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被應許的革命
作者：《關注》評論員
至少有兩點是真實無疑的：
第一，人民廣泛地參與了；反帝作為一項主要的革命要求，被明確地表達出來了。特別是，穆巴拉克是作為帝國主義代理人和專製政權的雙重象征而被推翻，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未能滿足民眾經濟願望的無能領導者被推翻的。
僅憑這兩點，便足夠讓我們認定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革命。不管它的背後是多麽撲朔迷離，也無論它的未來多麽令人擔憂。
這是一場被應許的革命。
與其接受有人把搶劫一個民族生存權的行為解釋為“神所應許的權利”，不如把眼下這場人民奪回生存權利、捍衛尊嚴與自由的反抗看作一場“神所應許的革命”，至少這樣解釋更符合世俗價值一些。這並不證明猶太人與穆斯林信奉著兩個不同的神，更可能源自雙方對同一個神的不同想象和認識。
這樣理解今天正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事情，還有一個原因是：這是一場必然發生的革命。它不是被偶然事件引爆的一場意外，而是充滿了曆史必然性，並且被等待得太久了。2011年的第一天，它就急不可待地爆發了。穆斯林人民相信：邪惡力量侵入、不義秩序建立、自由和權利被剝奪之日，就是神對這場革命的應許之日。
今天，它如約來臨了。
阿拉伯人在流血或雀躍，全世界正心情複雜或居心叵測地注視著這場革命。有人說，若是評選21世紀以來最具震撼力的全球事件，那麽，十年前的“911”和此刻正在進行的阿拉伯革命無疑將名列榜首。顯然，這兩大事件擁有一個共同的主角：伊斯蘭。這一“巧合”讓世俗世界的人們深感不安。有人甚至驚呼：在這個新世紀裏，伊斯蘭文明如何演變，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未來的走向。
伊斯蘭，真的有那麽可怕嗎——它真的是民主和自由的敵人嗎？
革命：民族主義的報應
中國的專家們按照中國人的心理定義著這場革命的成因，眼睛盯著的隻是“經濟”兩個字；央視的新聞裏，充斥的“阿拉伯報道”隻有“撤僑”一件事。而阿拉伯人民革命的矛頭指向的，同時是美國的“新中東計劃”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秩序，並把背叛巴勒斯坦事業列為腐朽政權的主要罪狀之一。唯“經濟”是求的自私和民族主義的狹隘，才是讓整個地區的阿拉伯人民終於忍無可忍的深層原因之一。
日媒評論把今天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事情稱為“一場真正的伊斯蘭革命”。顯然這是相對於20世紀的“阿拉伯革命”而言。今天看起來，那場綿延了半個世紀、人民流血無數的“革命”所完成的，不過是部分地實現了“立國”的願望，並沒有最終贏得真正的獨立。所以有人才會把今天的阿拉伯革命，稱為20世紀“革命”的延續和補課——把革命的矛頭對準真正的敵人，同時完成“反帝”、“反封建”兩大革命任務，並最終贏得真正的獨立。
五十年前那場“革命”的靈魂並不是伊斯蘭，而是民族主義。一個被伊斯蘭內外的人們忽略了的常識是：伊斯蘭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而且是堅決批判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不可能認清誰是真正的敵人：從1798年拿破侖侵入埃及和巴勒斯坦，到1919年巴黎“和”會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產，再到二戰結束之後由西方列強在一場場阿拉伯人被拒之門外的會談決議的基礎上，按照自己的殖民利益、拉著尺子劃分邊界，將整個中東切割成數十個無能的小國……整個過程中，一切都在西方列強的主導之下進行。而在此過程中被有效利用的，恰恰正是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甚至是家族主義情結。西方向中東輸入並有效利用了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對阿拉伯世界完成了從肢解、切割、分化到二戰之後的政治整合，並最終實現了控製。臭名昭著的約旦王室和沙特政權即為典型的兩例。
可以這麽說：自從中東從西方引入了民族主義這一被稱為“現代世界宗教”的新宗教之後，伊斯蘭在這塊土地上被事實地替代了。對“民族主義”這一西方舶來品的熱愛替代了對伊斯蘭的信仰，對伊斯蘭“烏瑪”的追求變成了對阿拉伯或波斯民族利益的效忠，追求單一民族獨立建國的事業被冠之以“吉哈德”……中東地區從此不再是伊斯蘭理想籠罩下的和平家園，而變成了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在民族主義情緒煽動和裹挾之下血流成河的戰場。
被遺忘的常識則是：民族主義的本質是追求血統和地緣認同，並仰賴它們來維係；而伊斯蘭的綱領是建立一個超越信仰、種族、地域、文化等所有人類畛域的和平理想：烏瑪（共同體）。“烏瑪”的組成，是一切和平人類——而不僅僅是穆斯林，更包括全世界一切和平的非伊斯蘭信仰者。
因此，20世紀的阿拉伯革命，是一場伊斯蘭被拋棄、伊斯蘭理想被遺忘的革命。那場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民，在民族主義旗幟的號召下，雖然也以驅逐殖民勢力、謀求獨立建國為綱領，但是並沒有認識到自身反抗殖民主義與全世界反帝陣線之間的聯係，沒有認識到自身解放與全人類解放事業這一伊斯蘭理想之間的關係。那麽，革命目標的盲目性最終導致革命的不徹底性，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因此，20世紀革命的最大成果——一堆奠基於民族主義理想的小國，無論是落後的封建君主統治，還是形式現代化的共和政體，本質上都具有一個深刻的、共同的胎記：對內實行專製的獨裁統治，對外依賴並聽命於帝國主義。這是20世紀後半葉整個中東地區的共同特征。這一特征決定了：本國統治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利益牢牢捆綁為一體，也決定了：統治者剝削、壓迫人民，出賣國家利益，鎮壓一切反抗力量，並最終紛紛背叛巴勒斯坦事業。埃及，就是其中一個最典型的版本。
這就是為什麽今天最猛烈、最堅決的抗議爆發在埃及的原因。
這也是阿拉伯人最初拋棄伊斯蘭理想、選擇民族主義道路的一個深刻報應。
巴勒斯坦問題：第一原則和試金石
在此次阿拉伯革命浪潮中，無論巴勒斯坦國，還是巴勒斯坦人，無疑都不是這場運動的主角。各國的抗議者主體，都是本國人民，而不可能是巴勒斯坦難民。但是，“巴勒斯坦問題”，卻是孕育並最終催生了這場革命運動的主要成因之一；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樣，它是各國抗議民眾的主要抗議訴求之一。不僅如此，“巴勒斯坦問題”還將成為檢驗此次阿拉伯革命最終成敗的主要標準之一。以上三點，在所有業已點燃革命烈火的阿拉伯國家中，將沒有例外。
幫助以色列封鎖拉法邊境的穆巴拉克政權甫一垮台，埃及人民立即宣布：將重新開放拉法邊境，允許人權組織通過邊界進入加沙地帶進行人道主義援助，並讓滯留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這條由埃及國家電視台報導的消息，也許佐證了上述分析。
因此，不管分析這場阿拉伯革命的成因，還是判斷它的發展趨勢、成敗前景，“巴勒斯坦問題”都是一道繞不開的門檻、一把打開關鍵的鑰匙。
但是，若是將“巴勒斯坦問題”在這場革命中的地位，簡單地定義成阿拉伯人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或者更簡單地結論為穆斯林們固執的“宗教立場”——那顯然是由於：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本質，缺乏一個從曆史眼光和世界視野出發的認識。
“巴勒斯坦問題”的本質：既不是一個民族問題，更不是一個宗教問題；既不僅僅是阿拉伯人的事情，更不僅僅是穆斯林的事情。而是一個最後的和最凶惡的老殖民主義的問題、一個全世界的問題，是一切進步人類（今天也是一切受壓迫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罪惡奴役、追求自由解放的共同事業。不例外地，它當然應該成為阿拉伯革命的第一原則。
這一結論，基於對百年曆史和世界局勢的三點常識：
1、曆史地看，“巴勒斯坦問題”，是世界金融資本主義在整個20世紀的全球範圍內取得的一個最大的戰略成果。它是牢牢結為一體的、“美英以”為代表的世界金融資本主義軸心，為實施全球控製戰略而新老接力、前赴後繼並最終成功完成的一個關鍵步驟。所以，它是資本主義全球戰略的有機組成和重要一步，而不是與之無關的、沒有意義的地區性問題。
2、戰略地看，“巴勒斯坦問題”，是一柄深深契入第三世界心髒的資本主義利刃。它所刺傷和損害的，絕不僅僅是阿拉伯人或中東地區，而是緊緊與之相鄰的中亞遠東、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對於帝國主義全球戰略來說，在中東這個與西方對抗了整整一千年、擁有巨大戰略資源的前沿，開辟並鞏固一塊叫“以色列”的根據地，不僅意味著牢牢控製地區局勢，鎮壓整個地區的反帝運動，更意味著源源不斷地吸食血液養肥自己，來對付世界其它地區的反抗力量，勝利推進全球控製戰略。
3、現實地看，“巴勒斯坦問題”，不僅是資本主義罪行的高度濃縮和集中體現，更是全世界反帝鬥爭最艱苦、最慘烈的一條戰線。它集中展示了軍事侵略、種族清洗（屠殺、驅逐與隔離）、殖民奴役、經濟掠奪、文化滅絕在內的一切資本主義犯罪手段，堪稱全球最集中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罪惡展覽館”。而且，它不僅是一個罪惡的淵藪，同時也是資本主義願景中一個未來世界的縮影。
從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到1947年的“181號分治決議”，再到此後的一係列“中東戰爭”、直至九十年代白宮草坪上簽訂的“奧斯陸協議”……帝國主義軸心一手主導了全部進程，西方的濃重黑影貫穿始終，法、德、俄、英、美幾乎全數列強相繼插手其中。“巴勒斯坦問題”從來就不曾是單純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問題——所謂“阿以衝突”，隻是一個意在掩蓋本質的說法而已。居住在巴勒斯坦那塊土地上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也不過是帝國主義陰謀棋盤上的棋子和犧牲品。
正如中國的毛澤東主席當年談及“巴勒斯坦問題”時所指出的：“問題不是一個以色列，而是誰站在以色列背後的問題，是個世界性的問題，也是個美國的問題。”“我們在兩條戰線上，你們在西，我們在東，而敵人是一個。我們互相支持，你們支持我們，我們支持你們。”
而民族主義誤導之下的阿拉伯國家，喪失了全人類解放的大視野，放棄大義，背叛或漠視了巴勒斯坦事業，正是今天人民在“Kifaya”（阿拉伯語：夠了！）的口號下掀起反抗怒潮的原因。它也將是考驗這場革命徹底性的試金石
伊斯蘭：為什麽恐懼？
人們總是想當然地把發生在阿拉伯或穆斯林社會的事件，與“伊斯蘭”聯係起來。所有關注著今天的阿拉伯世界的人們，都在緊張地猜測著同一個問題：這場革命的後果，會不會是又一個神權統治的建立？或者說，它將會是另一場伊朗式的“伊斯蘭革命”嗎？
必須承認，人們的不安或恐懼不僅真實，而且不是沒有道理的。至少在過去的十年裏，伊斯蘭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形象已成不爭的事實。但是，不安和恐懼理應被區分看待：不安心理更多地存在於普通民眾之中，它同時根源於伊斯蘭的內部和外部。部分穆斯林對伊斯蘭的教條主義解釋和保守主義實踐，塑造了一個僵化、落後，甚至反文明、反人性的伊斯蘭形象；而外部世界的宣傳，則巧妙地利用並誇大了這一“伊斯蘭”形象，借助強大的媒體力量，增強、或者說製造了民眾的恐慌心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擔憂同時存在於外部世界和穆斯林社會本身。也許，對於一個教條主義的“伊斯蘭政權”，穆斯林比外部世界更加恐懼、反感和反對——畢竟穆斯林自己，才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沒有人願意在宗教裁判所的陰影之下、在宗教警察的監視之中、在一個沒有人身和言論自由的社會裏生活。正如婦女們更歡迎戴頭巾或不戴頭巾的權利回到自己手中一樣，穆斯林更希望把信仰或不信仰、如何理解和實踐信仰的自由還給信仰者自己。
所以，革命之後的埃及是否將由“兄弟會”執政，並不是問題的實質。一個什麽樣的“兄弟會”來執政，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我們對“兄弟會”缺乏足夠的了解，但樂觀的估計是有理由的：一百年的挫折和痛苦，應該教育“兄弟會”明白了，僵化地解釋和機械地執行伊斯蘭，是沒有出路的。可以斷言：假如“兄弟會”最終選擇了放棄國際大義而借宗教之名剝奪民眾的權利和自由，也許輪不到我們擔憂，埃及人民將首先拋棄它！人民更歡迎一個對外自尊、對內柔和的政權，“信仰無強迫”的偉大原則不僅適用於非穆斯林，同樣適用於穆斯林社會內部。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保障民眾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尊嚴，才是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政權所應該做的。——但是，對於這樣一個伊斯蘭，無疑有人深感恐懼。
恐懼的主角，正是利用歪曲宣傳，製造了大眾對伊斯蘭的恐慌心理的幕後操控者。它就是世界金融資本主義軸心，或者叫新帝國主義陣營。它們對伊斯蘭的恐懼不僅真實而且是有道理的——不僅因為它們知道：償還百年債務的日子正在臨近；更由於它們清楚地看到：一個名叫“伊斯蘭”的反帝戰士，今天正站在世界反帝鬥爭的最前線。
伊斯蘭，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老牌的、最大的和真正的敵人。這一點，很難被世界反帝陣線、尤其是以馬列主義為旗幟的人們所理解和認同。但是，若能夠把1492年安達盧斯時代在歐洲大陸的終結、與同一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及其後所發生的人類史上最大也是最醜惡的罪行——滅絕印第安人和黑奴貿易聯係起來，把19世紀奧斯曼帝國的西化改革及其崩垮、與西方列強打開整個東方的大門長驅直入聯係起來，特別是將資本主義的價值根源與伊斯蘭的教義精神（真正的原教旨）進行對比之後，則不難理解並接受這一觀點。
深受資本主義傷害甚至同處反帝陣營的人們也許難於理解。但是，對伊斯蘭深感恐懼，並試圖通過一場場針對伊斯蘭的“反恐”戰爭來掩飾和壓抑自己內心恐懼的帝國主義，卻早就深深地看透了這一點。
阿拉伯人在20世紀拋棄了伊斯蘭、選擇了民族主義，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並最終被迫掀起“二次革命”，今天也正在證實著這一觀點。
今天，覺醒的伊斯蘭不再是腐朽王權愚弄和奴役人民的工具，而成為阿拉伯人民、全世界穆斯林阻擊帝國主義全球戰略的強大思想依靠，並日益成為冷戰之後世界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要意識形態。
此刻的阿拉伯世界，正清晰地呈現著這個事實
民主：誰的民主？
民主，是此次阿拉伯革命浪潮中最響亮的口號之一。
但是，當“民主”和“伊斯蘭”這兩個名詞同時出現在一場革命的同一側時，人們不免有些古怪的感覺。這也是人們對此次革命的前景充滿懷疑的理由之一。
伊斯蘭政權，或者“激進的伊斯蘭思想”，曆來被人們視為中東民主的最大敵人和主要障礙。套用白宮發言人的標準用語就是：當然，我們歡迎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並且多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不渝地幫助中東建立民主。但迫於實際情況的考慮，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反對民主——例如，目前的情況是因為激進的“穆斯林兄弟會”……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國的真誠立場。但是，一些事實卻無法被忽略。
不妨仍以埃及為例：1968年，美國和以色列聯手痛擊了非“激進伊斯蘭”的埃及納賽爾政權，但當埃及率先背叛了巴勒斯坦事業之後，它立即成為全世界僅次於以色列的美國第二大軍援國。在另一麵，作為激進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源頭和中心的沙特，卻是美國在中東的長期的和主要的盟友，而沙特和以色列，曆來是穆巴拉克最堅定、最露骨的支持者……
類似的例子在這一地區的其它國家中，還可以列舉無數條。透過這些奇怪的邏輯，我們不難看到答案：誰才是中東民主的真正敵人。顯然，對於美國而言，誰試圖擺脫它的控製，誰試圖追求真正的獨立自主，誰就是敵人：如果“激進的伊斯蘭”追求獨立自主，那麽它就是敵人；如果世俗的民族主義追求獨立自主，那麽它就是敵人。這一原則適用於全球。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就是民主嗎？今天，飽受了三十年美國友誼的、憤怒的埃及人民回答了這個問題：當穆巴拉克宣布任命蘇萊曼為副總統時，抗議的人群立即一致喊道：“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蘇萊曼，他們兩個都是美國人！”——聽上去，這似乎是在說：美國不僅不是民主，而且是民主的敵人？！顯然，在今天的埃及人眼中，推翻屈從於美國霸權的獨裁政權，與追求民主是一回事；反對美國的霸權控製，本身就是追求民主！
可是，以此來論證“帝國主義的敵人伊斯蘭就一定是民主”並不能令人信服。敵人的敵人就一定是朋友，這個邏輯並不絕對成立。伊斯蘭世界內部巨大的複雜性，讓我們很難說清楚一個事實：伊斯蘭本身，不是民主的敵人。
例如，同樣存在於埃及社會、同樣出現在抗議人群中、同樣信奉伊斯蘭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擁護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相信“真正的選舉”和“法製”，
崇奉西方民主模式，追求“政治民主”——卻看不清：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及其價值根源，正是導致了社會崩潰的罪魁禍首。
所以，根本的問題是：誰的民主——外國勢力的民主，獨裁政權的民主，富人特權階層的民主，還是人民的民主？同樣重要的問題是：什麽樣的伊斯蘭——被專製主義雇傭的伊斯蘭，被教條主義綁架的伊斯蘭，被資產階級曲解的伊斯蘭，還是真正的伊斯蘭？
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民，將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前景：有一個劇本可以照著演
所有有關於此的評論，都在猜測前景。當然，也許還有人正在製造著前景。
我們不必猜謎，但我們擁有“覆巢之下、豈容完卵”的邏輯。我們沒有資訊，但我們可以依據對世界局勢的基本判斷。今天的世界，很難發生超越外部“環境”的強大輻射，而獲得革命成功的例外。
今天世界的基本形勢是：正義的力量處於消沉，邪惡的勢頭正在高漲。自20世紀九十年代蘇東劇變、或者更早一些時候的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世界金融資本主義鋒頭正勁，帝國主義獨步天下——所謂全球格局，恰似這個地球的形象：先是被哥倫布開創的密密麻麻的環球航線層層捆綁，繼之又被遍布五洲七洋的油氣輸送管道道切割，已經被邪惡勢力牢牢控製了。
如此大勢之下，作為世界戰略要隘的中東，作為“美國控製全球計劃的一塊基石”的埃及——作為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全球統帥，美國怎麽可能坐視不顧、容忍這樣一個地方失控呢？尤其是怎麽能容忍它將被控製在資本主義的天敵伊斯蘭人民的手中呢！常識告訴我們：麵對今日之阿拉伯，“美以英”絕不會無動於衷、袖手旁觀。
美國對中東地區的長期控製，依賴於一個強大的軍事情報係統——這是人盡皆知的“秘密”。麵對一場驚天動地的抗議海嘯，“係統”當然不會睡大覺了。也許從民眾運動一開始，它就已經插手其中參與導演了。與“穆巴拉克宣布辭職”幾乎同時傳出的消息是：“穆巴拉克沒有辭職，他是被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政變趕走的。他和他的副總統蘇萊曼都被趕走了。新的軍隊領導層聲稱它將執政，一直到新選舉舉行之後……軍隊說，在這個期間，它會處理過渡。”也許，這是一個值得留意的信息。
不論這個信息的真實性如何，國家權力被移交給了軍方手中卻是一個事實。而埃及軍隊與美國關係之密切，不啻於一支美利堅合眾國的海外駐軍。那麽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呢，一個阿拉伯族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或者一個中東版卡爾紮伊？無論我們多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局，但在所有過往的事實中，隻有這樣的結局才是最符合美式邏輯的——“有一個劇本可以照著演：每當某個親美的獨裁者陷入困境，就試著支持他撐下去，直到不能再撐的時候，就換邊支持，假裝站在人民的一邊，扶持新的代理人、嚐試延續雙方的緊密關係……”（諾姆喬姆斯基的評論）
另外一個可能左右這場革命前景的決定性因素是：阿拉伯人民的覺悟水平。而這又與阿拉伯人民遭受資本主義苦難的深度和烈度有關。因為惟有苦難才是最好的教益，惟有足夠的苦難才能讓人們認清世界的真相。對於阿拉伯人的政治覺悟，我們沒有足夠的了解，所以不敢妄下結論。但是卻有一個極好的參照版本：拉丁美洲——無疑它是這個世界上受資本主義苦難最深重、也正是今天反帝立場最堅定的大陸。
若是沒有拉美人的覺悟，那麽這場阿拉伯革命的前景中，便充滿了各種複雜的可能性，包括飲鴆止渴——為推翻本國獨裁政權而求助於美帝的可能。但毫無疑問，這樣的“革命”將付出慘重代價，早晚要再補上“三次革命”、“四次革命”的課。無論誰，隻要把手伸向一個最大的魔鬼，他就再也別想掙脫，直到被敲骨吸髓！
基於對世界大勢、人民覺悟水平的基本判斷，和對革命規律的常識把握，我們對於今天的阿拉伯革命並無盲目的歡呼。而是懷著一種悲壯的樂觀：更可能，它將是為未來更徹底的革命獻上的一場犧牲。但這並不消滅它的貢獻價值和進步意義，無疑它將對於教育人民提高覺悟、震撼邪惡統治體係、支援世界其它地區人民的鬥爭具有重要的意義。
雖然我們不能為革命的前景而歡呼，但是我們要為覺醒的、勇敢的阿拉伯人民而歡呼！革命的精神和為此犧牲的舍海德（烈士）將獲永生！
這個時代的本質是犧牲，而它的底色是悲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