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的遺詔

在中國幾千年曆史中，君王的遺詔很多，內容通常主要有兩項，一是指定嗣君，二是對後人提出希望。但明朝末代皇帝崇楨的遺詔卻有點特別，是崇禎在臨危自殺時用血寫在衣襟上的，其內容：“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很是特別，即沒有指定嗣君也無法對後人提出希望，“諸臣誤朕”當是崇楨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其言也善，其情也悲，亡國的痛苦和無奈躍然衣上。

崇禎與明朝他的先輩或中國曆代帝王相比都不能算是“表現很差的”，他登基伊始，便當機立斷地剪除了魏忠賢閹黨集團，嚴懲貪官汙吏，勉勵工作，節儉勤奮，並要求各級官吏也要努力為國工作，然而事實卻是：他總是一個孤獨的勤政者，國家機器總是難當重任，“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祟禎本人剛愎自用，自身能力有限，用人失察之外，關鍵就在於：明朝中後期的“吏治”出了問題，國家機器已掌握在一批權“貴階層”手中。明末的官場，已儼然成了權錢交易的大市場，吏治腐敗成了當時最大的腐敗，是腐敗的總根源，是明亡的主因。

試想靠走門子、塞票子上來的無恥之徒，其道德品性能有多高、能力會有多強？他們能忠心為國效力？不有效加強對吏治腐敗這個“最大的腐敗”的治理，神仙也沒有辦法，可謂是大廈將傾，回天乏力，明朝的滅亡也就順理成章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崇禎的遺詔，對任何執政者都不無警示作用。

“權貴”二字，比較敏感，我總認為不是一個好聽的說辭，按當今官麵上的說法可以用八個字給“權貴”畫像—“權力尋租、權錢交易。”這也難怪，在任何社會權力都喜歡和錢櫃結合，官員就是喜歡和富豪結為朋黨，形成“權”“錢”結合，利益相關的階層，相對於“民眾階層”，這就是“權貴階層”。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官民關係或說幹群關係，應該是“公仆”與“主人”的關係，即“官”是“公仆”民是“主人”。可如何保證這種公仆關係呢？目前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建立在全民高尚道德、高度思想覺悟基礎之上，人民大眾享有充分監督權和各級官員自覺為大眾謀利益相結合下的社會模式；一種是建立在強悍法製、監督機製下的公務員管理模式。

但中國的現實又如何呢？屬於什麽模式？還真是有特色，真不好說，還是讓我們先看一組在網上查到的數據，再自己去思量好了。

據有關媒體透露：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而地廳級高幹財產在700萬至1000萬，省級高幹財產在850萬至1200萬。這樣，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相當於一個平均收入的市民300年的工資。據最近有關媒體報道：原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貪汙20個億，成為貪官中的“極品”。如果以上數據是真的，是否可以說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

再看看億萬富豪發家的途徑，歸納起來主要是：1.以引進外資從中獲利。2.操控進、出口貿易。3.國土開發、地產倒賣，靠銀行借貸，無本獲暴利。4.走私、逃稅。5.金融機構無抵押信貸謀利。6.大型工程承包。7.抽逃資金、操控證券市場獲利。當然靠誠信經營成功的也有，隻是少得可憐。要用以上這些途徑成為富翁，擁有“權力”的“公仆”或有“錢”人通過與“權”的結合才能實現，“錢”的誘惑力太大了，很難沒有腐敗問題。

資本主義製度的基礎是私有製，國家隻能通過政策措施來調節經濟，但國家沒有自己的財產，國庫全靠納稅人出錢來充實。政府花錢要有嚴格的程序，要受各種機製的監督，貪汙起來困難重重。中國的基礎是公有製，全國的經濟命脈都在政府官員手裏，很容易變公有製為“官有製”，財富會以遠遠超出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向“政府官員”集聚，形成“權貴階層”。由“權貴階層”主導的社會，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也少了資本主義的效率和透明。通過國企改製、教育改革、醫療改製、房價上漲、貨幣貶值、物價瘋長……無數勞動者失去了生活基本需求的保障，財富以驚人的速度掌握在以“權貴”為主體的極少數人手中，培育了新的剝削階級，這種瘋狂掠奪財富的過程也是中華民族思想墮落的過程，使執政黨加速腐敗成為必然。

腐敗的最深、最大、最可怕的源頭是思想腐敗。會不會發生顏色革命，由腐敗走向賣國和國際屈從甚至背叛，關鍵在於社會主導良知、社會主流意誌和國家與民族“精英”的靈魂，國家各級公務員、企業管理人員的道德水準。三十年的私有化進程，資本與私有製的完美結合，腐化了中國人的靈魂，使“金錢萬能”有了市場。但也使更多的人認清了一個現實——私有化是腐化人們心靈的毒藥。特別是在一黨專政的中國，法製、監督機製不健全，官員的腐敗程度會隨著私有化的進程不斷加深，國內各種矛盾也會不斷激化，國人的道德水準也會隨之不斷退化，一旦“一切向錢看”成為人們的習慣，國人就會失去基本道德，失去道德基礎作支撐法律也會變得邪惡，依法治國就隻能是寫在紙上掛在嘴上，一個黑惡社會的崩潰則將無法避免。

（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