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聞是越來越開放。從你是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再到“屁民”，再到鄧玉嬌、各地的拆遷自焚案、南京直播門、湖北打錯門，直到今天的“我爸是李剛”。 本來一個國家轉型期就是矛盾集中爆發的階段，更何況是對於背有傳統重負的古老帝國中國。但媒體的開放和報道，毫無疑問能夠推進中國的轉型，加速問題的解決。 事實上，每一次，國人都沒有失望。
“我爸是李剛”之所以能夠引發關注，自然和社會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也和國民性密不可分。
從傳統上講，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而且曆次社會變革也試圖對之進行衝擊。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可謂石破天驚的表率。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當家作主、人人平等之風更盛。而且就是在這一階段，幾千年來都未實現的男女平等（中華民國還可以一夫多妻製），也終於得以實現（受教育權、工作權、一夫一妻及結離婚自由）。對官本位的衝擊，則在文革對官僚體係的打破中達到頂峰。然而，盡管如此，官本位做為幾千年的積澱，早已溶於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要想根除談何容易。改革開放不管取得多大成就，官本位意識仍然濃烈，卻是不爭的事實。“我爸是李剛”不過是官本位意識的公開暴露而已。當然官本位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當中國完全轉變為一個工業化國家，一個商業社會，官本位或許才會真正退出曆史舞台。可資借鑒的是，相對更為發達的南方，官本位意識也相對淡化。不過，官本位對中國是一劍兩刃。中國傳統上就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社會，現代化也都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這個傳統既無法簡單拋棄，也很難瞬間改變。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這是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另一個障礙。而且讓中國已經屢屢付出代價。當年北洋水師，水兵多來自閩，多為同鄉。海軍提督丁汝昌雖非水師出身，但由於是李鴻章同鄉，卻被委以重任。於是一個近代化軍艦組成的卻是一個中世紀的艦隊。一個本應該嚴格訓練的國器，卻在人情之下成為表演、相互袒護。所以在實戰下竟然出現魚雷近距離卻屢擊不中的令人扼腕的現象。回到河北大學校園交通肇事案犯罪嫌疑人李啟銘(又名李一帆)身上，交通事故發生後，不是第一意識想到法律，卻是想到身為執法一員的父親。這不由得令人想起湖北打錯門事件：被打的人不是第一時間報警，而是找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公。老公第一時間也不是報警，也是找其之上的領導。更令人意外的是構成司法一環的警察來道歉，不是認為打人違法，而是為打錯人而道歉。當然，不僅官員、警察如此，就是律師也如此。介入重慶打黑的律師李莊，最偏好強調的就是他的背景。司法內部尚且缺乏法製意識，而何況整個社會。所以在這個背景下理解“我爸是李剛”並不意外，這不是他自己的錯，根源還是我們這個民族根本就是一個人情社會而已。客觀說來，中國還是在一步步的走向法製化，事件發生後，保定警方新聞發言人表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無論是誰，隻要觸犯法律，將嚴格依法予以懲處。”算是本事件的亮點。
無論是官本位還是人情倫理社會，對於中國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我們缺乏“契約精神”，維係社會的是農業文明為基礎的道德準則。李鴻章是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運動的領軍人物。然而，他在平定太平軍時，卻將蘇州投降的太平軍將領全部處死。但不同的是，這次投降是由英國“常勝軍”指揮戈登做的擔保。殺降事件發生後，戈登捧著降將的頭顱大哭不已，隨後持槍遍尋李鴻章決鬥，要挽回自己的名譽。最後連清政府獎勵的一萬兩白銀也拒之門外。值的一提的是，不僅李鴻章不認為自己錯了，就是清政府也下旨完全肯定。李鴻章的這一背信棄義，後果極為嚴重，甚至堪稱改變了中國曆史。1901年八國聯國占領北京，孫中山與李鴻章協商建立共和國，李鴻章任總統，孫中山出任總理。到最後李鴻章要與孫中山見麵時，卻發生了這樣一幕：當他在岸邊看到孫中山所乘之船時，卻發現船最終調頭而回。原來在這關鍵一刻，有人向孫中山提到了李鴻章殺降之事，終於致使功敗垂成。
然而，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華人社會是否能夠突破官本位和人情的局限呢？如果考察一下三個華人社會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還是可以得出肯定的結論的。香港和新加坡可以認為已經建立起法製社會，台灣則仍處於途中。它們做到的原因有二：一是經濟發展，二是完善法製。經濟發展導致傳統農業社會人與人的相互依賴大大降低，可謂釜底抽薪。法製完善建立起來的規則又取代了人情社會運行規則的消失。台灣現在在這兩方麵都有差距。從經濟上講，台灣人均GDP為一萬多美元，而香港和新加坡都超過三萬美元。雖然台灣是唯一的民主社會，但在以農業為主的南部，賄選、人情票是最為嚴重的地區。至於法製上台灣的差距更大。今年台灣竟然發生檢察官窩案，將一名重刑犯居然最後無罪釋放。
這一次，引發社會關注和憤怒的另一個背景還有官二代現象的出現。事實上，對官二代的不滿，恰是中國對公平社會的強烈追求。但事實求實的講，官二代是全球普遍的現象。台灣的馬英九，其父親就長期在國民黨中央工作，所以馬英九一畢業就可以擔當蔣經國的秘書。現在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其父郝柏村就是一級上將、曆任總參謀長、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桃園縣長吳誌揚，其父即為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也曾擔任過桃園縣長。吳伯雄的父親也是桃園縣長。吳伯雄的另一個兒子吳誌剛則是台北市議員。至於立委、縣、鄉更是一個個家族傳承。
除去華人社會，西方也是如此。英國正、副首相卡梅倫、克萊格個個根紅苗正。卡梅倫是保守黨世家，大學一畢業就經家人介紹進入保守黨中央工作。克萊格則來自銀行世家，其父和前財政大臣是老朋友。事實上英國高官多出自豪門。現政府有五人的父親為國會議員、兩人為保守黨內閣大臣的女婿，還有三人與英國前首相有血緣關係。比財政大臣奧斯本就是前外交大臣豪威爾的女婿。經研究發現，過去400年中，英格蘭基本控製在1000個家庭中，2500個家庭則操縱著整個英國。
西方另一個民主大國法國也上演著財富與權力的世代相傳。密特朗時代幹脆直接任命其子做外交特使，而這位寶貝兒子最常掛在嘴上的是“爸爸對我講”，大有和“我爸是李剛”有一拚。事實上，法國一直也是被兩百個大家族所控製。
至於我們的近鄰日本，更是首相在不同的政治家族中來回循環。發展中國家則更為不堪。可謂完全照搬美國的菲律賓，14名總統竟然12名沾親帶故。現在的總統被稱為阿基諾三世。國會中的議員來自134個家族，其中阿基諾、加西亞、拉莫斯、洛佩茲四大家族最為顯赫。
然而，在西方這些都被視為理所當然。原因有二：一是它們有民主的外衣。是程序正確。薩科奇連大學都沒有畢業年僅二十三歲的小兒子要競選歐洲最大的商業區的主席，薩科奇力挺的理由就是：民主選舉。不過有投票權的人大多是執政黨黨員。二是西方長期有貴族與平民的劃分。上千年來，分野明顯，這種社會格局也潛移默化的被認可。而中國由於實行科舉製度，階層跨越被視為常態。“被”稱為最專製的明朝，如果父親是首輔，孩子甚至都回避參加科舉。如果參加中舉，更會被大加彈劾。這也是為什麽中國一直沒有形成貴族階層的原因。在此之前，項羽見到秦始皇就是“彼可取而代之”。陳勝吳廣起義，口號是：王候將相寧有種乎？正是由於這個傳統，中國社會對於官二代的相對於西方是更為不寬容。就是將來中國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化，如果出現西方的家族傳承，也同樣不會被接受。三是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畢竟政治也是一門行業。也需要嚴格的訓練和培養。做為政治人物的後代，耳渲目濡，在這方麵無疑得天獨後（除非你不讓美國總統的家庭住進白宮，否則希拉莉就不會有機會當議員、出來選總統、擔任國務卿）。至少在競爭方麵占據先天優勢。
不過僅就“我爸是李剛”事件而言，稱之為“官二代”是不妥當的。李剛雖為一級幹部，但他的兒子李啟銘隻不過是某單位的實習生，和官還遠遠沾不上邊。盡管和法國總統薩科奇的兒子年齡不相上下，但薩科奇的兒子已經是多年的省議員了，這才是貨真價實的官二代。另外需要一提的是，由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均需要嚴格的考試才能進入，所以基本杜絕了官二代的產生。這也是為什麽官的二代更多的選擇經商的原因。
“我爸是李剛”最後一個關注的焦點是眾多目擊者拒絕出來做證。包括校方也保持沉默。但幾年前，曾在某高校門前發生類似事件，引發了大規模學生遊行，學校的態度也是非常堅決的。不過，河北大學的表現確實很超乎尋常，難以理解。做為河北省惟一的重點綜合性大學和“省部共建“大學，其行政級別應為省部級。要遠遠高於保定市公安局。怎麽可能高官畏懼下級？唯一的可能是漠視。另外這起悲劇也暴露了河北大學管理上的混亂。怎麽會允許校外車輛開進校園？
對於中國能否突破人情社會、官本位的傳統局限，建立現代的法製社會，前景還是相當樂觀的。一是伴隨經濟的迅速增長，中國正日益轉化為一個商業社會。農村存在的家族網絡會一個個解體。在這個過程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體係，也自然降低或改變傳統的相互依賴關係。二是中國的媒體日益開放，將加速這一轉型進程。這自然也包括法製建設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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