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蘇聯分崩離析的具體原因是什麽？
沙俄、大清與前蘇聯的崩潰乃至分崩離析，根本原因是共同的。革命之所以能夠在沙俄和中國取得勝利，根本原因也是共同的。
革命是否能夠勝利，與有沒有工人階級沒有必然聯係，與有多少工人階級也沒有必然聯係，與生產力發達程度更沒有必然聯係。美國現在生產力夠發達，西方各國的工人階級夠多，但西方有任何革命的跡象嗎？
實踐證明，馬克思的理論雖有可取之處，但總體上是一個想當然的理論堆砌。
十月革命不是馬克思理論的勝利，而是列寧主義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不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勝利，而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俄、中成功，而完全不像馬克思預見的那樣，在西歐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根本原因是：俄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的社會結構是相同的，都是根深蒂固的大金字塔式的封建社會結構，該社會結構的基礎是大一統的“封建大私有製”。隻要這個大金字塔式社會結構足夠腐朽，隻要深厚的文化土壤誕生出一個高瞻遠矚的領袖人物，隻要這個卓越的領袖發動起億萬群眾，調動起億萬群眾推翻“封建大私有製”的能動性，則革命，無論打著何種旗號，都必將成功。
西方從來沒有真正實現“大一統”， 從來就沒有建立大一統的社會結構，所以從來就沒有形成穩定的“封建大私有製”，所以在“小私有製”的驅動下，從來都是按照“叢林法則”，先內爭，勝者霸，負者從，然後在西方霸主的帶動下，千方百計地盤剝和掠奪世界他國人民。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各國的內部矛盾經常可以通過向外轉移而得到不斷排解，加之“小私有製”下的一係列舉措，對民眾進行了的十分有效“分割”，令整個西方社會無法造就出像列寧和毛澤東一樣的革命梟雄。
西方社會要萌生革命，前提首先由“小私有製”過渡到“大私有製”，而這個“大私有製”就是由一小撮權貴掌握的國家社會主義！這就是德國產生出希特勒的原因，這就是有些美國人將奧巴馬往希特勒的形象上扯的原因，這也是當今中國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根本。
前蘇聯之所以從勝利走向崩解，是因為當政後的蘇共很快便事實上用馬克思的理論排擠了列寧的理論，這一點從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可見一般；新中國之所以從建國初期之前的從勝利走向勝利，是毛澤東思想主導的豐碩成果，而新中國後來從一個挫折走向一個更大的挫折，是因為馬列理論事實上取代了毛澤東思想，被加冕成中國政治經濟理論的絕對主宰。試問，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課堂上，有毛澤東思想的影子嗎？
前蘇聯崩解，馬列主義事實上已經灰飛煙滅；在中國，馬列主義仍是大言不慚的招牌，而毛澤東思想卻成了馬列主義的替罪羊！君不見，官方的嘴上仍在大大方方地提馬列，但卻總是羞羞答答地不敢提毛澤東思想。
新中國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可以肯定地說，功在毛澤東思想，過在馬列主義，對毛澤東個人“三七開”，對中國共產黨本身“幾幾開”，都是謬種流傳，都是貽害無窮，都要徹底反省。
達到今日中國的貪腐程度，沙皇家族用了上千年，大清異族用了數百年，前蘇聯從斯大林算起用了60餘年，中華民國用了30年，而在鄧小平治下，10年就爆發了六四，就發生了動用人民軍隊鎮壓人民的悲慘局麵，不到30就搞到了一度“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進退維穀的窘境。
曆史事實表明，前蘇共“變修”在先，鄧小平“變修”在後。變修的曆程都是，先打馬列旗號，然後丟開黨的優良傳統，最終搞自己那死不悔改的一套。
與沙俄與大清先後爆發革命的情形相同，但這一輪回是鄧小平的中國先爆發了動亂，是鄧的中國彈壓動亂在先。
受中國動亂的影響，前蘇聯的大動亂爆發在後。此時，早已變了修的前蘇聯共產黨已經腐敗得病入膏肓，徹底喪失了民心、軍心、甚至黨心，以至於前蘇聯共產黨與前蘇聯軍隊在動亂目前，根本沒做任何像樣的掙紮便被推翻了，並很快被解散了。十月革命的理想就這樣令人難以置信地灰飛煙滅了。
天佑中華！前蘇聯從動亂到分崩離析，給中國人民上了一堂“安定團結”重要性的大課，直接給鄧小平之流動用高壓手段鎮暴和采取所有其它說辭和措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佐證，更給鄧小平一次反省赤裸裸地“變修”惡果的機會，令鄧小平吸取了戈爾巴喬夫先政後經的改革教訓，抓緊機會，縮起頭來，抱住美國大腿，通過把中國人民拉下主人翁的地位，和變成西方世界打工仔的方式，在中國開辟了一條通向由權貴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一條必將陷中國未來於災難之境的邪路。
為了將中國重新拉回正軌，為了中國革命不重蹈十月革命的覆轍，廓清導致前蘇聯共產黨迅速變質和快速腐敗的具體原因，無疑是極其必要的，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前蘇聯崩潰的原因是深刻而複雜的，但一些原因值得重點提及。
首先，由於前蘇聯實際上完全承襲了沙俄的封建社會結構，該社會基礎結構決定了前蘇聯黨政體製的迅速官僚化，而官僚化就是腐敗化的溫床。
早在列寧逝世前，蘇維埃國家官僚化過程已經開始。斯大林上台後，強化了官僚體製，建立起一種盲目服從上級的“等級製度”，並賦予各級官員種種特權，在龐大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一個被稱之為“官僚特權的階層”。從30年代初期開始，前蘇聯便大規模地為斯大林蓋"專用別墅"，並且毫無限製地用公款來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華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僅為他在南方就"建過好幾座別墅"。管理著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國家雇員開支這個家庭的生活費用"簡直是把政府的錢往陰溝裏倒！"斯大林晚年時餐桌上必須放著應有盡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裏畢業於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於戰爭時隻是一個二十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名二十四歲的中將。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盡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立即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阿利盧耶娃說，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機會，"沒有什幺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因此，錢的問題是不在話下的"。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華上要差得多"，"沒有像一位部長那樣生活"，但是如果科學院的研究員"見了他的套間房子和鄉村別墅，是會眼紅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之外，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幹部包括汽車、別墅、仆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己經成為一種"製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著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己，為他們的近親遠戚，搞豪華生活"。
曾在克裏姆林宮生活多年的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其所著《克裏姆林宮內幕》一書中提到，"隨著蘇維埃社會等級結構的形成和固定，執政黨領導階層的某些人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麵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時卻開始盡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優待和特權製度"。在20世紀初還隻出現在比較狹小的領導集團小圈子裏。隻是到了後來，隨著黨政機關從中央到地方的逐漸擴大、確定和固定下來，而這些機關又不斷補充進來愈來愈多的"新人"，這些"新人"也為自己要求相應的權力，和"要求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財富、越來越大的特權"。於是，"開始為黨政官員的最高階層建造住宅大樓，在各個部門開辦克裏姆林食堂和克裏姆林宮醫院的所謂分支。所有人民委員部和其它相當有權的機構，首先當然是國家保安機關，也開始建立同樣隻供指定的少數人使用的內部食堂、商店、小賣部、醫院、療養院和休養所。這就無形中脫離了普通老百姓，並且越來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業部部長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為例。這位部長月薪是27000盧布，據沙圖諾夫斯卡婭說，這大約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師、醫生、熟練工人的工資高20-25倍。除此之外，還得一個"紅包"。因為不便於無限製地提高幹部的工資，於是當局想出了發"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裏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幺樣的秘密名單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於這個"紅包"製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采訪者也曾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製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製度是在大戰後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幹部送一大筆錢"。
斯大林在位時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一套特權製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裏，為高爾基服務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裏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
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揭露的特權現象要嚴重也具體得多。葉利欽在他的書中指出，在他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也就是蘇聯解體前夕，各級幹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製度，"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據他說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約有4萬，而又有等級之分。例如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台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些的頭頭們，則有另外的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如果到了部長尤其是政治局委員這一級，葉利欽把這叫做"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他說這時就可以享有一切，"進入了共產主義！"他還諷刺地說，由於現在人們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蘇聯"暫時隻能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他以自己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時的特殊生活待遇為例，描繪了這種"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情景。他以別墅為例。"關於我的別墅情況，我想另外再說幾句。這個別墅在我之前是屬於戈爾巴喬夫的。後來，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別墅，他就搬到那兒去了。""我頭一次到別墅時，在入口處，別墅的衛士長迎接我，先向我介紹此處的服務人員--廚師、女清潔工、衛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後，領我轉了一圈。單從外麵看這個別墅，你就會被它巨大的麵積所驚呆。走進屋內，隻見一個50多平方米的前廳，廳裏有壁爐、大理石雕塑、鑲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燈、豪華的家具。再向裏走，一個房間、二個房間、三個房間、四個房間。每個房間都配有彩色電視機。這是一層樓的情況，這兒有一個相當大的帶頂棚的玻璃涼台，還有一間放有台球桌的電影廳。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個洗臉間和浴室；餐廳裏放著一張長達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頭便是廚房，像是一個龐大的食品加工廠，裏麵有一個帶壁爐的大廳，穿過大廳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兒有躺椅和搖椅。再往裏走便是辦公室、臥室。還有兩個房間不知是幹什幺用的。這兒同樣又有幾個洗臉間和浴室。而且到處都放有精製的玻璃器皿，古典風格和現代風格的吊燈、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東西。""就連我這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樣的級別，都配有3個廚師、3個服務員、l個清潔工，還有1個花匠"。
正是伴隨著權貴階層的形成，蘇共逐漸走上了腐敗變質的道路，切斷了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係，使其手中掌握的權力全麵異化了。
1、理想權力化：
即背棄革命理想，單純地追求權力。葉利欽在書中還談到地方州裏和莫斯科市的特權現象。由於葉利欽本人先後擔任過一個州委的第一書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來是比較可信的。關於州裏的情況，他說，州委第一書記是個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當你想讓全州的人們都過得更好，"都能真正過上人的生活，讓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個州委第一書記會感到權力不夠用。但是如果你想為誰安排一個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給人一點別的什幺好處，那幺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就會顯得"巨大無邊"。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紮"。他並且認為，"這種情況以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
2、利益特權化：
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個人的權力，變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蘇聯官員的特權名目繁多：①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②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歎的種種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製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④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⑤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⑥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製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3、公仆官僚化：
即官員變成高高在上，憑發號施令過日子的官僚主義者或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在成為國家活動家之後沾染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毛病，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不解決任何問題，卻年複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穩穩當當"。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在我國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係，而不是憑借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以至在我們的管理機構內就出現了稀奇古怪的‘勢力範圍'、‘個人領地'，其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幺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
4、權力商品化：
就是進行權錢交易，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別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興起以後，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惡性地蔓延開來。許多"官僚和企業領導，在黨政機關和外貿部門工作的幹部跳上公司、銀行經理的寶座"。"依靠手中權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斂財富"。公司的辦公室往往設在黨團市委和區委的辦公室裏，成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們不用掏一個子。""他們同黨政機關的關係比法定的資本中的控股股份還要值錢。"這些人賺錢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中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甚至走私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大發橫財。這些活動並不是孤立的，在監察和司法機關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國家機關中高級官員的支持和庇護。就連派赴阿富汗軍隊的軍官也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70年代末，蘇聯出了一部名曰《惡風》的小說。這部小說以一個真實事件為原形，描寫了一群蘇共高幹利用職權貪汙腐化、和走私 集團相勾結盜竊國家珍貴物資、走私謀利的醜劇。書名《惡風》意在抨擊彌漫蘇共官場的腐敗之風。
同樣是那個時候，蘇遠東空軍中尉別連科駕米格25叛逃日本、轉到美國後，撰文揭露蘇聯軍隊中的腐敗。他指出：在蘇空軍中，有軍官盜竊珍貴的航空燃油販賣黑市謀利，還有軍官假造軍營綠化成績，竟令士兵砍下別處的樹木移植到上級視察將要經過的道路旁，以討好上級。
80年代初，蘇侵阿部隊中，有軍官將運送陣亡軍人遺體的棺材“偷屍換毒”，裝入海洛因運回蘇聯，再走私到西歐謀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ＫＧＢ軍官被4名普通公安（蘇稱“民警”）誤抓，後被刑訊打死，蘇共“糾正錯誤”後，4名公安，兩個被判槍斃，兩個被處重刑。）
當改革大潮來臨時，以往人為掩蓋著的腐敗現象被大量揭露後，人們開始對蘇共是否還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質疑。當人們了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製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沒有信任，也就談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人們開始對蘇共是否還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質疑。
腐敗在製度僵化、政府壟斷權利、瓶頸眾多的情況下特別猖獗。在計劃經濟下，許多價格都在市場競爭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賄賂作為分配緊缺商品和服務的條件，市場經濟下的合法交易在這樣的體製下成了非法的賄賂。除了把商品和服務銷售給賄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務員還回顧以製造更多的瓶頸作為索取更高賄賂的一種方法。比如，官員們會有意拖延，製造麻煩。根本問題不僅是存在著市場最低競爭價以下的控製價格，而且是國家官員壟斷權力，這些官員不受效率更高、價格更低的競爭產品的威脅。
前蘇聯的利益集團的經濟狀況給了官員一種動力去利用職位謀取個人利益，也給了其客戶行賄的動機。因為僵化的製度沒有得到公正的法律製度的支持，所以腐敗十分普遍。相反，高層特權人物行使著最高權威，他們經常會有理由憑借自己的權威更改法律規定。下屬人員無法通過訴諸法律來抵製上司的要求。這個製度不僅僵化，而且獨斷，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違法者。人們在腐敗交易中串通一氣成了社會控製的一種方法。審理腐敗案件被用來懲罰持不同政見者，而不是用來提高政府官僚機構的運轉效率。
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間，紛紛借改革之名把公有財物變成自己的家產，各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據1962年5月19日的蘇聯《紅星報》報道，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3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汙了120萬盧布。另據 1962年5月18日的《烏克蘭真理報》報道，哈爾科夫的一個家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幾所房子，並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企業負責人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係統和其它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幹部的支持和庇護。據 1963年10月20日蘇聯《消息報》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報星期副刊》報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夥，通過賄賂，獲得了58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同52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係，幾年中賺了300萬盧布。他們還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
斯大林時期的官僚特權尚屬一種體製慣性，而吸取赫魯曉夫下台教訓的勃烈日涅夫則有強化特權換取擁戴的政治自覺。他製定一係列強化特權的條例和規定，將官僚特權係統化、合法化。特別是其執政後期，一方麵由於體製的僵化和幹部隊伍的穩定，特別是事實上的終身製得以確立；另一方麵由於黨內外民~主和群眾監督機製的破壞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對幹部的侵蝕，"特權階層"終於開始形成。據俄國學者最近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 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掌管蘇共大權後，對幹部隊伍提出了"穩定"的口號，隨著時間的推移，負責的崗位事實上都成了終身的崗位，而官僚們成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書記、部長、黨和蘇維埃機關的負責人占據職務達15－20年之久。他們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種特權。這種對幹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證和實際上的終身製，不僅使許多幹部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助長了脫離群眾的官僚習氣，更嚴重的是使相當一部分幹部有恃無恐，膽大妄為，公然地以權謀私，導致了腐敗現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為蘇共當了長達18年的家，不僅黨內高官腐敗泛濫，就連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間，蘇聯內部風氣的敗壞和各級官員的種種腐敗事件廣為流行，貪汙受賄、任人唯親、盜竊國庫等毒素迅速蔓延，不僅黨內高官涉嫌腐敗，就連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謝洛科夫在當內務部長的17年間，實際上將內務部第一大型國家別墅和曾作為內務部迎賓館的第八國家別墅據為己有。他還在赫爾岑大街24號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這兩座國家別墅和公寓裏，存放著謝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財物。在其中的一個別墅裏，光地毯就一張迭一張地堆放了七層；而俄羅斯著名畫家的油畫都放在了床底下。身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的丘爾巴諾夫，勃列日涅夫的駙馬爺，在幾年的時間裏，貪汙受賄達654200盧布，約合美元105萬。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護下的犯罪，成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效法的榜樣。勃列日涅夫後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裏的貪~汙腐化問題越來越惡劣了，"漁業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諾達爾案件"、"海洋案件"、"烏茲別克案件"......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在任17年，將內務部第一大型國家別墅和曾作為內務部迎賓館的第八國家別墅據為己有。他還在赫爾岑大街24號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在其中的一個別墅裏光地毯就一張迭一張地堆放了七層，連俄羅斯著名畫家的油畫都被放在了床底下。
勃列日涅夫還試圖建立"特權繼承製"。他的兒子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女婿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一個弟弟也當上了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算得上是蘇聯時期各種腐敗行為的集大成者。丘爾巴諾夫與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結婚時，在莫斯科市內得到了一幢裝修豪華的公寓和一幢寬敞的郊區別墅。勃列日涅夫從自己收藏的國外小轎車中送給他們一輛捷克的"斯科達-1000"轎車、一輛輕型的法國"雷諾-16"。勃列日涅夫還非常關心女婿的前途，親自出馬找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希望提拔丘爾巴諾夫擔任內務部副部長。1977年他果然當上了內務部副部長，之後4年間，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大權在握的丘爾巴諾夫在任內務部副部長（同時兼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期間，經常以各種名目到蘇聯各地"視察"。各地方當局都以國家元首級的規格接待他。所到之處，他不僅大吃大喝，而且連拿帶掖。金銀首飾、文物珠寶等等，隻要丘爾巴諾夫喜歡的，都會帶上。到後來，地方官員們甚至把成捆的盧布塞進他的腰包。幾年時間，丘爾諾夫總共收受賄賂654200盧布，約合美元105萬。
這個"特權階層"成員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們掌握著一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業、農莊的絕對領導權。第二，多數人文化程度較高，受過高等教育，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經常去西方國家訪問。第三，這些人已不是當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列主義對他們來說隻是口頭上說說的東西，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頭腦中己經淡薄。第四，他們不以享有比一般規定的高級幹部待遇還要大得多的特權為滿足，而且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他們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領導的企業、農莊當作資本，從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獲取大量利潤。據估計，在80年代初期各種不同類型的"影子經濟"的收入已達到數十億盧布之巨。用美國學者大衛科茲的話就是，這個特權階層非常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立場，最會重複官方的意識形態詞句而不去想念它，隻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隻有極少數人相信社會主義。結果自然是，前蘇聯社會主義巨廈終於在多種綜合因素的共振作用下徹底垮塌。
其次，前蘇聯內外的各種敵對勢力及其作用。
搞垮前蘇聯的頭號元凶非前蘇聯內部的各種“社會精英”莫數。常言道：外鬼最陰，家賊難防，內奸最毒。前蘇聯的各種“社會精英”在原體製的禁錮下無法發揮其所謂的“個人價值”，所以便愈演愈烈地發起與原體製的抗爭，紛紛成為配合外鬼的家賊和內奸。
索爾仁尼琴可以說是前蘇聯“社會精英”大家賊和大內奸隊伍中的一個最典型的人物，而這個“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和埋葬蘇聯大廈的頭號功臣又恰恰是蘇聯黨內修正主義的始祖領導人赫魯曉夫發掘和提攜的。僅從這一點來看，蘇聯社會主義大廈的崩潰也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看得非常清楚，“蘇聯搞資本主義複辟是要亡黨亡國的”。
據研究，索爾仁尼琴於1918年12月11日出生於北高加索的吉斯洛沃茨克市一個篤信東正教的家庭，1941年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中學教師。蘇德戰爭爆發後，索爾仁尼琴應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連長。1945年2月，他在東普魯士前線被捕，罪名是“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8年刑滿後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複名譽，任中學數學教員。
1962年他的處女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深受赫魯曉夫的賞識，在赫魯曉夫個人施加的政治壓力下，在《新世界》上刊出。這是蘇聯文學中第一部描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掀起了“集中營文學”的熱潮（我國的“傷痕文學”與之何其相似。）。1963年3月10日《真理報》報道了赫魯曉夫在克裏姆林宮的一次接見中熱情讚揚了《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他說，這是“一部從黨的立場真實地闡明那些年代蘇聯實際情況的作品”，還說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和需要的書”。
可以說，沒有赫魯曉夫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民主鬥士索爾仁尼琴。
1973年12月，索氏寫的《古拉格群島》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披露了從1918年到1956年間蘇聯監獄與勞改營的內幕。《古拉格群島》一書有一個副標題，叫做《藝術研究嚐試》。根據索氏自述，他本來想用科學研究的方法寫一部勞改營曆史，但是缺乏材料，隻好用“藝術研究”的方法。他在一 次談話中講了這個方法的“優於科學方法之處”，他說，科學研究需要有100個或200個事實，而我隻有兩三個，這事實的缺欠可以通過“藝術的跳躍”來解決，或通過猜測、講一個故事和插入一句諺語來填補。這種“藝術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學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況下憑空虛構和編造，進行任意的歪曲和誇大。用這種方法寫成的 《古拉格群島》，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古拉格群島》一書暴露性極強。索氏把蘇聯描繪成勞改營遍布全國，數以千萬計的無辜者遭到逮捕、關押和殺戮的黑暗帝國。同年他又在《民族生活範疇的懊悔與自我克製》、《不要撒謊活著》、《給蘇聯領導人的信》三篇文章中“預言”社會主義必然垮台，攻擊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和經濟貧窮，堅持其古典的宗教民族自由思想，這些文題都恰好迎合現代西方社會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形勢和心理。
1974年2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剝奪索爾仁尼琴蘇聯國籍，將其驅逐出境。同年10月，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接受他移居美國。
1994年，索爾仁尼琴懷著複雜的心情，回到四分五裂的祖國，在遠東登岸後，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回到他闊別整整20年的俄羅斯故鄉，並隨身帶著“政論三部曲”：《我們如何建設俄羅斯》（1990）、《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1994）、《傾塌的俄羅斯》（1998）。然而，一路看到物是人非、滿目瘡痍、人民極度貧困的祖國悲劇般現狀，令他的政治雄心頓損大半，他逐漸沉於隱居狀態。
1996年，索氏發表小說《在轉折關頭》，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讚揚斯大林發動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同時表達了對曾經一度十分強大的祖國所滿懷的無盡惋惜的心緒。
索爾仁尼琴的思想發展軌跡很清晰：由篤信東正教到不接受十月革命、社會主義製度，長達10年的監獄、勞改營和流放生活而導致政治觀、哲學觀的徹底改變；為不公平的命運喊冤，再到痛視、敵視、痛恨、詛咒社會，直到它滅亡。文學，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武器被他運用得淋漓盡致。由於其作品獨特的內容，在特殊的政治氛圍下被人為地誇大化，在最高領導人那裏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籌碼。後來因為政治突變而命運丕變，所以他瘋狂寫作，瘋狂揭露當時的黑暗麵，其目標不隻是批判斯大林，而且矛頭直指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反對為鞏固蘇維埃政權被迫采取的鎮壓措施，宣揚反對一切革命的思想。他的作品在東西方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被國外敵對勢力用來作為反蘇反共的宣傳品，產生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為西方製定反蘇計劃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據，為製造大廈的倒塌提供了有力地幫助，從而直接和間接地導致了他個人的悲劇及整個民族的悲劇。
令人不齒的是， 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國後，不僅在國外積極進行反對自己國家的活動，而且他從反共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敵視社會主義的中國。他連他所說的“藝術研究”也不進行，就在台灣1980年出版的《古拉格群島》中文版的前言裏信口雌黃，說什麽中國的古拉格在“受害者人數和無限的殘酷性方麵”都超過了蘇聯。
1989年蘇聯這座大廈倒塌了，索氏的“預言”成為現實、索氏不愧為“先知”。但麵對四分五裂的祖國和受苦受難的無辜同胞，他的“俄羅斯民族良心”開始發現！他在自己的新作中試圖提出一些有效措施來拯救整個俄羅斯的命運，追回因反動的政治宣傳所造成的損失。他不像前蘇聯其他“民主鬥士”們，沒有公開對自己的行為道歉，但從他的“政論三部曲”來看，他內心的懺悔比他公開道歉還深刻、還殘酷。
著名作家邦達列夫說，索爾仁尼琴應該到一個舊時的修道院裏去，跪在石板上進行懺悔，乞求上帝寬恕他的罪過。
2005年6月接受媒體采訪時，索氏公開指責俄羅斯政治現狀，同時，強烈批評了美國社會虛偽的民主，打著民主旗號，推行強權的做法。
前蘇聯的其他“社會精英”兼“民主鬥士”們與索氏的言行和作用大同小異。
俄羅斯著名“反共”學者季諾維耶夫在蘇聯時代因對當局持不同政見而屢遭批判，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一直致力於抨擊共產主義製度和蘇聯社會，著有此類書籍竟達數十種，最後被開除黨籍、驅逐出境，一九七八年定居於德國慕尼黑。他在被驅逐出境的當年即表示：“即使我知道我所寫的這些書要我付出生命作為代價，我也絕不會停筆。”
這位一直渴望並呼籲在蘇聯實行“自由民主製度”的俄羅斯哲學家也曾為戈爾巴喬夫帶來的“改革”而高興。後來，季諾維耶夫回到民主了的俄羅斯，原來渴望在俄羅斯實現“自由民主”的理想馬上就無情地破滅了!他驚愕地看到：反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實現了，但俄羅斯也隨之被毀滅了！
更讓他深受打擊的是， 篤信“資本主義萬能論”的書呆子總理蓋達爾推行的“休克療法”，讓通貨膨脹像一條惡狼撲向他和當年一起參加衛國戰爭的老戰友們，一夜之間就把他們的養老金和一輩子的積蓄吞得一幹二淨，他們期盼的“自由民主的新生活”變成了一場噩夢。
俄羅斯大多數人民成為實行“自由民主製度”的直接受害群體，成為快速走向貧窮、日益開始成為咒罵俄羅斯現有“自由民主”的“弱勢民眾”；相比之下，前蘇聯的黨政官員及其子女，有的進入俄羅斯的“民主政府”重新成為“實施民主政府職能”的“官員”，有的迅速成為俄羅斯“自由民主製度”下的收益者，快速成為“民主製度”下的有錢人 和暴富者，公開享受著自由民主的“歡樂”與“特權”。於是，這位一直被西方國家認定並推崇的“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製度的民主鬥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漸漸醒悟。
季諾維耶夫說：“我寫了30 本分析什麽是共產主義的書，30 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要是我早知道所有這一切會有如此結果，我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
季諾維耶夫對法國記者說：“我過去離開的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強大的大國；現在重新見到的卻是一個被打敗了的、破敗的國家。蘇聯共產黨政權的崩潰並不是由於國內的原因，而是西方曆史上取得的最大勝利。俄羅斯的災難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劃的。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由於我知道內情。我看過一些文件和材料，參與過一些準備引導俄羅斯走向死亡的活動。我對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無法生活在那個要消滅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的陣營裏了。”
季諾維耶夫警告道：“請記住我的話：西方會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中國。他們收拾了南斯拉夫和徹底打垮了俄羅斯之後，就要搞中國了。二十一世紀是西方為搞垮中國而進行鬥爭的世紀！”
著名的原蘇聯反共人士、被西方人讚為反共鬥士的馬克西莫夫現這居巴黎，麵對祖國四分五裂後的慘狀，這樣說道：“假如知道自己過去寫的書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他就不會寫那些書；假如知道蘇聯這隻大船會沉沒，他就不會去搖撼這隻船。”
一本尖銳批判斯大林時代的書《讓曆史來證明》使“持不同政見者”梅耶捷夫斐聲西方，但他在蘇聯崩塌之後卻一再聲明他原先非常幼稚，《讓曆史來證明》經不住曆史的撿驗！他說：“曆史的判斷主要的標準隻有一個：他接管國家時的狀態和他離開時的狀態。我一向反對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為，但他1924年接管國家時，國家處於可怕的狀態之中，而在他離開時，國家成了超級大國，國際威望大增。”他說：“無須向任何人證明，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的蘇聯，比現在的俄國好得多。戈爾巴喬夫留給後人的遺產有三個： 一個是世界大國蘇聯分崩離析，二是無節製的通貨膨脹，三是80%的人進入貧困線，數百萬貧困者流落街頭”。
寫過批判前蘇聯的小說《不是單靠麵包》的作者杜金采夫等許多當年的“精英流亡者”們，競無一例外憤怒譴責現在的俄羅斯“精神殿堂”的坍塌。他真誠地懺悔著說：當初他們拚死反對的蘇聯精神，卻在坍塌之後有了深切向往；當初他們極力反對的製度，瓦解之後他們卻又深刻地懷念……。雖然這樣的懺悔對於一個民族顯得太過蒼白，也太過悲惋，對於其個人，卻無疑是良知的複蘇！
還有一些原來偏激“反共”的自由派分子看到個人十多年為之奮鬥的理想的實現，竟以祖國母親四分五裂、傷痕累累為代價，遂用偏激方式表達他們的無盡懺悔。自由派女詩人德魯寧娜在極度絕望中服安眠藥自殺，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契耶夫在葉利欽發布解散議會的1400號總統令的當夜舉槍自殺。
前蘇聯那些甘當家賊和內奸的“社會精英”們幾乎個個沒有好心情，也大多沒有什麽好下場。
戈爾巴喬夫，這個因為使蘇聯土崩瓦解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風雲人物，後來是怎樣悔悟的呢？在一次接受中國《光明日報》記者專訪中，他是這樣的評說的： 80年代後，前蘇聯由於長期片麵強調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資源消耗過多的弊端使其經濟發展速度漸趨緩慢，加之裏根政府加緊推行秘密戰略不斷發動的政治、經濟、心理、外交、軍事等方麵攻勢；同時又進行核恫嚇，逼迫前蘇聯進行軍備競爭，壓低油價，枯竭外匯來源，造成很大困難。我們對美國的用心掉以輕心，也不從根本上找出導致經濟困難的原因，卻將經濟趨緩完全歸咎於自身的經濟製度，正掉進西方動搖我們對製度信心的戰略陷阱。其實回過頭去看，當時前蘇聯麵臨的美國製造的核恫嚇和經濟困難，都遠不及二戰後遍地戰爭創傷的時期。我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使蘇聯社會大開放。在殘酷的國際鬥爭中，國內工業受到了致命打擊。葉利欽的改革使極少數人一夜暴富，斂財數額之巨，不亞於美國的大亨，而赤貧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我對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麽‘民主化’，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事實證明，美國的經濟製裁和軍事恫嚇對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大國隻會起到反作用，而通過信念瓦解、文化滲透、經濟打擊和政治侵蝕來“和平演變”則是實現其目標的有效途徑。
最後，前蘇聯崩解的理論根源就在於馬列主義本身固有的缺陷。檢視馬列主義的合理內核與其天生缺陷，進而反思毛澤東思想，最終弘揚科學發展觀，將是本文隨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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