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津津樂道的美國衰落、中國崛起話語中，最經不起檢驗的還不是彼此在經濟、政治、軍事之類各項指標的強弱上，而是彼此在人文精神的明暗反差上。借用一種低俗的說法，前者是硬實力的相較，後者是軟實力的對比。而所謂軟實力的對比，又並非是意指擁有多少個第一流的高等學府，擁有如何卓有成效的文化機構，甚至還不僅僅在於媒體的自由程度，而是首先在於民眾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麵貌的健康與否。
倘若僅就美中兩國的國運而言，美國可說是災變不斷，並且先後陷入兩場戰爭；而中國卻好運連連，尤其是國際環境空前安寧，一百年前的外患之憂，消失得幹幹淨淨。然而，正是如此鮮明的對照，無意間突現出了美國民眾麵對災難時的從容大度，中國民眾在紅朝當局的刻意扭曲下，每每喜慶臨頭就會控製不住地失態失常。借用一句上海話加以形容，美國民眾麵對災難，是模子；中國民眾每逢喜慶，總要被當局逼成十三點，或曰人來瘋。08奧運如此，10世博亦如此。
01年發生的那場911攻擊，對於美國人來說是場考驗，對於中國人來說，卻像是一堂生動的人文基礎公開課。平日裏嘻嘻哈哈的美國人，在遭受突然襲擊的當口，一下子莊嚴肅穆地敞開了他們的人文胸懷。在慘烈的死難麵前，受困的人群當中，沒有人像驚慌失措的難民一樣爭先恐後地抱頭鼠竄，而是從容有致地下樓，並且互相禮讓，不忘老弱病殘優先，不忘“LADY FIRST”。當天夜晚，聯合廣場上鮮花如潮、燭光輝映星空。默哀的人群，惟有流淚和啜泣，偶爾間雜低低的吟唱，沒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喊血債要用血來償一類的口號。更沒有氣勢洶洶的遊行隊伍，出現在紐約街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在華盛頓DC，一群中國遊客，竟然朝著恐怖襲擊畫麵，拍手叫好。如此粗鄙，足以令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國人汗顏。
這種中國式的醜陋，直接的緣由，似乎是源自中國使館被炸引起的仇美情緒。三個被炸死的官員，最多不過是以身殉職，卻被朝廷刻意賦予英烈的榮光。全國掀起一場鋪天蓋地的狂飆，學生上街，遊行隊伍浩蕩不說，還以砸使館表演英勇無畏。那場瘋狂之中，沒有一個中國人站出來質疑，在科索沃打仗的美軍，到底為什麽會“誤炸”中國使館？中國使館在這場戰爭中到底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引起人家“誤炸”？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中國人，看著那場群情激憤的反美遊行，都會感到困惑不已：這真的是中國學生在遊行麽？或者說，中國學生真有這麽仇恨美國麽？須知，當年也有過如此群情激昂的學生隊伍，不是仇恨美國，而是要求改革，懲治腐敗。從89年到99年，僅僅相隔10年。倘若說，99年的學生遊行是真實的，那麽89年的學生遊行就是虛假的；反之，假如89年的學生運動是真實的，那麽99年的學生隊伍就是虛假的。
最後的答案，是北京大學的一個女學生悄然給出的。該女生在克林頓演講的當口，被安排提問責難美國總統。大庭廣眾之下，該女生表演得非常出色，成功地樹起了一個反美英雄的形象。殊不知，幾年過去，網絡上傳出該女生遠赴重洋、“下嫁”美國丈夫的家庭生活照。照片上的北大女生，一臉幸福；混血兒繞膝，其樂融融。對這位女生來說，假如當初的反美表演是真實的，那麽後來的成為美國妻子也是真實的。這除了在邏輯上有些說不通，在生活中卻會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發出會心的微笑：此中奧秘，隻有傻瓜不知道。不知有沒有人統計過，有多少走在反美遊行隊伍裏的中國學生，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美國使領館門前排隊等候簽證？
假如沒有人作過那樣的統計，那麽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應該不會有錯：幾乎所有的中國高官，都有子女到美國或者西方學府留學。即便鄧小平的兒子，也到美國拿過學位。更不用說曆屆黨魁，各大常委，各方諸候。重慶的大員薄熙來一麵唱紅打黑，一麵卻把兒子送到英國見世麵開眼界。“東方紅太陽升”與薄家少爺在英國夜店裏美酒靚女的縱情，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但在一個謊言國家裏，卻是鐵板釘釘的國情。所謂反美愛國，說穿了，不過是朝廷和庶民之間的互相欺騙。彼此你知我知，也許隻有被反的美國人不知道。這在心理學上，或許可以稱作牢房效應：關在牢裏的囚徒需要以撒謊來取悅看守的獄卒，而獄方則需要囚徒的配合，以此向大牆外的世界證明：這樣的牢房是合情合理的，是受到所有囚徒愛戴的，因而是什麽人也打不破的，從而是永遠也不需要改變的。
由這種互相欺騙所製造出來的，當然隻能是仇恨，不可能有什麽悲憫。這樣的因果關係，反過來也同樣成立：一個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國家，隻能靠互相欺騙來維持。極權國家的基本特征，就是讓國民永遠生活在仇恨之中。而那些長年生活在仇恨之中的人們，心理怎麽可能不扭曲？心態又怎麽可能正常？他們理所當然地不可能具備慈悲的心胸，從而成為一族被愛遺忘的國民。
倘若美國人在911災難中自然顯示出來的悲憫氣度，還不足以讓中國人有所感悟，那麽，六年以後，07年，發生在維州校園裏的槍擊案，應該可以讓中國學生、中國民眾、中國當局，見識到什麽叫做慈悲，什麽叫做寬容，什麽叫做通情達理。麵對32個遇害者和1個凶手，維州理工大學的師生們，放飛了33個氣球，獻上了33束鮮花。他們不僅悼念無辜的死難者，同樣憐憫行凶的肇事者。他們告訴自殺身亡的凶手說：你也是我們當中的一員。他們告訴凶手的親人們：你們也是受難者。麵對血案的維州理工師生，沒有仇恨，沒有敵意，有的是理解，有的是關愛。
一個國家有沒有文化，或者說，人文指數有多高，與其說以有多少高等學府證明，不如說以民眾麵對災難時的精神氣度來衡量。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整個西方學府，尤其是美國校園，大都中了一種叫做德裏達的人文病毒。精神空前疲乏，言語空前機械。歐洲文藝複興時的朝氣蓬勃，美國建國初始的神采飛揚，全都被充滿生存意味的術語操作所取代。美國學府裏的不少文科教授，尤其諸多號稱同情弱小國家弱勢群體的左派學者，無論在人文視野還是在精神境界上，都遠遜於美國的普通民眾；更不用說，遠遜於能夠獨居沙漠淩空起舞的百老匯藝術家，遠遜於在中東不聲不響地為達爾富爾難民做義工的好萊塢影星。當無數中國學生湧入美國學府的時候，他們眼裏有的隻是諸如哈佛耶魯那樣的名牌，絕對看不見沙漠裏的藝術景觀，看不見在戰火中搶救難民的人道關懷。然而，如斯景觀，如斯關懷，在美國民眾，卻是最基本的人文常識。也正是具備這樣的常識，致使他們無論麵對恐怖襲擊，還是麵對心理失常的屠殺行為，都會自然而然地做出從容大度的應對。這種因為心理健康而具有的人文氣度，乃是美國之所以強大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現代文明的民主政製，遙遙領先的科技力量，強勁無比的軍事實力，都是退而居其次的大國要素。一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有實力的國家，最多隻能算個強國，不能叫做偉大的國家。但是，倘若這個國家的民眾，其人文情懷一旦具有不卑不亢、雍容慈悲的氣度，那麽即便不自稱強大，也已經足夠偉大。
一個偉大國家的民眾，必定謙卑。他們麵對恐怖襲擊，最多驚歎一聲：上帝呀，他們在幹什麽？！他們不會衝到人家的使領館門前扔石頭，砸窗子。相反，他們會保護恐怖分子所屬的少數族裔，阻止可能發生的任何極端行為。他們麵對榮譽性的舉國喜慶，絕對不會緊張到了隨時隨地準備跟人家打架的地步，從而在全世界上演一場護衛奧運聖火的鬧劇。既然視作了聖火，又何須護衛？聖火者，不加護衛也照樣神聖。倘若並非是什麽聖火，那麽還護衛個什麽？豈不是越護衛越可笑？中國民眾之於奧運的狂熱，就好比一群綿羊，在豺狼麵前低聲下氣慣了，突然被告知，綿羊可以與豺狼共同歡慶動物節。於是，羊群當中突然產生了變成獅子的幻覺：我們，崛起了。
奧運會一閉幕，這種幻覺就煙消雲散。尤其是楊佳的驚現，使羊群猛然意識到，自己依然活在可悲又可憐的境地裏。奧運製造的大國崛起泡沫，被楊佳的血濺警樓，徹底擊碎。官府和民眾之間的互相欺騙，就此告終。彼此全都回到冰冷的真相：空前的不公，致使全國上下布滿了幹柴，一點就著。於是，靠著製造仇恨維持的朝廷，旋即麵對了被仇恨的現實。楊佳給官府造成的空前恐懼，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心理情結。這種情結產生的效應，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更多的官員，悄悄地把財產子女，送到海外尤其是送到美國，安家落戶。借用《紅樓夢》裏的一句話，有道是：須要退步抽身早。
說來實在不幸，承擔世博會的那個城市，恰好是發生楊佳血案的上海。這個半個多世紀前曾經輝煌過的都市，此刻如臨大敵。世博會給這個城市帶來的緊張，不下於當年鎮壓反革命的恐怖。表麵上是煙花綻放，實際上卻是憤怒在燃燒。好端端的喜慶，變成了如臨大敵，變成了槍口下的喧嘩。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好不容易捱到世博落幕，一場大火，燒得官府焦頭爛額。果然有敵情，敵情就在官員隻知貪財不知盡責。就算這場世博會尚有什麽喜慶可言，那麽也已被衝天大火燒得一幹二淨。
饒有意味的是，上海的民眾，在火災後學會了用鮮花和燭光悼念死難者的悲憫，從而給這個城市平添一道現代文明的風景線。然而，令人感歎的是，當二十多萬民眾手持鮮花，走向死難者的時候，卻被當局悍然製止。官府害怕什麽？也許是害怕慈悲情懷，害怕民眾的悲憫。按照這種害怕的邏輯，一旦全體上海市民手持鮮花到市政府門前請願，那麽市政府可能會麵臨關門大吉的末日。官府的邏輯是矛盾的，既害怕楊佳式的仇恨，又害怕鮮花和燭光呈現的悲憫。可見，悲憫其實也是一種力量，一種無形的力量。悲憫可以讓強權知道自己的醜陋，從而意識到自己原來是公理的對立麵。強權喜歡被強權所利用的暴民，因為彼此相輔相成，半斤八兩，一如當年的慈禧太後與義和團。但強權又害怕暴民一旦不受利用不被控製，那麽就會反過來吞沒強權，重演蘇東劇變中的誅殺齊奧塞斯庫場麵。
為仇恨所苦的國家，沒有人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人人自危，人人活得毫無安全感。處在權鬥旋渦裏的官員沒有安全感，靠著權力而腰纏萬貫的富人沒有安全感，更不用說唯唯喏喏的知識分子沒有安全感，身受官府重壓的平民百姓沒有安全感，甚至作為國家機器的警察也沒有安全感。一個政權靠仇恨起家，必然要靠仇恨維持，哪怕沒有仇恨，也要製造仇恨對象。按照民族主義製造的仇恨目標，幾乎沒有一個經得起推敲。尤其是賣國主義的說法，更是虛妄得可以。因為當今世界上，固然有人要到中國來賺錢，但絕對不會有人想要買下這個國家。既然沒有買方，何來賣方？所謂的愛國賣國，全都是朝廷故弄玄虛的謊言。要說賣國，今日朝廷當年就是靠出賣國土起家的。要說愛國，朝廷又何以聽憑堂堂中國被北麵的一個小流氓劫持？不知多少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流進了金家小朝廷的腰包裏！至於金氏流氓製造的原子彈，將來究竟會落到誰的頭上，中國人不妨參照一下七九年的中越戰場，越南人手裏拿的是誰提供的武器？可憐的中國民眾被迫承擔極權當局強加的許多義務，而其中最悲慘的一個義務，可能就是將來要承受用人民幣製造的原子彈。
當今中國最迫切的問題，並非人民幣麵臨升值，而是當局如何向全體中國人包括官員自身在內，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在仇恨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已經在仇恨中搖搖欲墜。無論是對於民眾還是對於朝廷來說，寬容和憐憫，都已變得空前重要，有如久旱的甘霖。仇恨已經製造到盡頭，而憐憫卻遲遲不至。於是，在楊佳遇難之後，有人嚐試了一次尋求寬容與和平的努力：《零八憲章》。
無論就《零八憲章》的內容和措詞而言，還是就其出台的政局背景而言，全都溫和、理性，並且無一字無來曆無出處。憲章的主要內容，幾乎全都是執政黨當年在野時向當政者提出過的。倘若說有什麽和平演變意圖，那麽應該說既是在給中國民眾找到一條通向民主政製的通途，也是在向坐在火山口的當政者提供一個全身而退的體麵台階，從而不必悄悄地把財產子女送到海外東躲西藏。尤其是選擇在楊佳遇難後出台，更不乏從此杜絕一再出現楊佳可能的善意。麵對如此溫和的一份憲章，就算是慈禧太後再世，也會掂量掂量個中三昧。須知，當年慈禧太後為何中止變法，並非變法有違家規，而是：他們要變法，為什麽不來找我？仿佛是汲取了變法沒有找對人的教訓，《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和組織者，不再胡亂尋找光緒，而是公開呈示給全體活著的慈禧們。為了不讓朝廷抓到把柄，組織者還特意將簽署者限製在國內的各界人士當中，不讓海外的極端情緒“汙染”憲章。殊不知，饒是如此謹慎，最終還是化解不了當局之於和平演變的仇恨和恐懼。
向來隻會仇恨、不知悲憫的紅朝當局，隻懂得暴力，隻相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沒有千軍萬馬，隻憑一紙憲章，就想改朝換代？當朝者想不通。一如當年鄧小平所言，這江山是用千百萬人頭換來的。打江山和搶銀行是一樣的。沒有一個強盜會交出搶得的鈔票，同樣道理，怎麽可能讓一個憑借暴力、殺了千百萬同胞才坐了江山的紅色朝廷，心甘情願地交出權杖？要不是王朝末日，沒準又是一場腥風血雨的反右風暴。好在今上再心儀金氏無賴，畢竟不再是毛、鄧式的鐵腕，而隻是崇禎式的弱主。弱主的特點不僅在於怯懦，而且更在於弱智。今上隻知道拿千百萬張人民幣去填塞金氏王朝的無底洞，不懂得從中抽幾張出來，開個《零八憲章》的研討會。中國知識分子，就像中國老百姓一樣，是很容易擺平的。弄個憲章發布一下，不就是想說說話，通通氣麽？一個研討會，說話，暢氣，全都解決了。就像幾年前應付謝韜老先生發表的一篇論民主社會主義文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不用說，這份憲章對於淡化楊佳效應來說，簡直是一帖最有效的解藥。
豈料，崇禎當局驚慌失措，抓二放一，遍地喝茶。說是獨裁，有賊心無賊膽；說是軟弱，又極其專橫。事至如此，也還並非無解。抓人想必是怕事鬧大。抓過之後，依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人家關了一年，找個借口放掉拉倒，息事寧人。既然是隻求控製局麵，就不必重刑伺候。猴子已經不吭聲了，殺雞殺給誰看？不會是殺給老虎看吧？就算學不了毛澤東，但也不能向金正日看齊。竟然會判人家十一年！結果換得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十一年刑期，震驚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一宣布，見笑全世界。居然還帶著重金，一本正經地出訪法國。這邊廂前腳剛離開，那邊廂，法國當局馬上就宣布出席和平獎的頒獎儀式。
新世紀十年的中國人文圖景，可以簡單概括為：兩把虛火，一個大獎。兩把虛火分別是奧運虛火，世博虛火，一個大獎則是諾貝爾和平獎。該獎將那兩把虛火營造的大國崛起謊言，擊得粉碎。假如今上有點幽默感的話，應該對鐵柵欄後麵的諾獎得主說：你小子得獎是朕成全的，現在隨朕一起領獎去。回來後，你繼續坐牢，朕繼續坐龍庭。但問題是，今上有沒有這樣的幽默感？
應該不會有。所以中國人隻能繼續活在仇恨裏。一個沒有悲憫的朝代，一個沒有悲憫的國家，一族沒有悲憫的民眾，其末世的圖景很可能是：千萬個楊佳，衝進官府，後麵跟著更多的李逵和武鬆，更後麵則是陳勝吳廣。也許還有北麵那個小流氓的趁火打劫，扔過來一顆用人民幣製造的原子彈。
2010年12月4日星期六於紐約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