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式管理與現代文明的衝突
曼德
在當下國內,由於舊有的馬克思主義涉及不到現代企業的管理，所以當今國內企業的管理，主要是以儒家式管理為核心的金字塔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方式主宰著國內企業文化、影響著社會文化.
儒家思想實際上跟市場經濟風馬牛不相及，它所導致的企業管理隻能是金字塔形的集權管理——聖人至上、唯上不唯下、官僚主義橫行、對高層缺乏監督與製衡、視員工為奴隸、視顧客為仇敵。
孔子理想的管理模式是在古聖王的盛世, 管理根基建立在聖人的道德上。《論語》寄希望人能成德而成聖,由成聖而主政。而我們知道人是全然敗壞的，人的道德是最脆弱的，把企業、國家社會的根基建立在某一兩個人脆弱的道德基礎上，這就是儒家管理與基督教管理本質區別所在。
基督教認為人的有限性、罪性是根深蒂固的、不相信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儒家本質上卻認為人可以成為神、上帝。孟子認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趨善,如水之就下。人有天生的善端,本此善端,便可成德、成聖。荀子認為：途之人可以為禹。程朱理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路，也是把國家、組織的管理權柄最終交給神一樣的聖人。到陸王心學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心即理，心外無物”更是把人的自我為主、自我為神、自我為上帝發揮到極致。
儒家相信人畢竟有體現至善、上通神明的可能，所以在管理上推崇聖王管理模式，最高管理者惟我獨尊、毫無監督、頤氣指使、踐踏規則，被管理者對聖王惟命是從、阿諛奉承，各管理層欺上瞞下、對上不對下、隻會揣摩上麵的意思，聽命行事，唯老板上級是尊，視顧客員工為敵、官僚主義橫行、愛心匱乏、低層員工權利喪失殆盡，最終形成“領導幹部帝王化、員工群眾奴隸化”的管理局麵。
曾國藩推崇的“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一方麵說明他對自己道德修養的嚴格性，另一方麵在他看來中國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聖賢，另一類是禽獸，聖賢畢竟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則是禽獸。所以當他成為聖賢的時候，大多數人在他眼中就是禽獸，死不足惜，這句話直接包含的就是蔑視民眾、踐踏人權的意識，不這樣理解我們就不理解為什麽曾國藩作為儒家數一數二的聖賢，殺起人來極其殘酷，落下“曾剃頭”的惡名。聖賢就可以濫殺“禽獸”般的人民，這就是儒家聖王理想的邏輯結果。
儒家的管理到毛澤東那裏發揮到極致，毛的語錄是：“我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服從神何不服從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謂神乎？”一個自我為神、眾人奉他為上帝的管理者會把一個企業、一個國家糟蹋成什麽樣子，1978年以前共和國的曆史已經清楚的表明了。
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儒家文化盡管有諸般的美善之處，但我們看看它幾千年的實驗期中所結的果子便知道它確實乏善可陳。管理方麵，無非表現為“2000年如一日”（曆史學家唐德剛語）的官本位、集權壓製、唯上不唯下、毫無愛心的管理體製。我們看一種文化，就要看它的本質，而不是它貌似進步的一些枝節末梢。儒家文化的本質是人的自我為主，因為自我為主，所以導致王權專製、官僚主義、崇尚厚黑與權術；因為自我為主，所以沒有上帝和天國的參照、對比、督促和更新，所以導致墨守成規和不思進取。
基督化的企業管理和企業文化，根基立在對上帝主權的尊崇、對人的罪性的深刻洞察和把握上，具體體現為仆人式的領導、企業內外滲透愛心、對權力的製衡、對規則的尊重上。馬太福音20：25-28：“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隻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仆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贖價．”仆人式領導就是一種高的服侍低的、上級服務關愛下級的倒金字塔管理模式。
黨內開明派成都軍區劉亞洲將軍曾說：“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東方宗教的神在享樂，人民在受苦。這就是東西方宗教，最大的區別。”要做管理者，就是要做仆人，做真真實實的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帝王。管理的源泉來自威信，而威信來自犧牲奉獻。正如約翰福音12:32：“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領導就是關愛下屬、找出並滿足下屬需求，為了滿足基本需求,自然要犧牲奉獻.一旦我們為別人犧牲奉獻,我們就能建立威信.建立了威信,我們才是貨真價實的領導人。這種領導管理哲學在西方基督教為文化根基的自由、民主國家被廣泛運用在政治、經濟領域，選舉、分權、彈劾、問責、聽證等製度就源於仆人式領導。
所以基督化的管理就是犧牲奉獻、關愛下屬、尊重人權、基督為門徒洗腳的仆人式領導。仆人式領導在國內基督徒少數企業開始實踐開來。如湖南夢潔家紡公司企業文化核心是：在以“愛”為基石的付出中成就榮耀。統一的行為規範：1。潔身自好。2。善待他人。3。愛人如己。每個管理者的職責就是真正服務好下屬。該公司平一車間7組王三元職員寫到：“每個加入夢潔這個大家庭的員工，在其成長過程中，隨時都會有人給予無私的幫助，而每個在這個家庭裏成長起來的成員又都以帶上一顆真摯、坦誠的心去幫助別人為己任。‘愛’是相互給予的，正是這樣相互之間的無私關懷造就了我們的今天和未來。”
與儒家管理恰恰相反，基督化企業文化出於對人的有限性和罪性的清醒認識，所以強調對有權位者的監督與製衡、強調有限的人對製度規則的遵循，實施法治而非人治，尊重秩序和契約。蘇州德勝公司在管理上全麵貫徹基督教管理理念，在德勝，公司對員工一再強調公司與員工是一種契約關係，是一種健康的雇傭關係，在《德勝員工守則》中明確寫道: “公司始終不認為員工是企業的主人.公司認為,企業主和員工之間永遠是一種雇傭和被雇傭的關係,是一種健康文明的勞資關係,否則,企業就應該放棄對職工的解雇權”。這是聖經中聖約觀念在企業中的彰現。
在德勝《權力製約規則》的總則中寫道：“沒有監督及製約的權力必定是腐敗的權力。一個公司的管理者包括最高決策者的權力如果沒有相應的製約，而隻靠道德或覺悟製約，最終必將導致公司的破產。實踐證明，沒有哪一個人的道德是永恒的”“在督察人員的心目中，員工永遠沒有等級之分，隻有遵守與不遵守製度之別”。在《德勝員工守則》的封麵上寫著震撼人心的口號：“一個不遵守製度的人是一個不可靠的人！一個不遵循製度的民族是一個不可靠的民族！”
人不是神，人自身存在著多種的罪性，人尤其是有權位者必須要受到足夠的監督和製約；而且人的罪性靠自我的道德修養是根除不了的，必須靠悔改和信靠真正的上帝方能改變。所以人必須謙卑、溫順、順服規則、敬畏上帝、製約罪惡、千方百計在經濟、政治領域用製度製衡人的罪性。
1649年英國光榮革命前接受加爾文主義的清教徒的典章《韋斯敏斯特信條》第六章論人的墮落、罪惡和刑罰中寫到：“由於本源的腐敗，我們完全不願意行善、不能行善，並且被改造成為一切良善的反麵，又全心傾向一切邪惡的事情，便不斷行惡犯錯”。基督信仰叫我們每個人明白自己不是完美的上帝，我們與上帝橫陳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與深淵，我們隻是敗壞的人類，我們在造物主前麵隻有戒懼謹慎、限製罪性、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以賽亞33:22：“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耶和華是給我們是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在上帝那裏，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權是合一的，但人不是上帝，所以三權必須分立。三權合一的管理者實際上就是自命為上帝，其模式必然是聖王統治、專製霸權，這種管理模式在儒家思想實踐中得到了突出體現。
而基督化企業必須要與這種模式決裂。德勝公司的聽證會製度，體現了權力分立原則，開國內企業文化之先河。我曾親曆了一次該公司某高層涉嫌違規的聽證會。聽證會由當事人（辯方）、主持人、調查人員（控方）、證人、聽證團成員（陪審團）、旁聽人員組成，雖然當事人是公司級別較高的管理人員，但主持人、調查人員、聽證團成員都是最普通的公司職員，這些普通職員通過聽證會就行使了司法權。不同於其他企業對嫌疑違規事件的處理采取“公、檢、法”於一身的老板獨裁方式，德勝的聽證會使公司的司法權逐漸獨立、對高層管理者施以來自民眾的有效監督與製衡，也賦予了一般員工知情權、司法權等權利，使企業充滿民主、法治、權力分立的公民文化，從而也更新著社會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