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對華恐慌是美國戰略杠杆

環球時報刊載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教授餘萬裏的文章指出,現在看來,2008年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上已經成為一個轉折的年份,“3?14”與火炬事件讓全體中國人感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歧視和偏見,奧運會盛大的開幕讓全世界感受到崛起中國的強盛,金融危機全麵爆發讓西方體會到衰落的焦慮。這一年“文明衝突論”的作者亨廷頓去世,西方重拾“重建世界秩序”的話題,紮卡利亞借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使用過的同一個概念提出“他者崛起”,意指中國、印度、俄羅斯等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對西方主導下的現存世界秩序的挑戰。

  2008年初筆者在訪問美國的時候,一位美國知名專家說:“中國的崛起在華盛頓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機遇……”2009年,奧巴馬執政掀起了中美關係的一輪高潮,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奧爾布賴特等美國重量級戰略思想家在內的學者提出了“G2”、“中美國”之類的樂觀設想。然而,這種樂觀判斷似乎為時過早了。2010年中美關係開始向另一個極端擺動,華盛頓的對華政策氣氛也出現了急劇的降溫,新的對華戰略思想正在悄悄地醞釀,新戰略中的某些趨勢可以窺見一斑。
未來的美國對華戰略絕對不可能建立在“遏製”的前提下,而將繼續其“合作與防範”兩手並重的對衝模式。遏製是來自“冷戰”的概念,意在把對手關在瓶子裏不讓它冒出來。如今的中國已經全麵卷入經濟全球化的循環,中美之間已經形成深刻的相互依賴的利益結構,把如此之大的一個中國“收回瓶子裏”,這已經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

  必須保持清醒的是,中美的合作在短期內不可能解決相互間的矛盾、衝突與防範。在過去的40年中,中美始終是在控製矛盾和分歧的前提下通過擴大合作來尋求關係穩定的發展,在不斷尋求合作的同時,台灣、人權等矛盾始終如鯁在喉。在金融危機下,中美發展在短期內出現了此消彼長的趨勢,但是中美兩國在總體實力上的巨大差距仍然沒有根本性地改變,這決定了美攻中防的態勢在短期內還不可能扭轉。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正在尋求對華政策的新的“戰略杠杆”。從2005年開始,美國人已經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崛起已經無法用外力阻擋,金融危機期間,他們甚至發現自己有求於中國的遠比中國有求於自己的多。如今在外匯儲備、對外投資、傳統製造業、航空航天、交通通訊,乃至奧巴馬政府最看重的新能源領域,中國都呈現出蒸蒸日上的發展態勢。在經濟和市場上,美國人發現自己可打的牌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牽製和平衡中國的發展及其國際影響力的擴大,美國必須尋找具備優勢的“戰略杠杆”。
第一、在地區安全領域,動員其盟國體係,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矛盾構築防範“中國威脅”的同盟。在過去的一年,美國成功地利用了“天安”號事件、中日釣魚島衝突以及東南亞某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要求大踏步地“重返東亞”,整個過程不費一槍一彈。美國的“重返”無形中對中國形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而中國就此做出的任何反應,包括軍事現代化的進展都會因為周邊國家的恐懼而自然而然地進一步加強美國營造的同盟體係。

  第二、在金融和人民幣匯率上,利用其國內政治特點保持對中國的壓力。雖然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和世界經濟,但美元依然維持著世界通貨的地位,世界各國都不得不承受其輸出危機的代價。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在人民幣匯率上,幾乎任何具備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清楚匯率不是解決美國失業問題的鑰匙,但在金融危機之後,克魯格曼、伯格斯坦等主流經濟學家突然轉而鼓吹人民幣匯率製造“全球失衡”的論調,其中的“項莊舞劍”之意恐怕不是人民幣幾個百分點的升值可以滿足的。

  第三、在國際輿論領域,利用其價值觀和軟實力的優勢製造“中國傲慢論”及各種新版的“中國威脅論”。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原本是美國與西方國家的不讓步導致大會的失敗,卻不料在會後突然傳出中國外交官如何“咄咄逼人”、如何“不尊重他國領導人”,此後“中國傲慢論”成為貼在中國外交上的一枚新標簽。2010年7月,一句“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成為另一個“羅生門”式的謎局,希拉裏在中國周邊國家信誓旦旦地宣揚“中國威脅”的這一新證據,而這既非中國的正式立場,也沒有人證實誰在何種場合說過。最後,美國人還是忘不了他們最拿手的人權牌,神聖的諾貝爾和平獎再度淪為詆毀中國的工具。

  在剛剛結束的胡錦濤主席對美國的國事訪問中,雙方表達了“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這是一個具備戰略高度的、高瞻遠矚的定位,符合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共同利益。在當前的中美戰略博弈格局中,必須盡最大可能地維護“戰略機遇期”的穩定,不能意氣用事、舍本求末地為美國的“戰略杠杆”所動,在大局上當以不變應萬變。中美關係的未來在根本上取決於雙邊實力對比的結構,而當前中國最大的優勢就在於自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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