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小堂
國民素質：秦磚漢瓦能建成摩天大樓嗎？
一個建築物，有兩個基本要素：材料與結構。不同結構的建築物對材料性能有不同的要求，這種要求可能很嚴格，也可能較寬鬆，有一個分布範圍，但不會沒有要求。好比摩天大樓，就需要有很高強度的鋼材與混凝土，用秦磚漢瓦是肯定建不成摩天大樓的，隻能建成紫禁城、長城和四合院。而不同的材料也隻適合於不同的建築結構，比如中國現在有些仿古建築，還得用些與秦磚漢瓦類似的材料才像那麽回事。而用鋼結構來建造仿古建築，比如高樓大廈戴個“鉤心鬥角”的帽子，就顯得極為不倫不類。
國民素質與政治製度的關係就如同建築材料與建築結構的關係一樣，有個相互匹配的問題。當然這取決於我們如何來界定“國民素質”這個概念。如果國民素質除了包含國民對自然和社會認知能力與認知水平，還包括國民的價值理念，那麽政治製度當然與國民的素質有很強的相關性。
世界上一些國家的自由民主政治製度之所以成為可能和能長久維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大多數民眾普遍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一些國家的集權政治製度之所以成為可能和能維持長久，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大多數民眾普遍認同與順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叢林法則。政治製度不可能由少數精英完全決定。我不否認在某些曆史時刻，關鍵的政治人物能決定曆史發展的方向，但那一定是在民眾中正反意見不相上下，旗鼓相當，至少是不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的。人們看到美國憲法的文本是幾十個人關在屋子裏寫出來的，就以為就是這幾十個人決定了美國的政治製度，這真是天大的誤解。如果是這樣，美國的獨立戰爭如何可能發生？又如何能夠取勝？美國的憲法精神早已深入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心中，至少是相當一部分人民的心中。憲法製定者隻不過是將這種精神用清晰的文本表述了出來。華盛頓不尋求連任也是如此，這既是他自己的正確而明智的選擇，也是相當多美國民眾的意見。我就不相信，美國民眾大多數人都支持華盛頓連任甚至終身不離任。
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辨析。一個問題是，價值理念有無高下之分？對於文化相對主義來說，就認為沒有什麽高下之分。不同的文化模式有不同的應對自然問題和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在文化相對主義看來，西方以自由民主價值理論為核心的文化模式與非洲叢林中的酋長部落的文化模式就沒有高下之分，都是一套維持人類生存的解決方案。但文化絕對主義則認為，文化有高下之分。我是認同文化有高下之分的。但文化的高下主要取決於價值理念，主要表現政治製度及社會製度之上，而在生活方式之上並不一定有高下之分。在生活方式上多元文化有其價值。我們可以說自由民主價值比獨裁專製價值要先進，但卻不能說西餐比中餐要先進。可是有些生活方式也有高下之分，比如說馬桶排泄係統就要比大糞坑要先進。當然也不排除極少數人覺得蹲大糞坑感覺更好，覺得有助於“鍛煉身體”和“體驗生活”；或者習慣了，不蹲大糞坑就無法排泄。
第二個問題是價值觀念與認知能力認知水平是否相關，以及前者是否可以包含於後者之中。我以為價值理念與認知能力認知水平有關，但前者不宜包含於後者之中。我以為認知能力認知水平有助於獲得更先進的價值理念，但無論什麽樣的價值理念都可以獨立於認知能力與水平。比如說，現在新加坡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知能力肯定要比美國獨立時期的美國人高，但卻還不具備那時美國人的所秉持的價值理念。因為價值理念既可以借助於宗教、傳統與習俗而確立，也可以通過提高認知能力與水平來達到。中國要實現自由民主，就隻有通過提高國民的認知能力與認知水平來達成。
第三個問題是就中國目前的國民素質而言具備不具備向自由民主製度轉變的基本條件。我認為是具備的。因為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探索與對失敗的總結，已經有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隻有自由主義才能救中國”，有了對曆史和現實，中國和世界的對比認識。這就好比有了修建高樓大廈所需的承重材料，可以憑此開始搭建一個基本的主體結構，然後再填充些秦磚漢瓦，也可以在一段時期內初步建成一個磚混結構的建築物。當然在搭建過程，我們更需要積極采取措施改變和提高材料的性能。
我以為，自由的人民是不可能接受專製製度的，而不自由的人民是完全能適應、接受、認同和喜歡上自由民主製度的。因為隻有自由才能帶給人民快樂、幸福、寧靜、平和與富足。這就像生活水平很高的人很難再接受低水準的生活，而低水準生活的人卻很容易接受高水準生活一樣。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去巫山不是雲”。一個人隻要知曉和體驗過自由生活，就很難再接受不自由的生活了。當然，我們看到，在特定的環境下，民眾也有放棄和逃避自由的願望。就如弗洛姆所揭示的，德國人民在生存空間受到擠壓時，受到希特勒納粹的蠱惑而放棄自由的過程。所以民族主義與專製製度具有天然的親緣關係。
誠然，目前中國大多數民眾並不知曉和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中國大多數民眾在觀念和行為上仍然崇尚權力而漠視權利。即便是知識分子，也隻是一部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思想觀念上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而在行為上，在不假思索的習慣性行為模式中，中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與民眾崇尚權力而漠視權利的行為也並無二致。知識分子同樣會遵循一些與自由民主價值相悖的習慣性行為，同樣會在外界的壓力下順從與自由民主價值相悖的而且已被知識分子覺察到的行為。所以，中國確實並不能夠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個象模象樣的自由民主製度。
但請注意，一定要注意區分建立起自由民主製度與向自由民主製度轉變的不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並非天真地認為，羅馬可以一天建成。但是，自由民主製度不能在短時間內建成不能成為中國不推行政治改革，不向民主自由製度邁進的借口。我以為，如果當權者真有誠意推進自由民主政治，就應當排出政治改革的時間表。清末還排了個5年實行君主立憲的時間表呢!不要時不時，十幾年前說堅持若幹年不動搖，過了十幾年還說同樣若幹年不動搖，以為全國人民都不識數呀!
中國現在推動自由民主的動力來自何處呢？隻能是處於體製之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處於邊緣遊離狀態的小知識分子。現有的官僚利益不會有政治改革的動力，指望官僚集團內部產生離經叛道的政治人物來扭轉中國發展的方向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今的官員選拔製度杜絕了這種可能性。現今的高級官員都是在“久經考驗，大浪淘沙”後的碩果僅存，他們不可能具備政治上的道德感和勇於承擔政治風險。在80年代，早期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到是有可能產生離經叛道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們中畢竟還有少數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一旦認識到曆史的真偽善惡，翻然悔悟，是有可能做出離經叛道的選擇的，就如戈氏一樣。
主流知識分子已被政治權力“誘奸”，一心一意為主旋律伴奏，正痛並快活著呢，也不可能；“海歸”也大多與主流知識分子一樣“誘奸”了；民營企業家和高級職業經理人在當今政治權力控製著關鍵資源的狀態下，為了獲得利潤，不得不與政治權力結盟，仰政治權力之鼻息，不得不賄賂政治權力，好賺取與榨取低層民眾的血汗，他們既擺脫不了政治權力的控製，沒有獨立的政治訴求，更談不上去影響政治權力。
廣大底層民眾深受社會不公正與生計的煎熬，對社會現狀非常不滿並具有變革社會的強烈願望。但他們的訴求非常容易走向和被導向到依靠聖明的領袖來消除社會的不公正，所訴求的手段也非常容易走向或被導向暴力。這也正是“毛左”和“新儒”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現實基礎。
小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果能成功地引導底層民眾通過理性，在保持個人獨立和自由選擇的前提下形成力量去爭取自由民主，去一項一項地爭取個人的權利，逐漸向自由民主的社會邁進。那麽中國是有望建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的。但是最大的困難在於，中國現今的知識分子由於在生活方式與生活範圍上長久地與民眾隔離，已經失去了與民眾保持密切接觸的渠道，喪失了對民眾的影響力。知識分子要想恢複傳統社會中與民眾的密切關係與影響力，隻有主動地像晏陽初、陶行之那樣深入到農村和社會底層，這是非常艱難的；或者等待集權政治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不得不實現的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的深入推進。
再來看一看“國民性改造”問題。毫無疑問，如果中國要從集權政治製度轉向自由民主製度，建立並長久維護自由民主價值和製度，肯定是需要對“國民性”進行“改造”或者“改變”的，需要將“秦磚漢瓦”改造成“鋼筋水泥”。現在“改造”這個詞有些不好聽，因為它與中國近現代的更加強化的集權專製對國民道德和品性的摧殘密切相關。從近現代的曆史來看，中國從近代的一係列的失敗中最終意識到，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國民性”，這是沒錯的。但前人在對“國民性”改造中，對“國民性”的認識，提出的改造目標和方向卻錯了。
從新文化和五四運動開始，中國的曆史進程就朝向強化國家權力，強化中央權力的方向不斷推進。五四運動，隻反“父權”，不反“君權”，而且強化“君權”。在孫中山、魯訊等看來，中國人就是一盤散沙，中國人缺乏愛國心，中國人大多是看客，中國大多隻關心家族利益，而不關心國家利益。所以，他們要致力於將中國人從家族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完全投身於國家利益之中。換句話說，他們隻想要“忠”，不想要“孝”。所以他們要反儒，其實他們也不是徹底的反儒。強化中央權力的一個不斷遞進的過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對此共同推進，最終使得宗法家族的權力結構在鄉村消失，代之以中央集權的延伸；導致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的同一化，知識分子失去社會價值解釋權，喪失了對民眾的影響力，完全淪落為“為工農兵服務”的工具。
孫中山認為，外國人一方麵批評中國人缺乏自由，另一方麵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他認為這兩種批評是相互矛盾的。孫中山認為，在傳統社會中，中國人本來就不缺自由，農民納完糧，就和朝廷再沒有任何關係，所以中國人向來不缺自由。所以，他認為，用自由去打動民眾沒有什麽用處，而要用亡國亡族的緊迫感來打動民眾。其實中國人缺乏自由與中國人在國家層麵是一盤散沙一點也不矛盾。在傳統社會中，中國人身受君權和父權的雙重桎梏，一點也不自由。但傳統社會組織化程度低，君權在受到技術和組織手段限製的情況下，不可能完全直接控製臣民，所以，民眾在專製製度下，仍有相當大的活動範圍，實話說比現今的中國人受到的限製要少。但這不能稱之為自由。因為那種比較大的活動範圍並非是建立在平等權利基礎之上的，並非是認同自由價值基礎上產生的，而隻是由於專製權力力所不逮而剩下的。所以就如外國人所批評的那樣，傳統社會中國人是不自由的，同時也不能在平等權利下在保持個人獨立性的條件下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力量，在超越家族範圍的地方層麵培養起自我組織與自我治理的能力，實現地方自治。傳統中國人隻能統一在家族權力之下，或者統一在中央集權之下。當朝廷腐敗透頂，組織能力急劇衰竭，行將就木之時，中國人在國家層麵當然就是一盤散沙。
現在的中國人，當然不是一盤散沙。我們已被改造為“秦磚漢瓦”，建成了一個巨大的超級金字塔。這個金字塔已經出現了鬆動和裂縫，也有了一些新的材料，或者說有了一些具有變異傾向的材料。我們已具備將它改造為另外一種結構的基本條件，但難度比100年多前也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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