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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初期，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有改革的衝動和願望，但如何改？改什麽？則沒有準確的方向，隻知道要過河，要發展經濟，於是提出了“摸石頭過河”的思路。但是“摸石頭過河”都是在不知深淺的情況下進行的，特別是“價格闖關”失敗之後，中國學者們看在眼裏，認為這樣瞎摸瞎闖是危險的。可能會摸到一條有害於社會主義發展的錯誤的道路。改革之初，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然，當時誰也沒有膽量說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隻是說補資本主義的課）。改革之初，其實是還有一個“走社改”的改革方案的。
一個是以錢學森同誌為首的“走社改” 總體設計方案，一個是吳敬璉為首的“走資改”總體設計方案。遺憾的是，曆史選擇了“走資改”。縱觀中國五千年曆史，許多時候，曆史往往選擇了錯誤的道路。從韓非子與李斯的選擇以來，君子往往難敵小人，奸侫常常能勝忠良。許多朝代曆史往往選擇了錯誤的人選。因此，幾千年來，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中國人民才這樣久久地懷念他。
1979年錢學森就提出了“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送國務院。但不知什麽原因，一直石沉大海。過中原因我們至今不得而知，恐怕許多人都有一些慣性思維有關。認為錢老是自然科學專家，對他提出構想總覺得不理解。錢老本是自然科學專家，為什麽要提出這樣的設計呢？話還得從周總理的要求談起。因為周恩來總理在生前就希望錢老把“兩彈一星”的管理經驗推廣到其他社會領域，於是便有此設計方案。
多年後，許多人都還為當時沒有采納錢老的方案感到遺憾：“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信息控製研究所專家於景元教授在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說，要從總體上考慮，研究和解決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深層複雜的問題，就應按照錢學森提出的開放的複雜巨係統的方法，建立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於景元教授說，這種國家經濟的總體設計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方法，是中國人的創造，它不同於西方的“思想庫”，“智囊團”等。它是借鑒了中國“兩彈一星”研製中總體設計部極為成功的經驗，周恩來總理在生前就希望把這些經驗推廣到其他社會領域。於是一九七九年錢學森提出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的建議。一九九零年，錢學森從國家的宏觀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角度，又提出了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總體設計部體係的建議。（《錢學森提出建立中國經濟總體設計構想》原載美國《僑報》1993年4月18日）
其實，及便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界許多人也還沒有能真正理解錢學森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重大貢獻。正如2009年12月2日在國防工業出版社在北京遠望樓召開主題為 “讀《錢學森書信》 學習錢老科技創新思想”座談會上，我國係統科學領域知名專家、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研究員於景元說,錢老過世以後，他很注意媒體在網絡上的報道，發現不管學術界還是普通大眾，大家對錢老在航天領域的貢獻一致認可，但從錢老整個一生的科學貢獻來看，還有大量的貢獻還沒有被大家認識。他認為“錢老的知識結構首先有學科理論深度；第二有跨學科、跨領域的廣度；第三有跨層次的高度。於景元表示，從這個角度看，錢老是一個“三維科學家”，我們現在科學家大部分是“一維”，“二維”也不多，他還指出“所以我說錢老是一個科學大師、科學泰鬥、科學領袖，一代宗師，百年難遇。”
“1979年，錢學森報出了“建立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的建議”，80年代後期，錢學森在總結現代科學技術員新成果以及國內外成功經驗（特別是祖國老一代領導人的智慧）的基礎上結合運用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高新技術提出“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研討體係”也就是“大成智慧工程”，這就為在我國建立總體設計部找到了很理想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並使之切實可行。” （錢學敏《論“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原載《中國軟科學》1994年第3、4期）
關於錢老提出總體設計方案，鑒於信息來源關係，當時，作為我們青年學生來說，我們當時隻知道有這樣一個設計方案，但內容不知其詳，或許當時看到這個方案的人也並不懂得其重大的意義。今天，我們再次審視這些個方案，我認為，我們的改革錯失了一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走社改”的方案。
一、改革方案的總體思路——“摸石頭過河”靠不住，要用科學的方法過河
在改革之初，錢學森同誌就敏銳的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靠“摸石頭過河”是靠不住的。正如他在一次講座中指出：“我們國家的宏觀管理方法就需要改革，過去我們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幾種：一是經驗法。譬如說．我見到什麽問題就抓什麽，也叫分散處理辦法；還有一個，就是抓重點法，認為哪個是重點就抓哪個；還有一個常說的辦法叫‘摸著石頭過河’。我覺得這幾個方法麵對整個國家這樣一個複雜問題，而且又是在急劇變化、發展的社會，要真解決問題恐怕是困難的。我最近講過：“放衛星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可不能‘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說，火箭上去了，再測它的位置、速度，等位置、速度測下來，知道它要往哪去了，再看看去的地方對不對，若不對，就再糾正一下，這不就叫‘摸著石頭過河’嘛！要是這樣幹，那衛星不知要放到哪去了。我們是把軌道的可能性都算好了，然後預先設計了控製係統，然後還設計好了萬一出現一些不正常的幹擾將如何處理的係統。這些都由電子計算機控製，這時才能放衛星。所以我看剛才這幾個經驗方法恐怕都困難。要說理論方法，現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很多，這些理論我認為也都有道理。但我想假設問一下寫理論文章的人：‘你敢不敢簽字，我按你說的理論方法去下決心幹，出了問題我可是要問你的。’恐怕他不敢簽字。若有一個重大國家建設問題，請了專家們來討論，專家們都會說得很有道理的，並且都有一套方案。但很可能專家們最後幾句話是：‘這是我的見解，我可不敢保證你按我這個辦法去作一定行，不出問題’。另外還有一種常見到的情況，就是介紹某國在某個曆史時期是如何辦的，好象很成功，那麽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照他的辦呢？這恐怕就說不準了。別國在他的具體條件下，在一定的時期內是一個成功的措施，拿到我國行不行？恐怕借鑒外國的辦法也沒把握。現在我們國家在發展、改革中所出現的問題，而且正如前麵所講的，是高速發展和變化中所出現的問題，使我們感到確實複雜，老辦法是不夠用了，除了上述的幾個方法外還有另外一個方法應該考慮，這是我要介紹的係統工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
因此，錢學森同誌提出了與“摸石頭過河”完全不同的“過河”的方法。他認為，要“過河”必需要有科學的態度（當然，若是有些人本來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早就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打算，“摸石頭”隻不過是個幌子，那就另當別論），需要用“三個層次一座橋梁”的學科認知體係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
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需要如何改？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錢老認為指導思想離不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這座橋梁的指導思想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而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改革，而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並不是讓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直接去指導改革的的實踐，而是需要通過三個基礎理論即：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思想去 指導 基礎理論 指導 應用理論 指導 技術理論
指導 改革實踐。
當時，宋健同誌完整闡述了錢學森先生用這種“大成智慧工程思想”指導改革的重要意義，宋健同誌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總結錢老的思想時說“按照他的現代科學技術體係學說，現代科學共有11個大部門，各有自己通向哲學的橋梁。這些橋梁都是哲學理論，但不是哲學的本體部分，而是某種哲學分論。橋梁者，兩“岸”之間的聯接部也。學科體係中的橋梁，一邊聯接的是可以實證的具體科學，包括工程技術、技術科學、基礎科學三個層次；另一邊聯接的是思辨地建立起來的知識體係，即哲學。由此形成科學技術各部門共有的“三個層次一座橋梁”的學科體係結構。11個大部門有11座橋梁分別與哲學聯接起來，即11種哲學分論，係統論是係統科學通向哲學的橋梁，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總論下的哲學分論之一。”（宋健主編 , 《錢學森科學貢獻暨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 2001年12月第1版 , 第239頁）
在這個學科體係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統帥一切的最抽象、最基礎的層次。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橋梁”與九個學科部類相聯係，九大部類通過各學科體係再指導改革實踐。顯然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過河”比盲目下河“摸石頭過河”要科學得多。當然也要難得多，但它最重要的是這種改革是無產階級政權下的，自我完善的改革，也可以說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
但是這種思路如何從理論走向實踐，如何運作呢？錢學森提出了他的思路：“我想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的體係，無非是給黨和國家提出谘詢的意見，或者它自己認為哪一個問題要研究，經過研究提出報告，或者接受國家的要求，為解決某個問題提出一個谘詢報告，這都可以。它的報告經過剛才說的既定性又定量的全麵的科學的分析的結果，當然我們不能保證它絕對不錯，但是我想這樣一種作法是盡現代科學的可能作的最準確的、最全麵的分析。當然，如果國家領導人接受這種谘詢的意見，定下來這麽辦了，實踐的結果也隻能大部分對，還有小部分不對，因為總體設計部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誤差的這部分要比現在的作法小得多，小得多，小得多。而且有了那樣一個分析研究，有這套辦法，出現了一些跟預見的不完全一樣的，這個改變也可以返回來調整這個模型，作必要的控製和調節，即使有一點差別也是可以解決的。這樣的方法是我們現代科學所能做到的最準確的答案。萬一實踐中有點不一樣，也不怕，也比較容易調節過來。這樣的作法我們中國還是有經驗的。老的經驗，遠的就是搞原子彈、氫彈的經驗；近的就是我剛才舉的航天工業部係統工程中心的經驗。我們國家還有其它的部門也做了工作，也有成功的經驗，許多關於發展戰略的研究就屬於這個類型。所以我今天講的就是把這些成功的經驗綜合起來，把它應用到整個國家規模，而應用到國家規模的可能性，這也是有理論依據的，就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嘛！”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
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管理沒有現成的模式，特別是在借鑒蘇聯模式在中國出現困境後，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管理國民經濟的確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辦法。“模石頭過河”有盲目性，而盲目聽信別有用心的，一心向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專家的話也不是辦法，及便是忠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專家，也難免有認識不當的情況。很多意見往往很不一致。錢學森同誌也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他談到每次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協會議，代表們提了很多的意見。常常不見回音或不能解決問題。他指出：“往往一個提案，意見要落實不僅僅涉及到一個部門，它要涉及到很多部門，其影響也是很多方麵。要求一個部門作出回答，很難，更不要說人大代表，政協代表所提的意見，是一得之見。他的意見要是放到整個國家來看，怎麽樣，就很難說了。去年我在政協說：”我們政協委員提的意見都很好，但是恐怕隻能作為零金碎玉，不是一個完整的大器。”那怎麽辦呢？就要把他提的意見、提案作為一種信息儲存起來，當考慮到某個問題時與這個信息有關係，就可從信息庫中提取出來，這樣我們就真正建立了一個意見信息體係。我想我們社會主義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將來我們還不光是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提的意見，任何一條人民提的意見我們都要重視。”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
錢老的思想與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思想、與胡錦濤總書記在政協成立60周年大會發表講話中提出“廣泛集中民智”的思想如出一徹。
二、用係統工程思想管理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行
在改革初期，許多人也都承認國家管理是一個係統係統工程，但什麽是真正的係統工程，如何用係統工程去治理國家，還知之不多。
係統工程廣泛使用於資本主義的大型企業管理，如何用係統工程管理國家，管理前不見古人的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是照搬照套就能解決的。因為這個社會係統工程是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的，簡單地說它是無產階級政權下的社會管理工程，它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錢老一再強調中國經濟體製改革需要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因此，他在設計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他首先就強調了指導思想的的問題。他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一切無從談起。
當然，一個正確的方案和設計不能得到支持，除了因為有別用心的人要搞資本主義複辟外，也還有我們的認識問題。記得在學習《國民經濟管理學》（山東人民出版社版82年版）時，教科書隻有最後幾章提到了用係統工程管理國民經濟的思考，但是由於當時中國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限製（當時微電腦還非常簡單，286電腦就是最高檔的）。許多現代管理思想在中國還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在軍方、國防企業使用的電腦還不能大量用於國民經濟管理實踐。因此，當時也看到過有一些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文章中提到，像係統工程這樣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僅僅是在一些大型企業使用，至今沒有哪一個國家在國家層麵上使用過。對在社會主義國家采用係統工程進行管理前無古人（其實社會主義出現，幾千年來也是前無古人的）是否有可能，很多領導人也有這方麵的顧慮。但是錢老認為采用係統係統工程管理國家完全可能。
錢老在講座中指出：“這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些科學方法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法子應用的，它隻有在大企業中，在企業內部才可以用，到了國家規模它就不能用了。去年在軟科學會上我講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們相信係統工程、軟科學這些方法在我們國家的管理上是可以用的，因為它是科學的方法，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可以結合起來。同誌們要看到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利用這些方法在管理國家上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他的社會製度是資本主義。這段話是說明在我國完全可以用係統工程這個科學的方法，而且這些科學方法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在更小的範圍內如軍事作戰計劃中，企業經營方針的計劃中，是成功的。現在我們隻是把這些成功的經驗用到國家規模，而且這個運用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中國得天獨厚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用這個方法的，顯然是在外國發展起來的一個科學方法，但是我們可以搬來用，與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結合起來，與我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結合起來。”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
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公有製國家，是一元化領導的人民政權，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私有資產”的“守夜人”的性質，更不是“私有資產集團的行業協會”（記得一次在深圳考察的時候，一個過去的改革前輩不無自豪地說，他的理想就是把深圳的政府建成私有資本集團的職業行會，一個小政府。）
當然，在資本義製度下，要在國家層麵是實行係統工程管理體製是不可思議的，而如果是在公有製的統一的一元化領導的政治體製下，采用係統工程的管理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我們今天的國體和政體就是一個天然的優化的係統管理模式。它完全適合於進行係統管理。其理由是：
一是無產階級政黨一元化領導。執政黨可以統一貫徹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隻要執政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不出問題，係統的穩定性就有保障。
二是我國軍事管理係統（包括軍工企業）是世界上獨有的。關於我國軍隊的管理眾所周知是紀律十分嚴明的軍隊。還有軍隊的管屬於是獨具特色的（這得力於毛澤東同誌的“黨指揮槍”的英明論斷，無產階級政權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黨指揮槍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先進國家形態的必需，所謂“軍隊國家化”或許並不是無產階級政權的選擇。沒有必要看哪些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軍隊如何如何，沒有任何借鑒意義。）
三是我國國防科研體係獨具特色。以“兩彈一星”科研管理模式的國防科研體係的先進性是不需要多說的，也是世界公認的。我國科技管理體製從目前來說，應該是比較有效的管理體製，特別是中國科研骨幹企業，大型國有企業，許多還采用係統管理模式，一些軍工企業，重要的國防準軍事管理的企業目前仍然實行“兩彈一星”企業的管理模式，並且還有創新。
四是我國社會管理體製從總體上說應該是比較好的。當然，近年來教育的情況確的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特別是在高校，這些地方是被西方意識形態“西化、分化”的重災區。但總體上來說，受“走資改”影響尚在可控範圍。特別是最近，我們欣喜地看到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製度改革等正在得到有效遏製。說明隻要政府中有“能人”，這把社會主義這把“刀”還是比較管用的，這充分說明許多情況下“隻能怪人苯，不能怪刀鈍”。
五是中國目前國家管理係統結構接近係統管理的優化係統模式。首先，精幹的黨委係統，從控製論角度來看這個係統具有“閉環控製係統”的全部功能。有事前監督、事後監督、事中監督係統，有明確的施控係統和受控係統、多重的信息反饋係統。從理論上講這個執政黨係統內部功能是完善的，控製是有力有。從執政黨對外的控製來說，他對政府來說整體上作為一個施控係統，政府則作為一個受控係統，其間多重的監督、反饋係統，使我國無產階級政權已經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係統。因為它是一個符合控製論模式的新型的，多重監督、多重反饋的閉環控製係統。從施控係統來說，執政黨根據世界變化的信息，通過執政黨的參謀機構，對外界信息進行分析處理後，對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經濟路線進行戰略性調整，同時形成執政黨的意誌，將這些建議和決議信息輸入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取得一致意見後，輸入國務院進行細化成各種政策，並輸出到省、市、自治區執行，省、市自治區將執政黨信息進行分解細化後再向地、市、縣一級輸出。從國家施控各省，省一級對上是受控，對地州市則是施控。地州市對省是受控，對各縣市則是施控係統。在中央、省、地州、市、縣每項一級都具有“事前監督係統”、“事中監督係統”、“事後監督係統”，直接反饋係統、間接反饋係統、專門的內部信息反饋係統，外部信息反饋係統。
這樣的一個管理控製係統是一個非常的效的，難以摧毀的係統，因為它來源於軍隊管理係統，這樣的係統不是想當然的，而是世界各國千百年來的戰爭，數不清的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管理方式。但是我們又常常感覺到這個係統沒有能發揮其更好的作用。原因是“我們的製度好比一輛馬力強大的好車，而常常落在一些不會駕駛，不懂交通規劃的人手裏瞎拆騰”，因此，我的觀點是“不能因為人苯就怪刀鈍”。
顯然，如果改革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指導，那麽我們國家管理的基本原則不會改變，不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不用放棄按勞分配原則，不用放棄計劃經濟體製、不用放棄生產資料公有製，不會讓國有資產流失，數千萬工人下崗，不用追捧非科學的發展的所謂“雞的X”，不用大開股票賭博市場、不會大賣采票鼓動人們覬覦不勞而獲的美夢，不會讓涉及國計民生的房地產企業、醫藥企業由私營資本為所欲為，更不會讓“資改派”、誤國精英、經濟漢奸將中國人民勞動成果俸送給美帝國主義。而我們社會主義經濟也同樣會有較大的發展。
三、國家的整體功能以及改革的整體性
錢學森同誌在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他的經濟體製改革設計有兩大特點，一是在指導思想上，他完全放棄西方經濟管理思維和模式，完全依據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作為指導思想，這是難能可貴的。二是從現代管理科學的“整體性原理”出發，從係統整體性來看國家這個係統的管理、控製過程。他指出：“從前我提過一個看法，就是國家的功能是一個整體，要全麵地講，大概也可把它分為八個方麵：
第一方麵：物質財富的生產。即我們所說的第一、第二產業。
第二方麵：精神財富的創造。包括科技、文教、文藝這些方麵，或者叫文化建設。
第三方麵：為第一、第二作後盾的後勤服務方麵，包括所有的商業、服務業通信、交通等，在國外叫第三產業。
第四方麵：政府行政組織管理。最主要的就是在微觀搞活的基礎上，政府的行政組織管理是宏觀的控製和調節。
第五方麵：法製。這方麵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建立社會主義法製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第六方麵：國際交往，包括國際事務、外交、友好往來、人民團體的往來，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交往應該是全盤的考慮，不能分散地考慮。
第七方麵：國防。剛才已講，不再說了。
第八方麵：我們生活的環境。這個非常重要，這件事現在重視得還很不夠（環境保護、三廢利用等）。我曾經提出過，我們說環境保護太保守了，現在的科學技術完全有可能為我們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好的生活環境，隻不過我們沒有注意罷了，我們自己給自己搞了一個很糟糕的環境。
總的講，有以上八個方麵，而八個方麵又是相互關聯的，是一個整體，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國家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
錢學敏在評價錢學森這些思想時指出：“錢學森運用整體觀和係統科學的方法分析綜合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係統結構，認為其總體上大致可分為四個領域、九個方麵：即“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包括民主建設、體製建設和法製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包括經濟建設和人民體質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擺設包括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社會主義地理建設包括環境保護、生態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可見，我們的社會和社會存在的環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開放的巨係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必須使各個方麵協調發展相互配合、相互促進才能獲得較高的工作效率即取得預想的成就、那種僅僅承認矛盾、矛盾鬥爭以及隻抓一個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麵的方法對於解決如此複雜的問題已遠遠不夠、為此錢學森提出設置專門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部對這四大領域、九個方麵的工作和問題進行總體分析、總體論證、總體設計、總體規劃、總體協調，抓住關鍵提出現實可行的各種配套方針政策和發展戰略，為決策者和決策部門提供科學的決策方案。” （錢學敏《論“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原載《中國軟科學》1994年第3、4期）
錢學森同誌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設計的過程中，他遵循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基本原則，及從思想理論體係的建立入手，在他看來，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各個學科都必以馬列主義哲學思維作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橋梁”與九個學科部類相聯係，九大部類通過各學科體係再指導改革實踐。而不是以什麽西方經濟理論為指導。其實道理很明顯，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以落後的“經濟人理論”（即X理論）為假定前提的，同時他是為有產階級充當“守夜人”的角色的。在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是無產階級人民的政府，其國體、政體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製度，以西方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完全是“緣木求魚”。
錢學森經濟體製改革雖然沒有給我們設計一套現成的經濟體製改革模式，但他給出了一個如何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研究的決策模式。這個決策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社會主義道路改革的失誤。他是從經濟體製和機製和角度思考經濟體製改革改革問題。他並不是像某些專家提出了什麽“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如何去改。他認為如何改個別專家的意見不足取信，他量他們不敢為自己的方案負責。這樣的自己都不能負責的方案，無異於“推瞎子跳岩”，有什麽意義呢？他提出的是在經濟體製改革過程中，應該有這樣一個評估平台，不管你是“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企業改製、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
錢學森同誌指出：“我們多年來搞經濟工作和政府工作的專家很多，也包括剛才講的理論專家，剛才說了讓理論專家簽字、畫押他覺得不好辦，但是現在不要簽名畫押，就請你提意見，提了意見我按你的意思設計出一個模型，算出結果，然後再請你來看看行不行，你若還有意見，我還可以改，改了以後再算，算出結果再報告給你，你還有什麽意見，這樣不斷改，改得你說不出意見來了，所有的專家都說不出意見來了，那就是我們中國最高智慧的結晶了。”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
顯然，這種方式要比相信哪些別有用心的“司爺”的陰招要科學得多。如果我們的醫改、教改、房改、國有企業資產評估、改製。物價闖關、增殖稅出台、醫藥企業的民營化、文化體製市場化改革、關係國計民生的企業能否私有化等這些問題，如果在實行之前，經過這樣一個係統、全麵評估和研究再作決策，而不隻聽信個別有用心的專家忽倏，相信不會有今天這種種的不良後果。今天我們許多政策的出台，出爾反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正是我們缺乏這種經濟體製改革的評估平台和機製。
錢學敏在《論“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一文中全麵論證和總結了這一體製、機製的運行原理，她指出：“這種總體設計部是以現代科學技術體係為基礎，采用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研討的體係的方式進行工作。其工作特點是：要求多方麵工作，人機結合快速同步進行，主要目的是激發群體智慧，選拉最佳決策方案。例如：
①根據任務需要，選拔各方麵，各學科最優秀的專家和科技人員在總設計師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采取Seminar（這是國外一切成功的學術研究團體所采用的集體討論形式，一次討論終結時主持人作小結，講這次討論明確了什麽，還有什麽有待以後探討）方式的討論，發揚民主，互相啟迪與補充，匯集群體意見，給予初步定性，醞釀理想的方案與解決問題的途徑。
②運用現代化信息網絡技術，檢索大量有關的古今中外信息資料認真研究、分析綜合，吸取其中最有價值的知識和經驗，以豐富、擴展專家的群體智慧，深化定性分析。
③將專家群體提出的方案、決策、數據等各種信息，與電子計算機、仿真、模擬技術結合起來對模擬的開放複雜巨係統及其解決方案，反複進行定性、特別是定量的分析，使之能從感性到理性、從微觀到宏觀、從部分到整體．迅速得出較精確的認識，進一步調動專家群體的科技知識激發創造性思維。
④利用多媒體技術（Multimedia technology)，特別是信息網絡，甚至利用靈境（ virtual reakity ) 技術和遙作技術門(Teleoperation）為總體設計部的工作者創造如同真實的情景棗靈境，與人作動態交互，使人感受到從前不能感受到的東西：大至宇宙，小至分子、原子，人都能審視感受，猶如身臨其境，極大地擴展人的認識範圍，迫使人們更新舊的思維方式，更加全麵準確、如實地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起來，從整體性、係統性、動態性上，把握研究與設計的對象，審定所提方案的運用性，並不斷予以調整，找出最佳方案。
⑤事態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必須及時利用現代化信息網絡，快速將總體設計部提出的決策方案在實施中遇到的問題新情況反饋回來，顯示在總部研討廳的電子屏幕上，迅速調整仿真模型、各種數據、靈境、方案，並預測新的效果，再提供新的最佳決策。如此不斷循環往複下去，決策一次比一次更準確、更高明。
由此可見，運用大成智慧工程的總體設計部，其作用、意義和優勢是任何個人、集體與機構都無法相比的、這種總體設計部的本質特征是：
①現代科學技術體係、有關專家體係、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工具體係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所構成的，高智能化的人機交互係統，可避免少數人說了算，或開個會議一議就定案的局限性和片麵性，減少決策上的失誤。
②任何事物都既有性質方麵又有數量方麵，總體設計部自始至終都把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結合起來從多方麵的定性認識上升到定量認識。從思雄方式來看，是把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生動地結合起來，因而能更準確地把握事物的現象與本質、部分與起體、微觀與足觀的狀態，避免形而上學。
③把科學理論與經驗知識結合起來。一些不成文的實際經驗與感受，甚至靈感、潛意識等等，雖暫不能納入現代科學技術體係，但對解決複雜性問題往往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取得“畫龍點睛”之效。總體設計部實際上不僅可以集中領導的判斷、專家群體的智慧，也可以匯集千千萬萬零散的群眾意見，“集腋成裘”，把零金碎玉融鑄成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政策、發展戰略這就是科學與經驗的結合。它把多年來我們黨提出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科學地，完美地實現了，其意義遠遠超過一項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
建立總體設計部是周恩來總理生前的殷切希望。他曾建議把組織領導我國進行”兩彈一星”設計、研製、發展的工作班子與工作方法棗總體設計部推廣應用到社會其它領域、錢學森在周恩來，羅榮臻的領導下，親身參加了這項工作，深深感到我國的‘兩彈一星”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國爭光為民爭氣與總體設計部發揮了重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文章最後還根據錢學森意見對如何做好“總體設計部”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首先，要站得高一些，建立總攬全局的整體觀、這就要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最高概括，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紮根於科學之中又對各門科學的研究有著指導作用。要掌握唯物辯證的思維方式，實事求是反對主觀專斷的唯心論；要靈活、辯證，反對僵化、教條的機械論。
第二委真正考察、跟蹤世界形勢注意第五次產業革命的浪潮對世界社會的衝擊與影響、世界社會把世界各國聯在一起，世界經濟趨於一體化，但其間又矛盾重重，紛繁複雜、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處處要與世界社會經濟、文化接軌，因而必須下功夫研究現代世界杜會把握其矛盾的來源、背景及發展變化的規律認真思考時代的特征這樣才能迎接世界的挑戰。
第三要學習軍事科學知識也包括學習組織管理方麵的知識和才能。要研究現代戰爭、海灣戰爭、巴爾幹戰爭等各種戰爭，使能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社會形態。當今是一個激烈競爭的時代，競爭實際上就是打仗，敵軍事部署與措揮、戰略與戰術等軍事辯證法也適用於組織管理的總體設計。
第四要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社會主義建國的總體設計部需要運用各種現代科學技術，知識要從現代科學技術中汲取力量、我國的總體設計部工作雖可以有所側重，但它所麵對的是四大領域、九個方麵的各種層次。各行各業的複雜性問題，沒有全麵的科學技術知識，不可能使之科學而有機地協調起采發揮整體的優勢。
總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部的功能是從整體上用係統科學的方法去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它是科學、民主決策的谘詢部。中華民族走過曲曲折折的坎坷道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風風雨雨中，有過成功的經驗，也有過令人痛心的失誤。但是，任何失誤莫過於在總體設計、戰略部署上的失誤，它給民族帶來的災難最深重。”（原載《中國軟科學》1994年第3、4期）
錢學森同誌在這次報告中最後指出：“搞這樣一個三大方麵的體係的技術我們國家是具備的，這又說明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要做的事就是報告題目——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部。由於這個總體設計部是國家的或者國務院的，下麵的國家部門還可設分設計部。但是，總體設計部與分設計部的關係是密切的。分設計部不能獨擋一麵，不管其它，也不可能獨擋一麵，它必須在社會主義總體設計部總的規劃、計劃之下來搞它的一部分工作。我想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的體係，無非是給黨和國家提出谘詢的意見，或者它自己認為哪一個問題要研究，經過研究提出報告，或者接受國家的要求，為解決某個問題提出一個谘詢報告，這都可以.它的報告經過剛才說的既定性又定量的全麵的科學的分析的結果，當然我們不能保證它絕對不錯，但是我想這樣一種作法是盡現代科學的可能作的最準確的、最全麵的分析。當然，如果國家領導人接受這種谘詢的意見，定下來這麽辦了，實踐的結果也隻能大部分對，還有小部分不對，因為總體設計部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誤差的這部分要比現在的作法小得多，小得多，小得多。而且有了那樣一個分析研究，有這套辦法，出現了一些跟預見的不完全一樣的，這個改變也可以返回來調整這個模型，作必要的控製和調節，即使有一點差別也是可以解決的。這樣的方法是我們現代科學所能做到的最準確的答案。萬一實踐中有點不一樣，也不怕，也比較容易調節過來。這樣的作法我們中國還是有經驗的。老的經驗，遠的就是搞原子彈、氫彈的經驗；近的就是我剛才舉的航天工業部係統工程中心的經驗。我們國家還有其它的部門也做了工作，也有成功的經驗，許多關於發展戰略的研究就屬於這個類型。所以我今天講的就是把這些成功的經驗綜合起來，把它應用到整個國家規模，而應用到國家規模的可能性，這也是有理論依據的，就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嘛！”
從今天來看，或許還是有許多人也還看不到這套係統的重大意義，同時我們黨雖然有那麽多幹部，但真正理解、懂得馬克思主義精髓的人不多，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懂得現代管理，懂得控製理論、社會係統工程的人更少。我們這三十年來，我們錯失了培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人才的機會，盲目培養了一大批隻知生吞活剝西方經濟理論的所謂專家，正如劉國光先生痛心地指出：劉國光提出福特基金會西化中國學者相當成功必須警惕。
2005年，他在一次講話中，深刻分析了目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下降的原因，他認為，存在這種狀況有內外兩方麵的原因。
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產階級亡我之心不死，中國社會主義是美國繼蘇聯之後又一個要消滅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既定的。所以美國不斷地對我 們進行西化、分化；
第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不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行了；
第三，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一些人因此誤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行了，隻有西方經濟學才行。這是外部原因。”
內部原因：“總的說來，新形勢下我們對於意識形態鬥爭的經驗不足，放鬆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誤，特別是教育部要負相當的責任！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第 一，高等院校經濟學的教育方針不明確，目標不明確。到底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來教育和培養學生，還是雙軌教育，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並 行。現在許多人都講雙軌製，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幾年前就講現在實行“雙軌製”，學生因此疲於奔命，很苦。學生既要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要學西方經 濟學。表麵上看是並重，實際上是西方經濟學泛濫。並重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下降，西方經濟學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學校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的 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經濟學的課程，隻要求掌握沒有經過科學評論的西方經濟學的原版教材。一些學校的研究生比如經濟專業、管理專業的研究生，入 學考試不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隻考西方經濟學。這是教育方針的問題，這樣的教育方針是根本錯誤的！
第二，教材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 濟學要與時俱進，現在的教材也在改進，這幾年大有進步，特別是抓了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但是還不夠成熟，數量也不多，沒有引起學生廣泛的興 趣。同時，西方經濟學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學有一個“工作室”，專門做這個事情，當然它也是很有貢獻的，引進外國文獻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 教材的版本，衝擊國內經濟學的教學。有一位教授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學教材開始發生比較重大的改變，中國經濟學教育從以政治經濟學即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向以西方經濟學為主發生著轉變，如今，西方經濟學已成為主流的經濟學教育體係，因為教材的改變反映出教學重點的改變。有同誌說，世 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高頻率地引進外國經濟學教材。他說，傳統經濟學教學模式轉型的主要標誌就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教學體係和教材的運用，其中很重 要的是教材的運用。這說明我們現在已經轉型了。
第三，教師隊伍、幹部隊伍的問題。“海歸”派回來很好，可以充實我們的經濟學隊伍，充實我 們關於西方經濟學的知識，這是好的一麵。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再教育，就進入教師隊伍和研究人員隊伍；不經過評論、原本原汁地介紹西方 的東西，卻是有問題的。有些原來在國內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出去後把馬克思主義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學生出國學經濟，學管理，其中很多人沒受過馬克思主 義的教育。上海複旦大學一個研究所的所長，他希望這個局麵越來越好，認為送出去培養是中國經濟學提高最快的辦法。他說，訓練有素的海外軍團回流浪潮將加 快，不斷充實到內地主要大學經濟學教學隊伍裏，勢頭勢不可擋。我認為他的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再教育，沒有受過訓練，就走上講台的這種 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們自己培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師隊伍在不斷萎縮，高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培養和投入很少，獎勵也很少。獎勵也隻有 海外人獎勵搞西方經濟學的。這個情況是很糟糕的。孫冶方獎是國內的，但是處於慘淡經營之中。
還有是影響了幹部隊伍，比如對黨校省部級幹部 班的教育，如果讓主張以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的教師去教他們，那會是個什麽樣的結果，可想而知。現在幹部的思想也在變，雖然很多幹部不是學西方經濟學出身的， 但是也在受影響。地方一些幹部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在公有製和私有製的問題上，在維護群眾利益的問題上，都站在我們共產黨的對立麵，比如在房地產領域都是在 維護開發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腦後，這就是受影響的表現。還有，一些地方提拔幹部，規定必須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才能提拔。這些都不是 很正常，這是崇拜西方。
第四，領導權問題。領導權很關鍵。現在有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高校的校長、院長，係、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 長助理等等，還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機構的領導，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相信他們中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有的領導權被篡奪了。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科學 單位的領導權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我覺得應該檢查一下，現在到底掌握在什麽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學一些領導崗位，由西化色彩很濃的人擔當。我不知道 是什麽原因，這些人為什麽這麽受重用？我覺得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因為一旦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那麽教材也變了，隊伍也變 了，什麽都變了。複旦大學張薰華教授對這個狀況很擔心，他說隻要領導權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們就要取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排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以我 說一定要注意，各級領導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紅皮白芯。我上麵講到的四個問題，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門沒有檢查，沒有落實。”
我認為劉國光同誌的分析一針見血，值得我們有關部門重視。顯然，如果不是一些人妄圖死心踏地複辟資本主義，而是真心地想讓社會主義向前發展，以《中國經濟總體設計構想》這樣的方式來指導改革，我們的自我完善的改革道路，將會完全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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