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彭定康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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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彭定康共進午餐

2007-11-04 10:52:59

　　（一）

　　約彭定康（ChrisPatten）午餐，最現成的理由自然是香港回歸10周年。起先他提議去倫敦市中心的一家中餐館，最後改主意說，還是去他在倫敦西南部的巴恩斯（Barnes）家中小坐，再到臨近一家法國餐館用餐。他改吃法國菜，可能是圖近，再則他不是那種小雞肚腸一見法蘭西就念叨滑鐵盧鬥氣的英國佬。與保守黨內閣中不少對歐洲很不感冒的同僚比，這位前港督是出了名的崇歐派。

　　坐火車到巴恩斯小站，拐入車站路。前行不遠處，便是彭定康居所。世界各地凡以車站路命名的地方，多半受人車合流的噪聲汙染。但巴恩斯卻例外，幽靜如鄉村。周邊花草林木茂密，頭頂上方，遮蔽了些天空，濾走不少最難得的英國陽光，灑下清涼。泰晤士河在此一拐，如立一道水幕，順手將市區主幹道的轟鳴車流輕輕擋在外邊，巴恩斯由此成了倫敦最適合人居的一方雅地。1997年6月30日那個滂沱雨夜，彭定康攜家人告別香港返英後，即搬入此地安家。2005年，已遠離政壇的彭定康獲冊封為英國上議院終身議員，正式封號就以他家的所在地命名，也就是現在的巴恩斯男爵。

　　這是棟有百多年曆史的維多利亞時代三層小樓。我按門鈴，彭定康開門揖客，讓進客廳小坐。幾年不見，他體態有些發福。樓梯過道上，掛有中國字畫，還有他三千金的肖像。客廳是個書世界。彭定康說，剛從雅典回來，馬上又要去印度。近一半的時間在旅途中。我們一同起身，往法國餐館去。邊拐幾條窄巷子邊聊天，隻聽彭定康朝前方喊了聲“darling’。巷子那頭，走來他的太太Lavender,中文名是林穎彤。她剛從超市回來，雙手提了五六個塑料馬甲袋物，顯得很沉。她放緩步子，與老公打完招呼，又朝客人歉意一笑，說：“我兩隻手上全是東西，就不與你握手了。”而後就徑直回家。

　　（二）

　　中國人似乎最講究紀念或慶祝儀式。近年來，西方人也有染上這一癖好之嫌。今年六、七月間，紀念香港10年回歸的午餐會晚會講座，持續了好幾周。香檳燭影拱手哈囉間，彭定康卻是令人注目的缺席者。他除了在出任校長的牛津大學設了雞尾酒會，答謝眾友人外，不見蹤影。

　　依照本報規矩，公眾人物被邀“與FT共進午餐”，做訪談，是主隨客便，由客人選餐館，FT最後埋單。這家法國餐館叫Soony’s，裏麵食客不多。幾位著裝時尚的中產女子，正很閑適地說話，透出一絲午後的慵懶。坐定後，彭定康對操著濃重法國鼻音的女伺應生說，他知道點什麽，隻要份套餐。而後問我，是否來杯葡萄酒。為省時間，我也從簡，要份套餐。他點雞，我則點魚。

　　我問他，香港回歸10周年之夜，碰巧看BBC，正重播當年主權移交的電視實況，還是請他做的開場白。他抬了抬酒杯說：“離開香港這10年，我從沒有勇氣去看那個晚上的電視錄像。這次BBC邀我，最後我應承下來，也是我十年來第一次看到當天的電視場景。”彭定康曾開玩笑說，大英帝國壽終正寢的確切時間，是他由香港回到希斯羅機場，排長隊等侯出租車回家的那一瞬間。

　　等菜的間隙。我問，你對“一國兩製”下的香港10年滿意嗎？彭定康嚼著麵包說：“十年下來，香港最重要的東西，比如法治與一個自由社會應有的東西，都保住了。但香港還缺少一樣東西，也就是自己選擇政府的權利。香港是自由的，但是尚不民主。”

　　兩人的頭盤，點的都是豬肉凍杏桃胡椒粒。任港督五年，港人稱他“肥彭”。他大概是“綽號”最多的西方政治人物。他自嘲說：“這算是昵稱吧。其實，那時叫我“肥彭”，名不副實。十年下來，現在你再看看，才貨真價實。”言語間，他一頭永遠蓬亂的灰發，一跳一跳。他的分頭與劉海是很出名的。97前後，中南海對“肥彭”是動過肝火的。這位曾任英國保守黨主席的職業政治家，一反曆任港督的文官傳統與柔軟外交身段，選擇在港英殖民統治撤退的最後一刻，推行民主政製，非但開罪了北京，也惹毛了不少英國外交元老。在中國官方報章上，他的綽號也開始升級，由政治娼妓而千古罪人。

　　時隔十年，對當年所作作為的看法有無修正？

　　“我想，北京知道，我對香港問題的看法並無改變。與北京對其他一些棘手問題的處理相比，香港的政改進程顯得緩慢，是不幸的。北京還幹預了一些香港事務，包括法律上的。但總體而言，香港是成功的例子。現在港人的民主要求橫跨各種政治力量，他們隻是想弄清楚香港發展的未來走向。這也是前香港政務司陳方安生眼下表達的意思…我從來認為，香港對中國太有價值，北京一定會謹慎小心，不會傷害香港。”

　　我問，香港一有問題，外界矛頭常直指北京。但香港特區政府花太多時間揣摩北京心思，有自治權但不會用，是否也得打五十大板？彭定康想了想說：“其實，對香港問題，我認為中國領導人並不總是能夠得到很好的谘詢。對特區政府來說，如果清晨一醒來，就猜想北京在想什麽、會做什麽，這是不理智的。老是揣測北京，其實也是在低估北京的智慧。還有，就是香港商界人士對北京的態度。一有事情，就往北京跑，還一味呼應他們自己臆想中的北京強硬路線。這很荒誕！”

　　香港五年間，難道沒有遺憾?我問。“是的。直到現在，我仍感到失望的是，當年我與魯平先生（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國最高官員）沒能建立更好、更富建設性的關係。他人很好，也很有智慧。我們之間沒能處得更好，不該是命中注定吧？”當年，正是魯平責罵彭定康為“千古罪人”的。

　　（三）

　　酒杯已空。我問，是否再要一杯白葡萄。他點點頭，繼續聊。

　　一年多前，彭定康出版自傳，題為“不一般的外交家”（《NotQuiteADiplomat》，記述了他港督之後的一段政治生涯——出任歐盟對外關係高級專員，也就是歐盟最高外交主管。如書名所言，他拋棄外交辭令，坦率臧否當今國際政壇頭麵人物，破了政界規矩，也自斷重回政壇的念頭。不過，出任歐盟要職，卻迫使北京很快為他“政治平反”。

　　“北京一得知我出掌歐盟外交事務，有位相當高層的中國官員馬上找到我說，你現在已經不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和諧之音。不多久我就出訪了北京。當北京知道我並不反對中國，他們表示出成熟的政治智慧與禮節。”說到此，63歲的彭定康有些懷舊：“有一次在北京會見江澤民主席。他說，彭定康先生，你長得有點像莎士比亞呀。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我回應說，江主席可多讀一些莎士比亞的曆史劇，因為它們會讓你懂得社會穩定的價值。”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外交，與白貓黑貓論同樣講求實際。2002年，昔日《人民日報》社論上千夫所指的肥彭，應中國共產黨最高學府——中央黨校之邀發表演講。據說，這是西方政治家第一次受此等禮遇，讓他當了一回彭定康同誌。

　　前後算起，彭定康與中國已經打了15年交道。近幾年，中國經濟崛起之時，西方是否正在調整對中國的態度？

　　“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確進步很大。不過，西方領導人訪華時，常常有種傾向，也就是拚命誇大中國的成就。這或許意味著，北京對西方人的一些奉承話還聽得很入耳。一些西方的商界領袖還覺得，如果對中國的領導人說一些他們希望聽到的話，或與中國一位副總理吃上一頓飯，做生意的機會就從此打開。這當然是無稽之談。現在，中國人做生意與其他人一樣，生意就是生意。”

　　正餐上桌。他點了白醬奶油烤雞鮑菇意大利燴飯。我是煎鮭魚柳配山果花蕾。彭定康穿底子粉色的細格襯衣，外麵套咖啡色羊毛衫，不係領帶。他在衣冠楚楚且拘謹的英國保守黨內，穿著上屬隨意派。我將話題轉到印度。這幾年，他出任英國印度商界領袖論壇英方主席，去德裏很勤。我問，他與中國印度現在都沾上了邊。如果下注，更看好那個國家？

　　“聰敏人自然會把錢同時投在兩個國家。中國的發展勢頭比印度快一些。中國的經濟成就，世人都可看到。在製造業與基礎設施上，中國比印度領先很多。中國已為四億人脫貧。但仍有大約5億人每天生活水準不到1美元。有數據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超過美國。當然，印度也存在很多毛病。必須承認，它雖有強烈的改革意願，但隻是弱勢改革。而中國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它如何應對政治上的變革。而這個大問題，印度早已經解決。若中國能成功地解決這一問題，對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好處。沒有人想看到中國出軌翻船。”

　　但是，不少中國官員或學者，隻把印度看作是個失敗的民主與低效率經濟？

　　“當印度的生產力向私營業大規模轉移時，其經濟基本麵就會出現轉變。中國的私營業要想在跨國水平上取得與印度相同的規模，就要困難許多。中國國有企業向私營業的轉型是滯後的，其中有政治因素，包括任命政府官員出任高層的職業經理人，拖了後腿。”彭定康說。

　　（四）

　　彭定康大概屬於英國政界那類獨有的“兩棲動物”。遠看是政治家的骨架，近察則有知識分子或學者的血脈。他30歲而立之年就當上英國保守黨研究部主任的要職，迄今仍改不了出謀劃策的本能。“如果我給中國的中央政治局寫報告的話，首要是兩大問題，社會不平等與環境問題。”彭定康要了杯咖啡。這年頭，能夠完全確定不是“中國製造”的貨品已不多，咖啡大概是其中之一。我問他，“中國製造”已走了出去，且走的很遠。全世界都在消費中國。但中國與中國人對西方仍是疑慮重重？

　　彭定康手握著叉，玳瑁的老光鏡一半架在鼻粱上，停了好幾秒，吐出幾個字：“是曆史吧！”。年輕時他在牛津讀近代史，四十年後退出政壇。擊敗克林頓，出任母校牛津大學終身校長。“第一，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在西方大國手中遭受眾多屈辱。第二，很多中國官員會說，你們在世界許多地方的殖民統治，延續了一百多年，為何沒在那個時候介紹和推行民主呢？我不得不說，這是有說服力的觀點。”

　　彭定康嗜好不多，但喜歡園藝。蘇州拙政園是他心目中地位最高的皇家園林。在法國的度假屋，自己有個菜園子。我提及正在大英博物館展出的《秦始皇兵馬俑展》。他說，還沒來得及看。以前去過西安，看過“真家夥”。我說，近來英國有媒體說，這個展覽是以兩千多年前統一中國的秦贏政來暗示21世紀中國的強國雄心？你如何看？“這種說法顯然說過頭了。二十一世紀是屬於個人的。科學技術既能行善，也能為惡。在我看來，將21世紀冠在某個國家的名下，就像19世紀是英國與德國的，20世界是屬於美國的，是不明智的。”

　　彭定康用畢咖啡，已近午後三點。臨走，他問我是否知道，最近中國一些學者花很多精力，試圖推翻人類祖先來自非洲的最新科學發現。“這讓我感到很驚訝。許多中國人總覺得中華文明獨一無二，中國人種是獨一無二的。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文明的存在。”出餐館門，同行幾分鍾，彭定康給我指了路，道別。兩天後，我給彭定康去電郵，不再談國際大事，隻問他最喜歡的中國菜？他回信說，是中國的清蒸魚。簡單、味美、不花哨，是他美食的最高境界。

　　香港10年後，他已隻是一個政治權力場的看客。

　　(作者:張力奮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