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國時報》批日本政府: 溫馴低調的子民，滋生怠惰無能的統治者

個星期以來，世人目睹了東瀛日本先後遭遇規模9級強震、海嘯及核電廠事故的“三合一”災難。台灣《中國時報》評論稱，既同情災民饑寒交迫的困厄，心中更是駭異不已。尤其是近在咫尺、地理天候條件類似的台灣，不少人已有食不下咽、睡不安寧的創傷症候群出現。另外，世人也高度欽羨日本人在麵對地火水風之害，依舊保持“守法、理性、低調、溫馴”的國民特質，而傳媒的表現更是專業有節製，絕不灑狗血、賺人熱淚。相形之下，日本政府的應變能力卻是捉襟見肘，飽受世人批判。

日本的國民性似已被“神聖化、固著化，彷佛八方吹不動”。是的，諸如耐著性子排隊購物或領取物品、嚴重塞車卻不亂按喇叭、災民麵對外人不輕易哭嚎…這都是任何統治者最欣賞的模範子民；但是，曆史的吊詭在於：溫馴低調的子民，卻易滋生怠惰無能的統治者。當我們檢證百年來日本的三大震災（關東大地震(專題)、阪神大地震(專題)，以及此回東日本大地震(專題)），就會發現震災總發生於政治動蕩危殆的階段，結果讓災情由天災釀成人禍。

　　1923年八月下旬，首相加藤友三郎病逝，由於黨爭極為激烈，最後才敲定由海軍元老山本權兵衛組閣，未料9月1日11點58分，日本關東地區就發生震級7.9級的強震，東京市半數以上房舍全毀，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尚未完成組閣行動的山本氏，處理震災的行動還是由前朝的內相和警視總監主其事，結果他們宣布戒嚴防範民眾搶米風潮，又造謠說“不逞鮮人”在各地縱火、水井中下毒，導致有六千名在日韓國人慘遭虐殺，緊接著無產階級勞工和左翼運動者亦遭追捕。其中憲兵大尉甘粕正彥絞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妻及其外甥三人，正式宣告“大正民主”吹起熄燈號。

　　1995年元月17日清晨，關西的大阪、神戶、淡路等地，發生裏氏7.2級的強震，造成六千多人死亡，30多萬人無家可歸。而在阪神大地震前半年，立場互異的自民、社會與先驅三黨共組聯合內閣，由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村山年邁昏聵、行動遲疑，致遭外界痛斥；震災未久東京地區竟發生地下鐵遭施放沙林毒氣，村山內閣亦未能有效安撫民心，致使涉案的奧姆真理教引發社會的恐慌不安。凡此，村山都以“因為是第一次當首相”為由卸責，徒令社會黨聲譽掃地，從此就一蹶不振。



　　再說到當今的民主黨菅直人內閣，內和小澤（一郎）派糾纏惡鬥，外有接受外國獻金的醜聞曝光，政治聲望低落之際迅即麵臨“三合一”災難。然而，震災之後傾全力救城市，卻疏略了海嘯重創的是奧羽（東北地方）沿海的城鎮、漁村，導致哀鴻遍野、救援遲緩的現象宛如烽火再臨。更嚴重的是，針對福島縣核一廠氫爆、輻射外泄的駭人場景，東京電力公司和菅政權都誤判情勢，以致整座核電廠幾變為惡靈古堡，不但日本人惶惶不可終日，舉世也聞核色變、草木皆兵。又由於菅政權此際專注於核災處理，遂置奧羽地區的災民於饑寒交迫、流離失所的窘境，堂堂一個富庶豐饒的國家，竟有著類似第三世界的畫麵，何其辛酸、諷刺！

　　可以說，當日本社會一片祥和安逸之狀時，上位的政治人物極可能但知權鬥、急於利益分贓，然後天災從天而降，人禍由此溢出，致使生靈塗炭。日本人守法、有序、節製、溫馴固然有其物之哀、武士道的傳承，但不該被單一刻板化，否則幕末有識之士如何攘臂而起？戰後，激於反戰、反美理念投入安保鬥爭、全共鬥的知識青年又為何因？更值留意的是，安保鬥爭、全共鬥最激越的五六十年代，上位的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都是大開大合、積極有為的總理大臣；反之，整個平成歲月（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後）除了小泉純一郎曾掀起改革風，安倍晉三、福本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到菅直人，盡如紙片人般不堪，而對映於社會，則是對政治普遍冷漠、異議抗爭力道羸弱。所以值此世紀災難，日本能否重生再起，愛國力量固不可少，但批判的異議力量能否茁壯，也是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