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覺醒 zt from 南都周刊

上海覺醒 在鮮花怒濤中醒來的城市

特約撰稿_趙楚

11月21日，“11·15”火災死難者的“頭七”。微寒的上海，在剛遭受死神暴虐打擊的街區，10多萬人，沒有組織者，沒有明確的政治或社會訴求，他們平靜而溫和地用鮮花鋪就了一座人們仿佛不認識的新上海。鋪天蓋地的鮮花點燃的乃是人心，是上海久違的市民精神，也是上海市民社會重新複蘇的一個信號。

它開創了一個先例，一種“非社會的社會運動”——沒有組織者，沒有明確的政治或社會訴求，沒有任何暴戾或非理智的情緒渲染，人們克製、莊嚴而又堅定地走向醜陋的過火樓，端莊地低下頭顱，鞠躬，或者點燃蠟燭，然後把大把的百合、菊花和玫瑰鋪滿街道。

在鮮花中迅猛升起的新上海

2010年11月15日，上海還沒來得及在盛會和狂歡的餘興中醒來，一場發生在靜安區膠州路一幢教師公寓的大火，突然把城市的主色調變為黑色：58條生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烈焰奪走，數十人受傷，至今尚有數名失蹤者難以核實。

橫暴的死神用突如其來的迅猛打擊這座素來歡欣和驕傲的城市。作為政府發起的工程項目，城市的各級官員在剛剛享受世博成功的表彰之後，遭遇此橫禍無疑陷入無措的境地，社會、媒體，以及來自北京的國務院調查組肯定都會聚焦於領導和行政部門的責任，有無玩忽職守的情形，以及追究工程背後有無常見的灰色利益輸送鏈條；作為素來以優雅和腔調自豪的上海市民，如此發生於眼前的慘劇把一個最震撼的問題強行推到他們眼前，使他們再怎樣犬儒也無法回避：無論這座城市在過去百年有如何輝煌的曆史，也無論30年來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有如何驚人的成就，當他們安處自己的家中都不能保證生命的安全，那麽，這座城市是不是到了需要停下手中的生計，停下來思考並做點什麽的時候？或許，正是這個懾人的問題引發了過去一周來世人震驚的“獻花行動”。

過去一周來，數十萬人前往火災現場獻花的事件已經引發了比火災本身更大的關注熱情。人們在網絡和各地報刊上看到前所未有的景象：開始是幾個(已不知道誰是最早獻花的人，有人說是一位俄羅斯留學生)，後來是幾十，幾百，幾千，11月21日，當死者的“頭七”那天，高達10萬人自發來到現場，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在入口處演奏莫紮特的《聖母頌》。坦白講，這樣的場麵在這個國家的曆史上尚屬首次。以前曾有的大規模民眾獻花悼念活動都是因為偉人的離世，而這樣由潮水一般的自發人群向無名者獻花，表示哀思，這是全球都罕見的活動。它開創了一個先例，一種“非社會的社會運動”——沒有組織者，沒有明確的政治或社會訴求，沒有任何暴戾或非理智的情緒渲染，人們克製、莊嚴而又堅定地走向醜陋的過火樓，端莊地低下頭顱，鞠躬，或者點燃蠟燭，然後離去，把大把的百合、菊花和玫瑰鋪滿街道。

這是一場無聲的、突如其來的鮮花噴發，在11月微寒的城市，在這個剛遭受死神暴虐打擊的街區，無言的鮮花之海展示一座人們仿佛不認識的新上海。如果說突兀的枉死是對城市的一個挑釁，那麽，怒濤般的鮮花就是一個最正大、最洪亮的回答：這座城市並非冷漠和犬儒之城，她真愛生命，對同胞的痛苦和悲痛有血肉相連的關切，她沒有被悲痛打垮，而是在災難麵前用真摯的愛把人們連接起來。當你看到那優雅、誠摯和掛著淚珠的臉，當你看到朝人群致謝的死者家屬，你會最清晰感受到這一點。

這是令所有人不會再對之抱有偏見的新上海，她令這個國家的所有人感到同樣的痛苦和悲痛，令他們的心為愛和生命震顫。

獻花行動的涵義

無可諱言，在這個擁有像“多難興邦”這樣成語的古老又嶄新的國度裏，頻發的各種自然災害和大型生產安全事故並不鮮見，若就一次造成的生命損失而言，上海“11·15”火災並不是最大的，但它造成的影響卻是最深遠的，要理解這一點，人們必須反複重溫獻花現場的那些場景。

在膠州路現場，街口警車停駐，警察手持步話機不時聯絡，人群安靜而平和，但你可以感覺到在沉默的鮮花和點點細小的燭火之上，有一種安靜、沉默卻令人驚恐的力量在空氣裏散布，襯托著黑黝黝的死樓，直立在即將落雨的天空。

很明顯，很多獻花者隻是這個城市的過客，很多花束上卡片寫著名字，那是外地的朋友們專程委托上海的友人獻上自己的心意；著黑色正裝、頭發一絲不苟的老克臘(老上海對老派紳士的稱呼)，白發在風中亂顫的老婦人，他們從這座忙碌而雜亂大都市裏各個角落來到這裏，他們是在這個不可挽回的損失之中彰顯生命的可貴和美好，他們獻上花束，鞠躬、靜默，向美好的生命致敬。沒有一絲傳統中國葬禮的喧鬧，隻有肅穆和自然的悲憫表達，在這裏看著那些死者的一張張照片，你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到：人類的麵容即使再普通和平凡，隻要你靜下心來去觀照，那也是多麽美好和動人啊！58張臉，就像58朵各有異彩的鮮花；默默人群中的幾千、幾萬、幾十萬張臉，就像洶湧流淌的斑斕花海。這是獻花行動的真正涵義，她不是要改變什麽，而是要呈現被勞碌和商業所遮蔽的、久已被人們遺忘的東西：生命和愛。於無聲處，不變的大改變。這是符合任何定義的行動。

如果說這座城市曾以她物質的成就被人們讚歎和鄙夷，今天，她是以另一張更深沉、動人的麵孔對著世界，鮮花的怒濤是由愛和生命的手推動，正如現場的一位父親對他幼小的孩子所說：“你要記得今天你所看到的上海和上海人：肅穆，莊重，典雅，自發、真摯的愛意表達，對他人生命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互助遵守秩序的風度。這是你將在其中長大成人的故鄉。”

上海市民和各地朋友們在災難和生命損失麵前表達的深沉、自然和富於尊嚴的感情，並不是為上海人所獨有的，恰恰相反，過去數十年中，每當某個災難時刻來臨，無論是四川、青海的地震，還是甘肅的泥石流，或者山西的礦難，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地方，你都會看到瞬間噴發的動人感情——強烈，真摯，威嚴，不囂張卻不能阻止，即使時世再艱難，生活再嚴酷，也無法把這種人性的光輝葬送。

美好的生活和未來隻能由美好的人類思想、感情和行為去建構。這是每個人都能支付得起的代價而且自覺去投入並能從容分享的社會運動。它暫懸擱置都市的物欲和人性的悲哀，它喚醒無私的愛，平和的愛，它讓遠行者不孤獨，讓生者感動。

什麽讓城市和生活更美好？

世博會、火災和獻花行動，這些歡欣和悲痛的上海故事連接在一起，尚有另一重涵義，這也是人們紛紛熱切地關注這座城市的原因，因為，這些出於偶然才連接起來的事件展示了一個當今中國普遍被困擾的難題。特別是在過去20年，以GDP增長為主要標誌的城市發展思路，在帶來驚人的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社會管理和城市未來帶來了不容忽略的挑戰。誠如很多論者一再指出，粗放的以片麵經濟指標為標誌的城市發展具有其殘酷的一麵，而過去人們對作為中國現代化浪潮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的指責，可能恰恰出於人們對某種粗放、暴烈的現代化的恐懼。

“11·15火災”不僅是慘烈的災難，還有經曆者真實、具體而沉痛的生活。人們獻出鮮花給死者，但更應該傾聽鮮花背後沉默的呼喊，更要拿出不怕麻煩的熱情幫助生者。如何對待死者和如何對待生者是一座城市人性的兩麵。如果你記得那柏油和水泥上的鮮花，你不會不知道它大音希聲的強大提問：在追求發展和增長的瘋狂競賽中，在日新月異、拔地而起的城市石屎森林中，有什麽可以保證人們最後也是最高的需求——生命的安全？這是此次災難與一般自然災害截然不同的命題。同時，它也包含著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主導和管理城市的人們與城市的居民在日常和突發災難時應該怎樣互動？歸根結底，麵對史無前例和迅猛發展的都市，究竟要怎樣創建和完善適應新生活的城市管理製度？

本屆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一位年輕的獻花者在現場舉著一個手寫的標牌，上麵的字句是：“人在做，天在看。”無疑，這個剛勁、簡明的短語清晰地提示了那句口號的另一麵，沒有對安全的充分保障，城市完全可能讓生活更糟糕，甚至更危險。一個偉大的城市不僅有世界最高的大樓、有全國最寬大的馬路和舉世矚目的大活動，她更應該有基於日新又新的善治和富於人性的城市精神。她關心人，她培育公民，而不是馴養工商業的奴仆，一句話，她令其市民感到由衷驕傲的不是任何外在物化的成就，而是由於其處處洋溢的更崇高的價值精神。這是上海火災和獻花行動給中國所有現在和將來的城市規劃者及管理者提出的實質問題。

“頭七”上午，在市民獻花持續一周之後，這座城市的最高官員們也來到現場，表情肅穆地舉行了祭祀。嗣後，上海市長韓正在市政府常務會議上說：“上海建築市場表現出的混亂現象以及監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別重大火災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為此，我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深感內疚和自責。市委、市政府考慮，把11月15日設為上海‘城市公共安全日’。”

但願他們在進一步追責的過程中不忘上述問題——每一朵鮮花上都有滴血的題刻：這座城市是選擇沉淪，用老掉牙的套話消解真正的沉重責任，還是選擇升華，用公正和真相安慰死者，用改弦更張和新的道德契約與其居民重訂信任的契約？

人在做，天在看，在鮮花怒濤中醒來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個人都在看。

菊花行動

南都周刊記者_黃修毅 鄭文 實習生 郜藝 上海報道

一連六天，鮮花被默默地從這裏移走，又默默地添上。

這天是第七日，“上海人都像是約好了一樣，從家裏跑到街上來了。”

靠近膠州路728號最近的地鐵七號線，是專為服務世博而建的。由南往北的上行方向，在昌平路站前停靠的一站靜安寺，是上海市中心獨尊的名刹。鬧市中香火繚繞，就像黃大仙之於香港，也似乎是商業文化盛行之城的一種症候。

地鐵停靠昌平路，突然變換車門開啟的方向。車廂裏的大半乘客來不及意識到，就目送一束束白色、黃色的菊花湧出站台。鮮花停在乘客的膝蓋上、臂彎裏，但車廂裏卻少人言語。這好像是一種上海人特有的冷淡，滬語講“低調就是腔調”。但他們微抿的嘴唇，又像含有同一種難以言喻的表情。

“上海不哭”，在地鐵站口，一幅幅微博博友製作的招貼畫四處張貼，又被派發到路人的手裏。定睛打量，這個符號看似叉手在胸前求告，又有某種禁止的意味。

七天前的那場大火，吞噬了58條生命(截止到11月22日官方統計數字)。這是1949年以來上海死傷平民人數最多的重大安全事故。從腳手架上濺落的幾顆火星，在上海的市中心點起了告急的烽煙，燒出一個穿潰麵子的黑洞。

“祈禱吧，為沒能逃出火場的人們，也為這個持續高燒的城市。”一條被頻繁轉發的微博如是呼告。

從常德路到膠州路，人流漸漸匯攏，在餘姚路變成了單向行進，像一個不斷得到補充的長蛇陣，在焦黑的膠州路728號(近餘姚路口)前，短暫地駐足、凝望、獻花、默哀，再鑽出警力布控下的常德路和膠州路兩個出口。據《新京報》記者統計，兩個出口的人流密度，每分鍾各通行120人。

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自發前來參與祭奠的市民超過了十萬人。“不過兩三裏長的路，今天何止比南京路擁擠，比節日的長安街還要擁擠。”住在失火大樓對麵膠州大廈的王老伯感歎。

街頭巷議

膠州路上的梧桐木，葉子被燎得焦黑，東北風一起，仍然焦臭味熏人。比起在電視上看到的景象，眼前的膠州路728號，十樓以下已經被燒出了粉白的混凝土，人去樓空，在夜色中顯得格外淒厲。

樓前是不願散去的人群，從膠州路一直拐到餘姚路。他們三五十人一圈，聚攏在敘說著當日慘景的街坊鄰居身邊。被圍在核心的不乏知識分子，也有家庭主婦和老者。

“很多人都是抱成一團團死的，連骨灰都分不開。”類似的傳言夾雜著想象，繪聲繪色。但官方發布的“58人中有57人在家中遇難，隻有一人在樓道中死亡”的報告，卻點中了人們心中難以開解的死穴。

“誰會想到自己家裏不安全呢？誰想得到這場火要整整燒五六個小時，像生煤球爐一樣。他們是等不到了……”

“1996年香港嘉利大樓火災，死了41個，有很多人是在樓道裏相互堵死了活路。這次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至少說明上海市民是守秩序的。”

每一種聲音，都有人應和，有人發問。而議論得最熱烈的要數工程承包中的黑幕，和消防救援是否及時妥當。

一條“死灰複燃帖”曾傳遍微博，盡管這一說法被《中國經營報》11月21日出刊的靜安火災調查報道《上海大火調查》所引用，但與官方在11月16日通報的“下午2點16分起火，首次接到火警”的說法不符，也成了人們想要求證的關鍵信息之一，但消防部門並未對此回應。

“不要以為他們是不明真相的群眾，他們恰恰是所有真相的源頭，他們為什麽自願出來說話，因為他們心存希望，聰明的上海人不是這麽好騙的，隻有當你和他們如此近地接觸時，才能深切感受。”此次“頭七”獻花行動的發起者之一、新浪微博博主王小塞如是說。

上海媒體的選擇

“全國人民都在等著看明天的上海報紙。”事發當晚，《東方早報》副主編孫鑒的微博，透著一股當地媒體受到全國人民“監督”的壓力。

第二天，不僅《東方早報》整整12個版，派出十幾位記者在現場奔走采訪，第一時間呈現了事故現場和起因調查，表現讓媒體觀察者為之一振甚至《新聞晨報》、《青年報》等一貫因犬儒姿態而被輕看的媒體，也一改逢大事上通稿的做法，分別辟出4到6個版麵對火災進行特別報道。

在民眾逼視下的新聞操守，和低眉順眼的慣性思維之間兩相權衡，本地媒體在“11·15大火”報道中的抉擇，上海多了幾分血性。此後，《新京報》、《經濟觀察報》等異地媒體相繼跟進，從事件梳理、事故原因排查，到掙紮求生者的經曆特寫、火災逃生方案等，逐頁揭開這次上海的隱痛。

火災發生後第三天(11月17日)，《東方早報》在官方微博貼出了靜安大火部分遇難者和失蹤者名單(原件張貼於昌平路728號靜安區第二青少年業餘體育學安置點的公告)，迎來了媒體對此次事件曝光的最亮點。但危機似乎也在同時醞釀，18日零點，該報副主編孫鑒的微博上寫道：“上海媒體，不準掉頭……明天以後，我們一起做失蹤者。”

但是，“不準掉頭”終究沒有兌現。這個時刻也成為了本地媒體在此次事件報道中的分水嶺。據《東方早報》記者透露，11月17日報社即接到口頭指令：停止對火災事件背景調查的報道。自火災發生，牽動著市民關注的“守望犬的流淚”，也成為本地媒體的絕唱，因為“過度渲染悲情”是不被允許的。

東方衛視的評論員駱新更是對媒體的退場深感恥辱，苦吟出兩句“一周大事偏無火，號稱深耕卻淺吟。”

從本地報紙上，再次鋪天蓋地出現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的發言和公安部消防副局的定論時，不買賬的上海市民就去讀《大公報》，再不然就讀《華爾街日報》中文版。

對於本地媒體的難處，《東方早報》的記者感觸良深的是，一位接受采訪的老知識分子甚至反過來安慰記者，“你們報道的時候先要注意自己安全，然後再有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如果沒有條件說真話，那寧可保持沉默。”

都是上海人

公權力的運作，因為媒體缺席，而退出公眾視野。盡管新浪上的“11月21日頭七獻花悼念活動”召集帖一度被刪，但那句“當我們用鮮花鋪滿整條馬路的時候，他們會看到民心的”幾乎成為一句公開的暗語。

用滬語唱搖滾的上海本地樂隊“頂樓馬戲團”，在一首《撒旦啊，撒旦》中曾調侃“奈永遠隻顧自家(你們永遠隻顧自己)。”如此刺耳，聽來卻有讖語的力量。

膠州大樓18樓的住戶陳阿姨，女兒就住在受災的教師公寓，兩代從事教育工作。對於即將涉及的賠償問題，陳阿姨扶了扶眼鏡，兩瓣薄唇一開，一、二、三、四點，權責關係說得幹脆明白。曾在靜安區教育局任職的她，剖析起自家處境，也毫不含糊，“知識分子沒力度，但在遇難家屬裏麵，總歸還要有背景的人。”雖然對政府的辦事邏輯耳濡目染，但要與之媾和，她一臉鄙棄，“這次火災死傷那麽慘痛，政府有責任是客觀事實，全世界都知道，哪裏沒有講理的地方？我們敢說，也敢承擔。到如今，都看‘頭七’那天。”

隔壁鄰居花辰去年才把房子買到靜安區，她從大學到工作，順理成章留在了上海，如今孩子也已經讀幼兒園小班了。因為對消防隊的言論感到生氣，這兩天下班回家，她都忙於在網上發帖，申說自己看到的救援真相與報道不符的地方。“下午二點四十分下樓，聚集的人群還在發問，眼前是真的，還是演習。因為看著消防人員不著急。倒是驅散人群的警車，就像城管，喊得有穿透力，十八層樓上都聽得清清楚楚。”目睹這場災難，她四歲的兒子這兩天跟小大人似的。甚至會在黑暗裏問，“那些人還在麽？”花辰決定帶他去感受下“頭七”的獻花儀式，她認為此情對孩子來說，“是一次難得的人性教育。”

從火災第二天起，擺在焦樓下的黃、白菊花就沒有斷過。尤其到了六七點鍾下班高峰，常可見到一身職業裝的白領，從遠近的辦公樓到現場瞻望，悼念。“凡人阿政”是第一個到現場獻花的市民，當時，遇難者家人還沒來得及布置遺像和花圈。他捧著從昌平路康定路花店買來的鮮花，隔著十來米寬的警戒柵欄，遠遠地默哀。背對著的警察，無從靠近，他隻得把花束安放在斑馬線上。

當天，網上開始瘋傳一張警察搬動花束的照片。“他的表情很有張力，雖然身份是警察，但畢竟人性是相通的，好像讓躍躍欲試想要獻花的我們，也感到一絲鬆動。”阿政說。

“政府不僅應該支持個人去現場悼念致哀，更要支持團體去現場致哀悼念。”阿政發出的這條微博被王小塞注意到。王小塞和歌手李大龍也正在張羅一個群體悼念活動，“但不能太過分，獻花的分寸最好。我們不想去為難警察，不想造成一個暴力事件。”

由於遇難者信息的不透明一直為輿論詬病，他們提議每個獻花的人，把頭像上傳到網上。因為每一個前往悼念者都是磊落的。11月19日晚，在Mao Live演出的串場間歇，王小塞、凡人阿政等四位主要微博獻花發起者，對台下的上千名觀眾公布了這個活動。“上海不哭，為了讓死者安息，讓生者堅強。”的活動標語，經姚晨、任誌強等微博名人的轉發，到了“頭七”前晚，網友認捐的花束已有七千多束。

菊花的匯流

11月21日早上七點多，王小塞親自到花市提花。縮在麵包車的加座上，滿車的菊花，枝葉幾乎蓋到臉前。車泊在海防路西康路一塊空曠的停車場外，晾著一片黃燦燦的菊花，足有兩三千株。再卸下他運送的七千多枝菊花，場地上堆起一萬多枝花，壯觀異常。

“這種場合你一生一世也碰不到幾次的。”一對中年夫婦路經此處，幹脆停下腳步，拍照合影，折了兩枝花，就往現場去了。

在焦黑的大樓前，流動早點攤檔的黃魚車，也載了一鬥菊花。幾個年紀小的姑娘剝開捆紮花束的玻璃紙，一摞摞地把花堆到攤頭。年紀大一些的女孩則在路口免費派花。這一家人從安徽來上海做小本買賣，平日的攤位設在兩條街外的安遠路。

姐姐張翠花向一邊的妹妹示範路人走近時，把花直送到他們的手裏。麵對有些將信將疑的眼光，小姑娘壯著膽子說，“是免費的”。張翠花說，他們家就住在膠州路，失火那天，一直看到半夜，“那麽多人白白死了，心痛，一早起來連擀麵的活兒也忘了。”

雖然一大家子十二口人擠在膠州路兩室一廳的老公寓裏，在這個城市謀生的壓力是壓倒性的，但是連著兩天他們沒有出攤，而是拉來一車車菊花，分送給前往悼念的路人。“我去年來的，但我們家大舅住在上海也十多年了。”張翠花說。

一直在停車場發放鮮花的王小塞，呼擁著朋友們再次進入現場的時候，已近下午兩點。他們一人手捧五六束花，其中不少是外地的朋友所托付。天空飄起細雨，獻花的人流從膠州路綿延到了延平路，此時獻一圈花足要一個多小時。充當“人肉隔離帶”的警察和安保人員，兩兩之間隻留下一人寬的空隙。人們耐心地行進在冷雨中，原先擺成心形的花束，一束束地滿出來，成了一條船。

事先的一些預計不周，似乎也成了完美的缺陷。一萬束花仍難以滿足參與哀悼者的需要，華東師範大學的喬巍組織學生派送了兩萬枝菊花，零星的自發送花更是不計其數。雖然沒有安排充足的派花人手，但火災現場周邊四處有上海高校學生，通過網絡召集的人手，派花，贈海報，聯合簽名，各司其職。

默契竟來得輕而易舉。上海城市交響樂團的樂手們，等不及政府的正式批文，在“頭七”的前晚臨時召集，到現場才分發曲譜，沒來得及進行一遍排練。在膠州路昌平路一處窄小的遊廊下就地取材，三十幾位樂手站成三個台級。小提琴手拉開的弓，甚至能抵到後排管樂手的肩胛骨。沒有音相效果，卻有共鳴的充盈。

圓號手曹睿第一次手提著她的樂器，站滿了全場演出。她說：“我們的聲音沒有缺席，我們是一個上海公民的樂團，而不是一個政府的樂團。”

曹睿本身是外資銀行的一名白領。“頭七”當天是她第二次來到火災現場。三天前，她也在微博轉帖了“上海不哭”，“以個人的身份，獻了一束花。雖然城市樂隊排練地點在靜安，因此有一種地緣的親近，但這是一個社會事件，這也是一次我們的公民行動。”

“用獻花鋪滿街的想法已經被超越了。”行進在人流中的王小塞，最想從附近的一個至高點俯瞰這場“菊花行動”，好像那樣才足以領略這次大規模的市民自發行動，對於上海的意味。

上海“成人禮”

晚上9點過後，路口的戒備開始鬆懈，人們發覺從膠州路、餘姚路都能夠進入祭奠現場。一支支小蠟燭在樓前的空地上擺成了心形。而在白天的悼念中，沒有明火，也不見煙氣，為了維持井然的秩序，每個在場者都把各種習俗丟在了一邊。

加措活佛在現場念了一個小時的度亡經，結束後即轉身離開。博友錢小昆說：“他不是政協委員，他不是上海人，他是一個自費從外地趕來悼念陌生人的出家人。善良的根自會心手相連，無須統戰。”

上海城市交響樂隊沒有施展開銅管樂，十幾把小提琴演奏舒伯特的《聖母頌》，一曲奏畢，根據指揮和觀眾事先約定，大家沒鼓掌而是默哀。警察終於放棄了對巴鬆管演奏員的糾纏，似乎感覺到眾人無聲逼視的力量。

在從膠州路有序退場的隊伍裏，看到被爸爸舉過頭頂的孩子，也加入到“菊花行動”中，讓人不由想起五嶽散人在微博上所言：“他們會懷著什麽樣的心情走完這段路？這是一個國民教育的過程，這段路是很長的。”

“都說廣州人實際，但他們有番禺的散步；都說上海人市民，他們有膠州路獻花。最市民、最不關心政治的地方，卻有著很多關心政治的城市所沒有的行動與精神，大概真正的市民才是未來真正的公民吧。”

一條獻花帖的30個小時

特約撰稿_夏商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查看了一下那條發自11月20日12：34 的微博：

明天下午2點，我準備去現場獻花祭奠……做一個簡單的默哀鞠躬儀式，表達哀思。外地朋友不能到現場的可委托我獻花，隻要在轉帖中注明：“替我獻一枝白菊！”我統計人數後集中采購，一定幫你們送到！

在微博的右下端，顯示一組數據：轉發10435次、評論6046條。自從我今年4月開始發微博，轉發量超過五位數還是第一次。

轉發還在繼續。事實上，在被轉1654次之後，這條微博曾戛然而止。這讓人詫異，像我這樣善意的帖子也被屏蔽的話，總有點說不過去。我寧願相信是係統故障，而非人工幹預。

正胡亂猜疑間，家裏的門鈴響，門口站著七個警察，有製服也有便衣，指名找“夏XX”，那是我身份證上的本名。我請對方出示證件，其中兩位便衣亮了下警徽，有點香港電影裏阿SIR的架勢。

我自然而然想到下午的獻花帖，脫口而出：明天我不能去獻花？對方否定，問我是否可進屋談？我說：“不可以，我有潔癖，我跟你們走。”

11月20日晚17：15左右，我在天目西警局見到了自稱是上海市公安局和靜安分局的網絡安全警察，對方態度很友善，端茶遞煙。做筆錄時，我才知道，確實不是為了獻花，而是為了11月16日一條關於火災的微博。

一個30歲左右的便衣說，找我的意圖是，我那個帖子的內容是耳聞不是目睹，但經傳播後給政府的安撫穩定工作帶來阻力，希望我刪掉原帖，寫一個新的聲明。

我解釋說，我原帖裏並沒說此事屬實，是求證，目的是為了讓真相早日水落石出。警察認同這一點，表示他們也正在調查，也希望能盡快有個結果，向公眾公布。“我們普通市民的消息來源很單一，通過互聯網求證是最捷徑的辦法。”我最後解釋說。

回家後，根據“指示”，我刪了原帖，重寫一條微博，希望網民不要再傳播未經證實的原帖內容。這帖子剛顯示，那邊警察的電話就來了，口氣裏略有責怪，但還是比較克製，希望我刪除“現場親耳聽到”字樣。我很詫異對方會提出這個要求，馬上又發了一帖，表示與事實不符，我隻能婉謝。

發帖三四小時後，我的“獻花帖”停轉了，但我也意外發現，同城的博友王小塞也在做類似的事。

這位王小塞，是一個廣告創意人，也是個熱心人，前不久剛給我這個素不相識的人從陽澄湖帶了8隻螃蟹。雖然他微博上的簽名是：“斯文中略帶澎湃，邪惡中略顯羞澀。外號：花爹。”其實是好孩子冒充老流氓罷了，微博上，這種故意作踐自己的家夥我見多了。

王小塞的獻花召集令是：無論你是帶V的名人，還是不帶V的草根，這一天，我們都是上海普通人。11月21日離11月15日剛好7天，這一天，我們一起哀悼大火遇難的同胞，用鮮花鋪滿整條馬路。

當時，王小塞已在上海著名的花卉集散地——曹楊路花市，預定次日要用的鮮花。我私信他：能否幫我也代定菊花？我把1654湊成整數，黃菊和白菊各900朵。這個數字考慮到九九歸一的涵義，既包含了轉發的1654位圍友，也包含了更多的愛心人士。

王小塞爽快地答應了。事後得知，他整整忙活了一夜。加上我的1800朵菊花，最終到現場的鮮花超過一萬朵，另加花籃若幹。值得稱道的是，花店老板不但給了最優惠的價格，另做了一個很大的花籃送到了現場。

和王小塞落實了花的事，我發現“獻花帖”奇跡般複活了，轉發數從1654遞增到3000多，因為@潘石屹、@洪晃、@北村等知名圍友的轉發，這個帖子的速度快到我看不過來。我一想壞了，這大半夜的臨時加花也來不及了。

第二天起床看微博，“獻花帖”已破8000轉，趕緊給小塞打電話，問他挽聯是否來得及改？王小塞說正在花店，馬上讓店主重寫。我把要修改的挽聯內容告訴他，一條是：沉痛哀悼火災遇難同胞；另一條是：夏商任曉雯全家及10000名微博好友。

之所以寫10000名，是預估數，事實上，到11月21日下午正式進入火災現場，“獻花帖”轉發已過了10000次，說明我的預測大致是對的。

下午1點，我和任曉雯還有一些博友，去現場找小塞匯合。小塞的團隊，組織工作做得很細致，給花束上編上名字、卡片，還寫了幾條給力的大橫幅：“逝者安息，生者堅強”、“沉痛哀悼膠州路大火的遇難同胞”……但最紮眼的還是一塊用鮮花編製的巨型花匾：“上海不哭”。

“上海不哭”難道是字麵上所說的讓上海人不哭？我認為恰恰相反，是因為已經哭了，但不要局限於哭，從哭中走出來，選擇堅強！

當天警方封掉了周邊的小路，隻有一條狹長的臨時通道可以進入。小塞考慮到如此數量的鮮花在祭奠現場肯定無法處理，於是在西康路找了個停車場擺放，通知數百名博友來拿。停車場到膠州路火災現場步行大概需要15分鍾，花多人少，有些圍友獻完花後又折回來，再繼續排隊獻花，直到把萬朵菊花獻完。

我和@徐瑞延提著花籃往膠州路走，才知道這位“看房網”CEO是專程從杭州趕來，他說，這次從杭州來滬參加祭奠的人據他所知就有300多。

我們剛巧經過一個水果店，嘶啞的音響在放悲憫的樂聲，那調子似曾相識，辨識了一下，應該是《大悲咒》。再走幾步，傳來真實的念佛聲，問了路人，說是靜安寺、玉佛寺的和尚在放焰口。這兩個上海著名寺廟都在靜安區境內，靜安區因靜安寺而得名。那路人還說，聽說還有喇嘛也趕來念經了。

2010年11月21日18：21，在那棟燒空的大樓廢墟跟前，滿街的花束和花籃，也許上海所有的鮮花都聚集在了這裏。我站定，默哀，把一萬名博友的心意帶到。這時，距離我寫“獻花帖”30個小時。

我從浦東遷到靜安區將近10年，這座位於膠州路上的教師公寓是我常經過的地方，前些年想投資房產，覺得它地段鬧中取靜，還有過購置其物業的閃念。

站在那棟樓下，那天，我眼睜睜看著那些窗洞像煉獄般熊熊燃燒，理智告訴我，裏麵的人絕無逃生可能。想著那些住戶，在理應最安全的鋼筋水泥大廈裏，正在午睡、看書、發呆、上網，卻突然火焰破窗而入，來不及呼救就窒息、掙紮，鮮活的生命離開軀體，我的眼淚慢慢流了下來。

上海膠州路大火食物鏈

南都周刊記者_沈玎 鄭文 實習生 李秋萍 郜藝 上海報道

常德路618弄，這一片即將動遷的土樓在周圍林立的高樓中有些突兀。11月20日，張金第一次來到這裏，他顯得有些失望。原本他是住在昌平路上的一間廢棄的辦公樓裏，與三個木工一起，那裏至少還有一台電視機。

這是一片由十幾間工棚回連而成的小院，一扇鐵門將之與馬路分割。鐵門一邊是水槽，另一邊是不帶門的公廁。每個工棚內，都有三套高低鋪，可睡六人。張金挑了最裏頭的一間。

在弄堂口，天天坐著一位收破爛的大叔，“小夥子，晚上一人睡在這，你不怕？”大叔“不懷好意”地笑著。張金當然明白他說的是什麽，在這裏原來住著的是幾十個佳藝公司的民工。膠州路728號大火之後，這些民工死的死，傷的傷，剩下的人，也都已經搬出了。

聽說肇事的河南籍電焊工人原來也就住在這，張金的工頭偶爾談論這件事。

無證的民工

11月21日，是火災受難者的“頭七”，近十萬人來到火災現場哀悼亡靈，一直到夜深，仍有不少市民遠道而來。這一天，張金收工後，照常在馬路對麵打上一份9塊錢的盒飯，吃完後躺在床上發呆，不出意外的話，晚上8點前他就能睡著。

“我們這些民工從未融入上海的生活，我們也不想融入。心裏隻想著，幹完活，賺到錢。”張金今年25歲，湖北籍，他也算是受雇於此次火災中“聲名大振”的“上海佳藝建築裝飾工程公司”，但據他所稱，隻有他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才能直接跟佳藝聯係。

11月15日起火那天，張金正好在現場，他見到很多逃出生天的工友，臉被濃煙熏得漆黑。這些工人有的跟著工頭幹，有的是臨時招聘的散工，形成一個如大雜燴般偶然交織的底層網絡，並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次日見報的新聞中，他們是很多業主不約而同不控訴的對象：亂丟煙頭、違規施工……

11月15日下午兩點左右，李敏正在昌平路附近一家單位做兼職。她是一個安徽籍的90後，一家人都在上海做粗工，她的叔爺爺當時就在膠州路728號的工地上。李敏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在這裏，她遇到了另一位女民工，她的安徽老鄉周秀芳。

周秀芳兩個月前剛來到上海，與39歲的丈夫陶餘武團聚。他們育有兩個孩子，大的讀高三，小的讀初中，上麵還有70多歲的老父母，毫無疑問，陶餘武是這個家裏的頂梁柱。

據周秀芳說，事發當天，他們本可以幸免於難。這天，身為雜工的陶餘武原本不必上樓刷漆，但因為平時包工頭對他不錯，還雇用了他的妻子周秀芳在工地做飯，所以他自願地留在工地，為工地多做些事情。

那天，李敏和周秀芳在火場一直守候到晚上，都還沒有收到任何來自親人的消息。

11月16日，她倆被通知到龍華殯儀館辨認屍體。“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個畫麵，”李敏說，所有死人的照片就在她眼前，有的臉上布滿灰塵，有的還帶著血，有的麵目全非，而且他們全是睜著眼的。”在此後的幾個夜晚，李敏連續失眠，而周秀芳的精神狀態，已近崩潰。

當時在起火大樓上共有多少民工，上海官方至今沒有發布數字。11月16日下午5:30，在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程九龍將大火事故歸因於四個無證電焊工的違規操作。這四名電焊工是河南籍，據其工友描述，“其中有三人為80後，為人淳樸，工作勤奮”。

“是上海佳藝雇傭了他們，工人隻想著幹活賺錢，這有什麽錯？”這次失火，對於張金來說，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老板(工頭)決定加強管理，木工和木工住在一起，而身為電工的張金，則被安排住到剛剛騰空的常德路618弄的工棚裏。

電工算是“大工”(技術工種)，張金每天能拿140元的工資，而很多“小工”的待遇，則可以低至百元以下。因為禍起四名電焊工“無證”違規操作，工頭已經責令張金要考一張“電工證”，對他來說，是件麻煩事——考“電工證”需要什麽手續他並不清楚，可能需要金錢，還需要點文化，或許還要時間，這讓張金覺得不好辦。他對記者說，這段時間在上海的工地，“大工”的日子已經不好混了。

膠州路教師公寓的原節能工程項目在失火後已經完全擱置了。11月20日，另一批抽調而來的民工進駐工地現場，開始搬運材料工作。工頭馬鎮告訴記者，這個活是臨時派的，“因為明天市裏有領導要來檢查，若是發現樓道裏堆滿東西，對消防有影響。”

趁午歇的空當，民工吳寅達和工友站在路邊抽了根煙，他們又聊起了這起大火。“這一燒，我們可慘了……還能怎麽辦，老板都進去了……現在這邊接管的是老板的朋友，他比老板還要厲害……老板的朋友說了，這個工程肯定是不要做了。現在就等另一幫子人來，這些架子(腳手架)要是不拆，工錢一分不少我們，這些架子要是拆了，我們可能什麽都拿不到。”

包工頭的生意經

11月17日下午，失火工地的民工代表來到上海佳藝建築裝飾工程公司討薪，這家公司如今已是風雨飄搖。按行業規矩，民工並不與佳藝公司直接發生聯係。但現在項目斷了，“小老板”整個資金鏈都斷了，他們隻能來這裏找“大老板”。

膠州路教師公寓小區是於今年9月被告之選為“靜安區改善住房工程試點樓盤”的。小區居民告訴記者，自9月下旬開始，有近200多位民工進駐小區，開始搭建腳手架，準備進行改造。整個工程的花費據稱達到3500萬元。

記者在施工告示牌上看到，從今年9月24日開始，施工方靜安區建設總公司受靜安區建設和交通委員會委托，對小區三幢居民樓進行外牆節能改造。而具體施工單位則是“上海佳藝建築裝飾工程公司”，後者是前者的子公司。

佳藝公司繼而將腳手架搭設工作分包給“上海迪姆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將節能工程、保溫工程和鋁窗作業分包給“正捷節能工程有限公司”和“中航鋁門窗有限公司”。各個工程項目再分別包給不同的工頭。

“這在行業內是很正常的現象，”上海紳X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的老板趙先生告訴記者，“大的公司不可能直接麵對散工，這也不現實。”趙之前曾經吃過民工的苦頭，當時他手上有個項目要找人，然後就來了一幫人，人來了之後，什麽活也不幹，要開除他，他找你要錢。趙先生不給錢，民工就找上主管部門去鬧，“鬧到後來，有理也說不清”。

“這個人群太雜，文化程度低，又是臨時工，所以沒有信譽。”趙先生說：“作為大老板，隻能去找包工頭，讓包工頭把自己用慣了的熟工給招來。有的大項目，老板下麵有包工頭，包工頭下麵還有小包工頭，關係一層層往下，這些都是很自然的現象。”

上海佳藝分包合同顯示，分包所得為1200萬元。這與靜安建總承包資金3500萬相距甚遠。上海佳藝再次肢解轉包的各施工單位，所得必然更少。從總包到分包，巨額差距之下，各下層承包商隻能通過壓縮工期、降低用料成本來獲得更大收益。

裴友金是一名湖北籍的包工頭，在上海已經工作了十多年，他早就明白，在這行要發財，不是靠手藝，而是靠關係。裴友金也曾做過政府工程，“一個項目我報價10萬，別人報價30萬，最後這個項目還是被報價30萬的人搶去了，然後他一轉手，再10萬又包給我來做。”

“佳藝裝飾公司能接到很多的政府項目，那他的背景肯定不一般。”裴友金說。

而佳藝也確實不一般。

佳藝“競標法”

近幾年，上海佳藝的業務增長一直十分驚人。在2007年6月到2010年9月之間，一舉中標了60多個項目，其中以政府工程為主。佳藝的“競標”，有一套獨特的手法。

就在離膠州教師公寓小區不遠的延平路123弄，有一個曾經被譽為“上海高檔社區”的三和花園，目前該小區的業主也正陷入與佳藝公司的糾紛之中。

由於小區水管係統年久鏽蝕，水質混濁，三和花園業委會打算進行水管改造，並請專人估算出工程報價，約為300萬元。就在此時，靜安區政府找上門來，聲稱三和花園的水管改造工程可以納入“政府實事工程”，由靜安區政府負責出70%的改造費用。

天下還有這樣的好事？業委會欣然同意。靜安區政府所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該工程必須交給區政府指定的公司來做”，這個公司，正是佳藝。由於項目質量由區政府負責驗收，所以三和花園的業主對佳藝公司並無異議。

佳藝公司接手工程項目之後，給出一個新的報價，660萬，一下子翻了一倍多。業委會雖然有不少疑惑，但由於在660萬中，業主隻需出30%，不到200萬元，比起之前300萬的預算還是省了許多，於是就敲定了項目。

諸念是三和花園6號樓的一位老業主，對建築工程略知一二。施工第一天，諸念在樓下碰到了為樓板打洞的工人，“那人騎著助動車，一看就像馬路上的散工，我就多留了個心。”諸念問那工人要了張名片，上麵隻有一個姓名，一個手機號，無公司名稱，顯然就是散工。

接下來一個多星期，在三和花園不斷發生民工打洞打斷電線、水管油汙不清理、偷工減料等現象。諸念對佳藝提出三點質疑：一無營業執照，二無施工圖紙，三無材料資質報告。業委會成員隨後到靜安區建交委匯報情況，要求更換施工公司。

當時，靜安區建交委辦公室主任張權接待說，“一個星期後給你們答複”。一周後，靜安區建交委周科長、靜安建總副總經理以及佳藝的代表，三人來到三和花園。周科長代表區建交委，當麵承諾更換施工公司。此外，並未對佳藝的資質問題多作解釋。

“然而這個承諾一直沒有兌現。”業委會於秘書回憶，一直延宕了兩個月，到9月28日，靜安區建交委才委托靜安區建設總公司送來了新合同。在新合同上，乙方變成了上海靜安區建設總公司，法定代表人瞿幼棣蓋章，代理人簽字還是上海佳藝法人代表黃佩信。

三和花園業委會拒簽了這份合同，“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麽區政府要一次次地為佳藝這家二級資質的小公司擦屁股？”諸念說。

11月15日，膠州路教師公寓的工程重大火災發生。第二天清晨，在三條馬路之外的三和花園裏，就出現了身份不明的人，企圖將三和花園水管改造工程的剩餘材料悄悄搬出。三和花園6號樓的早班保安攔住了這些形跡可疑的人，並詢問其身份、目的。來的人回答說，他們來自上海佳藝公司。

誰站在了佳藝的背後

媒體曝光的資料顯示，佳藝公司的營業收入從2006年的3940萬元，逐年上升到了2009年的1.1億元。可是，即使是1.1億元的營業收進狀況下，佳藝公司報表顯示，全年利潤總額也才達到43萬元。讓人不禁困惑，錢都到哪去了？

常德路618弄是一條窄得不能開車的小弄堂，上海佳藝就坐落於弄堂裏21號的一棟紅磚老屋內。記者11月19日走進佳藝公司位於二樓的辦公室時，裏麵的人都露出警惕的神色。一位高個子，染著白頭發的青年立馬張開雙手將記者推出門外，“走吧，走吧，兄弟。”

讓人驚訝的是，在2006年，上海佳藝就已經被列入了“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但已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建築企業名單”。“一家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建築企業，原則上是絕對不可能接到項目的，何況是幾千萬的大項目。”裴友金告訴記者。

就在“11·15”火災前一個星期，佳藝也找上了三和花園。他們提出要為三和花園進行外牆塗層粉刷，耗資約1000萬元。當然，這仍是由政府埋單。三和花園業委會尚未就此進行回複，火災便發生了。

“同樣的事情，也許就會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 三和花園業委會的於秘書對於事情的後果不敢想象。目前，上海佳藝的法人代表黃佩信已經被警方帶走調查。諷刺的是，就在三個月前的8月，黃佩信剛榮獲世博建築整治的先進個人獎。

上海佳藝的母公司、本次工程項目的總包方上海靜安區建設總公司，此前也在施工中多次出現安全問題，並有失火“前科”，今年7月7日，由該公司擔任總施工方的上海百樂門大酒店裝飾裝修工程，就曾因施工不規範燒損外牆保溫材料，造成火災。

事故發生後第四天，又有四人被刑拘，其中一人為靜安建設總公司項目經理。記者致電靜安區建總組織與宣傳科，一位男子接起電話，對記者有關“靜安建總項目經理被警方控製”的問題，一概回答“不知道，不清楚”。

“那你告訴我誰知道情況，我去找他。”記者提出要求，對方回答道：“我們這裏現在已經沒有人了，好伐？”隨即掛斷電話。工商資料顯示，靜安建總是由靜安區建交委出資5000萬元注冊成立，是政府全資持股的一家國有企業，持有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資質。

11月21日，是遇難者“頭七”祭奠日。下午4點多，記者偶遇現場吊唁歸來的遇難民工家屬隊伍。妻子攙扶著妹妹，泣不成聲，胳膊上戴著黑紗的男人，則沉默不語。

有個家屬挽著滬上某報社記者，試圖將其帶上汽車。但她被認了出來，遂被趕下車。據該記者描述，認出她的人，正是靜安區建設總公司的人，現在所有的民工家屬，都在他們的嚴密“管轄”之中。

兩輛黑色轎車、兩輛商務車絕塵而去，載著死去民工的家屬駛往暫時用來安置的宿舍，也駛往未知的賠償和生活。而他們生前的電焊工友，這些位於大火食物鏈最底層的人，還在一邊忍受著災難的不幸，一邊承受著肇事罪責下的巨大心理負擔。

至於是誰站在了佳藝公司的背後，是誰在縱容違規成為一種常態，無人知曉。

(文中吳寅達、李敏、周秀芳、諸念為化名)

外牆保溫材料標準之爭

南都周刊記者_王宏宇 北京報道

不想背的“黑鍋”

李建波有點糊塗，現在這種情況下，聚氨酯到底該何去何從。

李建波是中國聚氨酯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曾是中國最大的聚氨酯生產商—煙台萬華（600309）的市場部經理。上海“11·15”火災後，各地暫停外牆保溫施工自查，煙台萬華股價一路下跌，甚至還連帶波及了巴斯夫、拜耳、陶氏化學等國外化學廠商。“我們有300多家會員，多是上遊廠商。這個行業裏還有上萬家下遊公司，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響。”

這是個發展遠比想象中快速的行業。據慧聰網的統計，2001年前，全國建築節能外牆外保溫係統產品有關的生產和銷售企業不到500家，而今已超過8000家(不含原材料供應企業)，整個市場形成的總產值在500億－600億元之間。據業內人士估計，在形形色色的該類產品中，聚氨酯所占份額約10%。

11月17日，新華社發布以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駱琳為組長的國務院調查組初步認定的火災5大問題，其中之一是“事故現場違規使用大量尼龍網、聚氨酯泡沫等易燃材料，導致大火迅速蔓延”；而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朱力平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聚氨酯泡沫，一旦燃燒就會產生含有劇毒氰化氫的氣體”，“人如果吸入一口就會中毒死亡”，呼籲有關部門應盡快出台規定，“杜絕聚氨酯泡沫用於外牆保溫和室內裝修，必須用難燃的物質代替”。

在李建波看來，這是兩個定性完全不同的結論：“聚氨酯泡沫合格的國家標準是‘可燃’，如果是‘易燃’，那就意味著施工方使用的聚氨酯泡沫不合格”，應追究供應商的責任；而後者則意味著即便是合格的聚氨酯，也不能用於外牆保溫和室內裝修。李對這兩種盡管隻有細微差別，但區別相差萬裏的結論感到迷惑。

李建波聽說有一個60多人的專家組正在上海調研，決定自己也跑一趟上海的現場，等幾天再看看。11月23日，記者再次聯係到他時，李說到目前為止的結論仍然隻有這兩個，“沒有更多的說法”。

“如果真的(在外牆保溫和室內裝修)禁用聚氨酯，那會是個國際笑話。”李建波說，“聚氨酯是第五大塑料，家裏的冰箱、沙發、服裝，哪一個沒有聚氨酯？美國也允許聚氨酯用於室內裝修。我們有實驗報告，絕不會一口氣毒死。不讓用聚氨酯，用什麽來替代？如果真禁用，中國汽車不用造了，高鐵也不用造了。”

類似的情況已經發生過一次。兩年前，深圳舞王俱樂部火災的頂棚，按國標規定應使用難燃的B1級材料，鑒定結果使用的聚氨酯軟泡為易燃的B3級，屬不合格之列，深圳由此決定在公共場所全麵禁用聚氨酯材料。“我們後來去看，告訴他們，你整改了半天，酒店的床鋪、沙發仍然是聚氨酯做的。我們找到深圳市能源局建築處，用聚氨酯工業協會的紅頭文件發給他，請求取消此規定，對方後來給了個回複，說是‘誤讀’，就不了了之了。”

“我們很悲痛，但不能背黑鍋。”李建波說。11月18日，聚氨酯工業網在頭條掛出一篇與朱力平講話逐條對應的《對聚氨酯材料誤讀的澄清》，“如果有關部門真的禁用聚氨酯，我們也一定會堅持到底，給自己找個說法。”

尷尬的標準

11月23日，在進行了42次準備後，季廣其終於完成了他的第三次外牆外保溫係統防火實驗。實驗設定在“苛刻的鋁單板幕牆”條件下，使用了兩種保溫材料進行燃燒對比，一種是公認最易燃的EPS(模塑聚苯乙烯泡沫)，但結構“具有防火構造措施”；一種是不燃的岩棉，使用普通結構搭建。

實驗顯示，僅僅在施工中對結構進行過特別的防火處理，最易燃的EPS也能達到近似於不燃的岩棉的防火效果。這位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防火所高級工程師對實驗結果感到滿意——這意味著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推廣成為可能。

他在實驗說明裏這樣解釋這次實驗的初衷：歐美標準基本都規定建築在22米以上部分應使用不燃的保溫材料，確實以人為本，安全第一，但中國缺乏質量過關的此類材料，卻有大量有機可燃保溫材料，如照抄歐美標準，則不燃材料稀缺，有機材料又生產過剩，不利於節能開展。他表示，國外的標準製定的年代比較早，其實在實踐中也都在尋求“突破”，盡管實驗中使用的方法對施工管理要求比較高，但畢竟是一條解決的途徑。

他欲言又止，最後告訴記者，上海大火是中國係統構建構造防火、材料防火和防火安全管理體係難得的“曆史轉折點”，“避開不現實”。

相比之下，季廣其這次實驗的合作夥伴，北京振利節能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振利的講話要痛快得多。黃的振利公司是中國最早研究外牆保溫的民營公司之一，黃本人也是業內的專家，一邊做企業，一邊講課，自稱“全國做外牆保溫的人，基本全都聽過我的課”。他還是目前中國唯一一部外牆外保溫行業規範《外牆外保溫工程技術規程》(又稱144文件)的製定參與者之一。

“這場火早晚要著。”黃振利說。144文件於2005年發布時，專家組當時就提出文件中缺失防火規範，但因為沒有實驗數據，決定邊執行邊實驗，將來修訂時增補到規範中去。2006年，振利公司和其他7家單位聯合向住建部申請了研究課題，開始進行一係列的防火實驗。

2007年9月，實驗項目由住建部科技司完成成果鑒定，“鑒定評價很高”，此後又補充了大量實驗，收集了160多萬個數據，修訂144號文件的時機已經成熟。但“突破利益集團很難，到後來連座談會也不讓參加了。”黃振利說。

2009年2月，央視新址一場大火，144號修訂的計劃徹底擱淺。“央視大火應該好好總結。”黃給市長寫了兩封信，沒回複。黃於是在公司網站發布了《致市長的一封信——央視大火的預防》，提出“外保溫防火分級的必要性及建議”，仍然沒有得到回應。

央視大火後，公安部與住建部聯手發布了《民用建築外保溫係統及外牆裝飾防火暫行規定》，與144號文件作為標準不同，這是一個行政命令，又稱“46號文件”。黃認為“文件不可操作性更厲害”，“憑空想出來個防火隔離帶”，又給公安部、住建部寫公開信，指“企業應為標準起草工作的主體，這是中國標準化法規定的基本原則”，“暫行規定把全國現有的外保溫技術規程中的技術核心部分，進行了行政規定，改變了所有外保溫的構造。全國現有外保溫技術規程豈不成為一張廢紙？”他建議召回該文件，但仍未有答複。

在黃看來，包括聚氨酯在內的材料並不是問題，需要關注的應是結構問題。“凡是著火的，都是與當時實驗結論相悖的，比如央視大火的空腔構造，上海大火的粘貼工藝。如果當時發布修訂後的標準，就會有人要問責，為什麽不早點發布？現在上海大火，還是一樣。要拖到什麽時候呢？”黃振利說，“市場亟需標準”。

“一年十幾億平方米，400億元的市場，如果有了標準，不會著這麽多火。先進標準出來，落後企業就會死掉一大片，優勝劣汰。一般的標準一年就可以編完，144號修編4年了，到現在還沒有發布的跡象。”黃說。

高樓的憂慮

針對144號文件的修訂，作為主抓該項目的負責人，住建部科技司節能中心副總工程師楊西偉也有自己的難處，“144號文件的修訂早就應該完了。這個修編完，我們會大張旗鼓說，但沒有定論不能隨便說。實驗多少都有企業讚助，有局限性。真正能說明問題的意見，應該在技術平台上說，由節能中心代表各方，聽專家的，盡量避免利益因素摻雜在裏麵。”

“我個人也不是整天在搞標準，也做管理，我們是公益型的單位，但下麵的很多科研院所都是市場化運作，如果標準被商業利益影響，得不到可信的東西和數據。好在大家比較慎重，沒有咱們就暫時不弄。”楊西偉說。

當初144號文件的製定者之一，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物理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馮金秋說，上海房科院當初曾建議將聚氨酯泡沫噴完直接抹砂漿寫入標準，“我們沒有采用”。在他看來，144號文件是“經得住考驗的”，“比如這次大火，144號文件裏明確規定過適用範圍是新建建築。”

在此之前，網上曾有人說公安部主導的46號文已經頒布一年，按照常例已經過期了。有傳言說“住建部希望鬆動鬆動”。不過，馮金秋擔心“一著火可能不敢這麽堅持了”。不過，11月22日，住建部給專家們發了一張表，要求“連夜填好”，對所有市場上在用的保溫材料作個評價，他還是按時填好交了上去。

北京住總集團的副總工程師金鴻祥也填了這張表。上海當初提出要在既有建築改造搞噴塗，金反對，“粘貼聚氨酯板要好多了”。他也見證了144號文件製定時的糾結，“原先我們想在總則裏擴大點範圍，補充兩條，一條是擴大到技改，一條是供既有建築改造參考，後來都勾掉了。”

不過，他也說談防火，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國情，那就是中國的高樓實在太多了，而高樓也意味著更高的防火要求和更高的消防車。外牆外保溫理事會理事長塗逢祥笑著說：“什麽時候這個理事會能夠像計生委一樣就好了，令行禁止，省得高樓像小孩一樣，成億成億地生。”

金鴻祥深有同感，“我們一年蓋的房子頂一個歐洲，頂全世界的1/2。德國人到北京一看，哇，這麽多樓，這麽多正在做的外保溫。1997年、1998年上海高樓數量超過香港，估計現在超過紐約都沒問題。上海靜安還算好的，虹橋開發區允許蓋得密一點，3.2平方公裏上麵現在密密麻麻的都是高樓。”

大城市還好，小城市的滅火配備不高，就成了問題。“外國樓低，3-5層。巴黎市區也不過6層。其實我們的標準裏，耐火時間的要求比外國都長，國外標準沒有超過兩小時，我們一級防火耐火時間就是3小時。但損失往往比人家大，就是這個原因。”

金鴻祥覺得，這次上海大火最大的啟示是，“舊房改造的確危險，要重新評估”。至於材料的耐火性，則需要辯證地看。“有人說‘點不著的保溫材料不是好保溫材料’。現代材料理論是複合理論，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不能片麵強調材料。有好必有壞，鋼結構厲害吧，見火就趴下。不能因為鋼結構趴下就不用了，一複合就沒事了。”

事實上，目前市場上無論是岩棉、酚醛、聚氨酯還是其他材料，單獨來看，都或多或少有防火、保溫性能乃至成本和耐久性的問題，不存在一種完美的材料。這也是46號的問題所在。金鴻祥說，國際上防火的首席專家是個德國人，網上看了這個46號文，給了個評價：“高射炮打蚊子”。

埃瑞克·希倫是洛素公司的市場傳媒總監，他所在的公司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岩棉生產廠家，但產量有限，隻占整個市場需求的5%。他沒有評價中國政府在此次大火中的監管表現，但他表示，在歐洲，高層建築早已禁止使用聚氨酯這種材料，允許聚氨酯這樣危險的材料繼續在高層建築使用，“是不可思議的”。

張盼，北京萊恩斯公司技術總監，也是聚氨酯的反對者，“他們(指聚氨酯工業網)給的數據是充分燃燒下的數據，請問誰的材料可以保證在火災時都可以充分燃燒？”他認為黃振利和季廣其的結構性防火實驗很不錯，但也認為這隻是過渡性的措施，施工過程不好控製，“我們需要15天，他可能需要45天”，而火災隱患仍存，隻有提升保溫材料的燃燒等級，例如他所在公司生產的酚醛等材料，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盡管結論仍未明朗，但是時候繼續向前走了。張盼向記者出示了一份上海建委主管的建築建材業網18號發布的《關於加強本市民用建築外保溫係統防火質量管理的通知》，裏麵特地提及酚醛，作為北京唯一的酚醛材料生產公司，他們有得忙了。

驅車行駛在北京東五環上，張盼指給記者看路邊那些冒著叫停危險繼續做外牆保溫施工的大樓，說“公安部要防火，住建部要保溫，有重點很正常，但隻考慮自己的需求，就會亂套。”

上海找回市民精神

特約撰稿_傅國湧

上海，11·21

此刻我最想說的一句話就是，今天(11月21日)，我是上海人，我站在那些亡靈的一邊，站在千千萬萬獻花的普通上海人一邊，共同承擔苦難，共同承擔責任，來告慰那些死者的在天之靈。麵對在慘烈的火光中化為灰燼的生命，活著的生命感受到了穿心透肺的疼痛，這種痛感成為一個曾經長久麻木的社會複蘇的催化劑。一個拜金主義、犬儒主義盛行，膜拜強勢權力，漠視普通個人生命的社會是毫無指望的。多年以來，世人對上海的印象並不太好，然而，膠州路大樓前如潮的鮮花和人流，刹那之間改變了我們的印象。上海，還是上海，這個160年來一次次見證了重大曆史時刻的都市，這個近代中國的文明中心，擁有過一個強大而成熟的市民社會，市民精神曾在黃浦江畔得到過多年的彰顯。

久違了，那種與自己生活的城市呼吸相關的市民精神。在今天的上海，我看到了市民精神在長期中斷之後的回歸，那完全是民間自發的、零散的、自願的、毫無組織的聚集，也是純粹的、幹淨的發自人心深處的哀悼，更是對生命的敬畏、尊重和在意，一切他者的無辜喪失都與我們息息相關，這些來自普通人在人性層麵的正常反應，表明我們又一次在巨大的災難麵前向一個常態社會靠近了一步。

盡管有些人會不以為然，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偶然，根本算不了什麽，小市民還是小市民，該過什麽日子還是過什麽日子，天還是那個天。但此時此地我卻不這樣看，今天的上海膠州路上，鋪天蓋地的鮮花，布滿淚痕的麵容，還有黃絲帶與音樂，自發趕到現場演奏的上海城市交響樂團，那種陽春白雪的高雅音樂這樣與城市的公共生活融為一體，讓我們的生命變得如此切近，多少年來這恐怕還是第一次，還有那個舉著“人在做，天在看”牌子的藍衣少女，她的照片已傳遍微博……

上海令人刮目相看，在這個超大型的現代化都市蘊藏著巨大的潛能，隻是還沒有機會釋放出來，這次在災難麵前的表現就是小小的證明。麵對“上海不哭，阿拉同在”的橫幅，說到底，小市民與大市民之間其實也隻有一步之遙，真正的市民社會也並不是遙不可及。

我的朋友默雷說：“上海市民不是沒有公民意識，而是這種意識此前被抑製了。即使如此，某些人還是頑強地發出了聲音：如老一輩的沙葉新，年青的韓寒等。每一個地方都有小市民，也同樣有公民。隻是上海作為中國近現代開埠最早的標誌性大都市之一，最近幾十年在引領文明思潮方麵確是與其在中國的地位不相稱，但其底蘊仍在，市民綜合素質還是相當高的，一遇合適時機，就會爆發出來，雖然其表現方式可能比較和緩。但文明的底蘊，終究是要顯示其力量的。”

上海公民社會的曆史

我同意他的判斷，曾經引領過中國的上海，在百年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不可抹殺的。晚清立憲運動最有力的民間社團“預備立憲公會”誕生在上海。代表上海工商界自治重心的上海總商會，在相當長的歲月裏在中國的大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武昌起義發生之後，上海工商界掌握的商團在確保上海和平易幟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除了攻打江南製造局有一點戰事，整個上海可以說平靜如常，連商店都照常開門，這與上海當時市民社會的共識有很大關係。自開埠以來，曆經半個世紀，上海不僅在道路交通、自來水、電力等硬件上領先於中國，在市民社會的發育方麵也足以為其他城市的示範。

上個世紀30年代初，上海在“一·二八事變”中的表現，見證了市民社會的成熟、熱忱和力量。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突然襲擊上海閘北，十九路軍、第五軍等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在炮火硝煙之中，上海各階層的市民，從實業家、銀行家、民間報館到普通市民幾乎都站了出來，各安本分，各盡其責，將上海的市民精神演繹得淋漓盡致、可歌可泣。

在教育家黃炎培的日記、實業家穆藕初的年譜中，在當時的《申報》等報紙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生動而感人的細節。穿透曆史的灰塵，我們可以看到麵對侵略，他們如何自發地緊急動員起來，出錢出物出力，在戰時狀態下維持一個都市的秩序和日常生活，除了原有的銀行公會、商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等民間行業社團和自主團體，很快出現了“上海市臨時救濟會”、普通工人自發組織的“上海各業工人反日救國聯合會”，史上著名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也應運而生，擁有《申報》和另一家大報《新聞報》多數股份的報業大亨史量才被選為會長，實業家虞洽卿、劉鴻生、穆藕初，教育家黃炎培，律師張耀曾，銀行家林康侯、徐新六、錢新之等人，以及杜月笙、張嘯林等幫會大亨都是重要發起人，各行各業的精英，大批中產階級、普通市民都積極參與。

《申報》、《新聞報》的讀者們構成了上海市民社會的堅實基礎，在這些報紙上不斷刊出的募捐啟事幾乎都能迅速得到社會的廣泛回應，幾乎把全上海動員起來了。利用募集到的各種交通工具，源源不斷地將食品、藥物及大量戰地所需物資送到前線，感動了蔡廷鍇等抗日將士。“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下設慰勞組、救濟組、交際組、捐款組等五個大組，地方後援、交通、糧食等十個委員會，工作人員達到2020人，臨時組織傷病醫院七所、難民收容所65所。這個團體可以看做是上海市民社會的象征。

“一·二八”戰事平息之後，“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改組為“上海市地方協會”繼續存在。1934年初冬，會長史量才遭到軍統暗殺，上海市民社會失去了一位堅定而有聲望的領袖。當“八一三事變”中日血戰上海之際，上海民間仍然有值得我們敬佩的表現，各界精英定期輪流做東的聚餐會，不是一個休閑的名人俱樂部，而是謀劃抗戰的一個民間智庫。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大戰之前，1937年5月，金融界、實業界的許多代表人物幾乎都參加了上海地方協會的公民訓練大會，黃炎培提議組織一支年齡不限的特別訓練隊，將企業家集中起來訓練。親曆其事的“燈泡大王”胡西園回憶，參加這個特別訓練隊的有130多人，都是各企業的頭麵人物，有吳蘊初、杜月笙、王曉籟，有“火柴大王”劉鴻生和兒子劉念義、劉念智，麵粉兼棉紗大王榮宗敬的兒子榮鴻元、榮鴻三，民豐造紙廠的金潤庠，中國墾業銀行的王伯元，大中華橡膠廠的薛福基，家庭工業社的陳小蝶，美亞綢廠的朱公權，每天早晨6點上操時，浩浩蕩蕩，汽車就有一百十幾輛。這樣一支特殊的“老爺兵”特訓隊，每天出操卻沒有中斷。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這些養尊處優的企業家，包括許多富二代，能夠做到這樣，實不容易。透過他們，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上海的一個側影。

市民社會複蘇的信號

曾幾何時，上海是中國新文明最驕傲的中心，由此造就出一個深刻影響過那個時代的市民社會(或者說民間社會)。從精神層麵上看，那是百年老上海最有現代氣息、最有文明魅力的階段。

老實說，今天上海的市民社會還無法與之同日而語，即使有年青一代的意見領袖韓寒這樣的人生活在這個城市，畢竟今天的上海沒有穆藕初這樣的實業家，沒有陳光甫這樣的銀行家，沒有黃炎培這樣的社會教育家，沒有老牌《申報》所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民間報紙，沒有《生活周刊》這樣的民間雜誌，沒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這樣的民間出版機構，沒有數量眾多的行業自治團體和各種各樣的民間社團，更缺乏產生類似“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這種社團的社會條件。

但是，在不同的時代裏，在不同的社會條件和社會空間中，今天的上海仍然可以有不同於前人的出色表現。在慘烈的災難與冰冷的死亡麵前，文字，文字是多麽無力，眼淚，眼淚同樣的無力，鮮花，鮮花也是無力的，然而鋪天蓋地的鮮花刹那間點燃的乃是人心，是久違的市民精神，這是市民社會重新複蘇的一個信號，也是重建世道人心的一次機會。與穿藍衣的說真話少女相比，滾滾的人流和獻花的方式是何等的溫柔、何等的節製、何等的低調，但鮮花的後麵毫無疑問乃是同情、憐憫和愛，是人道、人性和人心，愛己及於愛人，將個體的生命與尊嚴放在一個至高的地位。這是每一個人表達愛的方式，也是每一個市民表達公共關懷的方式，是具體而直接的表達。

鮮花既是獻給死者，也是獻給生者的，鮮花終究要點燃一個春天，那是每個生命都得到尊重、每個人的權利都有保障的春天，當然也是一個市民社會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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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著“人在做，天在看”牌子的藍衣少女的照片 -maxil2004- ♂ (107 bytes) () 12/03/2010 postreply 08:44:04

• 先把中文學好 -maxil2004- ♂ (0 bytes) () 12/03/2010 postreply 09: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