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人老說我傻。姐說我傻是恨妹不頂用，因為她要作晚飯，帶我玩兒。一句話：我是她的累贅。
媽幹脆叫我“傻大”。因為我個子比同齡的孩子高，說話辦事跟身高不成比例。記得一天同院的賈波來找我一起去幼稚班上學，媽囑咐我倆說：“出了門要靠牆走啊”。
過了一會兒，媽也出來去上班。看到我倆背靠著牆，腳跟蹭著牆，像螃蟹似地橫著往前挪步，驚訝地說：“你們倆幹嘛呢？衣服都蹭髒了。怎麽才走到這兒啊？”
“你讓我倆靠牆走的嘛”我不滿地說。
媽笑壞了，並當作經典見人就講。我不覺得那是傻，是聽話。
長大成人回憶過去的時候，常常感到自己不是一般地傻。
我家就姊妹兩個，姐隨媽姓金，我隨爸姓張。爸從不在我媽這裏過夜。星期日過來一起包餃子；要是我白天去奶奶家玩兒了，爸晚上把我送回來後再回奶奶家；爸常帶我們全家去吃夜宵，但飯後各回各家。
我居然沒有從這些跡象中發現爸媽已經離婚了，隻覺得那是我家天然自然的生態。
媽工作單位的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很多是點著媽的名：“××、你家為什麽老吃肉？”“××、你跟右派藕斷絲連”。還有很多，我不敢在那裏多看趕緊跑了。小學一年級的水平還不知道“藕斷絲連”的寓意。
我出生後不久，媽提出離婚，孩子一人一個。雙方都想要大女兒，爭執不下，法庭建議讓大女兒挑選喜歡跟誰，剩下的一個給另一方。爸當時在勞動教養所改造，沒有人身自由，由祖母代替出庭。判決前一天，奶奶、姑姑給姐買了很多她喜歡的東西，教給她第二天見到法官說什麽。
法庭上，法官問我姐：你父母要分開了，你希望跟誰一起生活？
“跟我媽。”
姐這一句話，決定了我的命運！
當時我還太小，法院要求由祖父母出生活費，由我媽撫養幾年。
我至今覺得法院判得太簡單，爸都沒有自由了，孩子很久沒有見到他了，怎麽能用那種方法問；忽略了我的人權，起碼應該到我懂事時再開一次庭，給我一個選擇的機會，哪怕讓我們姐倆“石頭剪子布”的原始方法抉擇一次也好。
也不能怨我傻，爸和媽總是有說有笑，對我們孩子的事也是一起商量，媽要給姐買自行車也得讓爸去把關。這和一般的家庭有什麽兩樣。前幾天用QQ跟當時住一個院的孩子聊天，他還說“你爸在咱院住的時候……”。看來他也沒有看出我父母離婚的事。如果64—65年那種平穩的日子再延長一個時期，他們也就複婚了，也就沒有我人生中奇特的經曆了。
問及媽離婚時為什麽沒有要我時，媽說：“你那時還在吃奶，我要不要你，你都離不開我。要你姐，就等於兩個我都要了，還能找你奶奶家要來撫養費”。
女人永遠是會算計的。
1967年暑假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家。突然進來五、六個大人，打頭的是前院住的範叔叔。
“啊、範叔叔”我吃了一驚。
範叔叔身高不到一米六，他的兩個女兒跟我們姐倆差不多大。他夫人常來我家問媽毛衣的織法。兩家有來往，但範叔叔沒有來過我家，我媽上班去了，他們現在來幹嘛？
範叔叔站在我麵前一時找不出合適的話，搓著手說：“這個家，我們占領了”。
“占領？”
我越發不明白，從電影上知道攻陷敵人陣地叫占領。這兒是國營企業的家屬宿舍，總不會大人也來玩兒遊戲吧。
“別裝傻了，趕快滾出去！”一起進來的中年婦女霍慧芝衝我嚷。她滿臉橫肉一顫嚇得我再不敢多話。
我終於明白發生了什麽。
“抄家”是封建社會沒收罪犯財產的一種方法。雖然已經破了“四舊”，但封建社會的懲罰手段卻得到了發揚光大。文革初，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家，後來，一部分地區擴大到黑五類的親屬。抄家從紅衛兵開始，後來各單位的積極分子也效仿紅衛兵對本單位的“黑”戶進行抄家。
各單位的走資派被打倒以後，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員會。範叔叔當上了革命委員會主任，抄家自然他打頭陣。
不知他們要找什麽，抽屜的信紙、衣服箱子、床底下、犄角旮旯都翻。
院子裏的孩子們聽到這裏的聲響都跑來了，我家是這個大院第一家挨抄的。他們興奮地等待裏麵拿出什麽出奇的東西來。等了一會兒見還沒有什麽就自己動起手來。
陳誌軍比我大兩歲，幼兒園時就是個愛欺負人的孩子。他舉起我家和煤泥的木箱說：“你們沒見過這樣的箱子吧。這是什麽？這是升，地主剝削農民收租用的升”。當時做飯取暖燒煤球，不用的時候要用煤泥(黃土和無煙煤攪拌在一起)封住火，以便延長燃燒時間。我家煤泥箱的形狀底小口大，很像升。
圍觀的孩子有議論的，有笑的。
看人們有了反應，陳誌軍更來勁兒了，跑到公用廚房拿來我家的擀麵棍說：“你們看，這是什麽？這是地主用來打農民的棍棒”。
陳誌軍還隻是個小學三年級的孩子，他怎麽知道那麽多歪理，怎麽學會了那麽多當時給人定罪的言辭。
我從家裏出來後，一直在家門右側站著。看著孩子們激昂地說著的時候，有人在我腦頂上小聲說“快往你奶奶家跑”。是欣姐姐。她是我姐的好朋友，跟我家住同一個小院。我的身高正好到她下巴的位置，她夾在看熱鬧的孩子裏給我下指示。
奶奶家離我家走路十分鍾就到。我跑到奶奶家，大奶奶不在，隻有小奶奶一人在家。我告訴她來抄家的了，她說“快回去，看看拿走了你家什麽”。
聽了她的話，我又趕緊往回跑。
那種時候，最能看出人性：欣姐姐怕我遇到危險，讓我快跑；小奶奶怕引火燒身，把我支走。
到家時，姐已經回來了。看到姐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姐晃著我的肩膀說：“別哭，不許哭！”
“哭、哭、哭死你！”出來放東西的霍慧芝衝我喊。
滿身肥肉隨著她的野蠻動作晃動，臉上的橫肉隨著她粗暴的語言顫動，真可以用“魑魅魍魎”來形容。她不住在我們院，跟媽也不是一個科的。也許正因為沒有任何私人關係才能這麽不顧情麵的吧。
看了她的麵孔，我明白了姐說“不許哭”的意思。
抄家結束了，被沒收的幾樣東西有：真絲被麵的被子、一把像古董的椅子、五個四方陶瓷盤子。那套陶瓷盤是從床底下抄出來的，磚紅色四方形，是日本產餐具。
從這麽普通的人家翻出日本盤子來，孩子們一下興奮起來，把他們知道的話都用上了：“看，這就是當特務的證據。”
“當特務的報酬！”
孩子被喻為“花蕾”，正因為是沒有經過風雨的花蕾才那麽殘忍吧。
範叔叔帶著抄家的人走了以後，孩子們餘興未絕地說著當時流行的政治上屈辱人的話走了。
姐衝著那些孩子的背影，攥著拳頭說：“太陽不會停在一個地方不動！”意思是說：太陽在運轉，今天我家在背陰處，總有一天太陽會轉到我家頭上的。文革中，孩子們都變得政治了、哲學了。
看著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家，姐倆終於忍不住抱在一起大哭起來。哭，是孩子緩解不安，衝洗心中淤積的悲憤的唯一方法。真想就那麽哭下去。可是姐說“別哭了，媽快回來了”。
最難受的不是我倆，是被當成革命對象挨批鬥的媽。明白姐不要再給媽增加負擔的意思，我停止了哭泣。
我們開始擔心媽，不知她今天能否按時回來。為了不讓媽知道我們哭過，姐倆洗了臉，一心盼著哭紅的眼快點恢複。
沒想到，媽那天回來得比往常早。
媽被剃了陰陽頭。“陰陽頭”就是從頭頂將一半頭發剃光，留下另一半。讓你不光在單位沒有麵子，即使走到街上也讓人知道你是專政對象。“陰陽頭”是侮辱人的頂級行為。
抄家的時候，媽正在受難，幾個人給媽剃了頭。好像他們手下還留了一絲人性，沒有給媽剃真正的陰陽頭，隻是坑坑窪窪地亂剪了幾剪子，幾個月後就可以長齊。
媽看我們姐倆都在，放心了許多，說：“愛怎麽樣怎麽樣吧。走，今天出去吃去。”
平時要是媽說“出去吃”的話，我會高興得蹦起來，可是今天這副樣子，我不願意出屋。
媽被革命委員會宣判：開除公職，遣送原籍。
我家沒有在這座城市居住的資格了，第二天就得離開。
第二天中午，我們在這個住慣了的家吃最後一頓午飯。媽作了我們姐倆最愛吃的燉冬瓜：海米、薄肉片、冬瓜片、粉皮，就這麽簡單的四樣，燉在一起好吃極了。(有興趣的，可以試作一下，千萬不要放醬油。)
媽在這種時候這麽下功夫給我們做飯，大概是想安慰受驚的女兒吧。細想一下，媽好久沒有給我們做過飯了。媽白天上班，晚上不是政治學習就是批判會，回來得很晚。家務幾乎都是姐幹的。
坐在抄得亂七八糟的家中，大敞著門吃的這頓午飯是我一生想忘都忘不了的。
我所知道的媽的罪狀是出身富農，跟右派丈夫藕斷絲連。其他沒有什麽，所以下放那天沒有革命委員會的押送。
上車前，媽讓姐看著我和行李，一個人去買東西了。車站比以前更亂，到處都是“牛鬼蛇神”。
過了一會兒，媽手裏捧著一串葡萄回來，那葡萄還是在哪兒洗過的。
“這個，上了車吃”媽把葡萄遞給我。
我跟媽出過幾次差，最喜歡坐在車上慢慢地吃東西。媽到這時都沒有忘記。可是今天坐火車哪有以往的悠閑啊。
我們好不容易擠上火車，在車廂接縫處再也擠不動了。
媽讓我坐在一個包裹上，我手裏始終捧著那串葡萄。我喜歡葡萄，特別喜歡剝皮後露出裏麵那顆光滑水靈的翡翠球的瞬間。
我們就這樣離開了自己生長的地方，狼狽地投奔媽媽的故鄉---保定。
1957年的全家福:爸、媽、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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