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東濟寧出了個“馬上就辦辦公室”。相關人士表示：“馬上就辦辦公室”在濟寧已推行了一年多，是“效能濟寧”的一個部分，目前多個部門都已經成立了“馬上就辦辦公室”，就是為了提高行政效能，增強執行力和公信力。
拖拖拉拉還是馬上就辦，是工作作風問題，要去除推諉卸責的毛病，方法很簡單：訂立製度。出台製度規定公務員在為公眾辦事時應馬上就辦，規定辦事的時限，不得吃拿卡要和推諉拖延，如果違反“馬上就辦”的規定，會受到相應懲罰。如不“馬上就辦”，就可能被法辦。這種內在的製度壓力，自然能迫使公務員提供行政效率。
以製度推進“馬上就辦”，既簡單有效，符合法治精神，又能節約行政資源，為什麽不訂立這樣的製度，而是成立“馬上就辦辦”呢？這反映了不同的思維：遇到某個問題時，首先想到的是設立某個製度，還是設立一個機構。這兩種思維，一種是法治，一種是人治。“馬上就辦辦”———辦公室治，實質上就是人治。
為什麽有些人偏愛這種“動輒設立一個相關辦公室”的“辦公室治”，而不喜歡依法而治呢？
其一，“法治”沒有“辦公室治”這樣轟轟烈烈，能顯現地方政績的動人氛圍。“出台個製度”總是無聲無息，而“辦公室治”最大的特點就是動靜大。隻有動靜大，才能形成氛圍，才能讓上級領導看到，才能變成可以加分的政績。這樣，即使像這樣的“辦公室治”沒什麽效果，目的也已經實現了。
其二，“法治”不像“辦公室治”這樣能滿足一些人的權力欲。如果一切由法律和製度去治理，“不馬上就辦就要依法受到嚴懲”，一些人就沒有權力了。“辦公室治”則不一樣，它的領導一般由地方相關主管領導兼任，這個辦公室掌握著行政效能評判上的權力。有沒有馬上就辦，法律和製度說了不算，“馬上就辦辦”說了才算。
沒有“法治”，隻有“辦公室治”，能解決馬上就辦的問題嗎？不能。沒有“法治”內在的製度壓力，“辦公室”這種外在驅動力靠不住。一來，這種辦公室往往是臨時的，一陣風之後就沒有了；二來，“馬上就辦辦”催促別人去“馬上就辦”，如果“馬上就辦辦”同樣有拖拉懶散、推諉卸責的作風，誰去推動和保障它“馬上就辦”？按疊床架屋的邏輯，隻能是再設一個辦公室在“馬上就辦辦”後抽鞭。
所以，馬上就辦，隻能依靠法辦，不能依靠“馬上就辦辦”來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