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境遇慘不忍睹，胡溫為何隻關心農民?

來源: 元日天於 2010-12-04 18:03:0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8272 bytes)

    在中國，貧窮人口早已經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並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為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水、電、氣、菜、米、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比農村還要艱難。奇怪的是自我標榜關注貧富差距的胡溫政權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城鎮的貧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關心農民的身上，溫家寶從2003年當總理起至今都沒看望過城鎮貧困居民，他探訪和關心的都是農民和農民工。
    回顧中國的曆史就可以知道答案，幾千年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仇殺史，仇恨和報複一直延綿至今，特別是敵對雙方的政治勢力在鬥爭的過程中，當一方通過戰爭或其它手段徹底戰勝另一方時，出於對仇敵的痛恨和鞏固自己勝利的需要，往往會對失敗者的殘餘勢力進行殘酷無情的打擊報複，甚至不惜連累他們周圍無辜的人群。伍子胥為複家仇鞭屍。秦滅楚後，項氏家族慘遭屠殺，秦亡後項羽把秦王子嬰及其宗室全都滅光。龐會為報關羽殺父之仇，盡滅關氏家。明成祖朱棣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後，把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他一次性枉殺1萬4千多人。他還將忠於建文帝的舊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殺死；僅方孝儒一家，滅“十族”就殺掉873人！對於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們送進妓院、軍營，讓人輪奸。有被摧殘至死的，朱棣就下聖諭將屍體喂狗吃了。中共打敗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後，受壓迫的貧苦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地主資本家財產就被剝奪得一幹二淨，社會地位也淪為社會的最底層，可仍舊被拉出來隔三差五地鬥鬥，罪大惡極的還被處決。這是因為他們曾經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以前的地主資本家身份，成了他們永久的原罪。不僅如此，原罪還要禍及子孫。
    頗具戲劇性的是隨著文革的發生，曆史再一次印證了這個道理，每個中國人都被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農民和教師這三種人的烙印最為深刻，他們的命運也隨著文革的興衰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主要發生在各大小城市，幾乎所有的城鎮居民連同他們讀書的子女都卷入了文革運動。這些工人和學生便成為造反派的主力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工人和學生支持文革，工人造反奪權，批鬥大大小小走資派和當權派最賣力，中央高層的走資派都是在城市被他們批鬥的，例如彭德懷，劉少奇等。工人和學生親毛色彩最濃。工人，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工人得到厚報，有鐵飯碗，有公費醫療、單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農村並不是文革的主戰場，農民隻是在農閑的時候批鬥一下舊社會的地富反壞，最多也就批鬥一下最低層的公社官員，也沒太多的時間卷入政治鬥爭，而是被釘死在田裏背向太陽種地,交公糧,交餘糧，這就是所謂的“城鄉差別”了，但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護了10億農民，否則以後就不是工人下崗，而是農民失地了，這是後話。教師大多是民辦性質的，政治經濟待遇極其低微，還背負“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師都受到學生的批鬥，校園成為文革的重災區，他們普遍仇恨毛澤東，反對文革。國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國家擔任領導人，例如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總理吳桂賢、孫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倪誌福、李素文、姚連尉等，農民當上國務院副總理也有一個陳永貴，但從上到下就沒有一個教師受到提拔，這是當時這三種人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建國後鄧小平因緊隨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而被毛澤東定為“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先後兩次被毛澤東罷免職務，在文革中受到的奇恥大辱，最要命的是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樸方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逃跑中意外墮樓導致胸部以下的肢體癱瘓，喪失了性能力，不能為鄧家留下後代，年僅二十五歲就要在輪椅上度過餘生。這些賬自然就記在毛澤東的身上了。盡管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有生之年主動與毛的後人和解了，但鄧夫婦就至死都拒絕和毛的後人和解，而是帶著未能把毛鞭屍的遺憾離世。鄧小平篡位奪權後就把毛澤東搞的文革全盤否定，發動改革來清算毛的一切，幾乎全部與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澤東肯定的他就反對，凡是毛澤東反對的他就肯定，美其名為“撥亂反正”。連不少地主和資本家也得到落實政策，返還被沒收的財產，大資本家榮毅仁還當上國家副主席，榮氏家族顯赫一時。對那些文革時期被批鬥，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謂走資派平反，官複原位，把高層的毛派官員堅決清洗出局。為報子仇，瘋狂地迫害毛澤東的家人，殘忍地把毛遠新的腿打殘，毛遠新的母親朱丹華見狀趕緊向楊尚昆求情，毛遠新才不至於死在獄中，要不是陳雲的阻止，連江青也槍斃了。對毛澤東的追隨者工人和學生更視他們為“眼中釘，肉中刺。”如果說學生閱曆不深，頭腦簡單，又有激情，容易被利用，尚可原諒，那麽工人就是毛的鐵杆餘黨。雖然鄧小平上台之初為收買人心給工人發點獎金，但旋即暗中對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為新中國的現代工業奮鬥了三十年的工人下手，工人一夜之間被鄧小平誣陷為懶人，強迫國企改革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工人的鐵飯碗被無聲地砸爛了，修改憲法取消工人罷工的權利，後又實行廠長經理責任製，可以毫無理由地辭退工人，剝奪憲法規定的工人當家做主的地位。鄧小平派駐的廠長經理絕大部分是貪官，把工廠企業掏空的同時，開放外資進來投資，給外資在稅收、貸款、政府支持等方麵以種種優惠，外資根本不用負擔員工的生老病死，而是把這些社會的成本推向家庭和個人。連不少有識之士也批評“以市場換技術”是既丟了市場，也沒有得到技術，但他們那裏知道鄧小平引進外資本來就不想學到技術，搞垮國企才是合資的目的。默許三來一補的外資企業大肆倒賣保稅原料，衝擊國營工廠，鼓勵發展個體戶以衝擊國營商業。鄧小平仿效蔣介石利用日軍消滅非蔣係的雜牌軍的方法，凡是毛派大本營的行業，例如商業、供銷、工廠企業、糧食等等都推到市場去殘酷競爭，利用外資、私企和個體戶搞垮它們。但凡是鄧既得利益者集中的行業，像行政機關、學校、信息、交通、電信、供電、金融、文化傳播等等，都受到保護，絕不對內開放。盡管鄧小平大權在握，但由於舊製度的餘威還在，銀行不計後果的天量信貸還在維持工廠的繁榮，企業還沒有虧損，讓工人們下崗的條件還不成熟，陳雲等黨內元老會反對。所以工人在整個八十年代還是過了一段火紅的日子，既享受著毛澤東時代的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等全部福利，又可以拿到改革之前所沒有的各種獎金，無數的工人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完全喪失應有的警惕，不知道這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乃至最後大禍臨頭而措手不及。元日天認為這是由於在八十年鄧小平與陳雲兩大巨頭的治國理念不同，陳雲雖然也仇毛反文革，但仍主張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卻因為在大部分社會領域保留公有製不動，不會出現關、停、並、轉、撤，不會造成職工大批下崗的問題。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遭到以陳雲為首的黨內保守勢力的強力阻擊，較量的結果變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依舊在計劃經濟框架內。
   “六.四”事件後，趙紫陽下台，誰上台做總書記成為決定今後全中國人民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按理應該是輪到經受住“六.四”事件考驗的李鵬做總書記，但此時的鄧小平頭腦清醒，眼光銳利，寧願破格提拔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為總書記，也堅決不讓李鵬擔任總書記，因為他深知陳雲派係的李鵬是不會延續他的改革政策而江澤民就一定會。但江澤民鑒於前兩任的總書記都由於犯了右的錯誤而下台，由陳雲擔任主任的中顧委還在左右政局，因而變得保守起來，經濟改革停滯不前。鄧小平看在眼裏急在心裏，1992年鄧小平不顧一切南巡，運用其影響力擊敗陳雲的勢力，唯一對政治有影響力的中顧委在當年被鄧小平強行撤銷。在稍後黨的十四大上迫使陳雲派係的姚依林、宋平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換上鄧派的朱鎔基、胡錦濤，江澤民眼見陳雲敗局已定，幹脆撕掉偽裝多年的“保守”外衣，露出極右派的真麵目，至此，由七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中隻剩下李鵬是陳雲派係的，並確立全麵推行市場經濟。沒有計劃經濟下的國企在與外資、私企的競爭中完全處於劣勢，不過幾年時間已經困難重重，不少國企不要說獎金就是工資也發不出了，部分工人也覺得情況不妙，但為時已晚了。江澤民乘機大力鼓吹“國退民進”論，為以後企業的破產，迫使工人下崗打下了輿論基礎。
    鄧小平既然與毛澤東對著幹，自然要打農民牌和教師牌，除了因經濟建設需要不可避免地發生征地問題有損農民的利益外，其餘都盡力扶持農民，在計劃生育政策上實行雙重標準，嚴格限製城鎮居民隻生一胎，一邊說要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出路問題，一邊又允許農民合法生育二胎，就是超生罰款也遠低於城鎮居民。允許農民在自己的田地搞副業，包括鄉鎮企業，謀劃工人和農民角色互換，讓農民成為工人，讓工人做農民，解除了農民外出打工的禁令，由於體製的種種原因，這個目的沒能實現，於是加快國企改革，一旦工廠破產、轉製後民營和外資自然填補國企的空間，農民就可以不受約束地做工了，這樣既可以懲罰工人又可以讓農民做工。大力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大造輿論，提倡尊師重教。鄧小平故意把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而9月9日是毛的忌日，按照習慣，節日都會提前一天開展慶祝活動，正好讓教師在毛的忌日歡天喜地地“過節”。工人就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師得到大肆提拔，突出表現在各市，縣，鎮的官員提拔上，每當要提拔人做官時就非教師莫屬，大規模提拔教師做官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潛規則，一來是教師在文革中與鄧小平共患難，共同仇毛反毛，是同一戰線經得起考驗的戰友，鄧小平需要回報教師，二來教師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他們做官後就絕不會為文革翻案了。打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做掩護，“教師出官”成了中國特色，但對於女大學生為生活所逼而成了妓女，他們又裝著看不見了。數數吧，現今有多少的地方官員過去是做教師的？但由於當時財政困難，教師經濟上的待遇和其它行業的人相比有差距，教師仍是冷門的職業，政府因而還屢屢被不知內幕的人批評不重視教育。對於改革的不預期理想，鄧小平也流露出對胡耀邦，趙紫陽及江澤民的不滿，後來發現朱鎔基的想法和他不謀而合，就當著李鵬、江澤民的麵，指著朱溶基說“我不懂經濟，他懂。”，把朱鎔基從地方提拔到中央做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從李鵬手中奪走主管經濟的大權，並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開始以治理整頓為名大肆推行緊縮貨幣政策，目的是要徹斷工廠的血脈，工廠一旦沒有資金來源自然很快虧損。
    新中國土改開始後，由於社會分工的原因，土地隻分給農民，農民自然就多要了部分田地，那麽其他人吃什麽呢？農民就把多種的部分糧食交給國家，國家再把這些糧食賣給城鎮居民，因而就有交公糧。工人都屬於城鎮居民，工人和城鎮居民關係之密切是剪不斷理還亂的。計劃經濟時代城鎮居民有吃、穿、住、學習、工作的保障，這是作為居民失去土地的補償，談不上特殊的照顧。但在鄧小平看來這一切都毛澤東帶給居民的，因而城鎮居民便成了毛澤東的“既得利益者”，一想到這些毛的餘孽還享受這樣的福利，鄧小平簡直食不甘味，城鎮戶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後附加在城鎮戶口上的這些福利待遇被剝離得一幹二淨，但卻沒有相應地給居民以土地作為補償，要想得到這些福利待遇就隻有依靠工作單位了，而鄧的既得利益者都占據了國家機關以及壟斷企業，擁有穩定的工作，取消城鎮戶籍福利並不會影響到他們。但一旦養活工人們的單位破產解散了，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外資和私企，這些外資和私企都是血汗工廠，自然不可能提供毛澤東時代的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等福利給工人，這就無形中剝奪了工人們的以前享有的福利，但老奸巨猾的鄧小平在他活著的時候還是沒有搞工人下崗運動，元日天認為鄧小平並非不想工人下崗，而是自己不願意背負這個惡名，就像當年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他隻是想把皇帝留給他的兒子做。
    朱鎔基先是在五十年代因言論被劃為右派，後來在文革中還被下放農村勞動五年，幹過各種各樣的農活，留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因此他和鄧小平一樣仇毛恨毛。1995年陳雲去世，這意味著他的勢力徹底退出中國政壇，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製衡鄧小平了。1998年鄧小平的愛將朱鎔基接替陳雲派的李鵬任總理時，工人的災難就來臨了，極右派以“改革開放”的口號忽悠國人近二十年，到現在到了要圖窮匕現的時候了。朱鎔基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酷吏和惡人,完全繼承了其祖先明朝皇帝朱棣的殘暴的本性，為了捏斷居民的後路，規定城鎮戶口不能轉為農村戶口，也就是城鎮居民不能回去當農民了。對公務員連續數次宣布大幅增加的工資，對教師進行金錢獎勵，教師吃皇糧，薪酬待遇不低於公務員，公務員和教師過上了最令人羨慕的生活，成為鄧時代的既得利益者。而對工人強迫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慘絕人寰，還揚言下崗工人沒有一分錢的補償，最後還是江澤民從維穩角度出發，拍板給人工一點補償。朱鎔基編造了一個迷天大謊，那就是“企業保險製度”。將由企業負責代扣代繳代報賬，國民幾十年上交的《勞動保險金》，這一以國家信用擔保的保險金，無中生有說成是“企業保險製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中，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定有過這樣一個製度。因為依據《企業法》中的有限責任製度，企業倒閉了，責任也就消失了。有多少工人辛辛苦苦為黨和國家工作了一輩子，快到退休年齡了才發現單位解散了，退休金自然無法領取，朱鎔基就強迫這些人個人出巨資重新買養老保險，等於迫工人們把以前領取的所謂獎金又吐出來。朱鎔基還不罷休，為進一步打擊報複工人，還推出了萬眾唾罵的“退休金雙軌製”，導致機關事業單位和教師的養老金要多於工廠企業人員養老金的5至7倍，工人則淪為社會的最低層的人物，連塊土地都沒有，工人境況比農民也不如。國企關閉後，私企和外資大量填補其空間，大規模的農民終於名正言順地取代工人進城做工了。極右派從上台到迫使工人下崗足足花了二十年時間，超越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出乎全國人民的意料。朱鎔基的惡行激起了下崗工人的憤怒，後來朱鎔基的嶽母在長沙被神秘暗殺，據傳就是下崗工人幹的。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腐敗和貧富懸殊愈發加劇，覺醒的下崗工人都懷念起毛澤東了，幾千萬下崗工人在全國掀起風起雲湧的毛澤東熱使權貴當局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毛派是最獲貧窮民眾支持的，再不把農民拉到自己一邊，離間工農，工農一旦聯合起來，他們就完了。既然農民在文革時候和他們沒有結下冤仇，那就更有理由扶植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以對抗毛派的工人們。這時一件偶然的事件發生了，2000年3月，一個叫李昌平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寫了一封題為《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信給朱鎔基總理，這位冷血總理馬上抓住這個機會大做文章，聯同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溫家寶高調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調查實況，中央高層逐漸把三農列為優先解決的問題。但直到他總理任期快結束時，提高農民生活的方法還處在研究探索的階段,農民的生活一下子還沒有什麽提高，以至當有記者問及朱鎔基四年施政還有什麽遺憾時，他感慨最大的遺憾是我們的農民還沒有脫困。他這未完成的任務便落在下一代的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了。
    胡錦濤七歲喪母，從此之後其父胡靜之沒有再婚，他除了有領工資之外，還有領取股息，比一般人強多了，養大三個子女不成問題。但他太貪心，動起了非分之想，在1960年貪汙公款（現在鐵定要坐牢），文革中因此事被造反派將其拉到台上進行批鬥，將他關了起來，其身體一天天垮了下去。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隻有五十多歲的胡靜之死不瞑目地離開了人世。文革時期溫家寶大學畢業沒能留在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西部落後省份甘肅，長期工作於基層，又苦又累又低微，使棟梁精英溫老備感羞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被埋沒在大西北更使他對毛隻有刻骨仇恨，當上總理後露骨地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可能今天還在山溝裏拿著錘子跑地質”。胡溫當政自然不謀而合，進一步貫徹上屆政府策略，玩弄其一貫的政治手法，先大做輿論宣傳，讓全國的宣傳媒體大肆炒作三農問題，再打著“工業反哺農業”的旗號扶持和關心農民，在農村推行基層選舉製度，當工人被剝奪當家做主的地位，被強迫下崗後，比工人文化素質低的農民卻得到選舉村長的民主權利。為防止農民的負擔反彈，竟然不惜對中國的鎮級行政機構大動手術，進行大規模壓縮和合並，規定各級政府的人頭費隻向城鎮居民收取，不得向農民收取。從2004年至2010年連續七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鎖定三農，七個文件一脈相承，落腳點都是穩定糧食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基礎建設。取消農業稅、種地有農業補貼，看病有合作醫療，上學還有特困生補助。就連購買家電，還可以按照13%的比例進行報銷。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過去幾年農民整體收益不斷提高，再加上縣域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如建築工、服務業與經商等，農村收入處於一個較高速增長的時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鎮低，因此農村不再是若幹年前那種死氣沉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狀態，而是構成了一個真實的“農村市場”，農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創造了更多就業。取消農業稅等於免交公糧，農民在田裏的一切收獲不但都歸於自己，還有種糧補貼。這對於沒有土地的其他公民就顯得不公平了，但胡溫不但拒絕再來一次土改，把土地公平地分給每個公民，或者對農村集體經濟體製進行股份製改革，將集體福利量化到每個國民，而且絕對禁止城鎮居民轉為農村戶口，把擁有城鎮戶口的人徹底排斥在農村之外，這對於口口聲聲“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胡溫當局是個諷刺。工人下崗後城鄉差別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城鎮居民除了一小部分權貴有穩定的工作外和可觀的收入外，其餘大部分什麽保障都沒有。胡溫取消農業稅後中國工人階級徹底更是淪為中國社會最底層、最沒有人權的人物，處境悲慘，形同奴隸，那是中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響當當的領導階級啊，麵對在城市“連喝口水都要花錢”的高昂生活成本，他們生活得很不體麵，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農民是名副其實的小地主，擁有大體屬於自己的寶貴田地資源作為生活保障，不想在城裏打工了還可以回家刨地，城鎮裏的居民下崗了就等著喝西北風；胡溫上台後不但放縱城市房價狂漲而且不允許居民集資自建房，目的是逼居民購買昂貴的商品樓來榨幹他們有限的錢財，把財富轉移到農民，苦的是城鎮普通居民，一輩子不吃不喝也買不到房子，落得個上無片瓦(商品房買不起),下無寸土的結局。農民則不受住房的煩惱，隻需要在宅基地上以極少的資金就可以建起比城鎮商品房還好的住房，即便是在內地的那些遠離市區、還相對落後的山村，成片成片的農舍，都由原先破舊的平房，變成了兩層樓房，平坦的水泥路麵鋪到了農民的家門口。而在城市做工，養老保險，低保等以前是居民才有的權利，但現在農民都得到了。但有田有地，獲得村中的分紅這些農民的權利卻是居民不可能得到的。以至普通的城鎮居民都羨慕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但擁有一個農村戶口對於居民來說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據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報》第四版報道，在珠三角站住腳的農民工，政策上也允許他們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萬多人符合條件，但真正落戶的隻有100多人，這100多人還都是曆屆“百佳外來務工人員”。也就是絕大多數農民寧願回去經濟落後、貧困的內地做農民，也不願意放棄家鄉的田地到經濟發達、富饒的中山市做市民，農村戶口成了香餑餑，誰都知道“有車有樓，不如有個農村戶口”。
    早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中共權貴官僚內心恐懼革命，他們厭惡馬列毛思想，害怕馬列毛主義刺激中國窮人起來造反，在他們全麵主宰下的中國，毛主義成為禁忌，工人由於文革原罪而被貼上“毛”的標簽，自然也成為敏感和忌諱的話題，沒有那個中共的高層人物願意再提及這些人，誰要是不識趣提出工人問題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媒體報道重慶市下崗女工被餓死床上五年多，變成一具白骨。南平鄭民生殺人時的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這些慘烈的事件不可能引起溫家寶的注意，所謂三農問題反而刻意讓成為熱門的話題，傳統的工人被邊緣化，工人的名稱也被農民工代替了。惡心的溫家寶還公然宣稱城鎮居民有低保，不需要操心，但每當城鎮居民向政府申請低保救濟時，往往碰壁，得到的回應是“社會主義不養閑人和懶人”。當不少農民即使不用做工而依靠村裏的分紅都不會挨餓時，溫家寶就絕口不提養懶人了，而是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切地體會到十億農民的疾苦”。聯想到溫家寶論述“橄欖型”格局，勾勒分配製度改革藍圖。那麽橄欖型的最上端無疑是城市的權貴官僚，作為緩衝的中部就是數量龐大就農民和白領，而最下端的是被邊緣化的城市貧民。右派通過發動政變好不容易戰勝左派取得政權，三十年以來不但從上上下下把毛派官員清除幹淨了，而且清算毛的運動還波及作為毛派基礎力量的下層城鎮居民，尤其是工人。為了防止左派反撲，需要扶植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對城鎮居民和農民采取迵然不同策略，由於城鎮居民是毛時代的受益者，農民是弱勢群體，對城鎮居民就采取殘酷無情的打擊報複，取消城鎮戶籍福利，要麽以轉製為借口推動外資兼並國企，要麽強迫城鎮居民下崗，不問生死，一概拒絕承認他們的失業狀態，稱之為“自由職業者”；對農民就換了另一副仁慈的麵孔，最沒有效率的落後農村小農耕種要竭力扶持，農村的土地承包給農民保護起來，無論外國的產業化和機械化技術多麽先進，效益多高都不允許染指農民的土地，不但取消農業稅，還增加種糧補貼，鼓勵農民到城裏打工，農民可以不勞而地獲享受村集體分紅。一說到到農民就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要如何保護農民的利益，大談失地農民生活的保障；但絕口不提國營單位是居民的命根子，而是動輒就解散破產，下崗城鎮居民的生活比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民還苦，那時的農民都有田耕，可以解決溫飽，當今居民生活毫無保障，明明什麽福利都沒有了反而還被強行攤派各種各樣的人頭費。令毛派一直尷尬的是國內左翼網站的擁毛者幾乎都是下崗工人，鮮有農民懷念毛，那怕是失地的農民，原因在於改革開放的政策使農民翻身了而工人卻下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