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堆孩子的媽
記憶中，我做夢從來都沒有夢到過大娘，可偏偏元旦節那天夜裏，大娘闖進了我的夢。
我站在馬路邊的一個車站上，一輛紅黃相間的公共汽車開進站停了下來，隻見大娘坐在車門口的台階上，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微笑著，看著我。惠玲姐，大娘的小女兒也站在車站上，好像是我在和她一起送大娘去什麽地方，沒說是哪裏，反正是個挺好的地方。那汽車停了片刻又開走了，車門沒關。大娘就那麽坐著，坐得很穩，笑眯眯的，很安靜，沒說話。
醒來後，夢中的情景還是非常清晰。已經很久沒跟大娘一家聯係了，詫異怎麽會突然做這樣一個夢，於是我便把這夢說給母親聽。母親說，正好是新年，咱也該給大娘一家打個電話去問個好了。於是把電話打給了我惠英姐，大娘的大女兒。惠英姐說，大娘就在幾天前仙逝了，無疾而終。大娘走得很安詳，沒有任何痛苦，走後雙唇還是紅色的，像睡著了一樣。大娘高壽，活過了九十六歲。
大娘是我小時候的保姆，大概在我三歲左右時來我家的。剛來的時候是保姆，但很快大娘就成了我家的成員，以後，又成了我家永遠的朋友，我們兩家也成了永遠的親戚。
大娘是北京郊區人，剛解放時跟著她的丈夫進了北京城。大爺姓池，在天橋附近的鴻興餃子館裏當跑堂，大娘便給人當保姆看小孩。我不知道我是她照看的第幾個小孩，但後來聽大娘說，她看過的孩子有十多個，我是最乖最聽話的那一個。
大娘是小腳，不識字，穿大襟，梳髻兒，滿口沒有一顆牙，還有一隻眼睛是半瞎。大娘三十歲時害了牙病，沒錢治，滿口牙掉得一顆不剩。先是沒錢鑲假牙，等想鑲牙的時候牙床已經變形，不能鑲了。沒了牙人就顯得老，所以年輕輕的就被人們喊成“大娘”，大人這麽喊，小孩也這麽喊，“大娘”就成了她的名字，以至於沒人關心她到底姓什麽叫什麽。後來大娘告訴我，她娘家姓孫，十六歲嫁到池家後有了個大名：池孫氏。土改的時候，大娘嫌池孫氏不好聽，就自己給自己起了個順耳的名字，叫孫秀英。名字雖是自己起的，但大娘卻不知道怎麽寫。 “可我能認得，” 大娘曾驕傲地對我說：“別人把我名字寫錯了我能看出來。” 大娘也不識數，但會算算術，買東西錢找少了她會去討回來，找多了她一準兒給人送回去。大娘大襟褂子兜裏有兩個手絹，一個包著自己的錢，一個包著主人給的買菜錢，從來不會搞錯。
大娘的眼睛是哭壞的。那年大娘生了孩子，可沒幾天孩子就死了，月子裏哭，把眼睛給哭壞了。剛巧村子裏有個地主家添了個兒子，可孩子的娘沒有奶，餓得哇哇直哭，於是人家把那沒奶吃的孩子給她抱過來，求她給孩子喂口奶，大娘便成了那孩子的奶媽。沒多久，那孩子的親娘又死了，大娘可憐那孩子，又哭，硬是把眼睛給哭成了半瞎。
大娘剛到我家的時候，我媽發現她眼睛總是紅紅腫腫的，還不停地流淚，見她老是不停地揉眼睛，便帶她去了同仁醫院。大夫一檢查，說不但有嚴重的結膜炎，還有嚴重的倒睫，必須手術治療。媽二話沒說，掏錢為大娘做了手術，保住了眼睛。以後的幾十年裏，大娘不知對多少人說了多少次：“要不是小沙沙她媽帶我去瞧大夫開刀，我這眼早就瞎了。”
我小名叫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叫莎呀、娜呀、寧呀、維呀的特別多，都是受蘇聯老大哥的影響。可大娘對我的名字有她自己的說法：“叫個什麽不好？給個女孩子起名兒叫‘沙’，爹媽還知識分子呢。不過 “沙” 好，沙呀土呀的不起眼兒，好養活。”
大娘是把我當成她的心肝寶貝來帶的，“大寶貝兒”、“小寶貝 ”、“寶貝蛋兒” 都是她對我的稱呼。跟著大娘沒多久，我就被養的白白胖胖的，身體也不那麽嬌弱了。那時我家住在二裏溝朝陽庵，馬路對麵就是中國進出口大樓，是外國人常常出入的地方，街邊有花園和綠草地，灑水車天天都要過一遍。在六十年代初期，那片地方算得上是北京市裏的高尚住宅區了。大娘喜歡那環境，喜歡花，就天天帶我到花園去玩，我玩土、玩沙子、玩泥巴，還有那些樹葉子、小木棍兒、石頭子兒、土坷垃，大娘都讓我玩。大娘的育兒經就是：小孩兒就得接地氣，就得曬太陽，病都是捂出來的。大娘老說：“我們鄉下孩子整天在野地裏跑，沒見誰家孩子沒事兒就鬧病的。” 在帶孩子的問題上，我媽完全把權力下放，大娘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
大娘疼我、愛我、護著我，但也揍過我。一天雨後，馬路邊積滿了水，我好路不走偏要趟水，弄得鞋襪和衣服全濕了，大娘越阻止我我越來勁，哪兒水多就故意往哪兒走。大娘說：“你再趟水我就揍你了啊！” 我狗仗人勢，說：“你又不是我媽，你敢打我我就告訴我媽去！” 這下可是我自找挨打，大娘拉過我照著我屁股就是“啪啪”兩下子，並厲聲道：“今天我就打你了，去告訴你媽吧！就說大娘打我了，看你媽怎麽說！” 我大哭，等著援兵的到來。可我萬沒想到，我媽回家後不但不同情我，反倒逼著我向大娘賠禮道歉。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跟大娘頂牛了。
大娘喜歡打扮我，可我不喜歡大娘給我梳小辮，她老是把小辮紮得特別緊，揪得我頭發直疼。有一回我媽跟單位下鄉參加支農勞動，回來的時候大娘帶我去火車站接她。出門前大娘想把我打扮漂亮讓我媽看著高興，就一遍又一遍地給我梳小辮，又是紅頭繩又是綠頭繩，把兩個小辮紮得翹翹的，衝天開花。最後還用小手指頭沾上紅藥水，在我的腦門心上點了一個紅點點，和那鬧海的哪吒一個模樣。大娘捧著我的小臉兒看不夠地看：“瞅瞅這小乖模樣兒，畫兒似的，多俊喲！” 大娘一路上不讓我摸頭發，生怕我把小辮兒弄散了。我媽一下火車看到我，用現在的形容詞說就是：狂暈！後來我聽我媽說：“那天看到你我嚇了我一跳，土得沒法兒看。”
大娘會做針線活，尤其是做鞋，她全家五口人的鞋都是她做的。有時候我自己安安靜靜地玩，玩洋娃娃，搭積木，看小人書，大娘就坐在我身邊納鞋底。她好像永遠有納不完的鞋底，以至於我後來一想到她，眼前就會出現她正在納鞋底的樣子：左手握著鞋底，右手拿著針，先用錐子紮，再把針從錐眼兒穿過去，然後把線繩在手指頭上繞一下，使勁拉，拉得緊緊的，接著用針尖撓撓頭，又拿起錐子紮鞋底。大娘還喜歡做虎頭鞋，花花綠綠的，也不知道做完了都送給誰。大娘做完針線習慣順手把針往腦後的髻兒上一紮，那髻子就像個刺蝟似的，而且每根針眼裏都留著一截線頭兒，紅的藍的白的什麽顏色都有，就像那小刺蝟剛從亂線頭裏爬出來。我媽對大娘什麽都放心，就是不放心她那一腦袋的針，生怕針掉在床上或枕頭上。可大娘總是說：“不礙事，掉不了，紮不著我的小寶貝蛋兒。” 大娘還會剪窗花，一把剪刀一張紙，三彎兩扭地就能剪出兩隻頭對頭的小飛鴿，還有金魚和鴛鴦。大娘講一口京郊話，說起童謠來特別有韻味，記憶中大娘隻會說兩首童謠，一首是：“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著喊著要媳婦兒。要媳婦兒幹嗎呀？點燈，說話兒，吹燈，做伴兒，清早起來梳小辮兒。” 另一首是：“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唱大戲。接閨女，請女婿，小外孫，也要去。不聽話，不讓去，哭著鬧著跟了去。” 後來才知道，這兩首童謠可謂是北京地區最古老的童謠了，清朝的小孩都會唱。
小時候的事兒能記住的不多，有些是大人們反複講才知道的，比如有一件事兒，大娘見我一次說一次，都不知道她一共說了多少次了。我家有個小鄰居，比我小一點兒，有段時間大娘帶我的時候也同時帶著她。我們兩個都特別喜歡大娘，都把大娘當成自己最親的人。有時玩著玩著我倆就吵起來了，我說大娘是我的，她說大娘是她的，吵到最後兩個人都哭著大喊：“嗚嗚，大娘是我的！” “嗚嗚，大娘是我的！”
文革前不久，我進了幼兒園，大娘經我媽介紹去了另一家人家。
1969年，我剛上二年級的時候，轟轟烈烈的幹部下放運動開始了，我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幹校”，我成了全北京幾萬名留守兒童中的一名。當時北京的一些部委成立了下放幹部留守兒童部，不少留京的孩子們過起了集體生活，住宿舍、吃食堂，跟孤兒院差不多。我被寄養到了大娘家，因為隻有把我交給大娘我媽最放心。記得我媽學院是先下去的，過了沒幾天我爸也跟著部裏下去了，當年幹部下放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
大娘住在西直門外的榆樹館胡同，是個典型的大雜院。家隻有小小的一間屋，租的，每月三塊錢。屋裏沒什麽家具，一張大木床占了半間屋，床邊有一個做飯兼取暖的煤球爐子，爐子上的水壺是我媽臨走前給大娘留下的，裏麵厚厚的一層水堿。別的事兒我都記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天，我煤氣中毒了，頭疼，惡心，腿軟得不能走路。大娘嚇壞了，把我抱到大爺的背上，讓大爺背我出去透氣。記得那天特別冷，天黑黑的，我穿著棉猴兒，帶著帽子，有氣無力地趴在大爺的背上。大爺背著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動物園對麵的百貨商場。商場還沒打烊，大爺走進水果店，跟賣水果的售貨員說：“同誌，這孩子煤氣中毒了，惡心想吐，吃點兒什麽水果好？”
還有一件關於大娘的 “事跡” 也非常有趣。文革時有人請大娘去做憶苦思甜報告，說大娘出身貧農，苦大仇深，從前給地主家當過奶媽。如果她把受剝削、受壓迫的事兒講出來一定會起到教育作用。大娘欣然接受，可大娘講的卻是那個孩子沒奶吃如何如何可憐，那孩子的媽死得有多麽多麽的慘。說了半天，既沒有憤怒的聲討也沒有血淚的控訴，淨去同情那地主家的狗崽子和地主婆兒了。然後大娘又講起了自己進城當保姆的事兒，說有個姓龐的東家，對她非常不好，大娘給他們家燉土豆，可他家女主人竟不讓她吃土豆，讓她吃削下來的土豆皮。大娘說的竟然是解放以後的事兒，那姓龐的是一個革命老幹部。本來可以從政治覺悟和階級立場上給大娘扣上個大帽子的，無奈大娘出身太好了，人緣也太好了，大家隻能哈哈一笑，拿大娘沒辦法。
不久，我離開了大娘，跟著第二批家屬團也去了河南幹校。
再次見到大娘是1973年暑假，在北京火車站站台上，來接我的大娘一看見我就把我摟進了懷裏，隻喊了聲：“我的寶貝兒喲！” 就開始抹起了眼淚。“我看了那麽多孩子，就數小沙沙最懂事兒。我一擇菜，你就給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兒，你就幫我穿針，走了那麽多年，還想著回來看大娘。”
1978年，我回北京備考，輾轉了幾個住處，最後住到了大娘家。有一天大娘的幹兒子來了，就是那個吃大娘的奶水長大的孩子，好像是和媳婦鬧了別扭。我聽見大娘跟他說了一番話，這番話，我記了一輩子。大娘說：我給那麽多人家幹過，見得多了。見過兩口子好的，也見過兩口子鬧的。啥叫感情？感情是倆人謙讓讓出來的。啥叫愛？愛就是別老挑人家的毛病。人幹嘛要結婚？那就是搭伴兒過日子，就是你累了我給你倒碗水，我病了你給我熬碗粥。別老覺著自己委屈，人家還委屈呢。誰沒有點兒毛病？就你什麽都好？讓著點兒，擔待著點兒，過日子不容易，這路，倆人走總比一個人走強。
誰說我大娘沒文化? 我大娘說出來的話句句是真理。
我上大學那些年當中，常常於周末去看望大娘，大娘還住在那個大雜院裏，還在給人看孩子。那時大娘六十多歲了，不再住在別人家裏當保姆了，“老啦！不能夜裏帶孩子了。” 大娘說，“我早上去人家上班，晚上下班，逢年過節和禮拜天都休息，跟國家幹部一樣。” 大娘早已經是朝陽庵社區的大紅人了，誰都知道大娘帶孩子帶得好，什麽樣的病秧子到了她手裏都能變成小牛犢子，以至於有的人家剛娶了媳婦就跟大娘打招呼：等我家孩子出生了，您可得到我家來啊！從大娘家到朝陽庵社區少說有五裏路，可大娘從不坐車，每天跩著一雙小腳，一扭一扭的走路上下班。
有一次，我去看大娘，大娘正坐在床上解綁腳布準備洗腳，見我來了，大娘忙著往回纏。大娘從不當著別人的麵洗腳，所以我從來沒見過大娘的小腳長得是什麽模樣。我說：“大娘，您受那麽大罪裹了個小腳，可又不讓人看，那不是白裹了嘛。” 大娘笑了：“你這是什麽理兒啊？不過說得也是，那就給你瞧瞧，看這骨頭，都斷了，那罪受的。” 我要給大娘洗腳，大娘不幹，我逗大娘說：“怎麽？還怕人摸呀？不就是個三寸金蓮嗎？您這腳可不止三寸，沒那麽金貴。” 大娘還是不讓我動手，我說：“不讓洗拉倒，早知道小時候我也不讓大娘給我洗腳。” 我給大娘洗了腳，還給大娘剪了腳指甲，把大娘的一雙小腳整理的幹幹淨淨、滑滑溜溜的。我給大娘剪指甲的時候，大爺端進屋來一盆熱水，還拿來一塊香皂。“剪完快洗洗手，孩子。你大娘命真好，碰上你這麽個好孩子，真沒白疼你啊！” 大爺說這話的時候，一定忘了他背著我去買蘋果的事了。坐在院子裏的小板凳上，大娘又重複叨嘮著老街坊們聽了不知多少遍的話：“我看了那麽多孩子，就數我們小沙沙最懂事兒，我一擇菜，她就給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兒，她就給我穿針。你瞧瞧，這都當上大學生了，還沒忘了她大娘。”
我當然不會忘了大娘，出國後，我給大娘寫過信，但大娘家那片地方拆遷了，那封信過了大半年才轉到大娘手裏。
91年底，我第一次回國，帶著兩個女兒去看望大娘和大爺，老兩口那個高興啊，忙著包餃子給我吃。臨走的時候大娘說：“你可得再回來啊，大娘好好活著，大娘等著你。” 那時大娘不穿大襟褂子了，可還梳著髻兒。
2000年，我帶著四個孩子去看大娘，那時大爺已經不在了，大娘搬到了通縣的女兒家。見麵時，還是一聲：“我的寶貝兒喲！” 便把我攬在了懷裏。那次我在惠英姐家住了兩天，聽大娘講那些她已經講了無數遍的往事。臨走時，大娘對我說：“大娘一定好好活著，等著你下次回來。”
2007年我回國時，大娘已經九十三歲了，在老家跟兒子住一起。我去看大娘之前惠英姐沒告訴大娘，怕大娘太興奮睡不好覺。但大娘一看見我就說：“哎喲我的寶貝兒，你這是打哪兒來啊？你不是去美國了麽。” 接著又說：“我看了那麽多孩子，就數我們小沙沙最懂事兒，我一擇菜，就給我端小板凳，我一做活兒，就過來給我穿針。你瞧瞧，這都去了美國了，還沒忘了她大娘。” “我這眼啊，多虧了你媽，要不是你媽帶我瞧大夫開刀，早就瞎了。” 此時大娘的一隻眼睛已經完全失明了。
大娘從來不說自己對別人的好，可永遠記著別人對她的好，哪怕那是多麽的微不足道。
2009年夏天，我們全家六口人一起回國，卻偏偏趕上全國大防”甲流”，回北京後的第一個星期被要求自覺隔離，我沒能去看望大娘。後來去了西安、杭州、大連等地，等從大連回到北京，我又不小心摔傷骨折。那次，我沒能去看望我的大娘。
大娘等不到我下次回去看她了，她走了。那個夢，一定是大娘托給我的，大娘是來告訴我，她去了一個好地方。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