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強國網
中國雖然以無可爭議的優勢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繼續以不可遏製之勢高速增長，顯示了強大的增長潛力和體製合法性。但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和日本的差距仍然巨大，比如中國人均GDP僅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它們眼裏，中國仍然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甚至還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從中國來看，做為如此巨大一個文明體，根本不需要用他人的標準來衡量並以此獲得他人的承認，實際上中國正在創造新的規則和標準。從中國國民性來講，我們並不在乎它是什麽，衡量的標準是它的表現是什麽。恰在此時，幾乎同時發生的兩場地震：中國盈江和日本宮城縣，成了中日兩國製度對比的意外契機。
3月10日發生在雲南盈江縣的地震不過5 .8級，但此前該地區已經發生大小1200多次地震。其中四級以上地震就有四次。對於一位名叫金小四的村級幹部來說，印象最深的是2月1日的4.8級地震。當時他正在盈江縣人民醫院看親戚。剛上電梯就遇上地震，被困十餘分鍾。而就在這十來分鍾，他接到好幾個領導打來的電話，要他馬上投入搶險和救災。其中一個鎮領導還警告他：要是他的村寨出現傷亡事故，拿他是問！隨後，縣鎮領導天天到寨裏探望村民，送去40多頂賬篷和更多的油毛氈、食用油、大米和大衣，確保無人挨餓、無人受凍。醫院也派了醫生在賬篷裏上班，村裏則每晚組織民兵義務持警棍巡邏。不僅如此，地震發生後，當地政府給農戶發放補助，並提供貸款幫助他們蓋房
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什麽是高效，什麽是責任，什麽是“為了人民”。
地震是特殊自然災害，具有突發性、高破壞性的特點。需要第一時間打破常規進行應對。盈江縣民政局就在上級資金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緊急動用了一家米廠的80噸大米。在儲備物資用完之際，又臨時向原供貨商賒欠油毛氈300卷。還有一件事值的一提的是，3月10日大地震前，盈江縣已經收到救災款1500萬元。其中民政部900萬、省、州、縣各200萬。但根據國家規定，地震不到五級，不能啟動國家層麵的救災響應。哪麽民政部的900萬是怎樣撥付的呢？原來盈江縣縣委書記和民政局局長赴北京和民政部某司一位領導談了半個小時之後，雖然表示不符合國家相關規定，但仍然還是批複了900萬救災款。
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盈江大地震發生之時，兩會正在北京召開。3月10日這天，來自雲南的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對盈江縣這樣的邊疆少數民族落後地區，降低國家救災響應的啟動標準，將5級調整為4.5級。如果誰還不理解人 代表大會製度含義的話，不妨再看看這個活生生的實例。不過，隨著當天5.8級地震的發生，國家啟動了三級救災響應。當天下午雲南省就撥付2000萬元救災資金，幾乎同時，州政府下發文件要求財政撥款300萬救援。一個小時後，中央、雲南、州相關部門的官員不斷趕到盈江縣指揮部內。兩小時後軍隊、武警、消防隊、醫療隊即趕赴災區。駐守盈江的某邊防團官兵，震後2分鍾即投入搶救生命、運送傷員的行動！（估計無需等待上級命令）。當晚，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乘飛機赴盈江指揮救災。中央第二天即下撥5500萬元救災資金。
以上就是盈江縣5.8級地震中國各級政府的表現。高效、透明、責任、靈活、務實，一覽無遺。從理論上講，沒有沒有問題的製度，沒有更好，隻有更適合。地震這一突發自然災害往往是一個製度的驗金石，至少，中國現有的製度模式已經屢屢經受住了考驗。
僅僅一天之後，一個發達和民主的國家、一個發生地震頻率遠高於中國的日本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9級地震、海嘯和核災難。
如此罕見的地震和海嘯發生之初，日本國民的鎮靜和秩序曾經震撼和感動了這個世界。然而，很快，日本的救災神話開始破滅。
在一向也以高效著稱的日本，地震十多天後仍然災民受凍挨餓。在任何自然災害中，救援隊伍都可以在四天之內抵達災區，即使基礎設施遠遠落後於日本的國家也能做到這一點。但日本卻讓人失望了。雖然有號稱“亞洲裝備最精良、素質最好的軍隊”十萬自衛隊參與救援，但一周後救援車隊才開上該地區為緊急車輛預留的高速車路。整個日本就是這樣一幅場景：慢吞吞的救災節奏、混亂無序的指揮、自相矛盾且很不充分的信息發布。當然已經習慣於國家領導人第一時間到災區的中國百姓，是無法理解何以三周之後日本首相才視察災區？
這一切都被外界歸於日本長期形成的官僚體係和僵硬的法製觀念。於是便 出現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奇特現象：日本一家航運公司要求提供一艘集裝箱運貨船，充當運輸物資直升機的停靠點。日本政府卻以它沒有此類工作的許可證而拒絕。外國醫療隊由於沒有在日本的行醫資格，僅能進行最有限的必要醫療操作。海外捐助的藥物由於日本相關機構還沒有批準使用而不能分發到急需的災民手中。當地的物流公司由於等待政府的批準而遲遲不能投入救災----盡管成箱的救災物資都堆積在東京的倉庫裏。許多車輛由於沒有汽油而無法使用。日本南方雖有充足的供應，但北部沒有有特別許可證無法買到。
頗為令人反諷的是，率先向北部運送物資的竟然是黑社會。由於毫無法規、規則意識，他們不經政府批準就開始運輸救援物資。
更荒唐的還有，有個國家表示要援助幾萬床毛毯，但日本政府卻指定毛毯尺寸必須是80厘米見方才可以；有的國家想送食品，但日本政府稱，如不張貼日文標簽就沒辦法接受。日本政府聲稱提供救援物資的國家有義務負責裝卸貨物並送往災區：難道日方認為外國駐日外交機構在物流運輸領域的統籌能力比本國政府更強大？難道日本連組織裝卸和輸送外國救援物資的能力都沒有？
當然最令日本舉國上下以及全球受涉波及國家最為憤怒的是日本東電公司長期的欺詐行為。地震來襲前十天，東京電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安全署坦承，提交的維修紀錄是偽造的----而且類似的偽造並不是第一次。2007年3月，“東電”總經理再度向公眾承認，該公司曾隱瞞了1978年發生過嚴重的核反應堆事故。就是政府前去檢查，東電公司也同樣欺上瞞下。比如柏崎刈羽核電站一號反應堆緊急堆芯冷卻係統負責排出殘熱的一個泵在1992年5月定期檢查的前一天出現故障。檢查當天，公司人員在核電站中央控製室做了手腳，使泵看起來運轉正常，蒙蔽了政府派來的檢查人員。目前福島核電站六個反應堆中，多達33個組機件，沒有經過安全檢查。第一核電站內，供電給一座反應堆冷卻控製閥的電源板，已經有11年 沒有進行檢修。在為核電站的機組進行檢查時也是草草了事，但卻虛報已作了徹底檢查。核電站的冷卻係統，包括水泵電機組和柴油發電機不在檢查範圍內。而這次 核電站爆炸和泄露直接由於冷卻係統失靈所致。這也是為什麽《華爾街日報》援引日本政府人士的話稱：“此次災害百分之六十是人禍”。
哪麽究竟什麽原因導致一場自然災害成為“60%”的人禍？除了日本僵化、刻板的國民性之外，恐怕還是要和它的製度撇不清幹係。日本這套製度是二戰後在美國占領之下確立的，在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上都曾居功至偉。但六十多年過去了，這套體係的弊端日益明顯。二十年間經濟上低迷不振，政治上也無法建立穩定的政府，甚至本世紀還出現了五年五換首相的現象----如果不是地震來臨，恐怕都要出現五年六換首相的場景。這次地震日本令人失望的表現實是各種問題的集中大爆發而已。什麽是最大的腐敗?一個靠納稅人供養卻不能有效作為的政府就是最大的腐敗!
柏拉圖曾根據掌握權力人數的多少分為君主製、寡頭製和民主製。同時也認為任何製度都會出現退化現象（中國著名史學家錢穆也有同樣的看法：每一製度隻要推行到兩三百年的，總不免出毛病）。六十年前適合日本的製度現在就未必適合。隻是今天的日本是否有能力進行調整呢？不僅僅日本，被經濟危機嚴重衝擊的西方，是否有能力進行必要的調整呢？反觀中國，現行製度大致和日本同時建立，雖然問題也不少，但卻一直處於不斷的調整之中。所以其整體國勢才能至今仍然昂然向上。這不僅僅是GDP， 還有此次地震雙方懸殊萬分的表現。
作者: 宋魯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