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眾都知道引起突尼斯、埃及等國爆發民主運動的直接原因是一起城管毆打攤販的事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隻是一個偶發因素，而其深層的社會政治原因則包括以下幾個方麵：其一，執政者及其所屬執政黨的長期獨裁和專製；其二，官僚貴族集團的高度腐敗；其三，人民大眾的失業、貧窮與日益擴大的兩極分化；其四，官僚們的暴虐凶殘。
弄清了“茉莉花革命”的四個原因，回過頭來比照一下中國的現實，北京方麵應該認識到引起北非發生民主革命運動的這四個因素中國社會一個也不少——不僅不少，而且在某些方麵表現得更加瘋狂、更加嚴重！讓我們來共同分析一下：
從獨裁專製的角度講，當代中國雖然告別了毛、鄧時代的個人獨裁，但中國的執政集團依然缺乏人民的選票授權，中國的執政黨自1949年以來就未曾發生變動，一黨專權的局麵比埃及和突尼斯的時間還長。這種一黨獨大的威權主義政治生態正是中國各種官場弊病和社會弊病產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民和國家發生種種悲劇和災難的最根本原因。
從官僚貴族集團腐敗的角度講，當今官場的腐敗超過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據報道，中國官場的“官老爺”們大多都有“二奶”、“小三”，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竟然包養情婦140多個；福建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林龍飛每年將自己22名情人集中在一起，開起“群芳宴”，還讓情婦們集體評選年度最讓自己滿意的“年度佳麗”；而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與青島市原市委書記杜世成竟共享一個情婦等等。官場的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官僚們不僅生活腐化，而且各級官僚都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資源大肆掠奪和瓜分國家財富。學者溫鐵軍曾指出，中共官員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時事評論家李劍芒在博文中揭露，中共第十六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康日新，家裏竟存放著7,000萬歐元（近7億人民幣）現金。至於各位中共領袖家族的財富動輒以百億千億計算。不僅如此，為轉移財富，大量的高官還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國外。最近有網友在新浪微博中發布消息說“據美國政府統計，中國部級以上的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子輩74.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的達到91%以上”——這便是中共官場腐敗“愛國”的現實。
從失業、貧窮與兩極分化的角度講，中國社會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官僚貴族階層憑借權力杠杆壟斷了國家與社會的各種優質資源（如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就公開宣稱：“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所以早已成為橫行中國的暴富集團。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曾明確指出，截至2008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而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巨富家族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 餘億元，占過億富豪總人數的91%。而與這種巨富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大量的月薪千元左右的農民工，“蝸居”城市的年輕人，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到處奔波的行乞者、流浪漢，甚至還有三九天氣橫臥街頭或地下通道的上訪貧民……
從官僚機關的暴虐、驕橫和凶殘角度講，中國官府的野蠻程度已經到了突尼斯城管所無法望其項背的程度，不僅到處都是追逐毆打攤販的城管們，而且為了掠奪民間財富，到處都在強拆房屋、到處都在暴力征地，到處都在上演唐福珍、錢雲會一類的悲劇，到處都有尋求公平和公正的訪民……
突尼斯、埃及等國因為這四個因素的長期積累，終於在2011年的早春演變為一場百萬人民走上街頭的“茉莉花革命”——中國共產黨雖然很不高興，但在這場即將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難道能夠獨善其身並僥幸逃脫民主的洗禮嗎？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由於前述的四個原因，中國社會正日益分裂為兩大利益根本對立的群體，即處於統治地位和掠奪地位的官僚貴族暴富集團與處於被統治、被壓迫、被掠奪的人民大眾。“仇官”、“仇富”日益成為人民大眾的心靈共振，而“維護穩定”、維護執政集團和暴富集團掠奪於人民的既得利益則成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主旋律。
但是這樣下去是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的。在互聯網時代，人民大眾的頭腦已經難以統一愚弄和支配，人民的眼睛已經漸次向著人權張開，通過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人民大眾的權利意識、公平意識、尊嚴意識開始空前高漲——一句話，我們的人民正在通過各種準備和訓練以迎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到來！
在此情況下，執政黨該怎麽辦？
前麵說過回避是不可能的，頑固抵抗嗎？有可能落得昂納克、本阿裏甚至齊奧塞斯庫那樣的下場，那當然不是明智和理性的選擇。那麽出路在哪裏呢？我們認為執政黨應該集體學習一下趙紫陽的“政治遺囑”。趙紫陽在《改革曆程》這本書中提到“政治體製改革”時曾指出“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製上的議會民主製”，“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趙紫陽認為議會民主製是“比較成熟的製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製度”，因此趙主張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向著“議會民主製”的方向前進。而在轉向議會民主製之前應該設立“過渡期”，在“過渡期”裏通過建立社會協商製度、擴大民主選舉範圍，通過推動媒體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措施使得中國社會漸次完成“議會民主製”的建立。
綜合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和危機四伏的中國國情，我們認為從2010年開始的2010年代將是億萬中國人民從“經濟維權”漸次走向“政治維權”的年代。所謂“政治維權”就是公開的爭民主、爭自由、掙人權、掙法治——就是“天鵝絨革命”、就是“茉莉花革命”、就是我們自己的“黃絲帶革命”。越來越多的人民大眾意識到，僅靠經濟維權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的，經濟問題的圓滿解決終還要落實到民主憲政的建立上，這是無法逆轉的心理洪流，這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正因此，我們認為對於執政黨而言，趙紫陽的“政治遺囑”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性意義。無論從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還是執政黨自身的利益考慮，中國共產黨都不能再執迷不悟了，應該未雨綢繆、痛下決心開啟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大門，以三到五年為“過渡期”，穩妥有序的將中國推向“議會民主製”的軌道，誠如斯，不僅執政黨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能夠化險為夷、穩中取勝，而且能夠把中華民族推向民主、自由、燦爛、輝煌的未來！反之，如果一意孤行，在“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維穩”到底、專權到底、頑固到底，則突尼斯的本阿裏、埃及的“穆主席”及其所屬執政黨的命運便是你們未來的宿命！
弄清了“茉莉花革命”的四個原因，回過頭來比照一下中國的現實，北京方麵應該認識到引起北非發生民主革命運動的這四個因素中國社會一個也不少——不僅不少，而且在某些方麵表現得更加瘋狂、更加嚴重！讓我們來共同分析一下：
從獨裁專製的角度講，當代中國雖然告別了毛、鄧時代的個人獨裁，但中國的執政集團依然缺乏人民的選票授權，中國的執政黨自1949年以來就未曾發生變動，一黨專權的局麵比埃及和突尼斯的時間還長。這種一黨獨大的威權主義政治生態正是中國各種官場弊病和社會弊病產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民和國家發生種種悲劇和災難的最根本原因。
從官僚貴族集團腐敗的角度講，當今官場的腐敗超過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據報道，中國官場的“官老爺”們大多都有“二奶”、“小三”，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竟然包養情婦140多個；福建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林龍飛每年將自己22名情人集中在一起，開起“群芳宴”，還讓情婦們集體評選年度最讓自己滿意的“年度佳麗”；而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與青島市原市委書記杜世成竟共享一個情婦等等。官場的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官僚們不僅生活腐化，而且各級官僚都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資源大肆掠奪和瓜分國家財富。學者溫鐵軍曾指出，中共官員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時事評論家李劍芒在博文中揭露，中共第十六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康日新，家裏竟存放著7,000萬歐元（近7億人民幣）現金。至於各位中共領袖家族的財富動輒以百億千億計算。不僅如此，為轉移財富，大量的高官還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國外。最近有網友在新浪微博中發布消息說“據美國政府統計，中國部級以上的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子輩74.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的達到91%以上”——這便是中共官場腐敗“愛國”的現實。
從失業、貧窮與兩極分化的角度講，中國社會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官僚貴族階層憑借權力杠杆壟斷了國家與社會的各種優質資源（如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就公開宣稱：“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所以早已成為橫行中國的暴富集團。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曾明確指出，截至2008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而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巨富家族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 餘億元，占過億富豪總人數的91%。而與這種巨富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大量的月薪千元左右的農民工，“蝸居”城市的年輕人，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到處奔波的行乞者、流浪漢，甚至還有三九天氣橫臥街頭或地下通道的上訪貧民……
從官僚機關的暴虐、驕橫和凶殘角度講，中國官府的野蠻程度已經到了突尼斯城管所無法望其項背的程度，不僅到處都是追逐毆打攤販的城管們，而且為了掠奪民間財富，到處都在強拆房屋、到處都在暴力征地，到處都在上演唐福珍、錢雲會一類的悲劇，到處都有尋求公平和公正的訪民……
突尼斯、埃及等國因為這四個因素的長期積累，終於在2011年的早春演變為一場百萬人民走上街頭的“茉莉花革命”——中國共產黨雖然很不高興，但在這場即將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難道能夠獨善其身並僥幸逃脫民主的洗禮嗎？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由於前述的四個原因，中國社會正日益分裂為兩大利益根本對立的群體，即處於統治地位和掠奪地位的官僚貴族暴富集團與處於被統治、被壓迫、被掠奪的人民大眾。“仇官”、“仇富”日益成為人民大眾的心靈共振，而“維護穩定”、維護執政集團和暴富集團掠奪於人民的既得利益則成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主旋律。
但是這樣下去是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的。在互聯網時代，人民大眾的頭腦已經難以統一愚弄和支配，人民的眼睛已經漸次向著人權張開，通過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人民大眾的權利意識、公平意識、尊嚴意識開始空前高漲——一句話，我們的人民正在通過各種準備和訓練以迎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到來！
在此情況下，執政黨該怎麽辦？
前麵說過回避是不可能的，頑固抵抗嗎？有可能落得昂納克、本阿裏甚至齊奧塞斯庫那樣的下場，那當然不是明智和理性的選擇。那麽出路在哪裏呢？我們認為執政黨應該集體學習一下趙紫陽的“政治遺囑”。趙紫陽在《改革曆程》這本書中提到“政治體製改革”時曾指出“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製上的議會民主製”，“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趙紫陽認為議會民主製是“比較成熟的製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製度”，因此趙主張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向著“議會民主製”的方向前進。而在轉向議會民主製之前應該設立“過渡期”，在“過渡期”裏通過建立社會協商製度、擴大民主選舉範圍，通過推動媒體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措施使得中國社會漸次完成“議會民主製”的建立。
綜合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和危機四伏的中國國情，我們認為從2010年開始的2010年代將是億萬中國人民從“經濟維權”漸次走向“政治維權”的年代。所謂“政治維權”就是公開的爭民主、爭自由、掙人權、掙法治——就是“天鵝絨革命”、就是“茉莉花革命”、就是我們自己的“黃絲帶革命”。越來越多的人民大眾意識到，僅靠經濟維權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的，經濟問題的圓滿解決終還要落實到民主憲政的建立上，這是無法逆轉的心理洪流，這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正因此，我們認為對於執政黨而言，趙紫陽的“政治遺囑”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性意義。無論從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還是執政黨自身的利益考慮，中國共產黨都不能再執迷不悟了，應該未雨綢繆、痛下決心開啟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大門，以三到五年為“過渡期”，穩妥有序的將中國推向“議會民主製”的軌道，誠如斯，不僅執政黨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能夠化險為夷、穩中取勝，而且能夠把中華民族推向民主、自由、燦爛、輝煌的未來！反之，如果一意孤行，在“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維穩”到底、專權到底、頑固到底，則突尼斯的本阿裏、埃及的“穆主席”及其所屬執政黨的命運便是你們未來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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