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於
時間似乎對中國有利--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在首次訪問北京前不久，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闡述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我們歡迎中國努力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實力不一定是一場零和遊戲，各國無需擔心他國的成功。”
但在這些辭令背後，形勢正迅速轉變。中美冗長的糾紛名單還在不斷拉長。有關台灣和人權問題的舊爭論尚未止息，匯率、貿易、南海與中國軍力擴充等一係列新糾紛又風起雲湧。
中美糾紛的不斷增加，並非僅是巧合或運氣不佳。全球經濟危機已徹底改變了中美關係的邏輯。危機前，大多數美國人仍能輕鬆麵對中國的崛起。兩國經濟正蓬勃發展，所以中國那會看上去不大像美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挑戰者。
自從危機爆發後，一切似乎都不同了。無論是從個人角度還是從國家角度，美國人看待中國的眼光都變得不那麽善意了。鑒於美國失業率仍接近10%，更多的美國人如今開始指責中國是失業與工資停滯的罪魁禍首，於是，國會與有影響力學術團體的保護主義情緒日益發酵。美國政府也日益擔憂，中國如今正變成一個非同小可的戰略對手，尤其是在太平洋，於是，美國對中國擴充軍力抱怨開始增加。
中國的姿態也因大衰退發生了改變。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財政困境了若指掌——他們怎麽可能不了解呢？要知道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曾在2009年，低聲下氣地請求中國政府繼續購買美國的國債。由於對自身的實力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中國領導人準備表現得更加自信。他們正日益忽視中國現代化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著名忠告：“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中國正展示出一種新自信——不管是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上與美國對抗、拒絕美國有關匯率的要求，還是在美國防部長訪問北京期間測試新隱形戰鬥機。
自修昔底德(Thucydides)將雅典與斯巴達的鬥爭載入編年史以來，崛起大國可能與既有大國發生衝突的觀點就一直存在。但在柏林牆倒塌與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的約20年間，一種截然不同、更為樂觀的觀點，成為了華盛頓約定俗成的共識。從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到奧巴馬的曆任總統均辯稱，全球化與共同的經濟利益意味著，美國可以對中國崛起持溫和觀點。貿易與不斷增長的全球經濟創建的有利可圖的網絡意味著，中美兩國可以實現共同繁榮。美國領導人還始終辯稱，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將必然導致政治自由化，而一個更民主的中國對美國將會更加友好。喬治•布什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曾說過：“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曆史最終會站在我們這邊。”
然而，經濟危機爆發後，感覺曆史站在自己一邊的卻是崛起的中國。高盛(Goldman Sachs)的著名預測——到2027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經常被北京引用。事實上，最新預測認為，這一富有象征意義的時刻將提早到來。《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最近給出的預測是2019年。如果中國到時仍是一個一黨製國家（似乎完全有可能），那麽，一百多年來第一次，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將是一個非民主製國家。
盡管如此，僅僅因為自由全球主義者部分更樂觀的預測迄今尚未得到證實，我們就完全轉向相反的方向，臆斷中美如今注定將發生空前激烈的對抗，這將是錯誤的。即使連最純粹的現實主義者——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都表示，不乏既有大國以和平方式接納崛起大國的先例——（盡管英美兩國（他舉的例子）具有相似的文化，而中美沒有）。盡管貿易緊張態勢不斷升級，但中美兩國經濟實際上已密不可分，從而催生了一批希望中美維持穩定關係的強大的遊說團體。兩國還有一張令人生畏的最後保險單，即它們都是核大國的事實，使我們幾乎很難想象它們會在深思熟慮之後做出宣戰的決定。
同樣令人寬慰的是，兩國現在的領導人——奧巴馬與胡錦濤——是十足的實用主義者。兩人都不愛好對抗。我們或許可以指望華盛頓與北京這代領導人，阻止中美對抗上升至危險的水平。我們真正應該擔心的是下一代領導人。
譯者/何黎
時間似乎對中國有利--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在首次訪問北京前不久，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闡述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我們歡迎中國努力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實力不一定是一場零和遊戲，各國無需擔心他國的成功。”
但在這些辭令背後，形勢正迅速轉變。中美冗長的糾紛名單還在不斷拉長。有關台灣和人權問題的舊爭論尚未止息，匯率、貿易、南海與中國軍力擴充等一係列新糾紛又風起雲湧。
中美糾紛的不斷增加，並非僅是巧合或運氣不佳。全球經濟危機已徹底改變了中美關係的邏輯。危機前，大多數美國人仍能輕鬆麵對中國的崛起。兩國經濟正蓬勃發展，所以中國那會看上去不大像美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挑戰者。
自從危機爆發後，一切似乎都不同了。無論是從個人角度還是從國家角度，美國人看待中國的眼光都變得不那麽善意了。鑒於美國失業率仍接近10%，更多的美國人如今開始指責中國是失業與工資停滯的罪魁禍首，於是，國會與有影響力學術團體的保護主義情緒日益發酵。美國政府也日益擔憂，中國如今正變成一個非同小可的戰略對手，尤其是在太平洋，於是，美國對中國擴充軍力抱怨開始增加。
中國的姿態也因大衰退發生了改變。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財政困境了若指掌——他們怎麽可能不了解呢？要知道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曾在2009年，低聲下氣地請求中國政府繼續購買美國的國債。由於對自身的實力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中國領導人準備表現得更加自信。他們正日益忽視中國現代化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著名忠告：“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中國正展示出一種新自信——不管是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上與美國對抗、拒絕美國有關匯率的要求，還是在美國防部長訪問北京期間測試新隱形戰鬥機。
自修昔底德(Thucydides)將雅典與斯巴達的鬥爭載入編年史以來，崛起大國可能與既有大國發生衝突的觀點就一直存在。但在柏林牆倒塌與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的約20年間，一種截然不同、更為樂觀的觀點，成為了華盛頓約定俗成的共識。從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到奧巴馬的曆任總統均辯稱，全球化與共同的經濟利益意味著，美國可以對中國崛起持溫和觀點。貿易與不斷增長的全球經濟創建的有利可圖的網絡意味著，中美兩國可以實現共同繁榮。美國領導人還始終辯稱，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將必然導致政治自由化，而一個更民主的中國對美國將會更加友好。喬治•布什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曾說過：“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曆史最終會站在我們這邊。”
然而，經濟危機爆發後，感覺曆史站在自己一邊的卻是崛起的中國。高盛(Goldman Sachs)的著名預測——到2027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經常被北京引用。事實上，最新預測認為，這一富有象征意義的時刻將提早到來。《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最近給出的預測是2019年。如果中國到時仍是一個一黨製國家（似乎完全有可能），那麽，一百多年來第一次，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將是一個非民主製國家。
盡管如此，僅僅因為自由全球主義者部分更樂觀的預測迄今尚未得到證實，我們就完全轉向相反的方向，臆斷中美如今注定將發生空前激烈的對抗，這將是錯誤的。即使連最純粹的現實主義者——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都表示，不乏既有大國以和平方式接納崛起大國的先例——（盡管英美兩國（他舉的例子）具有相似的文化，而中美沒有）。盡管貿易緊張態勢不斷升級，但中美兩國經濟實際上已密不可分，從而催生了一批希望中美維持穩定關係的強大的遊說團體。兩國還有一張令人生畏的最後保險單，即它們都是核大國的事實，使我們幾乎很難想象它們會在深思熟慮之後做出宣戰的決定。
同樣令人寬慰的是，兩國現在的領導人——奧巴馬與胡錦濤——是十足的實用主義者。兩人都不愛好對抗。我們或許可以指望華盛頓與北京這代領導人，阻止中美對抗上升至危險的水平。我們真正應該擔心的是下一代領導人。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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