的現代化如此界定作為仁義之邦的美國的好處：它有能力幫助那些長期停留在文化和發展階梯中較低位置上的國家。爭取進步聯盟吸收了現代化意識形態，進而強調美國推動變革的力量，使美國對拉美各國的直接幹涉正當化，並促使決策者和廣大公眾把自己看成是深切的利他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傳教使命的一部分。”（《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第145頁） 這裏，美國的價值觀是：美國是“仁義之邦”，奉行普世價值，無私幫助那些“長期停留在文化和發展階梯中較低位置上的國家”；美國的國家利益是：美國對拉美各國（包括世界所有國家）的直接幹涉正當化，美國不會不要回報地去充當“利他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傳教士。 “普世價值”謊言有前鑒 按照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來定義自己的國家，前景如何呢？蘇聯的最後一任領導人、其終結者戈爾巴喬夫的做法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戈爾巴喬夫在當時提出了“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的口號，在西方資本主義並未承諾放棄自己的利益時，主動拆除阻礙歐洲統一的“鐵幕”，主動解除與西方的對抗狀態，以此作為蘇聯重返“歐洲文明”的前提，使自己的國家在叢林法則背景下變成了可憐的羔羊。 可悲的是，戈爾巴喬夫並非想象中那麽幼稚，他明明知道“利己主義實際上人人都有。在美國，利己主義思想大概比我們還要嚴重一些。因為，比如說，很難讓美國人相信，說他們應該對國際社會的經濟努力作出更大的貢獻，這不僅是因為美國這個國家比其他國家富有，而首先是因為它消費的資源比別的國家要多幾十倍乃至幾百倍，其大量工業廢棄物嚴重影響著世界的氣候。”（《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20—321頁）但他還是邁開了幼稚的步子。 戈氏讓自己的國家扛著“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的旗幟，在這一理念指導下進行了大量的“改革”，最後終於使國家進入了西方國家所希望的狀態：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到處是混亂和崩潰之狀，萬般無奈之時，他隻好乞求西方認同“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1991年11月初，戈爾巴喬夫曾給當時的英國首相約翰·梅傑發過一封急電，“為避免事態惡化，我請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資助我們15億美元的靈活資金”，然而，梅傑根本沒有答複這封充滿絕望之情的來信，戈氏一無所獲。（羅伊·梅德韋傑夫：《蘇聯的最後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8頁） 戈爾巴喬夫追求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理念上並無大錯，但是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破壞了國家利益與價值觀之間的平衡，他知道美國人的“利己主義思想大概比我們還要嚴重一些”，卻在美國人之先解除了自己的武裝，讓虛幻的價值觀解構了國家利益，這一悲劇性結局，今天的俄羅斯隻能默然承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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