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僑報 作者：沈逸
時間流逝，距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抵華啟動美中兩國關係複蘇進程，已過去40個年頭。紐約市長彭博將4月2日命名為該市的“乒乓外交日”。
40年彈指一揮間，世界從冷戰步入全球化時代，美中兩國的定位也從共同對抗蘇聯戰略威脅的臨時盟友，轉變成為共同影響全球發展進程的夥伴。
無論是權力轉移理論，西方國際關係的客觀實踐，抑或者充滿爭議的“大國政治悲劇”命題（由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提出），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值得嚴肅思考的命題：美中兩國能否在變化了的國際社會大背景下，避免曆史中屢次出現的“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宿命般不可避免的軍事衝突。這也是回望40年時首先要關注的挑戰。
40年前當美國乒乓球代表隊登陸深圳時，中國的GDP 約為985億美元，同年美國的GDP 約為1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的10倍；而在政治影響力、軍事實力方麵，美國更是遠超當時的中國。兩個國家雖然找到了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威脅這一合作基礎，但坦率地說，兩者合作時的力量對比及相對地位是完全不對稱的，以至於美國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發揮牽製作用的小夥伴，時常來點“踩著北京的肩膀往莫斯科跑”的動作。一個小小的證明便是：雖然1971年小球就已轉動了大球，但最終美中建交仍延宕到了1979年。
鬥轉星移，40年後的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站到了美國身後。盡管各種數據顯示，美國依然享有巨大優勢，但這種優勢對中國似乎不再遙不可及。同樣，在政治、軍事、全球問題治理等諸多領域，中國的實力與影響力也得到了迅速提升。
力量的增長，帶來行為的變化。中國在繼續“韜光養晦”的同時，開始逐漸自信而積極的尋求“有所作為”：尋求最終實現中國統一的創新方式，擴展和保衛自身合理的海外利益需求，關注、參與乃至主導包括解決地球暖化在內的諸多全球性問題，維持世界各地的穩定與安全，中國逐漸進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區域。
對於美中兩國來說，這種力量變化，超過了彼此的預期。現實的變化，首先挑戰的是兩國長期形成的戰略心態：諸多相信“中國威脅論”的美國鷹派人士並非真的認為中國的客觀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已經足以真正撼動美國的領導地位，讓他們感到擔憂的是，美國曾在半個世紀裏獨享的心理優越感正逐漸消退；擔憂美中關係存在“結構性矛盾”的研究者也非真認定中國必然要複製德國與日本的崛起-挑戰之路，而是看到了未來可能出現的某種趨勢。1995年前後，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曾說過“如果把中國當作敵人，那麽中國就會真的成為美國的敵人”；2011年，美國學者格拉瑟在《外交》雜誌撰文，美國應考慮修改對台灣的戰略承諾，以“避免美中之間的軍事衝突”。稍微擴展解釋一下上述兩位學者的意見，美中兩國關係的未來走向，更多取決於決策者乃至廣大民眾的預期；現在的美中關係正麵臨大變動時代的關鍵路口。
借用2008年奧巴馬參選總統時的口號“變革”（change），小球轉動大球40年之後的世界，正麵臨著“變化”（changing）：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蘇聯的和平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變動，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高懸在人類頭頂的達摩克裏斯之劍——全麵核戰爭；但在大國關係相對改善的同時，更多被冷戰兩強對抗所掩蓋的深層次矛盾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步伐，梯次浮出水麵。無論是經濟發展、氣候問題、能源供應、糧食安全、金融穩定又或是全球信息空間的管理，沒有任何單一國家——無論實力多麽強大——能夠單獨解決；也很難從美蘇兩強對抗的冷戰曆程，抑或歐洲多極均勢體係的曆史經驗裏找到範本。人類社會正麵臨狄更斯筆下的“大時代”：這是最糟糕的年代，因為諸多挑戰同時浮現；這是最美好的年代，因為人類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掌握如此之多可用於解決問題的資源。
大大小小的國家在全球化時代都承擔著相應的國際責任，大國被寄以做出更大貢獻的預期。40年前，經曆過直接交鋒並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差異的美中兩國，已經能夠依據各自的戰略利益做出創新的變革，推動雙邊關係及全球戰略關係的積極轉變，因此40年後的今天，更有理由寄望兩國決策者，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冷戰思維的束縛，擺脫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思維定勢，為帶動這個充滿諸多不確定性的世界繼續前進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這不僅關係到兩國民眾的福祉，也事關全球的發展。
（作者係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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