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誰不向往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那他肯定是傻子；可是如果誰相信會有物質極大豐富那一天，那他肯定跟傻子也差不多。社會主義陣營失敗了，可是錯不在主義，也不在真共產主義者，而是錯在其極端理想化，體係缺少科學論證，以及現實的可操作性，被封建專製投機分子利用。背離人性的高標準下，所有人都有小辮子可被抓，無法挺直腰杆，讓民族少了陽剛正氣，滋潤了封建專製土壤。中國民主人士對共產主義的評價總是一無是處的，其實也不盡然，共產主義理論在西方現代文明進化過程中，其曆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如果沒有想當初社會主義陣營的咄咄逼人，西方現代文明也不會更象“共產主義”那麽誘人。
中國很多“民主人士”屬於另類極端理想化，“人性”口號背後同樣無知如何尊重人性，以聖人標準要求高官，“六四”時，學生領袖竟然拿趙紫陽打高爾夫球的照片，作為其腐化墮落的證據；他們以為隻要實現民主，不惜以破壞經濟環境為代價，老百姓會拿民主當飯吃，歡天喜地。和諧、可持續發展是成熟現代文明國家的顯著體現，殊不知他們都經曆過黑暗但是高速發展的資本積累階段，經濟發展質變以後才為後來現代文明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學說也正是誕生在那個時期。西方國家政要以及中國的“民主人士”無視西方現代文明發展曆史，無視中國政要的尷尬境遇，亂箭齊發，客觀上隻能阻礙中國進步。
西方現代文明相對專製體製簡直是天壤之別，客觀地講，西方現代文明並不完美，而且創建民主體製之初更是粗糙，如美國憲法1789年通過，之後又經曆漫長時間附加了諸多憲法修正案，其中重要的有，南北戰爭後生效的廢除奴隸製，保障黑人權利的修正案，1920年生效的美國婦女享有選舉權的修正案。民主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可是少不了福利、醫療等保障的幫襯，製訂福利、醫療等標準，除了惠顧弱勢，還要兼顧國家經濟在國際中的競爭能力，隻能循序漸進地完善。國家經濟實力決定著福利、醫療等標準，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學說，無論何時都會禍國殃民。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調動更多高官的積極性，積極支持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建立民主法製社會，按理說既然市場經濟要求民族尊重適度分化，大多高官應該在首先富裕起來的行列，中國應該首先建立高官高薪等激勵措施，可是這些合理的需要在當時卻擺不到桌麵，考慮到民族的感受，包括黨外“民主人士”的感受，那時粉碎“四人幫”還要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徹底否定毛澤東及其理論肯定行不通，“為人民服務”、“公仆”等脫離人性的教條，成了科學治國的緊箍咒，合理的需求最終無奈衍變成了暗箱操作。中共黨內民主改革派顧全大局，排除各種阻力，隻能抓緊一切時機把經濟蛋糕做大，為未來民主社會創造基礎。
二十年來最讓黨內民主改革派頭疼的，“民主人士”的表現很類似於文革派，沒點務實言行，不知現代文明與經濟、民智的連帶關係，隻會鼓噪“暴力”意淫，換湯不換藥還是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以極端理念忽悠民族，給共產黨鬧點難堪為樂。“民主人士”堅持“暴力”言論，違背了黨內民主派和平推動民主的願望，加劇了民主改革派對民智的憂慮，無法旗幟鮮明地嗬護民主。由此共產黨內各種勢力都會阻撓言論自由，民族無法確定，民智、“民主人士”、黨內保守勢力，誰是阻塞言路的真正罪魁；民族無法知曉高官個人政見，所以在與腐朽勢力鬥爭的時候，很難做到有的放矢，隻能愚蠢地“眉毛胡子一把抓”。
民主思想充分體現著民眾利益，可是中國的民主人士普遍脫離群眾，相對來講也隻有“法”組織與民眾走的近一些。脫離民眾的支持，任何變革都是徒勞的，毛澤東革命成功，完全取決於充分發動群眾，隻是由於一味迎合，為了革命而革命，把中國帶上了斜路，而“法”雖然以民主為旗幟，也與毛澤東革命有點相似。筆者對“法”缺少直接了解，隻瀏覽到其少量觀點，以點代麵地講，筆者敬重“法”組織的韌性與貼近民眾的實踐，可是由於一味迎合西方與“民主人士”，做共產黨退黨人數表麵文章，缺少務實理論支持，偏激理解中國重大事件，崇尚“暴力”，而且帶有濃重的宗教色彩，因此對中國進步負作用不小。
莊民
201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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