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了危機社會

2011-01-03 16:55 　 作者： 顏昌海



一邊是老百姓不顧生命地維權，但一邊卻是權貴階級的“維穩”。

“維穩”這個詞，早已成了中國特色，各級政府都把”維穩”當成了必修課，“穩定壓倒一切”變成了政治任務，任何工作都要給“維穩”讓路。在一些地方，“維穩”也成了被權貴階級占領或綁架的公權力機構維護其權力利益的工具，成了權力濫用的最好包裝。

這麽多年政府權力的濫用問題，不僅不見好轉，反而愈演愈烈。沒有監督製約的政府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橫衝直撞。普通民眾在政府權力的淫威下無休止地遭到踐踏，為了自身利益，必然采取一些行動；要麽是通過較為溫和的方式如上訪、發網帖，但當這些表達方式遭到粗暴對待時，民眾則要采取暴力的方式。這些年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便是以暴製暴。

被權貴階級占領或綁架的公權力機構，對於民眾合理的權利訴求總是要扣上破壞社會穩定的帽子，在穩定壓倒一切這塊招牌的掩護下，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所謂“鬧事的民眾”，而對於民眾為什麽“鬧事”，則往往避而不談。

今天的中國式”維穩”的成本可謂是水漲船高。2009年高達5140億。“維穩”也成了很多地方官員考核的一項重要指標，把“維穩”與GDP增長放於同等重要地位的趨勢。“維穩”和虛構的GDP一樣，變成了官員的一項政績。如果有一天”維穩”成了這個國家大書特書的所謂成績，不知是對中國的諷刺，還是民族的悲哀。

在很多地方，一旦發生突發群體性事件，各個部門齊上陣，采取各種方式維護社會的穩定。對於上訪的民眾，往往采取毆打跟蹤截訪等方式，前段時間披露的福建上杭縣政府與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簽押送訪人員的事件，將被權貴階級占領或綁架的公權力機構對待上訪人員的野蠻、殘暴、踐踏公民人權與法律的斑斑劣跡，暴露無疑。公權被赤裸裸的市場化，黑監獄在全球民主法治的大背景下公然出現，並且是號稱公仆的政府委托私人設立的！

政府在處理群體性事件中的方式違背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一個口口聲聲說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卻用暴力的方式對待人民的訴求！過去，很多公權機構還可能對民眾的利益訴求采取敷衍了事的態度，現在則更加明目張膽的用暴力方式進行彈壓。

“跨省追捕”是“維穩”的一大衍生物，從遼寧西豐縣委書記張誌國進京抓記者，到河南靈寶警方跨省追捕舉報當地濫征地的公民王帥，從陝西渭南警方跨省追捕作家謝朝平，到寧夏吳忠警方跨省追捕王鵬，跨省追捕屢屢刺痛公民言論自由的神經，很多網民在論壇上發帖的時往往都喜歡附帶寫上“謝絕跨省追捕”，害怕被以“ 破壞社會穩定，侮辱誹謗政府工作人員”的罪名而鋃鐺入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被公權力演繹的淋漓盡致。然而，也有不怕的，在博客中聲明“歡迎跨省追捕 ”。

有人問，不知道被權貴階級占領或綁架的公權力機構，今後還會在“維穩”方麵，製造出什麽新的花樣?是否真要把民眾馴服成緘口不言的羔羊才肯罷休！然而，這種提問很快就有了答案。

錢雲會，浙江樂清市的一位村長，2010年12月25日上午被發現慘死在一輛大型工程車下。2004年，錢雲會等因浙能樂清電廠的征地賠償問題，帶村民前往市政府討說法，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兩年）。但在2005年4月的寨橋村換屆選舉中，他仍被村民選為村主任，當選後仍不斷帶村民前往各部門對賠償問題討說法，直至被判刑。出獄後，錢雲會仍是今年村主任的熱門候選人。於是，他不能不被死。

對於錢雲會被慘死一案，雖然地方官確認該事故為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但民情洶湧，拒絕接受。連眾多官媒也呼籲必須繼續調查，查明真相，檢視現實。並譴責官方打壓維權訪民已升級；暗示類似的事件有可能再發生。專家更明確指出，錢雲會作為一名為民請命的老上訪者，政府以截訪、關押升級為製造車禍鎮壓，是政府專製大幅度升級的信號彈。

然而，這種信號對維權百姓並沒有阻嚇作用，比如錢雲會鄰村的楊府山塗村，官商勾結，數萬村民的土地被掠奪，誰舉報和反抗，馬上被拘留和判刑，黑社會出來打，而楊府山塗村村委會委員王勝方表示，雖然維權路一直艱難，但他已把生命豁了出去，不會因害怕喪命而停止多年來的堅持：“沒辦法，已豁出去了。為了自己，維護自己的權利。我們今後下一代靠什麽來維持？我們在中國大陸有這麽多的人口，將來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事業。沒辦法了，我們都是求生存。”

所以，錢雲會以被慘死的方式告訴世界：中國進入了危機社會。

中國進入危機社會是不爭的事實，這不是故作高論，也不是什麽危言聳聽。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這一點。錢雲會的被慘死，告訴中國的全麵危機，包括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

其中，政治危機是其它危機的根源。道理很簡單，如果單純是經濟危機，哪個國家都會有，哪個國家都會相對容易渡過，美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發的經濟大危機都轉危為安。如果是社會危機也可能通過培育中產階級、建立社會保障製度得以解決、使人們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機也可以通過良好的教育並配以體現人類終級關懷的宗教得以化解。這些危機的解決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沒有政治民主，這些危機隻能通過軍隊、警察等暴力來解決，而通過暴力化解的危機隻會導致更大的危機。

政治危機主要包括製度危機、政策危機、政權合法性危機。中國的政治製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和基層群眾自治製度。對於中國的製度，不論官方如何宣傳其優越、有特色，都改變不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大聯歡、大合唱場所的本質。

即使沒有既得利益這一層關係，兩個關鍵性問題也解決不了。第一，專製的問題解決不了。權力不分立必然導致專製；一個人不能自己監督自己，一個政黨自己不能監督自己，一個政府也不能自己監督自己。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市長，就不可能通過自己這個人大代表監督自己這個市長，隻會給市長為所欲為加了一道防護欄。一個政黨既是領導者又接受被領導之下政黨的監督，隻會使領導權無限膨脹。第二，自由的問題解決不了。權力的高度集中與專製，政治自由所具有的馴化權力的功能，嚴重萎縮乃至消失。政治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政治自由的其它的自由就無從談起，隻是在權力者高興是，作風民主了，其它的自由能給權力者裝點門麵；權力者不高興，其它的自由也就被收回，權力一裸奔，其它的自由的遮羞布再也沒有被利用的必要。作為第四種權力的新聞媒體成了政黨的喉舌，新聞機構難以獨立，成為權力部門的下屬機構，新聞自由形同虛設。權力與自由的關係永遠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權力多自由少，自由多權力少。權力與自由的多少最終取決於憲政，隻有憲政在權力與自由之間劃出邊界，約束權力保障自由。目前，權力濫用沒底線，對自由的破壞程度不斷加深，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危機。

因為權力是專製的，政策的製定既不科學也不民主，其政策製定出來會在傳輸的過程中失效。所謂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政策危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共有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其一是鄧小平理論，其二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是科學發展觀。其實這三個理論作為理論的色彩並不濃，主要還是三個不同的政策，或者說政治發展的理論政策。這三個不同的理論政策，一方麵表明接班人的繼承性和延續性，另一方麵表明前任的理論政策具有不足和缺欠。表麵看來，通過三個理論政策化解了危機，實際上卻是危機在接班人手中的傳遞，是把滾雪球般的矛盾傳遞。一個政策危機解決了，但更大的政策危機卻出現了，一代人解決不了的政策危機不斷地推給下一代。政策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維穩”的失敗：據今年兩會上的國務院報告，2009年我國公共安全方麵的財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過國防開支增幅，總金額亦逼近後者，將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

近年來，隨著“維穩基金”在各級政府中的普遍設立，“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來，就是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隻憑負責官員的個人判斷，其所體現出的政府行為明顯缺乏原則性和規範性，“往往忽視、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這一惡性循環也表現在，“民眾被提供了一種誤導性的預期:如果你想讓你的問題得到解決，就得製造點‘威脅穩定的事端’;如果你連‘穩定’都不會威脅，你的問題就別想得到解決。”一些群體或個人隻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來表達和發泄不滿，也就是俗稱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導致社會矛盾越加激烈。

“維穩”這個詞本身就說明社會的一種狀態：各種矛盾層出不窮，尖銳激烈，官方的說法是需要”維穩”。目的是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為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為了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些年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然而不僅矛盾沒有解決，反而是愈加嚴重。如果說把大多數警力用在跨省追捕、控製上訪人員、應對突發群體性事件上，那有多少警力算多？警力越多隻能證明一個問題：社會動蕩。作為暴力機器的警察，用政治術語來說是“專政工具”，而專政工具對手無寸鐵的普通民眾濫施淫威。

中國式“維穩”，讓矛盾更加激化，不僅沒有迎來一些官方人士期盼的穩，反而是陷入了危機。民眾對政府喪失了信任感，對權力者充滿了憎惡甚至是仇恨。 “維穩”危機的背後歸根到底還是對權力沒有任何約束，權力的授予來自於上級政府，民眾成了一個在很多官員眼裏類似於木偶的東西，形同虛設。政府的權力如果不能來自選民，那麽作為政府人員則永不會對民眾懷有一顆敬畏之心。

權力的濫用，表明法律在國家體係中極其弱化的狀態，隻有人治沒有法治。法律既不能有效限製政府權力，又不能在現實中真正做到保護公民的各項權利得時候，一張紙上空文成了對法律的最好注腳；對那些一貫打官腔的老爺們，都不如一塊遮羞布。

有人提出了“失敗國家”這一概念，其特征是暴力橫行，國民缺少基本的安全感;貪汙盛行、製度形同虛設;人民生活每況愈下、社會矛盾激化;無法有效控製國境，容易成為跨國犯罪和國際恐怖主義的淵藪。蘇聯是失敗國家的典型，中國處在失敗國家的邊緣。

政權的合法性，表現在人民對權力的自覺認同和服從。如果人們對權力缺乏信任，對權力的服從來自於懼怕，那就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機。改革開放的30年，是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也是權力與資本結合的30年，是權力不斷腐敗的30年，人們從過去的永遠忠於黨、信任政府變成不信任黨不信任政府最後發展到製度與民、政黨與民、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從“你是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到“鴻忠搶筆”，從平其俊講官話到徐光輝不讓直播，從人為製造的災難變成救災升官，從鄧玉嬌殺官到錢雲會被慘死，網民反應激烈，其對立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人們不再信任製度，不再信任政策，不再相信政府。

問題的核心是，不受限製的權力必然會導致濫用，它進入經濟領域就是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政府被利益集團占領或者綁架，形成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它進入社會領域就會造成社會不公、非正義、兩極分化、中產階級大量移民。它進入文化領域就會箝製人的大腦和靈魂，除了形成感恩的奴才意識之外不能形成民主自由意識。……

錢雲會被慘死，以及王勝方不懼被慘死，說中國已進入全麵危機。這都是政治危機惹的禍，如果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不建立以憲政民主為發展方向的政治製度，危機的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