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勞動方麵，中國犯人每月的底薪比外籍犯人少；外籍犯的任務量也輕一些，食物標準上也比中國人高一些。
外籍犯人們訴求多多： 不愛米飯 ，要求吃西餐、吃牛排； 通貨膨脹那陣 ，綠葉菜的價格噌噌翻番 ，食堂隻好采購便宜的芽苗
菜和瓜類。而這幾乎成為監獄的不安定因素----黑人們不吃豆芽 ，沒見過 ，也堅決不吃冬瓜胡蘿卜什麽的……
拉瓦錫的餘生從東莞開始。從前，他是活躍在廣州三元裏一帶的“國際倒爺”，烏幹達人。家裏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國淘金來了。每天拖著一大袋衣服來去，吃力，來錢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給他一樁賺錢的買賣：海洛因。
也許是老家烏幹達戰亂頻繁，販毒算不上什麽要命的事，又或者拉瓦錫頭一回知道海洛
因是啥玩意，總之，他被抓了，被判了無期徒刑，最後被送到離家萬裏的東莞石碣鎮一座孤島上度過餘生。
孤島叫新洲島，聽起來像是“國際旅遊島”：一方彈丸之地，吸納了來自49個國家，操著25種語言的數百外國人。
不過很抱歉，這裏不是聯合國機構，這裏是外籍犯監獄。1989年開始，這裏成了新洲監獄的所在地，開始零散關押外籍囚犯。1996年，監獄更名為東莞監獄，正式成為廣東省境內關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監獄之一。
拉瓦錫剛入獄，很不習慣，在被子裏哭了四個月。寫一封家書到非洲，動不動就是半年。層層報批，找小語種翻譯，如果郵差能準確投遞的話，一來一回的，幾個月就過去了。不久後，監獄裏的拉瓦錫得知老婆跟人跑了，5個孩子寄養在父親家，連書都讀不起。“正是因為什麽都沒辦法改變，隻能設法讓自己高興起來。”他說。現在，拉瓦錫是監獄裏的積極分子。他會用中文說流利的日常用語，會應時舉起右手，“BaoGaoZhangGuan”，徑直走到警察麵前蹲下匯報情況，還會開導別人，“每個國家有監獄，每個國家有規定”。不少人在抱怨，拉瓦錫從來不吭聲。他提醒自己，我是一個犯人。三年多了，他還是吃不慣米飯，中國食物無法滿足他的口腹之欲。他掰著指頭盤算著減刑的日子，但歲月時常出現差錯，有時候他以為自己的無期徒刑該減到18年了，結果卻是19年。他很糾結這個數字， “在裏邊，一天就是一個月。”他決定申訴。
“萬國監獄”裏的語言關
中國刑法規定，外國人在中國犯罪應接受中國法律管轄，漸漸地，周邊國家犯人都被聚集到這裏。
大約在1996年，東莞監獄羈押了第一個外國犯人，來自尼泊爾的毒販。往後，2002年中國加入WTO組織，東南亞外籍犯越來越多，達數百人。因地緣文化接近，這批外籍犯還算通情達理，監獄管理的難度尚未凸顯。
在東莞監獄的獄警們看來，真正的麻煩始於2007年，非洲、中東籍犯人相繼擁入。比如拉瓦錫，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販毒而“進宮”。有些犯人頭一遭來中國，帶著毒品剛下飛機，就被逮進了“號子”；尚有辨不清國籍的，一過海關就把護照給撕了，至
今身份不明。隔了半個地球，語言、飲食習慣、風俗差得十萬八千裏，他們就像是麇集在中國監獄裏的天外來客。
首先要過的，是語言這道坎。
異域的犯人來了一茬又一茬，獄警們還是原來那一撥，懂英文者寥寥。
外語人才太少，這是東莞監獄麵臨的困難。偏僻的工作地點、普通獄警兩三千的工資很難留得住處處吃香的外語人才。小語種犯人的談話至少需要4個人，隻會講土語的犯人，土語譯英語的人，英語譯中文的人，最後抵達獄警。這樣的對話費時又艱難，中途還很可能會錯意，比如獄警教育說，你想想，你這樣做對不對，碰上了半吊子翻譯，最後犯人的理解是，你這樣做是對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死緩”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理解為“獲刑兩年”。
拿獄警的話說，三分之一的外籍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累得像騾子”。鄧允民是六監區的監區長，常常是晚上七點半巡崗，就有十個八個排隊要找，夥食，疾病，勞動，成績，報酬，什麽都反反複複地問。單是談個“不吃冬瓜不吃通心菜”的問題，幾個回合翻譯下來，也得耗上十來分鍾。
一條菜青蟲，也是外交事件
初來乍到，磨合往往從吃飯開始。外籍犯人們訴求多多：不愛米飯，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時行不通，那能在聖誕節叫肯德基外賣嗎？通貨膨脹那陣，綠葉菜的價格噌噌翻番，食堂
隻好采購便宜的芽苗菜和瓜類。而這幾乎成為監獄的不安定因素----黑人們不吃豆芽，沒見過，也堅決不吃冬瓜胡蘿卜什麽的，一個人表抗議，同國家的幾個人就圍上來起哄。
一條菜蟲都可能釀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裏發現了一條菜青蟲，當即打撈出來做成標本，火藥味十足地向監獄投訴，你虐待我們，漠視我們的健康權。 “幾百人的大鍋飯，不可能每片菜葉都較真”，幹警們不得不像保姆一樣哄他們有菜蟲才是蔬菜無公害的表現。至於外籍犯究竟怎麽管，國家尚無明確法規東莞監獄方笑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是一個被上升到“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國際形象”的問題。監獄管理方需要在“所有犯人一視同仁”和“給予外籍犯適當照顧”間小心地拿捏。
比如在勞動方麵，中國犯人每月的底薪比外籍犯人少；外籍犯的任務量也輕一些，食物標準上也比中國人高一些。
合法公民，合哪個國家的法？
如今，東莞監獄的獄警們已經可以歸納出各地區犯人的特征：
歐美、新加坡人愛維權，但素質高，講道理。東南亞人聽話，不費事，很乖；非洲人吵吵嚷嚷聲勢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倒是中東地區的犯人，自尊心強，跟他們越嚴肅越麻煩。
神經仍舊繃得很緊。“國家主權”“外交大局”“國際形象”，這些關鍵詞懸在頭頂。外籍犯難管難教，外交無小事，說話務必小心，否則就是開“國際玩笑”。不過，現階段可供指引的，僅有1994年出台的《監獄法》。“一套法律管四十多個國家的人，實踐起來有難度。”有獄警說。比如，刑罰執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個國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獄警表示憂慮。
巴基斯坦人諾伊販毒入獄，他看上去六十多歲，瘦臒、皺紋，牙沒剩幾顆了，護照上的日卻是1962年1月1日。諾伊說他在12歲那年從高樓上摔下來，大難不死，為感謝真主安拉賦予他第二次生命，先前的12年都歸零了。按照中國法律，60歲以上為老年犯，在勞動和起居方麵可適當照顧，但幹警們至今為難，畢竟官方數據上，諾伊隻有48歲。
又如，中國大陸犯人可以假釋，但外國犯人沒法假釋，離家人實在太遠了。
在宗教實踐一項，規定是“不得從事宗教活動而針對每天要做5次以上禱告的穆斯林犯人，另有“適當照顧”的指示，可以心裏信仰，休息時間在房間範圍內自己禱告沒問題。
外籍犯人們訴求多多： 不愛米飯 ，要求吃西餐、吃牛排； 通貨膨脹那陣 ，綠葉菜的價格噌噌翻番 ，食堂隻好采購便宜的芽苗
菜和瓜類。而這幾乎成為監獄的不安定因素----黑人們不吃豆芽 ，沒見過 ，也堅決不吃冬瓜胡蘿卜什麽的……
拉瓦錫的餘生從東莞開始。從前，他是活躍在廣州三元裏一帶的“國際倒爺”，烏幹達人。家裏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國淘金來了。每天拖著一大袋衣服來去，吃力，來錢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給他一樁賺錢的買賣：海洛因。
也許是老家烏幹達戰亂頻繁，販毒算不上什麽要命的事，又或者拉瓦錫頭一回知道海洛
因是啥玩意，總之，他被抓了，被判了無期徒刑，最後被送到離家萬裏的東莞石碣鎮一座孤島上度過餘生。
孤島叫新洲島，聽起來像是“國際旅遊島”：一方彈丸之地，吸納了來自49個國家，操著25種語言的數百外國人。
不過很抱歉，這裏不是聯合國機構，這裏是外籍犯監獄。1989年開始，這裏成了新洲監獄的所在地，開始零散關押外籍囚犯。1996年，監獄更名為東莞監獄，正式成為廣東省境內關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監獄之一。
拉瓦錫剛入獄，很不習慣，在被子裏哭了四個月。寫一封家書到非洲，動不動就是半年。層層報批，找小語種翻譯，如果郵差能準確投遞的話，一來一回的，幾個月就過去了。不久後，監獄裏的拉瓦錫得知老婆跟人跑了，5個孩子寄養在父親家，連書都讀不起。“正是因為什麽都沒辦法改變，隻能設法讓自己高興起來。”他說。現在，拉瓦錫是監獄裏的積極分子。他會用中文說流利的日常用語，會應時舉起右手，“BaoGaoZhangGuan”，徑直走到警察麵前蹲下匯報情況，還會開導別人，“每個國家有監獄，每個國家有規定”。不少人在抱怨，拉瓦錫從來不吭聲。他提醒自己，我是一個犯人。三年多了，他還是吃不慣米飯，中國食物無法滿足他的口腹之欲。他掰著指頭盤算著減刑的日子，但歲月時常出現差錯，有時候他以為自己的無期徒刑該減到18年了，結果卻是19年。他很糾結這個數字， “在裏邊，一天就是一個月。”他決定申訴。
“萬國監獄”裏的語言關
中國刑法規定，外國人在中國犯罪應接受中國法律管轄，漸漸地，周邊國家犯人都被聚集到這裏。
大約在1996年，東莞監獄羈押了第一個外國犯人，來自尼泊爾的毒販。往後，2002年中國加入WTO組織，東南亞外籍犯越來越多，達數百人。因地緣文化接近，這批外籍犯還算通情達理，監獄管理的難度尚未凸顯。
在東莞監獄的獄警們看來，真正的麻煩始於2007年，非洲、中東籍犯人相繼擁入。比如拉瓦錫，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販毒而“進宮”。有些犯人頭一遭來中國，帶著毒品剛下飛機，就被逮進了“號子”；尚有辨不清國籍的，一過海關就把護照給撕了，至
今身份不明。隔了半個地球，語言、飲食習慣、風俗差得十萬八千裏，他們就像是麇集在中國監獄裏的天外來客。
首先要過的，是語言這道坎。
異域的犯人來了一茬又一茬，獄警們還是原來那一撥，懂英文者寥寥。
外語人才太少，這是東莞監獄麵臨的困難。偏僻的工作地點、普通獄警兩三千的工資很難留得住處處吃香的外語人才。小語種犯人的談話至少需要4個人，隻會講土語的犯人，土語譯英語的人，英語譯中文的人，最後抵達獄警。這樣的對話費時又艱難，中途還很可能會錯意，比如獄警教育說，你想想，你這樣做對不對，碰上了半吊子翻譯，最後犯人的理解是，你這樣做是對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死緩”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理解為“獲刑兩年”。
拿獄警的話說，三分之一的外籍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累得像騾子”。鄧允民是六監區的監區長，常常是晚上七點半巡崗，就有十個八個排隊要找，夥食，疾病，勞動，成績，報酬，什麽都反反複複地問。單是談個“不吃冬瓜不吃通心菜”的問題，幾個回合翻譯下來，也得耗上十來分鍾。
一條菜青蟲，也是外交事件
初來乍到，磨合往往從吃飯開始。外籍犯人們訴求多多：不愛米飯，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時行不通，那能在聖誕節叫肯德基外賣嗎？通貨膨脹那陣，綠葉菜的價格噌噌翻番，食堂
隻好采購便宜的芽苗菜和瓜類。而這幾乎成為監獄的不安定因素----黑人們不吃豆芽，沒見過，也堅決不吃冬瓜胡蘿卜什麽的，一個人表抗議，同國家的幾個人就圍上來起哄。
一條菜蟲都可能釀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裏發現了一條菜青蟲，當即打撈出來做成標本，火藥味十足地向監獄投訴，你虐待我們，漠視我們的健康權。 “幾百人的大鍋飯，不可能每片菜葉都較真”，幹警們不得不像保姆一樣哄他們有菜蟲才是蔬菜無公害的表現。至於外籍犯究竟怎麽管，國家尚無明確法規東莞監獄方笑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是一個被上升到“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國際形象”的問題。監獄管理方需要在“所有犯人一視同仁”和“給予外籍犯適當照顧”間小心地拿捏。
比如在勞動方麵，中國犯人每月的底薪比外籍犯人少；外籍犯的任務量也輕一些，食物標準上也比中國人高一些。
合法公民，合哪個國家的法？
如今，東莞監獄的獄警們已經可以歸納出各地區犯人的特征：
歐美、新加坡人愛維權，但素質高，講道理。東南亞人聽話，不費事，很乖；非洲人吵吵嚷嚷聲勢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倒是中東地區的犯人，自尊心強，跟他們越嚴肅越麻煩。
神經仍舊繃得很緊。“國家主權”“外交大局”“國際形象”，這些關鍵詞懸在頭頂。外籍犯難管難教，外交無小事，說話務必小心，否則就是開“國際玩笑”。不過，現階段可供指引的，僅有1994年出台的《監獄法》。“一套法律管四十多個國家的人，實踐起來有難度。”有獄警說。比如，刑罰執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個國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獄警表示憂慮。
巴基斯坦人諾伊販毒入獄，他看上去六十多歲，瘦臒、皺紋，牙沒剩幾顆了，護照上的日卻是1962年1月1日。諾伊說他在12歲那年從高樓上摔下來，大難不死，為感謝真主安拉賦予他第二次生命，先前的12年都歸零了。按照中國法律，60歲以上為老年犯，在勞動和起居方麵可適當照顧，但幹警們至今為難，畢竟官方數據上，諾伊隻有48歲。
又如，中國大陸犯人可以假釋，但外國犯人沒法假釋，離家人實在太遠了。
在宗教實踐一項，規定是“不得從事宗教活動而針對每天要做5次以上禱告的穆斯林犯人，另有“適當照顧”的指示，可以心裏信仰，休息時間在房間範圍內自己禱告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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