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政治學說以及談談你對宗教的認識
基督教與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
中國當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狹義地理解，是從計劃經濟模式已向市場經濟模式轉型；廣義理解，是由傳統中國社會正向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從鴉片戰爭開始，已進行了一個半世紀，目前正進入實質性階段。基督教作為來自西方的宗教，在近代以前雖屢次傳入中國但都未能生根。進入近代以後，隨著歐風美雨的東漸，中國人也開始逐漸熟悉與了解基督教，部分人士開始接受基督教作為自己的信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基督教呈加速發展趨勢，信徒人數成倍增長，質量也有所提高。事實上，基督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中國當代社會日益起到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預計，一直到本世紀中葉，中國還將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因此，作為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如何與當下的中國社會相結合，通過貼近轉型時期的社會現實來貼近群眾，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順利實現作出自己的貢獻，還將是一個有益的問題。本文想就這一方麵作一粗淺的探討，以求拋磚引玉之效。
一 在轉型時期，基督教為信仰者提供終極關懷模式
基督教有作為宗教和作為文化的兩個層麵，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質層麵，也是她的真正魅力所在。基督教作為宗教為人類提供終極關懷的模式，她針對的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她是沒有國界的。基督教誕生於以色列國，但不到一個世紀，她就在歐洲立下了自己的腳跟；三個世紀以後，她就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曾有不少學者探討羅馬帝國大量群眾接受基督教的原因，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要到基督教的教義神學中去找，因為同一時期羅馬帝國境內存在的宗教，不止基督教一種。最後基督教戰勝其它宗教，是在於她獨特的精神內核，即堅定的三位一體的一神論和救贖論：神的位格有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但並非獨立的三元，其實體隻有一個，即是一體，隻有一神。翻開聖經可以看到，這位神是創世的神，是召喚亞伯拉罕的神，是引領摩西的神，是教訓大衛的神，是賜所羅門以智慧的神，是垂聽眾先知呼求的神，是施行救贖和代人受過的神，是耶穌所體現的神，是在大馬色的路上召喚保羅的神，也是給與約翰以啟示和異像的神，最終是要在新天新地與人同行的神。一神論為宇宙提供了理性的根基，滿足了人心中最深的渴望。隻有這樣一位神，人類才能稱其為父，信者才能從中得到心靈的慰撫。因此，在古代羅馬帝國日益動蕩不寧的現實中，她是當時人們能找到的最好歸宿。同時，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最鮮明的區別，在於其救贖論，即聖子耶穌基督代人受死，替人贖罪的神學理論。聖經記載，耶穌本是無罪的聖子，為了救贖人類出離罪惡與死亡，經由童女瑪利亞懷孕，降生來到人間，被釘在十字架上，親身擔當了人類的罪惡，因此才使人的罪蒙神赦免，得以與神和好。這在當時奢浮淫逸，罪惡滋長的古羅馬社會，自然是一個最大的福音，尤其是對窮苦人來說，無疑是提供了超脫屬世痛苦，尋找精神家園的最佳途徑。中國有古語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尋求終極關懷的渴望是普世一致的，中國也不例外。尤其是曆史轉型時期，伴隨著舊有觀念的式微和社會行為的失範。社會急劇變遷，使人茫然無從。舊有的價值觀無法再維持下去，生活變得不可思議，難以捉摸和無法理解，導致人心理感受的紊亂。痛苦與歡樂並存，希望與焦慮共在。人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新的價值觀，迫切需要一種安定感，保障感，救贖感和升華感，以期在變中尋找不變，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樣，一部分人經過思考之後，選擇了基督教作為自己終極關懷的模式，安身立命的基礎，從而找到自己精神的根基。
基督教以徹底的終極精神，為我們時代提供了自己獨特的信息。首先基督教是一神論，這與中國傳統的未知論和無神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從“未知生，焉知死”，“六合（即宇宙）之外，存而不論”，拒絕了對形而上之神的思考。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因此在士大夫中，多抱孔子這種未知論的態度，他們更看重的是現世生活和現實社會，失落了終極關懷。而下層民眾由於在階級社會中備受奴役和壓迫時的心靈需要，他們隻能在外來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中尋求解脫。值得指出的是，道教雖是中國本土的宗教，但它追求長生不老的神仙方術，傾向的是現世社會的直接延伸，因此它更適宜於作帝王和士大夫之安逸生活的陪襯物，而不適用於廣大的勞苦大眾。一些信仰道教的平民看重的隻是道教的簡化形式符咒，以求消災免禍。相對道教而言，更多地贏得下層群眾的是佛教，但這種效果的取得也源於佛教傳入中國後的變形。作為覺者的佛陀釋迦牟尼，被中國信者看成了宇宙的主神，而加以膜拜。這反映中國人渴望追求認識神，卻走入了誤區。
近現代中國在對宗教的看法上繼承了古代的傳統，並有所強化。五四運動時期科學民主口號的提出以及20世紀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表明了中國人對於現實社會的特殊關懷而完全拒絕對於終極的關懷。建國後，又開展了經常性的無神論教育，基督教被當作批判的對象，她被認為是與科學背道而馳的，是過時的有利於敵人的謬論。但這種觀點並沒有被實踐所證實，相反，認為基督教與科學不矛盾的思想與日俱增。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人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經曆，逐漸認識到光有科學並不能消除人類的苦難，沒有信仰和倫理製約的科學有時反而充當了害人的工具。痛苦的經驗教會人們思考，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之夢不再存在，“理性次序”已經破產，人們終於認清了自己腳下的顫動的大地，又重新開始舉目上蒼。19世紀的尼采曾高喊“上帝死了”，但是，事實告訴人們，直到現在，上帝不僅沒有死，反而有了更強大的生命力。黑格爾曾用正反合三階段來歸納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在世界範圍內，基督教經過了中世紀的極盛期和近代的科學稱霸基督教遭到某種排斥的時期，將進入基督教與科學及文化相融合的時期。近現代有很多舉世聞名的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大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足以說明這一論點。
在當代中國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製度文明有進步，但精神文明的進步相對落後。近年來，追逐物質的欲望日益增加，對精神的追求一再陷入低穀。這種現象是對文革年代對精神力量的過分誇大的反撥，但卻走入了矯枉過正的另一個極端，需要再來一次反撥：過分誇大物質的作用，高喊“金錢萬能”，而否定一切精神追求，必然使社會陷入分裂動亂，人心陷入空虛頹廢，道德體係全麵崩潰，腐敗現象屢禁不止——最終阻礙現代化轉型的順利實現。事實上，精神的力量從來也沒有真正消失過。它雖然被迫不斷地邊緣化，但總是在頑強地堅守自己最後的陣地。在物欲橫流的時代裏，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保持著對精神超越的追求。基督教的一神論，救贖論和對終極的關懷，與人們對精神超越的追求是一脈相承，交相輝映的。人們在基督教中，能完成自己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升華，並使之有根有基。作為以傳福音直到地極為己任的基督教，在我們的時代將會遇到很多知音。
二 在轉型時期，基督教為社會提供倫理和精神模式
首先必須肯定經濟轉型的正麵意義，因為計劃經濟模式隻能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不前。市場經濟克服了計劃經濟的種種缺點，它是現階段取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佳模式。市場經濟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和思路，為人們提供了新的公正，理性，求新，效率的價值觀。但同時也應看到，市場經濟也存在著缺陷，它往往激起人們的利己心，競爭心和貪心，導致腐敗和各種醜惡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加增了人性中本來就有的惡的因素，同時又加劇了本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給社會帶來種種不安定的因素。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於1904年左右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他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能夠產生相應的倫理思想，而這種倫理思想又能推動世俗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市場經濟，還必須建立在基督教新教倫理的基礎之上，這種倫理對市場經濟乃至整個社會起到規範作用。人們以忘我的職業勞動和節儉的生活態度來體現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倫理，並且把勞動的成果理解為上帝對自己的恩惠，自己應該回報社會，並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將勞動成果坐吃山空或揮霍殆盡。這種新教倫理形成了最初的資本主義精神，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形成和發展。韋伯的理論對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社會的整合還需要愛的力量，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按照基督教教義，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而全人類都是我們的鄰舍，因此我們要真誠地愛護，關心每一個人類弟兄，盡自己的力量幫助他。教會通過自己以身作則，在全社會形成一種互相幫助的社會風氣。
三 為當代社會提供一種深度的人生模式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膚淺，流行和時尚為特點的大眾文化日益壯大，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表現在：流行歌曲和麻將方興未艾，荒謬迷信，胡編亂寫的小說大量出現，並被搬上銀屏，正統的史書倒少有電視劇製作人的問津。電視中娛樂節目和影視明星愈來愈多，層次愈來愈低。帶有色情的娛樂場所和網站泛濫，毒品有蔓延之勢。可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就這樣，生活被簡化為瘋狂娛樂，人生退化為及時享受，生命淪落為盲目衝動，行為愈來愈短期化。所有這些表明在傳統社會人生模式衰落後，社會整體的無所適從。
與此相反，基督教則提倡一種深度的人生模式。聖經稱人為神的兒女，是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整本聖經從頭至尾宣示了人的被造，人的失落，人的苦難，人的被贖，人的回歸這部人的曆史，在人的曆史背後響徹了神的召喚的聲音。在博大精深的基督麵前，你會感到宇宙的深邃，人生的神秘。你會用更嚴肅的眼光來麵對自己，重新堅定自己的步伐。
基督教深度人生模式的基礎建立在耶穌身上。耶穌既是神子，又是人子；既是人，又是神。他在世的事業表明了一個真正的人所應該走的道路，他的自我犧牲和舍己為人，救贖了信者，也感動了無數的人們，成為他們生活的榜樣。
在社會轉型時期，古老而偉大的中華民族在走向現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時候，再次與同樣古老而偉大的基督教相遇。兩者都會有新鮮，獨特，似曾相識的感覺，兩者將在交流中走向理解和融合，從而產生一種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觀念，新的社會風尚，新的精神風貌，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安寧，穩定，崇高，繁榮，和諧，可持續和全麵的發展。
基督教與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
中國當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狹義地理解，是從計劃經濟模式已向市場經濟模式轉型；廣義理解，是由傳統中國社會正向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從鴉片戰爭開始，已進行了一個半世紀，目前正進入實質性階段。基督教作為來自西方的宗教，在近代以前雖屢次傳入中國但都未能生根。進入近代以後，隨著歐風美雨的東漸，中國人也開始逐漸熟悉與了解基督教，部分人士開始接受基督教作為自己的信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基督教呈加速發展趨勢，信徒人數成倍增長，質量也有所提高。事實上，基督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中國當代社會日益起到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預計，一直到本世紀中葉，中國還將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因此，作為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如何與當下的中國社會相結合，通過貼近轉型時期的社會現實來貼近群眾，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順利實現作出自己的貢獻，還將是一個有益的問題。本文想就這一方麵作一粗淺的探討，以求拋磚引玉之效。
一 在轉型時期，基督教為信仰者提供終極關懷模式
基督教有作為宗教和作為文化的兩個層麵，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質層麵，也是她的真正魅力所在。基督教作為宗教為人類提供終極關懷的模式，她針對的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她是沒有國界的。基督教誕生於以色列國，但不到一個世紀，她就在歐洲立下了自己的腳跟；三個世紀以後，她就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曾有不少學者探討羅馬帝國大量群眾接受基督教的原因，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要到基督教的教義神學中去找，因為同一時期羅馬帝國境內存在的宗教，不止基督教一種。最後基督教戰勝其它宗教，是在於她獨特的精神內核，即堅定的三位一體的一神論和救贖論：神的位格有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但並非獨立的三元，其實體隻有一個，即是一體，隻有一神。翻開聖經可以看到，這位神是創世的神，是召喚亞伯拉罕的神，是引領摩西的神，是教訓大衛的神，是賜所羅門以智慧的神，是垂聽眾先知呼求的神，是施行救贖和代人受過的神，是耶穌所體現的神，是在大馬色的路上召喚保羅的神，也是給與約翰以啟示和異像的神，最終是要在新天新地與人同行的神。一神論為宇宙提供了理性的根基，滿足了人心中最深的渴望。隻有這樣一位神，人類才能稱其為父，信者才能從中得到心靈的慰撫。因此，在古代羅馬帝國日益動蕩不寧的現實中，她是當時人們能找到的最好歸宿。同時，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最鮮明的區別，在於其救贖論，即聖子耶穌基督代人受死，替人贖罪的神學理論。聖經記載，耶穌本是無罪的聖子，為了救贖人類出離罪惡與死亡，經由童女瑪利亞懷孕，降生來到人間，被釘在十字架上，親身擔當了人類的罪惡，因此才使人的罪蒙神赦免，得以與神和好。這在當時奢浮淫逸，罪惡滋長的古羅馬社會，自然是一個最大的福音，尤其是對窮苦人來說，無疑是提供了超脫屬世痛苦，尋找精神家園的最佳途徑。中國有古語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尋求終極關懷的渴望是普世一致的，中國也不例外。尤其是曆史轉型時期，伴隨著舊有觀念的式微和社會行為的失範。社會急劇變遷，使人茫然無從。舊有的價值觀無法再維持下去，生活變得不可思議，難以捉摸和無法理解，導致人心理感受的紊亂。痛苦與歡樂並存，希望與焦慮共在。人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新的價值觀，迫切需要一種安定感，保障感，救贖感和升華感，以期在變中尋找不變，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樣，一部分人經過思考之後，選擇了基督教作為自己終極關懷的模式，安身立命的基礎，從而找到自己精神的根基。
基督教以徹底的終極精神，為我們時代提供了自己獨特的信息。首先基督教是一神論，這與中國傳統的未知論和無神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從“未知生，焉知死”，“六合（即宇宙）之外，存而不論”，拒絕了對形而上之神的思考。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因此在士大夫中，多抱孔子這種未知論的態度，他們更看重的是現世生活和現實社會，失落了終極關懷。而下層民眾由於在階級社會中備受奴役和壓迫時的心靈需要，他們隻能在外來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中尋求解脫。值得指出的是，道教雖是中國本土的宗教，但它追求長生不老的神仙方術，傾向的是現世社會的直接延伸，因此它更適宜於作帝王和士大夫之安逸生活的陪襯物，而不適用於廣大的勞苦大眾。一些信仰道教的平民看重的隻是道教的簡化形式符咒，以求消災免禍。相對道教而言，更多地贏得下層群眾的是佛教，但這種效果的取得也源於佛教傳入中國後的變形。作為覺者的佛陀釋迦牟尼，被中國信者看成了宇宙的主神，而加以膜拜。這反映中國人渴望追求認識神，卻走入了誤區。
近現代中國在對宗教的看法上繼承了古代的傳統，並有所強化。五四運動時期科學民主口號的提出以及20世紀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表明了中國人對於現實社會的特殊關懷而完全拒絕對於終極的關懷。建國後，又開展了經常性的無神論教育，基督教被當作批判的對象，她被認為是與科學背道而馳的，是過時的有利於敵人的謬論。但這種觀點並沒有被實踐所證實，相反，認為基督教與科學不矛盾的思想與日俱增。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人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經曆，逐漸認識到光有科學並不能消除人類的苦難，沒有信仰和倫理製約的科學有時反而充當了害人的工具。痛苦的經驗教會人們思考，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之夢不再存在，“理性次序”已經破產，人們終於認清了自己腳下的顫動的大地，又重新開始舉目上蒼。19世紀的尼采曾高喊“上帝死了”，但是，事實告訴人們，直到現在，上帝不僅沒有死，反而有了更強大的生命力。黑格爾曾用正反合三階段來歸納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在世界範圍內，基督教經過了中世紀的極盛期和近代的科學稱霸基督教遭到某種排斥的時期，將進入基督教與科學及文化相融合的時期。近現代有很多舉世聞名的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大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足以說明這一論點。
在當代中國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製度文明有進步，但精神文明的進步相對落後。近年來，追逐物質的欲望日益增加，對精神的追求一再陷入低穀。這種現象是對文革年代對精神力量的過分誇大的反撥，但卻走入了矯枉過正的另一個極端，需要再來一次反撥：過分誇大物質的作用，高喊“金錢萬能”，而否定一切精神追求，必然使社會陷入分裂動亂，人心陷入空虛頹廢，道德體係全麵崩潰，腐敗現象屢禁不止——最終阻礙現代化轉型的順利實現。事實上，精神的力量從來也沒有真正消失過。它雖然被迫不斷地邊緣化，但總是在頑強地堅守自己最後的陣地。在物欲橫流的時代裏，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保持著對精神超越的追求。基督教的一神論，救贖論和對終極的關懷，與人們對精神超越的追求是一脈相承，交相輝映的。人們在基督教中，能完成自己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升華，並使之有根有基。作為以傳福音直到地極為己任的基督教，在我們的時代將會遇到很多知音。
二 在轉型時期，基督教為社會提供倫理和精神模式
首先必須肯定經濟轉型的正麵意義，因為計劃經濟模式隻能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不前。市場經濟克服了計劃經濟的種種缺點，它是現階段取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佳模式。市場經濟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和思路，為人們提供了新的公正，理性，求新，效率的價值觀。但同時也應看到，市場經濟也存在著缺陷，它往往激起人們的利己心，競爭心和貪心，導致腐敗和各種醜惡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加增了人性中本來就有的惡的因素，同時又加劇了本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給社會帶來種種不安定的因素。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於1904年左右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他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能夠產生相應的倫理思想，而這種倫理思想又能推動世俗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市場經濟，還必須建立在基督教新教倫理的基礎之上，這種倫理對市場經濟乃至整個社會起到規範作用。人們以忘我的職業勞動和節儉的生活態度來體現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倫理，並且把勞動的成果理解為上帝對自己的恩惠，自己應該回報社會，並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將勞動成果坐吃山空或揮霍殆盡。這種新教倫理形成了最初的資本主義精神，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形成和發展。韋伯的理論對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社會的整合還需要愛的力量，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按照基督教教義，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而全人類都是我們的鄰舍，因此我們要真誠地愛護，關心每一個人類弟兄，盡自己的力量幫助他。教會通過自己以身作則，在全社會形成一種互相幫助的社會風氣。
三 為當代社會提供一種深度的人生模式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膚淺，流行和時尚為特點的大眾文化日益壯大，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表現在：流行歌曲和麻將方興未艾，荒謬迷信，胡編亂寫的小說大量出現，並被搬上銀屏，正統的史書倒少有電視劇製作人的問津。電視中娛樂節目和影視明星愈來愈多，層次愈來愈低。帶有色情的娛樂場所和網站泛濫，毒品有蔓延之勢。可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就這樣，生活被簡化為瘋狂娛樂，人生退化為及時享受，生命淪落為盲目衝動，行為愈來愈短期化。所有這些表明在傳統社會人生模式衰落後，社會整體的無所適從。
與此相反，基督教則提倡一種深度的人生模式。聖經稱人為神的兒女，是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整本聖經從頭至尾宣示了人的被造，人的失落，人的苦難，人的被贖，人的回歸這部人的曆史，在人的曆史背後響徹了神的召喚的聲音。在博大精深的基督麵前，你會感到宇宙的深邃，人生的神秘。你會用更嚴肅的眼光來麵對自己，重新堅定自己的步伐。
基督教深度人生模式的基礎建立在耶穌身上。耶穌既是神子，又是人子；既是人，又是神。他在世的事業表明了一個真正的人所應該走的道路，他的自我犧牲和舍己為人，救贖了信者，也感動了無數的人們，成為他們生活的榜樣。
在社會轉型時期，古老而偉大的中華民族在走向現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時候，再次與同樣古老而偉大的基督教相遇。兩者都會有新鮮，獨特，似曾相識的感覺，兩者將在交流中走向理解和融合，從而產生一種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觀念，新的社會風尚，新的精神風貌，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安寧，穩定，崇高，繁榮，和諧，可持續和全麵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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