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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轉型路徑探討”征文
公元二零一零年的十月八日，一個來自北歐的聲音刹那間傳遍了全世界，這聲音讓全球的目光聚焦中國，讓這個日子載入中國和人類曆史的史冊。這日下午五時，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一個被譽為地球上擁有“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權威”的機構，將和平獎的冠冕戴在了一位中國公民的頭上，以表彰他“長期以非暴力的方式，對中國基本人權的保障所做出的不懈奮鬥”。而這位54歲的最新和平獎得主，此刻尚在中國遼寧的錦州監獄服刑。他的名字開始在世間傳頌，作為標誌性的人物，以他為代表的群體為權利和自由所從事的抗爭開始為世界矚目。
這一天無疑已成了“中國日”。世界各國的媒體展開密集報道，報紙、電台、網頁隨即擴充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報道專輯，聯合國和許多國家、地區的政府紛紛發表聲明，向高牆內的和平獎得主表示祝賀或是致敬，國際人權組織、非政府機構、世界知名人士紛紛要求釋放他，以及其他的人權活動人士。兩岸四地和海外的華人世界，多少人突破新聞封鎖，奔走相告；多少人相聚歡慶暢談，熱淚盈眶；多少人聞訊徹夜難眠，心潮澎湃。人們歡笑，為中國人捍衛人權付出的努力終獲國際社會的肯定感到欣慰；人們流淚，為他和他腳下的這塊土地上連綿不絕的苦難而哭。
這個偉大獎項照亮了很多人的心，卻道出了一個尖銳的事實。它像撥開烏雲的弧光，將一個紅色王朝竭力打造的盛世景況，像肥皂泡沫一樣輕輕地吹散開去。這是不屈的自由精神的凱旋，卻是王朝粉飾太平的失敗。王朝自詡已成長為經濟的巨人，卻隻不過是人權和道德的侏儒。那些被傲慢的權力捂住的問題，如今已無所遁形；那些被係統性謊言塗抹的真相，如今赤裸裸地呈現在全世界麵前。在王朝經濟總量奪人眼目的背後，製度性的腐敗和人權災難卻愈演越烈，國民個人在不受製衡且張狂的國家機器麵前無比脆弱，孤立無助；無數的國民在公權力的侵淩下痛苦呻吟，冤苦無告。無論經濟指數多麽亮麗耀眼，一個接著一個的盛會多麽流光溢彩，王朝治下的人民仍舊擺脫不了臣民甚至賤民的命運，仍舊爭不來一個公民的身份，和人的權利，曆經一甲子這種命運也沒能根本改變。
所幸即使是在陰雲密布的天空下，總有一線光明在散播。一甲子以來，這塊土地上總有為自由而堅守、為權利鼓與呼的人。他們不願聽任擺布而無奈地接受現實，或是放棄思考去默默地忍受屈辱，他們毅然決然地走出“瞞和騙的大澤”，去對抗無邊無際的黑暗和苦難，他們抗爭過、呐喊過、犧牲過。在幽暗的油燈下，清苦的勞改農場中，陰暗的牢房裏，流亡異國的土地上，甚至在走向刑場的路上，他們緊拽著不讓時代往地獄裏沉淪，他們掙紮著要在暗夜裏發出一點微光，發出一種聲音。這聲音將戳穿用謊言編織成的厚厚的帷幕，還將說出百姓的困苦和哀聲，令那能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王朝惶恐不安。正是有了他們的存在，讓後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類不可摧毀的心靈自由和摁不滅的人性之光。
當我們回眸一甲子來時的路，正是這些點燃自己照亮黑夜的靈魂，使那些黯淡無光的年歲有了些許亮光，讓我們看清那罪惡的時代，讓我們不至於陷入絕望而能夠在暗夜中期待晨光。今天當我們歡呼或是流淚，我們不會忘卻那些悲壯的靈魂，更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他們的精神並沒有隨著肉身的逝去而流失，而是在後來者的身上得到了延續和傳承。在今天這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榮耀的華冠之上，有著他們播撒的光輝。
二
1957年，紅色王朝第8年，一場被領袖稱為“陽謀”的政治運動席卷神州大地，史稱“反右運動”。這年秋，一位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的女生被打成“右派分子”，這位女生其後的言行作為使她成為這場運動中對自身信仰最撼人心魄的堅貞的受難者。她叫林昭。
林昭被打成右派的起因是：北大學生張元勳等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揭開了北京大學的一場思想大辯論，辯論中有學生認為該大字報的言論是反革命煽動，林昭公開反對這種上綱上線的批評，厄運隨之降臨。隨即林昭被打成右派，她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被及時搶救過來，組織上認定她在搞對抗、“態度惡劣”，隨後對她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之後被送到人民大學新聞係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後來論及這場運動及其對整個民族的傷害時，林昭控訴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腥風血雨的、慘厲倍常的、臭名遠揚的醜劇，是‘官逼民反’。”、“ 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汙穢、罪惡、極權製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1960年，林昭與張春元等人合編針砭時弊的《星火》雜誌，她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發表。林昭還與張春元、顧雁等人一道四處搜集各地黨政負責人和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名字，將雜誌上的文章寄給這些有影響力的政要，希望他們正視人民的苦難，遏止極左政策，結果牽涉《星火》的幾十個人被作為“反革命集團”全部抓捕。這年10月，林昭被捕入獄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罪名是“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
獄中的林昭堅持信仰、拒絕違心的服從，被獄卒視為態度惡劣而遭受嚴重虐待。但林昭始終不肯屈服，監獄當局不提供紙和筆，林昭就劃破身體，用血在白色的被單上甚至牆上寫作，書寫了二十萬餘字的血書和日記。林昭控訴當局對她的殘酷迫害，指出階級鬥爭理論的荒謬，批判個人崇拜，闡述對民主自由、人權人道、法律和經濟私有化、軍隊國家化的一係列設想。她痛斥體製和被抬上神壇的領袖：“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持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室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詞藻的總匯與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仿佛是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在遭到慘無人道的迫害和摧殘的境況下，林昭仍發願要做一個“年青的反抗者”、“反對‘暴政’的自由戰士”，她寫道：“既然從那臭名遠揚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看穿了那偽善畫皮下猙獰的羅刹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允許我墮落為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我相信成千上萬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會被擊碎的！”
一顆高昂的頭顱在黑暗的年代裏倒在了血泊之中。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判處死刑後在上海龍華遭槍決，三彈歿命，年僅36歲。這片土地太肮髒了，容不下一個質本潔來還潔去的高貴女性。兩天後，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索取5分錢子彈費。林父在女兒被捕後，服藥自殺。林母精神失常，後死於上海街頭。
三
1966年2月，王朝第18年，一位23歲的北京人民機器廠的學徒工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質疑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中的“階級分析觀點和機械唯物主義觀點”。3個月後，一場史無前例的國家恐怖主義浩劫在中華大地拉開序幕，史稱“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響應領袖“造反有理”的號召，高呼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手握紅寶書揮舞著銅頭皮帶殺向社會，所有出身不好的“狗崽子”首當其衝。這位學徒工此時又拍案而起，撰寫出一係列文章去抨擊當時甚囂塵上的“血統論”——長輩的血統決定個人的前途命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標題曰《出身論》。他叫遇羅克。
自紅朝於四十年代末得鼎直至七十年代，以“人民”的名義將子民根據階級成分劃分為三六九等，每個人的升學、就業、入黨團、參軍等幾乎所有攸關個人前途的事情都與出身掛鉤。這種荒謬絕倫的出身血統論像瘟疫一樣肆虐中華，數以千萬計的青少年僅因他們的父輩或祖輩是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和壞分子”的緣故，從一出生就被剝奪了與其他同齡人同等的權利，此種謬論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極，許多地方爆發了濫殺地富反右壞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遇羅克的長文《出身論》正是對這一反人權、卻占據著社會主流思想的論調和做法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他質疑：“反動的唯出身論者，……重新形成新的批上偽裝的特權階層，以至反動的種性製度，人與人之間新的壓迫。”“‘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隻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比我們舉的更多、更典型。那麽，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製度有什麽區別呢？”，他宣告“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今天看來，遇羅克隻是用最簡單的理論、事例說出了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道理，但在那個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卻是一種極其難能可貴、大無畏的獨立思考精神和勇氣。在那個不把人當“人”看待的荒誕時代裏，遇羅克爭取自身作一個“人”、挺身維護千萬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 人權的思想和行動，讓一整個時代的人為之動容，讓無數的後來人為之感佩。毋庸置疑，《出身論》即是文革中國的“人權宣言”、紅朝賤民的“解放宣言”。遇羅克堪稱二十世紀人類波瀾壯闊的人權事業在中國的先行者。
最瘋狂血腥的年代容不下一個獨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遇羅克自己所說:“世界在發瘋，理智的人注定是要做祭品的。”，但他表示：“假如我也挨鬥，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1968年，遇羅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等罪名，旋即被捕。大地之上飄舞著腥風血雨的年頭，一頭無辜的羔羊將要被吞噬。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並執行死刑，年僅27歲。
四
1986年，王朝第38年，一位68歲的老共產黨員、雜誌副主編、作家在《深圳青年報》、《深圳特區工人報》上發表署名文章“一黨專政隻能導致專橫”和“兩極分化之我見──與鄧小平同誌商榷”。兩文毫不避諱地指出體製流弊，指名道姓批評總設計師。文章一出，高層震竦，朝野震驚。這位作者，叫王若望。
翌年，繼文革後的又一場政治運動開始發動，史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深圳青年報》遭整肅取締。這年年1 月，被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的王若望，與另外兩位執政黨內主張民主化的人士同時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遭全國範圍批判，攻擊其“攻擊社會主義製度，醜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和歪曲黨的現行政策等”。3個月後，王若望冒著“估計會有更嚴重的橫逆襲來”的風險，發出《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他以一個資深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身份，發出振聾發聵的呼籲：民主運動是曆史進步的動力；封鎖新聞自由助長當政腐化；學學經國先生加速改革步調。王若望語重心長地對掌權者勸誡：“如果政治體製與執政黨本身不進行改革，真有萬千的好人，一旦坐在那樣的位置上，也會變得專製，目空一切或蛻化變質，而新聞報刊的獨家包辦，又助長了藏垢納汙、為非作歹和濫用權力。”、“因此，如此反民主的專製獨裁的體製不僅調動不起人民創造力，經濟改革也難以為繼……開放言論新聞出版自由也是勢在必行，它是深入政治改革，真心做到安定團結的發動機和開路機。沒有輿論自由的安定團結，至多是維持萬馬齊喑奴隸式的安定團結，請不必用‘安定團結’作籍口，來作為向人權、向民主運動開刀的理由吧!”
憂患民族前途的啟蒙先驅注定了命運的顛沛流離。這位聲名卓著的作家和老革命逐漸淪落成了一個囚犯、一個流亡者。這年 8月，王若望被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名逮捕，以71歲高齡開始他平生的第三次入獄。一年後獲釋之後，他創辦《民主論壇》刊物，繼續為民主化求索呼籲。再後來他攜夫人流亡美國，晚年得知身患絕症時以一句“寧肯客死他鄉！”，拒絕了當局的“不可再發表批評文章，不可接觸‘敏感人士’”的回國條件。曆史悠久的土地不願接納一個風骨嶙峋的老人，一位將一生托付給中華文化的老人落葉歸不了根。２００１年，流亡近十年的王若望成為一位至死無法歸國的流亡者，在對家鄉和子女的思念中在異國他鄉與世長辭。
五
2005年，王朝第57年，新世紀的一場整風運動全麵開展，簡稱為“保先教育”。這年，一位50歲的長期致力於人權運動和民主憲政的獨立作家在海外出版了一本著作：《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表達他寄希望一個未來“自由中國”的來臨於今日中國的“民間社會”。他在書中的“作者手記”裏這樣闡述：“當中國民間的權利意識和自由意識覺醒之時，推動中國變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間。覺醒之後的國人，隻有堅持體製外立場和持之以恒發出獨立的聲音，必將逐漸凝聚成組織化的民間壓力。這才是催生民間的自發建設性力量的根本動力，也是使體製內部發生有益變化的最佳壓力，是形成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的最佳方式。”這位作者，就是剛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
這本著作是劉曉波長期思考、寫作和投入人權事業的思想結晶。正如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獎詞所說：“二十年以來，劉曉波一直是基本人權在中國實踐的代言人。他曾參加了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他是作為中國人權宣言的《零八憲章》的執筆人——該憲章發表於2008年12月 10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紀念日。次年，劉曉波便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名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並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先生一直明確表示，此審判既違反了中國憲法，也侵犯了基本人權。此項旨在確立普世人權的中國實踐的運動，得到了海內外眾多中國人的支持與響應。縱然身陷刑罰，劉曉波已經成為了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
二十多年來，劉曉波從一位知名的體製內學者走向並深深紮根於民間。他持之以恒地抨擊時弊、聲援民間維權、呼籲國家進行民主憲政改革，逐漸成了一個失去了講台的教師、失去了發表園地的作家、失去了發言場所的公共知識人，甚至屢被跟蹤、監視、軟禁、數度入獄，2009年聖誕節又被判予11年重刑。但即使被投進監牢，他在法庭上依然宣示“我沒有敵人。”，他說：“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寫作本文時，這位“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的54歲作家和人權活動家仍然陷身囹圄，被牆壁堵住了嘴唇，被高牆擋住了陽光。世界各國無數的人們在為他的健康擔憂，為他呼籲，為他祝福。
六
林昭、遇羅克、王若望和劉曉波，四種人格形態，四種思想曆程，四種人生軌跡。在一個墮入網羅和戾氣的國度裏，這四個不同時空、氣質各異的人，全都選擇了相同的生存方式：抗爭，與此同時也就選擇了相同的歸宿：牢獄，甚至，血灑刑場。在一堵斧鉞在前的高大牆壁麵前，他們凜然不易其色，執著地要去做一隻與之相撞的雞蛋，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在一個靠世故、麻木、隨聲附和才能生存下去的國家，他們不幸全都是純真的孩子。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有著單純而美好的關懷和夢想，24歲的林昭是赤子，23歲的遇羅克是赤子，68歲的王若望和50歲的劉曉波同樣也是赤子。可在這個吃人的尤其是吃孩子的國族，擁有一顆赤子之心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被壓製、被囚禁、被流放、被殺戮的不歸路。他們四個人除了淪為刀俎上的魚肉以外，沒有別的路可走。這是民族的莫大羞辱，卻是他們的無上光榮。今日劉曉波榮獲的光榮獎項，也是屬於林昭、遇羅克和王若望的獎項。這枚崇高獎項同時也是在向他們致敬，向一甲子以來包括他們在內所有起而抗爭的赤子們致敬。
林昭的長詩、遇羅克的文章、王若望的公開信、劉曉波的著作，穿越紅朝得鼎以降反右、文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保先教育幾大政治運動的曆史雲煙，並以悲壯之勢與之展開對決。這場不對稱的戰爭以焚書坑儒告終，卻戳穿了王朝冠冕堂皇的理想，和精心包裝的謊言，將固若金湯的王朝大廈撕開一道口子，令色厲內荏的王朝膽戰心驚，顫抖不已。在這片國土之上隻通行一套價值係統，隻允許發出保持一致的聲音之際，這些鋒芒銳利的文字，以噴薄之勢宣告權杖並不能夠所向披靡，良知和人心並沒有死絕。六十載中國，罕有的純正的漢語文字作品就是由這些“國家的敵人”書寫出來的。這些飽含血淚的文字，捍衛了千載而下漢語言的純潔，同時也保存了古老民族的一絲血脈，它們是這個東方民族落入劫難和深淵之後，仍能夠撥雲見日的希望之所在。
一甲子的烏雲，籠罩著一個國運蹉跎的國家。在曆史的關節點，從林昭的1957，遇羅克的1966，到王若望的 1986，再到劉曉波的2005，可以看得出，奮力掙開枷鎖衝出黑夜重圍的清醒者，早先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大學生，一個國營工廠的學徒工，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站出來的卻是一個年輕時就投入革命、19歲時入黨、年逾花甲時已是名重一時的老作家，和一個以“文壇黑馬”之姿聲名鵲起、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的體製內青年學者。他們的覺醒之所以更出人意料，對時代人心更能產生莫大的影響力和衝擊力，是因為他們已獲得的體製內的身份和地位。他們寧願放棄這一切，全因他們在體製內部看穿了一個意識形態的神話，也看清了曆史的脈絡和必然走向。他們的覺醒也讓人看到，這個巨型的體製怪獸，不僅與普天下所有的獨立思考者為敵，也是其內部向往自由者的煉獄。
讓人稍感欣慰的是，為了擁抱自由也為了同胞獲得自由，八十年代的王若望和今天的劉曉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並沒有像以前的林昭和遇羅克那樣慘遭虐殺。當年，林昭在受盡磨難後孤獨地死去，遇羅克則在萬人齊呼的“打倒”聲中淒涼地死去。今天，無數的國人選擇公開或者默默地支持王若望和劉曉波，自願地與他們站到了一起。這一顯著的變化，表明肇始於一九八零年代的公民社會，雖步履蹣跚卻也在曲折艱難中逐漸成長；更值得關注的是，二零零零年代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言論和監督空間的擴大也導致民間社會的進一步勃興。正因為此，曾經像鐵桶般緊箍著的密不透風的王朝再也不是“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了，權利意識和自由精神也像早春三月的野草那般，在這片國土上肆意瘋長了。
與此同時，昔日的林昭、遇羅克們像隕星一樣劃破夜幕後，隨即被湮滅在大地之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的王若望、劉曉波們則逐漸浮出地表，已經並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昔日的芸芸眾生翹首仰望王朝的仁政，今天則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投向民間，或紮根於民間社會以點滴之功開拓荒土。今天這個崇高獎項的授予正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社會變革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她既是把榮冕交給一甲子歲月中不願匍匐在地的所有自由之魂，也是對致力於以和平方式爭取人權和自由的民間抗爭精神的肯定。在這民心思變的時代，充滿希望的民間從新的起點啟程，必將走向公民力量充沛的前程，而再怎麽嚷著要複興要崛起的王朝，其前方也注定了將是一塊墓地。王朝堅硬的紙已經包不住民間騰躍的火，王朝鑄就的金盾已經阻擋不了民間揮舞的長矛，民間的律動就像那奮力湧向岸邊的海浪般不斷衝擊著頑石，不抵達自由的彼岸是不會停止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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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010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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