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夜消息稱，美國計劃執行一項6000億美元的量化刺激方案，如果最後真的照此實施，那麽，我想中國就應當可以醒過來了，不應當再對自己的所謂“一盤大棋”孤芳自賞了，更不應當對自己的失誤遮遮掩掩了，此時再不醒來，政治人物和經濟專家都將被認定為曆史罪人，至死都不看到危險的管理者必定得不到好的曆史評價。
我不會具體談美國的金融和經濟政策，因為我沒有專業知識談得過細，但是，我可以用宏觀思維及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觀察來判定一些事情的曆史規律，今天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作一個總結，希望能給有關方麵一個側麵的提醒，權當作對美國方案的一個回應吧。
一、金融“美國模式”不可複製
中國政府重用留美人才，除開美國方麵的處心積累以外，內部因素也非常關鍵，中國近二十多年來的領導人都非常想再複製一個美國的“金融模式”，大家都渴望能象華爾街一樣賺取世界的巨額利潤，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之下，一切事情的最終目的就是向美國靠攏，向美國學習，直到完全拷貝成功，最終與美國平起平坐，充當世界金融市場呼風喚雨的另外一極，然而，我必須毫不客氣地講，這種複製“美國模式”的想法非常幼稚，最終肯定失敗，華爾街的金融神話完全沒有可複製性，華爾街的人才隻能在華爾街有用，走向世界任何地點都變得平庸無能，因為他們的理論沒有環境支持。中國對美國金融模式“瘋狂”地迷戀需要有人給予心靈上的打擊，否則，沒有人會主動清醒，我不是金融專家，但是，我能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獨到眼光分析國際金融對決的現實生態，沒有超前政治頭腦的人隻能跟著感覺走，不會看到未來幾十年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局，懂政治的人才能做好最高經濟和金融決策。
美國的金融模式是一種“帝國模式”，必須靠絕對的經濟統治力和軍事威懾力來維持其正常運轉。美國的金融模式其實非常簡單：金融無限創新——自由發展——經濟危機——再次創新——再次發展。美國的國家金融主管、華爾街、券商、股票交易機構、評級機構等都是沿著這個大模式運作的，美國的金融人才都是在這樣的思維支配玩弄世界資本和金融市場的。我為什麽說美國模式是“帝國模式”呢？道理很簡單，一方麵美國的所有金融創新都是通過霸權和強權向世界推銷它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被動接受它的擴張；另一方麵，無限的金融創新始終伴隨著金融和經濟危機，而美國的危機必須依靠世界上其它國家來承擔代價，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是其轉嫁危機的必然依靠。在WTO等規則中，都滲透了美國金融產品推銷的條款，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你是否願意接受它的金融創新，你都得向它開放你的市場，幾乎沒有對抗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國內保護法又完全缺失，歸國精英並不關心中國是否能保護自己的金融安全，他們時刻不忘的是中國是否能盡快建立一套與美國相同的金融體係和模式，他們並沒有想到兩個問題：中國即使有大量的金融創新產品，也沒有強力向世界推銷的能力；中國如果產生了由自己引起危機，並沒有轉嫁危機的強大控製力，所有後果必須由自己的國民承擔。中國能複製美國的是形式上的模式，而不是能夠獲利和推廣的模式，這樣的模式相當於給美國一個穩定的取款機環境，並不能給中國帶來真實的好處。歐洲國家為什麽不會複製美國的“金融模式”？是因為他們看清了美國的本質，他們建立了一套符合歐洲發展思路的獨立模式，這是西方國家眾多共同點之外的不同之處，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同經濟類型的國家，複製美國更加缺乏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美國模式中的世界貨幣“美元”也不可複製。美元作為一種準世界貨幣的地位讓多少中國的專家們羨慕不已，他們做夢都想顛覆它的國際地位，做夢都想把“人民幣”變成另一個“美元”，在我看來，這很幼稚，與其讓人民幣變成另一個“美元”，不如想辦法動搖美元的國際地位，將人民幣複製成美元是眾多選項中最差的訣擇，人民幣在邁向國際化的過程中碰到了一個大大的釘子——美國強行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國在抵抗了一陣之後選擇了妥協，人民幣開始了新一輪上升通道，在很多經濟專家和金融專家的眼中，升值就升值，損失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巨大，說不定對中國經濟還有好處。我不知道這些“專家們”的思維落角點放在哪裏，如果人民幣短期升值10%以上，說對中國經濟沒有影響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話，絕對不可能不產生影響，一旦中國經濟受此影響超過了預想中的程度，中國有可能經受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停滯期，中國人預先設計的美夢全都會泡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會隨著中國經濟的停滯而停滯，一個發展遭受嚴重障礙的國家貨幣不可能突然成為國際上灸手可熱的“硬通貨”，國際化道路將遙遙無期。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貨幣穩定都是十分關鍵的，因為今天中國可以作出重大讓步，隻要沒有達到美國目標，沒有阻止中國經濟正常運轉，美國還會製造事端逼迫中國人民幣調整。我前麵說過美國的“金融模式”是“帝國模式”，除非你敢於向帝國挑戰，否則，你就會被帝國殖民。
中國的金融市場美國化危機重重。中國的證券市場、商業銀行、投資機構、主權基金和外儲管理等等方麵，都是在按照美國模式改造和經營，國家所有的政策藍本也都取自於美國，美國的利益集團在這些行業中已經涉足廣泛深入，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民間機構，它們都不是來中國做慈善事業的，他們是來掠奪的，舉個例子說：高盛公司在美國就被喻為絞殺人民的吸血鬼，它來到中國還會對中國人仁慈嗎？不可能，包括高盛在內的眾多殺手已經潛入中國很深很廣，並且被部分金融主管視為賺錢有理的利益攸關方，未來這些劊子手們會做什麽不是明擺的嗎？他們會真誠地幫助中國複製成功美國之路嗎？答案是否定的。他們都是美國大戰略中的棋子。
二、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權力戰
世界銀行為了平複中國的不滿，在2010年的春季會議中給中國人送了一個“大禮”： 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春季會議25日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這次改革使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從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本次改革中，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共轉移了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從44．06％提高到47．19％；通過了國際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權以及2億美元規模的特別增資方案，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公司整體的投票權從33．41％上升到39．48％。
表麵上看，中國投入到世界銀行的真金白銀發揮了作用，獲得了較大的投票權，象征性地位提高了不少，北京大學的林毅夫還當上了世行副行長，不可謂不給中國麵子，但是，透過中國力量上升的背後是另一個長期性的陷阱：美國在用棒棒糖騙中國聽話。我一直強調中國千萬不要迷戀於單純投票權的提升，因為曆史隻會給中國提供一次世界經濟危機的大好機會，一旦世界經濟走入正軌，中國將失去任何顛覆世行的可能性，中國要特別特別注意不要被“投票權”迷住了雙眼，從中國所占股份需要的代價來講，中國注入的是真金白銀，而投票權的增加並非是真金白銀，現在有些人對4．42%的權力很得意、很滿足，這又是中國精英和政客一種新的不成熟的表現，中國的投票權增加了並不意味在未來的“實利”更大，我們最重要是看“西方七國”的投票權，他們的投票權才是核心力量，中國無論如何增加都無法抗衡西方聯盟，甚至與美國相比還相差甚遠，西方國家的力量在於麵對中國時，他們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如果碰到遏製中國的重大戰略行為時是不需要動員的，這是中國無法打贏的戰爭，西方發達國家放棄的一小份投票權隻是安撫性的，但是，讓他們放棄利益的背後瞄準的是中國的資金注入，中國注入的是資金，承受代價的卻是人民的血汗錢，中國在這個“投票權”膨脹過程中必將由千千萬萬的廉價勞動力和低價資源去補充，這就是中西方博弈的背後真相。
有不少專家把希望寄托在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和“金磚四國”的統一，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發展中國家大部分都想從世行得到好處，有誰願意真心實意的當一個站在中國身邊的打手？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團結，容易被收買，隻要有錢，變臉比脫褲子還快。依靠“金磚四國”的統一來對抗“西方七國”更不靠譜，印度和俄羅斯何曾與中國擰成過一股繩？我想中、巴、印、俄永遠都不可能擰成一股繩來對抗七國集團，即便印度在經濟上與中國有共同之處，它也不會選擇關鍵時刻站在中國一邊，西方國家會用不同的手法分化中印關係，印度無論如何都不會在權力之爭中幫中國一把，所以，本人認為，中國在世行爭取投票權的增加隻是表相和暫時的目標，而重心要放在分化七國集團的立場上來，隻有把七國集團在世行的利益矛盾化才能有效分化七國間的各自立場，不分化西方國家，中國再增加投票權，還是在最後的表決中敗北。
短期看，我們無法動搖世界銀行的美國化，也不能阻止世界銀行的“新殖民主義”傾向，但是，我們盡快加速我們的滲透力度，“輕美國化”必須是中國的既定目標，並且要成為公開目標，中國在無法實現對主體進行顛覆的情況下，就轉換思路改變主體的性質和主體架構，不管成功的可能性是大是小，都要一如既往地與美國對頂，在相對弱勢的一方，我們不怕失去什麽，我們也不怕組織出現什麽雜音，我們更不怕世行的解體，我們要做的就削弱美國的統治力，堅持削美國的權，中國就會在不斷的障礙中得到實惠。
三、中國有關世界銀行改革的終極目標
第一個目標：有關領導權的改革。美國人不能是唯一行長人選，世行行長必須由亞、非、歐、美四大洲輪流任職，每任期四年，不能連任，一個大洲任行長，另外幾個洲各推一名副行長，任期與行長同步。
第二個目標：投票權的改革。將過去的“股份投票製”改為“雙軌投票製”，所謂“雙軌投票製”是指將51%投票權交由主要出資方，按出資股份分配投票權，但最高投票權不超過8%；另外49%的投票交由發展中國家，世行的宗旨本來就要幫助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如果發展中國家自己無法在這個過程中有效參與，那麽，與“殖民主義”沒有任何區別，在這49%的投票權中，越落後的國家獲得的比例相對越高，不以國家大小為標準，隻以經濟發展指標掛鉤，隨著各國發展指標的動態變化，投票權也會跟隨變化，這樣就會達到後國家加速趕上時代的發展步伐，世界銀行投票權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個世行性質的變革，現在的世界銀行已經逐步演變成發達國家的政治工具，未來的變革必須把世界銀行變成一個純粹的公共的、互助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扶貧機構。她隻有國際合作的責任，不對任何政府承擔政治諾言，也不給貸款國提出政治條件。
第三個目標：實現項目由基礎設施向產業化扶貧的轉變。縱觀世界各國，越窮的國家技術越落後，技術越落後的國家越不利環境的改善和能源的節約利用，越窮的國家越是無法培養自己的人才，與之相對應的是沒辦法建立自己的、可以依賴的產業支柱，所以，世界銀行的改革必須由“授之以魚”變成“授之以漁”，單純地開展民生項目並不是最合理的扶貧濟困，世行應當鼓勵所有無償或有償援助落後國家的大公司、大企業，凡是願意把新興產業落戶到最不發達國家的公司企業都可以從世行得到優惠貸款，技術越先進，貸款額越多，優惠越明顯，貸款也可以期限更長，凡是願意到發展中國家開展教育扶貧的機構和教育集團都可以獲得特別性質的低息信貸，世行如果做好了“教育扶貧”和“高科技扶貧”，那才叫世界複興開發銀行，全人類複興了，世行的國際義務才算是做到了家。
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推動世行的改革和上述目標的實現，決不是簡單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到中國自身的定位問題，因為中國自身也是發展中國家，提出這樣的改革訴求很可能落得個“自私”的罵名，同時也很難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以，中國推動改革之前，必須有自身的國際承諾：中國不謀求與中國人口相對應的國際援助，甚至可以不謀求與中國貧困人口相對應的國際援助，隻選擇與中國部分最貧困地區相適應的貸款支持，中國準備作為世行複興世界的最大推動者，而不是最大獲利者。
中國如果僅僅隻有不謀求自身利益的國際承諾顯然還是不夠的，我認為，中國還可以作出更多的貢獻，如果世界銀行能夠接受中國的改革方案，中國還可以在先進項目輸出、教育援外和緊急救災等方麵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完全以向世行管理的各種信托基金提供更多實質性支持。中國對世界銀行改革的步子不應停在投票權上，而應當放在世行擺脫美國化的運作上，隻有真正改變美國的操縱，世界複興銀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世界性的。
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沉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如果從專業角度分析太過複雜難懂，尤其是對老百姓而言距離太遠，我們無須咬文嚼字的去深究，一個最簡單的表述是： 美歐大國玩弄世界的工具。它比世行更具有殖民性，有些國家可以不理世界銀行，但是，你無法撇開IMF，除非你希望成為地球上與世隔絕的隱居國，IMF就是一個魔盒，誰也跳不出它的魔力，就這麽好理解。中國怎麽辦？不跟他們玩不行，不好好玩也不行，沒有別的選擇，隻能認真地陪他們玩，主動地參與進去，想辦法跟他們一起商量改變遊戲規則，如果美國不願意改，中國就有事鬧事、無事生非，我們要改變什麽？我們要改變的很多，但是，有些事情沒必要去做，我們最急著要做的事情是：促成真正的“國際貨幣”，而不是美元。這個提法梅德韋傑夫曾經提到過，但是，被世界輕易的淡化了，中國曾經也是淡化這個提議的幫凶之一，當然，這裏麵中國政府有自己的考量，不過，我們淡化了俄羅斯的提法，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夠在實際行動上推動這件事情向前邁進，我們推進的意誌應當比梅德韋傑夫更堅定，因為我們在未來的世界中所占有經濟份額要比俄羅斯多得多，我們的國際收支問題比絕大部分國家都具有戰略性和影響力，退卻是沒有出路的，當然，前進也有可能失敗，大家可能沒有想到另一點，我認為： 即使結局失敗，也許過程會取勝。這句話不好理解，為什麽結果失敗過程會勝利呢？我們想要什麽方麵的勝利？很簡單，我們就要美國無法幹預中國匯率的勝利，不管中國作出多少讓步，如果你選擇貿易上的讓步換取美國國會的所謂決議和諧的話，那決沒有一個盡頭，遲早都是要攤牌的，攤牌的局麵絕對標誌中國的徹底失敗，“圍魏救趙”是中國決戰匯率戰的最佳方案。中國在這個過程需要有膽量作出犧牲，為了拉幫結派，應當不惜從經濟上放點血，否則單打獨鬥是沒有效益的。
五、人民幣國際化解決不了中國困局
在主流中國經濟專家的眼中，要解決中國外儲被動受損的局麵，最好的方法是人民幣國際化，理由主要有三條：一是發揮人民幣國際貿易的計價和結算功能；二是發揮人民幣國際貨幣的交易功能；三是發揮人民幣的國際貯藏功能。如果人民幣能夠真正實現國際化，具備了以上三種功能，那麽今天的巨額美元儲備就不是負擔了，而是可利用的工具了，以後中國也就不需要困死在美元儲備了。如果人民幣真的實現了以上三種功能，那麽，人民幣也是不折不扣的“硬通貨”了，中國也就真的可以不受美國的操縱了。
其實，我也想人民幣能夠快速國際化，然而，我必須理性地反問一句： 人民幣如果真的實現了那種強大的功能，美元怎麽辦？中國人在看待人民幣國際化的正麵影響上，思維方式都沒有擺脫“美國式思維”，他們希望象複製美國製度一樣複製世界管理模式，他們以為美國逼人民幣自由可兌換就是幫人民幣國際化，這些想法都非常幼稚，美國人怎麽可能培養一種取代“美元”地位的國際結算貨幣呢？如果不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則和主導權，人民幣永遠也無法實現上述三大功能。
首先，美歐不答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質上講就是美歐主導的國際組織，它本身需要靠強權來維持，而強權的化身就是美元、歐元。即使象歐洲這樣的超級大經濟體尚難對美元構實質性威脅，人民幣國際化又能怎麽樣？日元不是實現了中國人所設想的那三種功能嗎？日本擺脫了美元束縛嗎？沒有。它不可能擺脫，更不要說對美元構成威脅了，我多次強調過：經濟組織是強權政治的另類體現，不要寄希望於“仁慈”的現有國際規則幫助中國。
其次，誰能幫助中國的人民幣實現三種功能。人民幣要實現三大國際功能，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人願意參與到這種運動中來，有人願意成為人民幣的抬驕者，不要看到周邊國家的小老百姓拿著人民幣高興就以為自己有了同盟軍，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事情，周邊小國拿著人民幣高興是因為大家等著人民幣升值，並不是衝著人民幣國際化來的，哪一天人民幣停止了升值步伐，它就不受歡迎了。作為一種國際貨幣，我們關注的不是它的民間效應，而是官方認同感和接受程度，大家都願意接受美元，不單單是看美元的穩定，即使在經濟危機時刻，美元貶值了，為什麽還受到寵愛呢？這裏麵有一個大家看不到的背後原因： 美國的強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看中的是美國的國力，他們都相信美國有能力維護美元的國際地位，再怎麽貶值都不會跨掉，大家明知被它吸血也在所不惜。人民幣能做到這些嗎？肯定不能，今天美國逼你升值，等到哪一天美國戰略改變了，它又會讓你向另一個方向運轉，人民幣不國際化還有一定的可控度，國際化以後，不但無法實現三大國際功能，反而連可控性都沒有了，誰還會買人民幣的帳？中國也許有很多國際朋友，但每個國家都是很現實的，給點中國小麵子是可以的，總體上講，絕大部分國家還是不會光顧人民幣的，不要期待過多。中國專家的眼光隻有三寸遠，隻看得到眼前三分利。
最後，我想問：人民幣威脅到美元的時候，美國會怎麽辦？總體上講，我認為人民幣是根本不可能對美元構成威脅的，三大國際功能也很難實現，但是，有些專家和政治頭腦發熱者還是幻想著那種美好的未來，就算站在那些理想主義者的角度看問題，人民幣真的國際化了，美元真正受到了威脅，那美國會放任嗎？我敢斷言不會的，日本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國際地位在美國的打壓下從來都沒有如意過，這不僅僅是美國在日本有駐軍的問題，而是美國的整體戰略根本就不允許日元威脅到美元的國際地位，你威脅到它的地位，美國人怎麽過上美好而又輕鬆的生活？美國人怎麽掠奪世界人民？中國人敢挑戰美國的核心利益嗎？不敢，也不會，中國即使吃點虧，也不會用軍事手段解決經濟問題，而美國則不一樣，一旦自己的核心國際利益遭受到挑戰和威脅，它會果斷亮劍，這就是美國多年來稱霸世界的戰略決心和戰略意誌，它的這種戰略意誌還將延續，直到美國霸權的解體。
既然人民幣國際化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困局，那怎麽辦是才是退而求其次的解決之道呢？我想中國至少可以做好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必須嚴控資源類產品出口。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獲得巨額外儲不是依靠技術進步，而是依靠廉價勞動力和無限製開采資源，這樣的粗放式經濟收益是不可持續的，賺取的外儲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不需要繼續保持那麽高的外儲水平。
第二件事：買金屬、買礦山、買石油。有些人擔心，中國買什麽就漲什麽，中國賣什麽就跌什麽，不用怕，對這三種東西，不管漲跌，有計劃地執行購買，不湊熱鬧，由於它們都有很強的“有限性”，越來越少是它們共同的特征，而人類在二百年內是無法擺脫對它們的依賴的，人家會玩買賣遊戲，中國為什麽不會？黃金等貴金屬遲早都要成為國際競爭最後的依靠，美元再強最後都會敗在黃金手下，所以如果用向前五十年的眼光看問題，中國在任何時候買入黃金都不是錯誤。
第三件事：人民幣匯率必須保持穩定。不管中國走不走國際化之路，匯率穩定都是至關重要的，人民幣的國際認同度取決於它的穩定性，人民幣估值到底合不合理，不是美國說了算的，世界也沒有一套公認的標準，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標準是最好的標準，沒有哪一種貨幣會為“與國際接軌”而讓步，除非那是一個沒有權益能力的小國，大國在匯率問題上從來都是寸步不讓的，中國的讓步與其說是為了中美友好，不如說是為了“韜光養晦”。
第四件事：大膽利用外儲跟美國鬥法。中國可以盡可能回避與美國打炮火戰爭，但貨幣戰爭不要怕打，宋鴻賓說中國與美國貨幣戰爭打不贏，我不認為是實事，用一本書去講貨幣戰爭有些太煩鎖，如果用我的眼光看中美間的貨幣戰爭就一句話：人民幣走美元之路則人民幣敗，中國的金融改革複製美國模式則中國敗，恐懼武力則中國在“貨幣戰”中敗。中國未來最能依重的貨幣盟友是歐洲不是亞洲，更不是“金磚四國”，在國際貨幣改革問題上，隻有聯合歐洲，中國才能穩得住美國。
六、世界貿易組織的罪惡
罪惡之一：知識產權條款
西方國家憑近借近兩百年內取得的科學優勢，不斷地向全世界進行“科學殖民”，世界上任何發展中國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民族獨立，實現獨立建國，但是，很難在很短時間內在科學技術上趕上發達國家，即便你取得了一個合法的、有國際地位的自治權力，但是，你肯定無法逃脫揮之不去的“知識產權”束縛，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世界貿易組織的權力和義務總體上講是由西方國家製定出框架的，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能進入這個組織已經十分不易，奢望能改變世貿規則無異於癡人說夢，發達國家為什麽要死守知識產權問題作為世貿組織核心規則？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們的科技壟斷地位，這種科技壟斷地位主要集中少數國家手中，他們如果想繼續取得領先於大多數國家的優勢地位，技術壟斷是重中之重，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貿易組織的爭端，但是，那是一種假象，世貿組織的最突出爭端還是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上，而這兩個對立集團的矛盾主要又集中在知識產權上。有人說，發達國家很不容易搞出來的科學優勢，保護自己也無可厚非，但是，世貿組織規則就必須有與之對等的保護發展中國家條款，比如說：保護發達國家知識產權的同時，能否保護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然而實事上不是這樣，發達國家不給你知識產權天經地義，發展中國家不給它自然資源就會挨打，就要受到侵略，世貿規則就是強者規則。
從另一個方麵講，即使你擁有與發達國家相同水平的知識水平，也未必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視和保護，比如說：電信標準問題，雖然中國擁有與世界同等水平的TD-WSCDMA標準，但是，因為中國的通訊商被排擠在西方各大運營商之外，中國的標準即使取得了國際認可，最終也隻能成為國內標準，國產的手機到了歐美如果用的是中國標準都不能通用，而西方國家的產品則在中國則暢通無阻，原因在哪裏？不是中國的製造商笨，而是西方國家的隱形保護傘在起作用，中國因為不敢挑戰世貿組織的規則，也就無法保證中國的知識產權真正享有國際權力。虛偽的知識產權條款保護的永遠是西方國家利益，而不是發展中國家利益。
罪惡之二：領導權的壟斷
世貿組織的第一任總幹事是意大利前外貿部長雷納托·魯傑羅，第二任總幹事是新西蘭前總理麥克·穆爾，第三任總幹事是泰國前副總理兼商業部長素帕猜（美國的代理人），第四任總幹事是歐盟前貿易談判代表帕斯卡爾·拉米。以前的各任關貿總協定的領導權都在歐美手中。
我們不難看出，這個組織表麵上看是世界性組織，實際仍然是集團組織，而且是富人集團主導的組織，二戰以後，為了實現法理上的世界性掠奪，建立一個由西方人領導的國際貿易組織勢在必行，關貿總協定就是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後誕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為資本主義社會脫困找到解決之路，由西方貨幣與金融政策共同主導的貿易規則難以擺脫西方統治的影子，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會繼續。世貿組織的領導權問題是未來改革的重點之一。
罪惡之三：自由貿易實質為侵略貿易
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是非歧視貿易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透明度和國民待遇條款；可預見的和不斷擴大的市場準入程度，主要是對關稅的規定；促進公平競爭，致力於建立開放、公平、無扭曲競爭的“自由貿易”環境和規則；鼓勵發展與經濟改革。上述原則看起來非常美妙，尤其是“最惠國待遇”很迷惑人，中國人以前也曾有過這樣的感恩時期，以為美國給了我們最大的優惠，然而，後來才發現，所謂的最惠國待遇不過是正常待遇，本質上講是美國在完全進入中國之前給中國懸一根吊頸繩，在“優惠”待遇的思維指導下，中國一個個領域都被美國滲透，即使如此，美國還撿了便宜不賣乖，在中國加入世貿的過程仍然重重設障，直到中國放棄核心底線以後才勉強同意中國入世，美國的用心之陰險遠超中國的預料。
所謂的透明度完全是一個笑話，發展中國家就那麽點家底，發達國家根本就一目了然，透不透明其實他們都心中有數，期待它國透明實質上講是要為幹涉它國內政做基石，因為單從貿易的角度上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最窮的國家，根本就沒有任何秘密可言，西方國家想要的不是經濟秘密，而是政治秘密和政治支配權，誰投降得快，誰就最快被西方接受。
國民待遇更是一個“殖民式”條款，西方國家很清楚自己在國際貿易中的優勢地位，要求“國民待遇”就是要求搶劫，在世界還沒有消滅國家的情況下，任何外國人要求在它國享受“國民待遇”都是殖民思想在作怪，這種思想從十六世紀以來就是侵略者極力爭取和強調的，隨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對外擴張，再到整個歐洲大國的世界性侵略，每時每刻都伴隨著對它國的非份要求，直到今天還沒有轉變過來，對於落後國家來說，無論第三國給予它多大的國民待遇，注定也享受不到，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享受待遇的競爭力。
罪惡之四：虛偽的貿易宗旨
世貿組織的宗旨是：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和大幅度、穩步提高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擴大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貿易；堅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各成員方應促進對世界資源的最優利用、保護和維護環境，並以符合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各成員需要的方式，加強采取各種相應的措施；積極努力確保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增長中獲得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份額和利益。
縱觀二戰以後幾十年的世界貿易曆程，我們不難發現，發達國家何曾真正關心過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何曾關注過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節約利用？何曾關注過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發達國家投放到發展國家的技術是淘汰技術，商品是落後商品，而另一方麵，從發展中國家拿走的是優質資源，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線也是落後生產線，汙染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這種自私自利的雙向交流能夠保證落後國家可持續發展嗎？能夠保證落後國家的資源得到有效保護嗎？如果世貿組織真的想保證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符合人民生活水平增長的需要，就應當執定相應的“保護配額製”，否則，發展中國家永遠都隻能享受“空頭承諾”。
七、如何改造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是“三大經濟組織”中最赤裸裸的殖民主義組織，這是一個資本主義掠奪者的組織，是一個讓世界大多數人養肥少數人的罪魁禍首，它披著“合法”的外衣搶劫世界，它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血洗世界，“市場主義”的虛偽理念讓無數人永遠也無法逃出貧困的境遇，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都不要做著美妙的夢想，以為自己會在某個時期實現自己的“國家繁榮和民族複興”，除非WTO由窮人來製定規則，但是，誰能相信這會變成現實？富人永遠希望自己保持著與窮人的巨大鴻溝，這個鴻溝是他們保持所謂尊嚴和安全的護城河，他們不會隨意讓窮人越過護城河的，河就擺在那兒，中國怎麽辦？強攻嗎？不行，官司吃不贏。天天挨揍嗎？也不行，任由美歐的囂張氣焰隨意發展也不行，長期下去，不要說二十年，就是一百年中國還是免不了低三下四的伴人討吃，我們必須智取，我們必須想方設法慢慢地填掉護城河，不停的要求修規則就是間接地填埋護城河，所謂的“WTO機製”是一種保護強者和富者的機製，這種機製的殘邊漏角才是保護窮人的，中國雖然現在不是很富有，但中國有一個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具備的條件是：中國擁有較為完善的工業體係和較為獨立的軍事保證。中國需要也可以進行適當的貿易對抗，中國能夠承受可能出現的國家危機，現在中國缺的不是實力，缺的是決心和意誌力，中國在WTO中的聲音是唯一的：修改規則，修改規則，修改規則，一直修下去。
中國改造世界貿易組織必須堅持的四個原則：
“新國民待遇”原則：如果西方國家希望獲得發展中的國民待遇，必須設定相關的條件，主要有三點：第一點，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設立公司企業，必須接受所在國的成本考核，企業利潤不得超過所在國企業的平均利潤，否則視為暴利企業，再征收暴利稅；第二點，跨國企業聘任的員工必須享受該企業全球員工的平均待遇和福利，所有員工都擁有該企業原籍國的國民待遇，既然你要享受人家的國民待遇，當然要付出相同對等的待遇給它國；第三點，企業和商貿的一切技術和生產資料均接受所國的考核和檢查，按所在國的國家標準執行，不能一邊要求國民待遇，另一邊逃避所在國法律。
非市場主義原則：“市場主義”不符合當今世界的所有國家，一個不均衡的經濟環境和經濟地位不可能按照同一種市場模式去要求和規範，在完全不對稱的市場秩序中發展中國家永遠無法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技術壁壘可以把大部分國家排斥在市場門口之外，這是一種未戰先降的戰爭模式，為了解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應當對市場進行分級：特別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為一級市場國家，在世界貿易中，優先保證這些國家的產品輸出，並取得無限量產地原則，隻要原產於該國的產品，世界範圍內不設限；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為二級市場國家，這類國家享受有限保護原則，商品數量上不設限，但是，不允許有傾銷行為；發達國家為三級市場國家，這類國家的商品在流向同類國家之間不設限，但如果要輸入發展中國家，必須采取配額製，不允許傷及它國的同類產業的生存與發展。
資源平等原則：資源分類應當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三種，在資源流動和資源貿易過程中要尊重平等互換的原則，隻有堅持平等的原則，才能避免資源掠奪的行為發生，才能避免強買強賣的行為發生。發達國家如果想得到自然資源，就必須平等地出售技術資源和高科技產品，不能一方麵掠奪廉價自然資源，另一方麵又封閉自己的技術資源。跨國企業在得到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同時，也有義務提供高技術培訓，並開放核心技術，任何資源的流動必須是雙向互通的，並且不同類資源的互換也是對等的，不可搞資源雙重標準。
領導權平等原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是改革領導權，如今的世貿實際上是發達國家的世貿，其它國家的人員都是為他們打工的，貿易平等首先要反映到領導權的平等上，世貿組織總幹事由亞、非、歐、拉四大洲輪流任職，每屆四年，設四位副總幹事，澳洲設一個專門副總幹事，世貿組織下麵的各專門機構負責人由各大洲均分，並且任期屆滿後交換位置，不得在同一機構連任兩屆，世貿組織的仲裁機構的人員組成要遵守“人口比例原則”，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額，不能按經濟總量配置人數，從全人類共同發展目標來看，“人口比例原則”更公平合理，國際仲裁流程要簡化，過程要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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