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與脊梁

九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知識分子消失了，他們或為犬儒，或為打手。挺直脊梁，堅守良知者不多。壓斷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的不是別的，就是吃飯問題。不管是否人道，不給吃飯，總能致人於死地。

首先談兩個事例。我在勞改期間認識一個在一起勞改的犯人孫得高。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原是住旅大海軍的一名少尉軍官。那時全國都學習蘇聯，每到周六各大、中學，機關單位和部隊都舉辦舞會。孫得高在舞會上交了一個女朋友，交女朋友當然要花錢，他那點軍餉（五十多元）不夠就向別的戰友借，時間長了，戰友向他討債，因為沒有錢還債，他就一再往後拖。有一天那位戰友當著他的女朋友的麵向他討債，他認為這傷了他的麵子，把那位戰友打了，結果被罰關禁閉一個星期，可他又把禁閉室砸了，還把看禁閉室的戰士打了，這下可好，被軍法處判刑七年，轉到北京監獄服刑。他原本是烈士遺孤，父母是共產黨山東膠東抗日遊擊隊員，後被日軍抓到活埋了。他覺得我父母參加共產黨抗日犧牲了，就為這點小事就判我刑，心裏非常不服，他不但拒絕參加勞動，而且整天怪話牢騷，頂撞管教幹部，結果又以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刑到十五年。這下他認為徹底完了，便破罐子破摔，鬧的更厲害了。有一天監獄長找他談話，他打了監獄長一個嘴巴。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幹部那是要判死刑的，但考慮到他畢竟是烈士遺孤，判了死緩，帶上手銬腳鐐關進了小號，每天就給他三兩八錢的苞米麵稀粥喝，一關就是兩個多月。他被餓的快死了，有一天他要看小號的犯人向監獄長報告，說他想找監獄長談話。監獄長問他要談什麽，他說：“報告監獄長（監規規定，犯人跟幹部談話，必須首先喊報告，過去他從來不喊報告），我服了！在敵人的機槍麵前我沒有低過頭，現在共產黨把我餓怕了，我服了！”監獄長笑了，把他放出來，已經是皮包骨頭了。

第二個例子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侯寶林說的一段相聲“關公戰秦瓊”，是諷刺軍閥韓複渠的。韓複渠的老爺子過生日，請了一個戲班唱戲。這位老爺子要戲班演一出“關公戰秦瓊”，他要看看究竟是我們山東好漢秦瓊厲害，還是山西的關公厲害。戲班老板說，關公是東漢末年人，秦瓊是唐朝人，兩人相隔好幾百年，根本見不著麵，他倆怎麽打呀？老爺子火了，叫他們非演不可，並說不演不管飯！

以上就是當權者利用饑餓整人的兩個例子。刑罰可以讓人屈服，但你如果意誌堅強，咬咬牙可以挺過去，但長期的饑餓折磨更容易摧毀人的意誌，這樣的事例我見的太多了。

毛澤東掌權時利用吃飯問題來控製人做得更絕，他用糧票政策把全國老百姓的脖子都掐住了。毛澤東從骨子裏是瞧不起知識分子的，甚至是仇視知識分子的。他曾經說過“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隻不過是附在無產階級這張皮上的毛。”對於那些在語言中觸犯了他的知識分子，重則將你投進監獄、勞改隊，輕者下令所在單位開除你的公職。要知道，那時已經消滅了私營經濟，知識分子都是吃“公家飯”的，一旦被開除了公職，其他任何單位都不敢再錄用的，你就斷絕了經濟來源，即便有極少數知識分子象戰國前商湯時代的伯夷、叔齊那樣，寧肯餓死在首陽山而不食周粟，但他不能不考慮他的一家老小今後的生存問題，因為那時是一人“犯罪”要株連全家的。你看用吃飯問題來控製知識分子的做法是多麽厲害！

現在比毛掌權時代當然是好多了，有了私營經濟，少部分知識分子可以不必再靠吃“公家飯”而活了。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還是吃“公家飯”的。“六.四”後鄧小平對知識分子實行的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實際上還是繼承了毛澤東用吃飯問題控製知識分子的辦法。除了像賀衛方那樣國內外知名的學者，被單位除名後，其他單位還能再聘用你，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一旦被開除後，在當局的壓力下，其他單位是不敢再聘用你的，特別是對於那些被捕的民運人士，刑滿釋放後，不僅任何單位不敢再聘用你，你就是想做點小生意謀生，工商、稅務、城管也會千方百計找你麻煩。現在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所謂的“群體事件”愈演愈多，愈激烈，而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此卻采取了緘默不語的態度，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共用“吃飯問題”把你牢牢控製住了，常年旅居海外的華人朋友對此恐怕是不甚了解的。所以對國內的犬儒現象要多一份理解。鐵流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知識分子隻有實現了經濟獨立，才能樹立起自己真正的獨立人格”，這的確是一句箴言。

（鋒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