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亭，原名劉婷婷，係中共領導人劉少奇與王光美之女，1952年生，1986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曾就職於美國洛克菲勒公司，現為聯亞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北京聯亞投資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
據悉，文革中，還是初中學生的劉婷婷夥同其姐劉平平，朋友宋彬彬，鄧榕榕，劉進進，5公主帶領一夥紅衛兵，活活把她們的老師卞仲耘毒打致死。
公主們指揮打死校長---劉婷婷，鄧榕榕，宋彬彬，劉平平, 劉進進 （其父劉仰嶠，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
王友琴：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被“鬥爭”。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７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出學校。７月３１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製學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這二者幾乎相同，因為紅衛兵的領導人也是“籌備組”的成員。
８月５日下午２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那時，副校長胡誌濤正在打掃廁所，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後，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準，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鬥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麽。有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紅衛兵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裏有待修的破舊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裏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裏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裏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裏的沙土用鐵掀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麽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裏湧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裏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裏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誌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麵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麵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８月，那時天色還亮，但有紅衛兵不準工友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麵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７點多鍾，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後建立的。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是，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誌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來，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裏。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髒病。他們四個人也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麵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聞訊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妻子遍布傷痕的屍體。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盡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係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髒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願讓妻子這樣慘死之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盡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