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薪 全球漲價？
英國《金融時報》
在浙江省義烏市的一個勞務市場，新悅飾品公司(New Happiness Hair Accessory Company)的楊國威（音譯）歪坐在一張小桌子後麵。這個勞務市場上擺放了許多這樣的小桌子，眼下是每年招工最繁忙的一段日子。
在春節假期結束之際，楊國威試圖招募一些農民工。他開出的月薪從人民幣1800元到3000元不等（合275美元至455美元），希望招到10名工人，工作是製作發飾。但盡管他開出的薪水已經比去年高出了30%，還是沒有人願意幹。
“我在這兒已經呆了4天，一個人也沒招到，”他對記者說。
不遠處的浪莎集團(Langsha Knitting)情況要好一些。人力資源經理王磊表示，公司需要的2000名工人幾乎已經快招全了。浪莎是全球最大的襪子生產商之一，每天生產100萬雙襪子。
製造業用工短缺的消息一直占據著中國媒體的頭版，但事實證明，有些企業的招工能力要強於其它企業。
規模較小的工廠正在遭受勞動力市場緊縮之苦，但能夠提供更好的薪水和福利的大型企業——它們也更可能設有人力資源經理這類職位——則能夠招滿所需員工。
中國各地政府正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下月，占據中國製造業大部分份額的廣東省將把最低工資上調18%。
廣東省的東莞市是中國許多輕工製造業工廠的所在地。在這裏，企業為了招工，給出了許多承諾，包括年度獎金、年假、甚至在員工生日時給予獎勵。
“現在工人是上帝，”楊國威抱怨道。
這麽說有些誇張，但也突顯出一種重要的人口構成上的變化。中國曾經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眼下看上去不再是無窮無盡的了。按照中國的定義，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15歲至24歲）於2005年達到峰值，為2.27億，但到2024年有可能降至1.5億。
全球最大的供應鏈企業利豐公司(Li & Fung)的董事總經理馮國綸(William Fung)表示，全世界都應該準備好迎接“一波由成本推動的通脹”。利豐公司涉足從服裝到家具的各種製造行業。
2010年至2011年度，中國除了勞動力成本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成本投入也不斷飆升。例如，去年棉花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50%。
“事實是，（供應商）將不得不轉嫁這些成本，”馮國綸表示。
像利豐這樣資產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大型企業與技術含量低的香港小公司，很可能迎來不同的命運。前者截至2010年6月的半年銷售額增長了近20%。後者中有很多企業的生產基地都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
廣東並不是中國唯一一個麵臨勞動力短缺的省份。在安徽等貧困省份，工人們在離家更近的地方也能拿到較高的工資，因此許多人不再願意長途跋涉外出打工。安徽省一直是農民工的重要來源地。
23歲的李偉寧（音譯）辭去了在廣州市本田(Honda)零部件工廠的工作，選擇在距離廣州市400公裏的湛江的一家工廠打工，因為這裏離家更近，生活成本也更低。去年廣州本田工廠發生了罷工事件。
“我（每月）能拿1600塊，幾乎和在本田拿的差不多，”李偉寧表示。與跨國公司比較不同國家生產成本的方式相比，他搬到離家更近的地方所進行的成本考慮要簡單得多。大多數跨國公司不太可能將中國的業務轉移到印度或孟加拉國等國。
研究谘詢機構龍洲經訊(Dragonomics)的統計顯示，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服裝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13%，抵消了工資的大部分漲幅。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幅遠遠超過了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
此外，對於電子元件組裝等行業來說，高效且結構緊密的供應鏈——從日本或台灣的工廠，將產品運輸到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決定了轉移生產設施的難度很大。
而除了廣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之外，還有一個更致命的秘密。世界銀行(World Bank)稱，中國的基礎設施水平與韓國相當。龍洲經訊認為，這意味著中國結合了“第三世界的工資與第一世界的基礎設施”。
譯者/何黎
英國《金融時報》
在浙江省義烏市的一個勞務市場，新悅飾品公司(New Happiness Hair Accessory Company)的楊國威（音譯）歪坐在一張小桌子後麵。這個勞務市場上擺放了許多這樣的小桌子，眼下是每年招工最繁忙的一段日子。
在春節假期結束之際，楊國威試圖招募一些農民工。他開出的月薪從人民幣1800元到3000元不等（合275美元至455美元），希望招到10名工人，工作是製作發飾。但盡管他開出的薪水已經比去年高出了30%，還是沒有人願意幹。
“我在這兒已經呆了4天，一個人也沒招到，”他對記者說。
不遠處的浪莎集團(Langsha Knitting)情況要好一些。人力資源經理王磊表示，公司需要的2000名工人幾乎已經快招全了。浪莎是全球最大的襪子生產商之一，每天生產100萬雙襪子。
製造業用工短缺的消息一直占據著中國媒體的頭版，但事實證明，有些企業的招工能力要強於其它企業。
規模較小的工廠正在遭受勞動力市場緊縮之苦，但能夠提供更好的薪水和福利的大型企業——它們也更可能設有人力資源經理這類職位——則能夠招滿所需員工。
中國各地政府正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下月，占據中國製造業大部分份額的廣東省將把最低工資上調18%。
廣東省的東莞市是中國許多輕工製造業工廠的所在地。在這裏，企業為了招工，給出了許多承諾，包括年度獎金、年假、甚至在員工生日時給予獎勵。
“現在工人是上帝，”楊國威抱怨道。
這麽說有些誇張，但也突顯出一種重要的人口構成上的變化。中國曾經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眼下看上去不再是無窮無盡的了。按照中國的定義，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15歲至24歲）於2005年達到峰值，為2.27億，但到2024年有可能降至1.5億。
全球最大的供應鏈企業利豐公司(Li & Fung)的董事總經理馮國綸(William Fung)表示，全世界都應該準備好迎接“一波由成本推動的通脹”。利豐公司涉足從服裝到家具的各種製造行業。
2010年至2011年度，中國除了勞動力成本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成本投入也不斷飆升。例如，去年棉花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50%。
“事實是，（供應商）將不得不轉嫁這些成本，”馮國綸表示。
像利豐這樣資產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大型企業與技術含量低的香港小公司，很可能迎來不同的命運。前者截至2010年6月的半年銷售額增長了近20%。後者中有很多企業的生產基地都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
廣東並不是中國唯一一個麵臨勞動力短缺的省份。在安徽等貧困省份，工人們在離家更近的地方也能拿到較高的工資，因此許多人不再願意長途跋涉外出打工。安徽省一直是農民工的重要來源地。
23歲的李偉寧（音譯）辭去了在廣州市本田(Honda)零部件工廠的工作，選擇在距離廣州市400公裏的湛江的一家工廠打工，因為這裏離家更近，生活成本也更低。去年廣州本田工廠發生了罷工事件。
“我（每月）能拿1600塊，幾乎和在本田拿的差不多，”李偉寧表示。與跨國公司比較不同國家生產成本的方式相比，他搬到離家更近的地方所進行的成本考慮要簡單得多。大多數跨國公司不太可能將中國的業務轉移到印度或孟加拉國等國。
研究谘詢機構龍洲經訊(Dragonomics)的統計顯示，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服裝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13%，抵消了工資的大部分漲幅。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幅遠遠超過了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
此外，對於電子元件組裝等行業來說，高效且結構緊密的供應鏈——從日本或台灣的工廠，將產品運輸到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決定了轉移生產設施的難度很大。
而除了廣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之外，還有一個更致命的秘密。世界銀行(World Bank)稱，中國的基礎設施水平與韓國相當。龍洲經訊認為，這意味著中國結合了“第三世界的工資與第一世界的基礎設施”。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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