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袁世凱為複辟帝製導演的民國首次官祭孔子

1911年以後，中國進入又一次思想大混亂時期。舊的封建國家已經消亡，新的共和製度尚未建立，西方各種政治、社會思想則相互攪動、撞擊。辛亥革命次年，在康有為的推動下，上海孔教會成立，並開始策劃祭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發佈《尊孔令》。次年9月又頒發《祭孔令》，並進行中華民國首次“官祭孔子”活動。

　　袁世凱認為要把經過革命震動的舊秩序重新穩定下來，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單靠恐怖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盡力使人們不再信仰革命思想體係，即民主主義。他站在沒落的封建主義的立場上強烈地反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認定民主主義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是社會動蕩不安的思想根源。

　　在袁世凱看來，中國之所以貧窮衰敗，主要並不在於封建專製主義政治製度的腐朽，也不在於經濟技術落後，更不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於人們唾棄封建倫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不在國勢，而在民心”，或者說“國家強弱存亡所繫，惟此禮義廉恥之防”。他處心積慮地要抑製時代潮流，肅清革命以來流行的民主主義，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為中心的封建專製主義思想。

　　封建專製主義的舊思想體係，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裏一直佔著統治地位，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來時，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衝擊。當時，君主專製和官僚特權都變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恒必以惡語冠之隨之”。封建的等級倫理觀念，也不再被認為是天經地義。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為法律所承認，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氣更為濃厚，孔廟改為學堂，貞節牌坊被砸毀，人們的思想來了一次大解放。但是，隨著北洋軍閥集團政治勢力的膨脹和袁世凱獨裁統治的加強，封建專製主義思想又死灰複燃，成為北洋政權的主要精神支柱，並逐漸地滲透到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造成了野蠻落後的封建觀念習俗的大氾濫。
封建專製主義重新盛行起來，是有個發展過程的。起初，由於辛亥革命對封建統治的衝擊作用還沒有消失，袁世凱尚不敢公開地否定民主主義，總是用空泛的道德說教作幌子，詆毀民主主義，販賣專製主義的貨色；並借用這種道德說教來掩飾他所代表的階級的私利，欺騙人民放棄爭取、捍衛自己政治權益的鬥爭。

　　早在1913年9月20日，他就下令“尊崇倫常”，提倡“禮教”，他說：“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惟願全國人民恪守禮法，共濟時艱……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茍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正是在這道恢復禮教的號令鼓舞下，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尊孔小團體：如孔教會、孔社、宗聖會、孔道會之類，形成為一股宣傳封建道德的復古逆流，毒化了中國的政治空氣。

　　在尊孔復古逆流甚囂塵上的時候，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凱先後頒發了“尊崇孔聖文”和“祭孔令”，公開恢復了前清的祀孔規定。歷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學說正君臣之義，鞏固專製統治。從宋代以來孔子又變成封建綱常禮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祀孔已升為大祭，其規模儀禮與祭天同。袁世凱上臺不久就認識到，把這個“聖人”抬舉出來，足以增強自己戰勝民主主義的精神力量。在祭孔告令中他寫道：“中國數千年來立國根本在於道德，凡國家政治、家庭倫理、社會風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衍。是以國有治亂，運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並規定每年舊曆仲秋上丁中央和地方一律舉行“祀孔典禮”。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於早晨6點半抵達孔廟，換上了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有褶紫緞裙，頭帶平天冠，由侍儀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昌前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據當時記者報導，袁“跪拜從容，自始至終，絕無稍倦”，七點半禮畢回府，演出了民國以來第一齣祀孔醜劇。
在祀孔前後，袁世凱還頒發了幾道維護綱常名教的告令。1914年3月11日，他公佈《褒揚條例》，規定凡孝行節婦“可以風世者”均由他給予“匾額題字，受褒人及其家族願立牌坊者，得自為之”。11月3日，他又下了一道“箴規世道人心”的告令，把他所看不慣的新現象及清末就有的腐敗風氣，一概說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說：民國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指孫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為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舉吾國數千年之教澤掃地無餘。求如前史所載忠孝節義諸大端，幾幾乎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著又說：一個國家不必愁貧，不必憂弱，惟獨國民道德若喪亡，則“乃必魚爛土崩而不可救”。

　　最後，他說國民既把國家“託付”給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會”，“以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之特性，為立國之精神”。並傳諭內務部和教育部，把這個告令懸掛於各學校的講堂，刊印於各課本的封麵，令學生天天看著，“以資警惕”。“務期家喻戶曉，俾人人激發其天良”。

　　袁世凱稱帝，所進行的尊孔祭天一套儀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現代再版。他為了表示他踐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經營擺出來的“禪讓”姿態，便是源於《書經》中的堯舜傳說。他還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孫“聖衍公”孔令貽為“郡王”。可以說，正是“儒教中國”的思想土壤與袁世凱有意迎合這種土壤而擺出來的“尊孔”姿態，使獨裁專製的帝製在推翻清王朝之後沒有被人們真正從思想上拋棄，帝製的思想土壤仍在。

　　正因如此，即便袁世凱死後，蔡元培還說：“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袁世凱值根於中國傳統文化，袁世凱情結以及渴望袁世凱情結悄然安棲於人們的靈魂深處，隻要這樣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蕩舊滌汙，袁世凱二世、三世乃至無窮世，便會以不同的麵貌繼續存在。儒家的民本主義、內聖外王思想，無一不是“君臣大義”的安棲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