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語的淒涼 是什麽造成了這些人的悲劇人生？
付明泉
2010年10月27日
彭德懷晚年，紅衛兵小將和專案組不允許其翻身甚至不允許其上廁所，更不允許其辯護，每天多次的提審，讓這位有著鋼鐵意誌的老人終於也淚下，說“為什麽我會有這樣的結局？”。 這個彭德懷式的問題絕對不是他一個人的發問，同樣發問的有太多太多的人。有做地下工作的，有軍方的，有政界的，他們都在問這個問題。晚年的趙紫陽是不是問過這個問題，晚年的胡耀邦是否問過這個問題，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是，風燭殘年的去世前的李慎之，這個當年的對紅色中國激動的無與倫比的翻譯和秘書晚年寫下了《風雨蒼黃50年》，對新中國進行了反思。
高崗號稱最會搞經濟的領導幹部，他被調入北京時，有五馬進京，一馬優先之說。而後來的號稱理論家的劉少奇，號稱最會打仗的粟裕，甚至朱德，都一個個的被打倒。這黨內的鬥爭並沒有隨著毛澤東的去世而結束，被逮捕的前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被罷免的黨的前總書記胡耀邦，被解除職務限製自由的昔日前總理前總書記趙紫陽，都是這種政治鬥爭的延續。
這些懷揣最美好最聖潔革命思想的人，曾為了一個偉大的理想奮鬥了大半輩子，最後不是落得麵對狹窄的牢房，就是被限製的無法再說幾句話。在趙紫陽病重後，前副總理田紀雲幾次申請去看老上級趙紫陽，終於在最後看到趙紫陽，而在周圍都是人的情況下，也隻能是相對無言，或者隻能以“老友不能少，老伴是個寶”，或類似“晚退早退早晚都要退（休），晚死早死早晚都要死，早退晚死”這樣的寬慰的話來交流。在21世紀的今日世界，在有5000年文明的中國，這確實讓人無言。
劉伯承被指責為軍事機會主義者，壓力巨大的他徹夜不眠致使失明的眼睛更嚴重，而同領導劉鄧大軍的小平則是領導那次批判的負責人。粟裕一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依然沒有得到徹底的平反，而這個號稱戰神的本該為元帥的大將對這個政權的建立的功勞是巨大的，他在淮海戰役的消滅了國民黨的王牌軍隊，但是也恰恰因為這淮海戰役和鄧小平的同在，因為鄧小平後來的複出，他的功勞則成了一個伴隨他一生的悲劇。這些曆史的迷霧，正隨著歲月一點點撥開。
在這些無數的單個革命人個人悲劇後的巨大背景是什麽？為什麽會如此？為什麽一個總書記依然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為什麽一個政治家根本無法為自己申辯？為什麽奮鬥一生會是如此結局？這確實是值得人深思的問題。經曆了20世紀初的民主科學，經過40年代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民主多黨派參政的社會，經曆了50到70年代無數愛國知識分子的被打倒，一直到鄧小平用威權解決了全國反腐敗的訴求，並說出了“總書記不行，我就換”的話，中國社會從上到下依然在“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社會政治個人一言談和家長製的體製中匍匐，在貌似最有秩序的威權之下，依然保存著最高權力的“古代封建皇權”的幽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曆史的遺憾。
不論一些人如何源於自己的私心，無知，私欲或者是漠不關心和隨波逐流的不敢不能不願不想去說出中國現在貧富的極端分化和司法的極端不公，社會分配的體係的嚴重不公，社會道德體係的崩潰，但這就是一個事實，是任何人不能也無法回避的事實。
一個愛國者不該是是盲目的批判一個政權和祖國的一切，但是也絕不該是唯唯諾諾的歌功頌德國家政權的一切，很多時候，對醜惡的沉默和包容，也依然是一種犯罪；對罪責的視而不見也絕對不是真正的愛國品格。而知識分子，永遠該是時代的良心的守護神，發出呐喊的聲音，也正因如此，我們對千萬曝光中國醜惡現象--從黑磚窯到毒奶粉，從豆腐渣工程到司法不公的記者和知識分子致敬，也隻有千萬人正義的呼聲，我們才能在黑暗中點燃火炬，在鐵幕中撕開一個口子，讓良心和民主法製的火炬照亮每個隱蔽的狡辯的掩飾的欺騙的黑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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