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舊文。然而，進來民主大躍進之聲又起。先是李銳等人有一次上書，海外又有諾貝爾獎配合，更有東海南海，黃海的各種聲音造勢，似乎這一次聲勢更大一些。但是民主派並沒有什麽新東西，而我這篇舊文提出來的問題李銳先生們似乎視而不見老調重彈。所以我也就把舊文貼出來與李銳等等人等再次商榷。更重要的是希望渴望民主的同胞認識到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並不僅僅是狹隘的實行李銳們眼中的民主，選舉代議製等等，而應當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解決中國麵臨的問題，腳踏實地地促進中國的發展。而李銳們的民主大躍進隻能給中國帶來動蕩甚至倒退絕不是什麽“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安定”的好東西。我知道本文並不是完全符合兵壇的主題，但是確實攸關中國的命運，所以還望諸位海涵。
民主，話語權及幼稚病 ——與李銳先生商榷
－遲延昆－
李銳先生在十七大前夕發表了一封給胡錦濤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探討。許多人期待著在十七大之後中國的政治改革會加速，而李銳先生的信可以說是要求民主大躍進的先聲。其中最令我不能不起而反對的是，李銳先生居然說，“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如果多數人相信了這一點，大家都全力鼓吹民主的泡沫，中國的改革很可能又要經曆一場重大挫折。李銳先生本人也許認為他的信還是很溫和的，不認為自己要來個民主大躍進。李銳先生曾經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怎麽會搞民主大躍進呢？其實人是在變的，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也是反對李立三王明等為代表的多次左傾路線的旗手，他本人大概也絕不會想到他在建國之後居然犯了左的錯誤而且非常嚴重。所以我勸李銳先生先不要不服氣，冷靜下來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你提出不可能用漸進改革實現的民主化的要求，那就在實際上是要求革命或躍進。
如果李銳先生沒有忘記的話，在三峽問題上我們還有一點文字之交，我曾向先生請教管道輸沙的可能性。至今在我手裏還有一封先生的回信，盡管我們有不同的意見，先生沒有支持我的設想，但也沒有反對。我要借此機會首先對先生的回信表示感謝。先生是前輩，但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是我一貫的原則，就是毛澤東，在他活著的時候我也直接寫信批評過他的教育改革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所以如果以下的文字有你認為不恭之處還望海涵，請無論如何不要生氣。忘了是誰說過，生氣乃是用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其實有時也可能是用自己的錯誤懲罰自己。對於上了年紀的人生氣更是必須避免的。我也已經過了爭強鬥氣的年齡，如果不是因為所論的問題實在太重要我是決不會寫這封信的，何況我目前患眼疾，碼字也不容易。
李銳先生的意見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有兩個基本傾向，我認為值得認真討論。第一是話語權，在中國的改革問題上應不應該無條件的接受西方的話語權。第二是如何搞政治體製改革，能不能搞民主大躍進？
非常令人遺憾的是，李銳先生在許多問題上幾乎無保留地接受西方的話語權。這就至少不能擺脫西方的偏見，不能正確認識中國的問題。例如，在談到個人崇拜問題時，李先生經常喜歡說在英文裏個人崇拜與邪教是一個詞。難道在英文裏是一個詞就能把發生在中國的個人崇拜與邪教劃等號嗎？個人崇拜當然是反動落後的東西，我也深受其害。但是把它稱作邪教明明是西方主流輿論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汙蔑，在李銳先生那裏倒成了不言而喻的論據。關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西方把它成說是社會主義製度產物，但是實際上主要是曆史傳統的產物，同時也是由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突出貢獻和他個人出類拔萃，鶴立雞群的人格魅力的結果。假如沒有這樣的領袖人物，中國革命也很難成功，而革命的成功又把他推上了崇高的曆史地位。在他身邊的人，也包括當年的李銳，對毛都是由衷的敬佩，那個時候，倘若毛澤東對他們這些筆杆子中那個人的文稿誇獎上一句，就會高興得不得了。就拿李銳來說，毛澤東對他關於三峽的意見一句也沒誇獎過，隻是批評了他的對立麵林一山而沒有批評他李銳，他就高興得不得了，忘乎所以，妄稱是他舌戰群儒說服了毛澤東，推遲了三峽工程。那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自鳴得意的一件事情。
這裏我們不妨順便對所謂“李銳說服了毛澤東”這樁公案來個了斷。（不少讀者可能以為這可能離題太遠，然而筆者的用意在於讓大家明白，就是在當年，李銳先生也並非沒有左的思想。筆者的用意也不在於所謂“揭老底”，隻想說明左傾幼稚病的普遍性，希望隻知道批評別人的人不要以為自己是完全沒有左的傾向。）李銳當年反對三峽的最具說服力的理由是“三峽工程雖好，但它最大的不好是時間長，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決和滿足國家建設中的近期要求”。（見《水力發電》１９５６年九月的“長江規劃專號”，這段名言在三峽辯論中不斷地被引用過。）這種片麵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在中國一直很有市場，甚至在文革之後還有很多人堅持這一點，專門追求什麽“短平快”。在１９５０年代大搞小土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日子裏更是如此。但是在１９５８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並未認同這一點。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中並無一語說到推遲決定三峽工程上馬是因為它的建設時間太長，反而說“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麵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並且確立了三峽樞紐在長江規劃中的“主體”地位，還提出了一個相當緊湊的時間表：“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要點報告應當於１９５８年第二季度交出，三峽工程的規劃性設計應當爭取於１９５９年交出，初步設計應當爭取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交出”。按照這個時間表，也根本談不上推遲。三月二十五通過的決議要求第二季度就提交一份報告，這若是“推遲”我實在不知何謂緊迫。至於會議沒有立即正式批準這一工程，書麵上的理由是“要待各個重要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做出決定”。這當然也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它隻是一個托詞，真正的重要原因，是國際環境。１９５８年中國從朝鮮撤出全部軍隊，這應當是中國希望與美國改善關係的重大步驟，但是，在成都會議前夕才剛剛公布了撤軍決定（三月十二日），還無法估計美方的反應。後來的發展證明留有餘地是必要的，如果在成都會議上正式宣布三峽上馬，事後就會被動，因為事實上美方並不領情，反而不斷侵犯中國領空，戰爭的烏雲曾經長期籠罩在中國上空。但是這個理由，毛澤東當然不願寫在公開的決議上。而在後來修建葛洲壩時，關於隻建葛洲壩，而不建三峽的原因，毛澤東說，“不能頭上頂著２００米的水庫打仗”。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麽全力推動三峽工程的人們當年沒有考慮這個極重要又十分明顯的因素，反而異常積極全力推動，在去成都的路上，周恩來總理帶領大隊人馬從武漢到重慶乘江輪沿江而上，邊考察，邊議論，大造輿論，大有在成都拍板之勢。老實說，這讓我對周恩來的崇敬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難道僅僅是因為毛澤東的“高峽出平湖”的一首水調歌頭，就對海峽對岸的磨刀霍霍充耳不聞了？而毛澤東既要不說出真實的原因又要擋住三峽正式上馬，所以隻好在林一山他們的方案中挑毛病。毛病總是有的，有時優點和缺點是相通的，突出優點還是突出缺點也隻在一念之間。但是李銳提出的“時間長”不能滿足當前需要的理由實在太小家子氣，在具有曆史眼光的毛澤東看來根本上不了台麵，但是也是毛澤東命苦，就這麽一個人反對三峽工程，別的人，包括後來反對三峽的許多人，當年都是竭誠擁護的促進派，也隻能點他做馬前卒，出戰林一山，總不能他老人家自己以主席之尊直接與林一山對陣。林李對陣之後毛澤東批評了林的發言，而對李未及一語，轉過年來李銳挨整，毛澤東也沒說一句話。每當我看到李銳或其他人說是他舌戰群儒說服了毛澤東推遲了三峽的時候，我就暗自發笑，這些人的自我感覺實在太過良好了。他那些“理論”連當年我這個中學生都說服不了，豈能說服毛澤東？假如毛澤東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他就會說搞基礎建設的大工程２０年不算長，或者說正因為時間長所以要及早上馬。至於李銳的“先上遊，後下遊，先支流，後幹流”的“理論”，也隻是李銳的一家之言，並不是什麽搞水利的規律。事實上從泥沙淤積考慮先上遊後下遊是極為不利的下策――等到下遊水庫修好的時候，上遊水庫很可能已經或即將淤滿，要設法泄沙了。總之要挑李銳的毛病那簡直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手到擒來。無論如何李銳先生當年確實是風光了一陣子，給毛澤東當一回馬前卒肯定是很風光的事情。至今在李銳先生的名字前麵還常常掛著“毛澤東秘書”這個頭銜。
當然後來李銳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罪名受了處分，感情就不一樣了， 但是，總不能跟在西方反華反共分子的後麵使用“邪教”這樣惡毒的語言吧？古人雲，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我不是說，你不能批評毛澤東，我也不主張隱惡揚善，但是應當公正，無論如何也不應誹謗。邪教一語至少是十足的誹謗。
在談到民主的時候，李銳先生引用別人的話表達他的觀點。其實他引用陳獨秀的話是有些誤導，我今天無法找到陳的原文的全文，不擬論證他這樣引用別人的話是誤解或曲解了原意，不過這不重要，反正陳獨秀的話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也是可以討論的。重要的是李銳先生借別人的話來告訴我們不應該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後麵他又說，“明確說：（還是用別人的話，５７年北京大學學生的話――遲注）‘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區別’”。
就這樣，在民主的問題上，李銳先生又完全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話語權。
那麽且問李銳先生一個問題，美國當然是民主國家，那麽你是否認為美國人民當家作主了呢？你是否認為窮兵黷武侵略伊拉克也是美國人民的決定？美國迄今還在幹涉中國的內政，阻撓兩岸的統一，你也認為那也是美國人民的決定嗎？就連有見識的美國人都知道，在美國，“富人決定一切，而窮人一無所有”。這是我的一位美國老朋友，與李銳先生年齡相仿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斯坦博格（Ｊａｃｋ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我不敢自己冒認是他的學生，盡管我從他那裏受益不淺，說是忘年之交總是可以的）鄭重其事地對我說的，他老人家算得上是個富人，拿了一個諾貝爾獎和一個美國總統獎，但是他說他並不欣賞那個製度。
民主有沒有階級性？作為程序，少數服從多數，表麵上看它似乎沒有階性，但是，作為一個政體，它的階級性是由程序之外的那些先決條件決定的。大資產階級不但掌握了絕大多數社會財富，而且主導了輿論，這就保證了那個政體，是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在早年選舉權還有財產和性別的限製。你看一看美國的選舉吧。選舉經費的多少幾乎與當選的幾率直接相關，因此能夠當選的必定是有錢人的代表，得到有錢人的擁護。
這當然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對人民毫無意義，人民還是可以利用它爭取自己意識到的利益。但是，在整個話語權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上的條件下，人民經常很難正確認清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這個鬥爭的範圍和成效都是很有限的。舉一個例子，在美國，可以把一個辛普森殺妻案在各種媒體上連篇累牘搞得天昏地暗，但是對於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卻避而不談。比如說，是誰在發行美國貨幣？是美國政府還是私人銀行？我敢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人說不清楚。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的民主不能製止美國政府作出侵略伊拉克的錯誤決定。隻有當失敗了，人民嚐到損失的後果才起來反對，到那時，民主才起點作用。但是假如勝利了，老百姓受的損失不太大或者也從侵略戰爭中分了一杯羹，侵略政策就會繼續下去。這就是我們大家都公認的世界上相當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真實麵目。
那麽李銳先生會辯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實行的民主就可以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啦。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
第一，在中國也的確有這種民主實踐。說中國完全沒有民主那是閉著眼睛說瞎話。連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也還是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表決通過，就是開除劉少奇出黨，也是在中央全會上表決的。你可以說那隻是形式，誰敢不舉手。但是毛澤東不是袁世凱，並沒有派兵逼著你投票。那些舉了手的人不能這麽推托掉自己的責任，如果連投一張反對票的勇氣都沒有還談什麽革命？其實毛澤東主要靠的還是他的威望，大多數人是心甘情願跟著他走，相信他的判斷勝過相信自己。
第二，李銳先生真正想說的是中國應當實行西方的議會民主製度。對此，可能是列寧說過的，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在政治上比無產階級還強大。至少在選舉上共產黨選不過資產階級政黨。１９５７年，清華的副校長錢偉長先生就公開說，讓學生到達大操場站隊，看看是支持你蔣南翔的人多還是支持我錢偉長的人多。真要站隊，大概是錢偉長的人多，而且可能不是多一點點。
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西歐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資產階級的政府則投降了納粹德國，隻剩下一個國防部副部長戴高樂將軍流亡倫敦堅持海外抵抗運動。所以戰後，法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大選中成為第一大黨，但是仍然沒能自己組閣也沒得到總理的職位，而此後就再也沒有取得那樣的結果。在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更占有優勢。不信你看看章怡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就可以發現那種無處不在的優越感。李銳先生本人也是一個生動的例子，他大概認為自己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吧？卻在民主改革等等問題上完全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話語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的義務推銷員。這樣的共產黨員也不是個別的，… 要搞代議製當然是資產階級上台，共產黨下台，像印度尼西亞那樣。現在李銳他們主張中國當年應當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甚至說那才是正統。如果說今天的改革可以從西歐北歐汲取某些經驗，我是讚同的。中國不應當一味隻學美國而忽視西歐和北歐的經驗，那裏有一些更符合中國國情的東西。但是要說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應當走社會民主黨的路線，說輕一點那是癡人說夢，說重一點就是數典忘祖。如果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或是假如在抗日戰爭之後，中共交出軍隊，中國的發展軌跡不過是印度尼西亞那個樣子，少數共產黨員可能能在各級政府裏謀個一官半職，而大部分沒有文化的，或者不肯同流合汙的會被遣散回家，解甲歸田。當官的那一些人，一部分會被同化，一部分會被排擠掉，淘汰。甚至可以發動政變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這大體就是二戰之後在印度尼西亞發生過的事情。至於中國社會，恐怕連個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都不可能實現，更別想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搞得不好就很可能是四一二大屠殺再來一次，就像印尼１９６５年的事變。還有，說不定中國的版圖已經分解出去好幾塊，像印度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那樣。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人沒有忘記血的教訓不肯拿手上武裝去換自己的官帽。“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在那個時代是絕對正確的。
再說，北歐為什麽能夠有那樣多的社會主義成分？還不是因為蘇聯的存在！當年有一個詞，叫做“芬蘭化”。就是說芬蘭受蘇聯的影響太大，而周邊一些國家也受到蘇聯的影響有變成芬蘭的危險。蘇聯解體之後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西方各國減少福利，提高資本的利潤，有所謂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 類似中國的減員增效。這是西方有識之士在蘇聯解體時就預見到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就連北歐西歐以及加拿大的社會主義因素都與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有著必然的聯係。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李銳先生的民主崇拜到了這樣的地步，他說，“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
老實講，我真沒想到像李銳這樣９０滄桑的人竟然講出這麽膚淺的話。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就是無害如白開水，喝太多了也不行，有一種病，就是水中毒。前幾天上有個筆名叫“化外”的人寫了兩篇關於民主的博客，第一篇叫 “民主必敗，民主萬歲”， 第二篇叫 “民主是個ＪＢ”。他老先生直接用了那兩個中文字。我還是免不了遠庖廚的毛病，不願意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那兩個字，尤其是在寫給一位比我年長二十多歲的老者的文字中，所以用了那兩個字的聲母。這是跟台灣同胞學的，他們不是有個ＬＰ嘛。化外先生文風詼諧百無禁忌，然而，話粗理不粗。他分析了民主正確發揮作用的條件，而用錯了就會造成麻煩。我很推崇化外這篇文字，因為它標誌著，海外華人已經從民主崇拜中清醒過來。化外先生在美國多年，就近觀察民主，比李銳先生隔岸觀火要清楚的多也深刻的多，已經擺脫了對“德先生”和 “賽先生”的崇拜。我不想轉述他的話，我現在眼睛不大好，碼字有點困難，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我這裏隻想分析一下實例，來說明民主用得不當會釀成災難。我不去舉文革大民主的例子。在某些人看來那不是民主，其實那也是一種民主，並不比１７８９年法國革命之後的民主專政更瘋狂。讓我們來看看１９８９年春天的“風波”。我想至少我和李銳兩個人都同意１９８９年春天的學生運動是在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參加活動的學生們以及聲援他們的數百萬市民和各界人士也認為自己是在搞民主，爭民主。請不要跟我說８９民運不是真正的規範化的民主，美國人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也沒有那麽多的規範。在我看來，１９８９年，中國的社會矛盾根本沒有嚴重到必須搞絕食抗議的地步，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卻演出了那麽一場悲劇。除了政府領導處理不當之外，各方麵對民主的片麵推崇使得那些青年學生以為他們可以推翻政府改朝換代因而毫不妥協，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裏不準備詳細分析那場風波的原因，那需要很長的篇幅。隻想指出民主可不是什麽“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的東西。我想有了８９年的教訓就足夠了，用不著去翻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烏克蘭的故事。所有的這些“和平”／非和平的演變都是在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鬧獨立性與美國建立了良好關係的國家。然而，一旦有隙可乘美國肢解起南斯拉夫一點也不手軟。這是中國人需要特別警惕引以為戒的。
李銳先生，假如大家接受了你的觀點，都像你一樣無條件地提倡民主，說它 “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會不會再次造成８９年那樣的動蕩呢？你們這些養尊處優過著神仙般日子的人，根本不知道改革是個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過程。要搞好改革，領導者必須瞻前顧後照顧到方方麵麵。鄧小平有個形象的比喻，“摸著石頭過河”。一腳踩不穩，失去平衡，就可能落水。許多人不喜歡甚至鄙視“摸著石頭過河”，而喜歡奢談總體設計。改革當然不能沒有總體概念，但是，改革不是蓋房子，不是一切都在認識範圍之內的工程問題，相反的，改革充滿未知變數，當你試圖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可能產生了一個甚至幾個新的問題。必須有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態度。民主弄得不好就往往成了民粹。８９就有民粹的味道。由於某些改革措施的不盡適當，不恰當地傷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了相當數量的弱勢人群。下崗問題，物價問題，征地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都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各地的突發事件時有所聞。形勢未必比８９年強。８９年隻有一個闖物價關，真正受衝擊的人並不多。至少農村多數人剛剛從包產到戶中受惠，人心安定。而今天，麵臨著一係列尚未解決的難題，如果有人振臂一呼，有一個可以打動多數人的口號，再發生一次８９年那樣的甚至更大的風波都是可能的。在有了８９的經驗之後還這樣毫無保留地提倡民主， 而且抬出九十歲高齡和“１２.９”老革命的牌子來施加壓力。讓我怎麽說你好呢？大概是過於越活越年輕了，犯了幼稚病。
至於李銳說“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這一點“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實施憲政，走改良主義道路（英語中“改良”和“改革”是一個詞）的成就所證實。”也讓人不敢相信這是一個像李銳這樣頗有學問的人說的話。
唉，讓我怎麽說呢？是李老先生的曆史知識還需要惡補，還是民主崇拜讓他老先生忘記了曆史？讓我們看兩個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沿革的曆史事實吧。
法國，無疑是個典型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們中國人酷愛革命，把革命最徹底的法國革命冠上個“大”字，稱作“法國大革命”，這個我們最崇拜的民主在某種意義上與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有幾分相似。它不但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而且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革命領袖丹東，羅伯斯皮爾先後送上斷頭台。然後讓拿破侖當了皇帝… 到１９６０年代戴高樂修改憲法實行總統製（當時我們的報上也是把他罵作獨裁），即第五共和國，法國的民主製度才走上正軌。在戴高樂之前，一屆政府常常幾個月就倒台，我不知李銳先生把這當成是添亂還是熱鬧。法國的近３００年民主沿革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真是李銳先生的“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穩定”最精彩的絕妙注解。
再看看另一個先進的西方國家德國。它的工業化是在１９世紀後半期實現的，領導德國統一強大並實行君主立憲的是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皇帝退位實現了民主大躍進，這種民主並沒有給德國帶來穩定，相反地，是民主選舉把納粹頭子希特勒送上總理的寶座，使德國又發動了一次戰爭，直到國家被瓜分占領。
我們的美國朋友以及他們在中國的支持者，都很希望中國早日實行代議製。他們以為那樣就會產生一個對他們俯首帖耳的政權。我勸他們不要太一廂情願――當年，列強也以為希特勒這個未入流的潦倒畫家是個容易擺布的人。――假如選出一個鐵腕人物，為了得到支持走民粹路線，那倒要做點真正損害美國在亞洲利益的事情。當然那最終也可能損害中國的根本利益，不過美國人會首當其衝。請我的美國朋友記住中國的一句格言：同類相爭。一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他的領導人有可能理智地認識國家的利益，從而可以與美國和平相處，因為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憲法保證的，並不需要爭取每一個選民的選票；而一個全麵資本主義化的中國幾乎必然與美國相互衝突，因為到那時一個領導人要千方百計去爭取每一張選票，他幾乎無法去教育群眾而必須去迎合群眾，贏得群眾的歡心。而最簡單最直接的迎合民眾的方法，就是民粹主義。
李銳先生可能會說我舉出的都不是完全“走改良主義道路”的。因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真正完全靠改良實現民主政體的還真不多。德國的俾斯麥時代應當是比較典型的改良。而你的“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穩定”這種提法給人的印象隻能是放手大搞民主，還有點當年毛澤東批評小腳女人的咄咄逼人的味道，根本與改良主義南轅北轍。更何況，李銳先生的文章中完全沒有強調漸進改良的必要性。如果李銳先生論證了強調了這一點我跟他分歧就小得多了。
真正跟李銳先生的這段話靠點譜的是德國的俾斯麥時代。而鐵血強人俾斯麥肯定比今天任何一個被罵作專製的人物更獨裁。其次是英國。英國的民主進程確實比較平穩。這主要是因為英國資產階級懂得妥協，真正走改良的道路，因此至今還保留了王室。而中國的民主派，包括李銳在內最缺的就是妥協，愛好完全徹底的偉大藍圖，經常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讓我們來看看李銳先生提出的隻有一次大革命或者民主大躍進才能完成的與西方接軌的目標。
他提出，“執政黨自然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它實現領導的途徑，隻能是依靠自己主張的正確性，通過黨員活動，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規和政府行為。因此，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從理論上我也承認那是一種符合現代西方國通例的可能的政體，但是與現在的中國政體相去太遠。要轉軌一時做不到。黨政分開，是改革一開始就提出的。但是至少需要分成許多步去做。如果硬要立竿見影，隻好搞一場革命。黨組織建在連上，黨直接領導一切，是中國革命的傳統。現在資本家也可以入黨，黨組織也進了私營企業，我看政和黨恐怕是難以分開的。黨若不言政，不管業務，還有什麽用處？資本主義國家的黨沒有那麽嚴密的組織，更沒有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幾乎隻是個選舉工具。中國共產黨與他們不同。這到底是優點還是缺點？是應當發揚光大，還是應當取消而向西方的政黨看齊？
說“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這並不是一個當然正確的命題。按照中國的憲法――黨的領導地位是寫進憲法的――黨管政府是必然的事情，政府各部委有黨組，這也是合法的。把這說成越俎代庖也很值得商榷。這也是個話語權的問題――中國改革是否要與西方接軌，中國共產黨是否要改造成西方代議製國家多黨製下那樣的主要是個選舉機器的政黨。這實際上涉及中國政體的根本，涉及到憲法。當初提出黨政分開的人們就沒有把問題想清楚，說的時間長了，重複的多了，三人成虎，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了。僅僅靠思想正確恐怕不行，沒有組織保證思想會落空。再看看俄羅斯的經驗吧。戈爾巴喬夫以為蘇聯總統可以給他個人超越共產黨的權威，他削弱了黨，就葬送了蘇聯。共產黨當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世界上就沒有什麽沒有問題的東西，－－ 但是它確實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力量。李銳先生聽到哈佛的人說了一句 “黨國”，就不得了，要求製定政黨法，參政法，消除（共產）黨的特權地位。這就是說要把共產黨變成一個兩黨製下的那種政黨，與其他黨平起平坐而不是其他黨的領導者。“黨國”有什麽要緊，隻要這個黨能夠像五十年代那樣廉潔，勤政為民，它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它的特殊地位是寫進憲法的。按照李銳的建議，中國恐怕要步前蘇聯的後塵。
改良主義就是不要根本否定現實，而是在現有基礎上實行漸進的改革，用個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們不喜歡的詞，就是要在現有製度上“修修補補”，修補得多了，積小改為大改，也可以改地換天。試看今天中國的經濟與文革結束之時有多大的差別啊？李銳一派的人們一直說中國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可是，今日中國的政治狀況與毛澤東時代難道不是有了巨大的變化？當年李銳先生坐班房的時候想到過有一天可以大談“民主沒有階級性”嗎？反正我在班房裏的時候沒有想到三十年後一個共產黨的老幹部會這麽看問題。
李銳先生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全麵地理解，我也不反對。但是不能把這曲解成必須先有民主化才能搞現代化。這也是民主崇拜的一個誤區。經濟文化的現代化與政治生活的現代化，包括民主化應當是相輔相承的。如果你一定要問個先後，那麽我的答案會讓你失望。但多數國家的曆史經驗是先有了相當程度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再推進民主化的國家兩個現代化都實現了，而企圖先建立民主政體然後再搞經濟發展的國家大多停滯不前經濟依然落後，而且那裏的民主也不過虛有其表。的確，美國是個例外。可以說是先建立了民主政體而後發展起來的。但是，美國的移民多是來自歐洲發達國家，主要是英國，因而他們已經有了代議製的傳統，而且在新大陸沒有曆史的包袱。然而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滲透到幾乎每一個人血液之中，要搞民主沒有幾代人的時間是不可能的。不信你看看海外民運這些人的表演吧。這些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一些還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又在美國耳濡目染受到民主的熏陶。可是他們搞起政治來，還是中國文人的那一套，一點也容不得不同意見，動不動就堵人家的嘴巴。幾乎每個人都寧肯當雞頭而不肯做馬尾。我曾批評他們就個人素質而言根本不及共產黨。現在我連批評他們都懶得批評了，隻敢敬而遠之。我常想，毛澤東能在中國建立起一個集中強大共產黨，徹底改變了中國一盤散沙的舊麵貌。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孫中山沒有做到，蔣介石也沒有做到。這是毛澤東的一項重要遺產，我希望所有希望中國富強的人，包括李銳先生能珍惜這份遺產。
要搞改良首先就要對已有的東西有一定的肯定，而不是否定一切。如果一無是處，何不徹底砸爛，從頭來過？“徹底砸爛”是文革中間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最激進的一部分人的主張，現在看來李銳先生的主張跟他們差不多。據朋友說，當年清華４１４一派的理論家，與“徹底砸爛”勢不兩立的周泉纓先生也認同了徹底砸爛。看來民主幼稚病在迅速傳染，這也是我十分擔心的。李銳先生也把過去說得一無是處，仿佛毛澤東建國之後一件好事也沒做。他要求再次評價毛澤東，再做一次曆史問題的決議。他的意思是對三七開不滿意，要進一步否定毛澤東。我看以李銳先生這個態度來看，再次評價毛澤東的時機還不成熟。有些曆史問題也還要冷靜一下，沉澱一下才能處理得好；有些曆史事實也要認真核實認定。我也是坐過毛澤東的牢房的，但是，我不讚成你對毛的評價，那裏麵有過多的個人恩怨的色彩。毛當然對那段曆史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劉少奇等人也難辭其咎，經常為了緊跟，為了證明自己革命而把事情弄得更左更糟。例如糧食畝產放衛星，毛澤東是懷疑過的，在河南他問過到底是真的還是吹出來的？如果劉少奇周恩來等有一個人想糾正，有了毛的這句話，就可以查個水落石出。可是他們不但不查，偏偏還要報喜不報憂，不讓毛澤東了解真相。急於求成是當年中國人的通病，前麵說過，５０年代，你也很左嘛。你當年反對三峽工程的主要理由就是“三峽工程雖好，它的最大不好是時間長，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決和滿足國家建設中的近期要求”。搞能源基礎建設的領導幹部（當年李銳先生是水電總局的頭頭，好像是局長吧？）把１５年到２０年看成可望而不可即的遙遠將來，不也左的很可笑嗎？中國水利開發的極端落後狀態你難道就一點責任沒有？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日子裏，毛澤東比大多數人都還要冷靜一些。主要的問題還是靠他發現和糾正的。就是從你關於廬山會議的書裏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本來已經要解決左的問題，當然還不夠徹底，但是如果能按會議的原定計劃去做已經是個很不錯開端。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哪一個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哪一個更好一些？現在有許多吃了社會主義好處的人急不可耐地想向資本主義迅跑。資產階級實在是十分強大，領導著輿論，甚至左右了前蘇聯的改革，也對中國的改革有著不小的影響。為了堅持走改良主義的路，我們還必須解決這個問題。讓我們不妨看一看曆史的啟示。
蘇聯和美國的對比。美國搞現代化至少也是一百多年才趕上英國。而蘇聯從１９１７年革命成功到１９４１年戰爭爆發，還不到二十四年，其中還有三年多是戰爭。二十年走過美國一百多年的路程，建立起打敗德國的實力，普及了十年一貫製教育，為全體蘇聯公民提供了世界上第一個完全的福利保健係統。僅這最後一點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至今美國也還做不到。也正是這一點，迫使西方各國逐漸建立了社會福利係統。盡管蘇聯的製度有許多明顯的弱點，但是，你能一筆把它從曆史上勾銷嗎？站在１９４９年的中國的角度，你是學蘇聯還是學美國？恐怕就是完全了解蘇聯製度的弊病的人也會說中國應當學習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要改掉蘇聯的毛病。其實毛澤東在學蘇聯的同時力求與蘇聯有所不同。如果說蘇聯和美國的事情離我們有點遠（但是作為元老你應該做這種分析比較的工作），那麽讓我們看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幾乎同時建國，印度還早幾年，印度的文化基礎也比中國稍稍好一點。印度走的是一條毋庸置疑的民主道路，而中國，用你們的話說叫集權或者專製。我們知道中國有一大堆問題，犯過不少錯誤，但是，半個世紀下來，到底誰搞得好一點？中的經濟無可爭辯地走在印度的前麵。中國的貧富差距也比印度小得多。分配基尼指數分別為０.４６和大於０.６。中國如果走代議製民主路線，所有我們今天看到印度存在的問題，中國都有，有的更嚴重。很難說能比印度搞得更好。平心而論，印度在這條道路上有今天的結果已經不容易了，比起同樣起點同樣道路的國家也算比較好的。這裏請不要說什麽台灣經驗。台灣是兩個陣營競賽的結果。蔣介石集團到了台灣與當地的土豪沒有瓜葛，可以搞土改，而且又有從大陸帶去的大量黃金用來贖買地主的土地。還有大量大陸的精英人才也集中到台灣。我剛到加拿大時，有台灣朋友向我吹台灣經驗。我說你們不要吹，有那麽多黃金和美援，放到大陸東南沿海那個省也比你們搞得好。他們立刻噤聲一點反駁也沒有。假如國民黨當年打敗了共產黨，他們很難比印度搞得更好。有了這個比較，就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功勞之所在。而按照李銳等人的改革，中國現存的一點社會主義的東西恐怕也要喪失殆盡。
我也同意社會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過激了，但是不能否定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大方向。這使得中國有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有了相對強大的國防力量。我也認為反右鬥爭是完全錯了，這個問題我在今年春天已經寫了一篇文章擬在十七大以後發表。扼要地說，我並不同意某些人的沒有右派的觀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當然有一批瞧不起共產黨，甚至反對共產黨的人。他們中間在１９８９年春天也有等著看抬屍遊行的人（我這句話是有具體根據的）。但是到了五七年由於建設的成績和抗美援朝的勝利他們大部分是服了共產黨的領導。有的不十分情願，有的心悅誠服。共產黨本應該繼續實行團結教育合作的方針，以便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長處。資產階級在文化思想領域的優勢是中國社會的寶貴財富，不應以粗暴的方式加以打擊。更可惜的是，許多所謂右派的頭麵人物實際上是長期與共產黨合作的資產階級左派，對他們的打擊更是完全錯誤的。不要說他們沒有什麽大錯，就是真有錯誤也應當耐心教育。這是毛澤東把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當成主要矛盾的必然結果。
當我們受到毛澤東路線的迫害的時候，我們比較容易看到他的錯誤甚至罪孽，但是，當我們評價曆史人物時，尤其是當我們為了規劃未來而檢討過去的時候，我們必須公正客觀。我看對毛澤東，三七開是個恰當的評價。這也是可以走改良路線的依據。
如果對過去沒有一個基本的肯定，即使主觀上想走改良主義的道路，在實際上也行不通，總有一股往革命道路傾斜的衝動。
指責中國政治改革滯後的有各種人，有一種巴不得中國快點垮台，但是他們也以關懷中國的麵目出現。更多的人是患上急性病，過去列寧講是小資產階級左派幼稚病。李銳們對左派兩個字很不感冒，那麽我們可以說他的是右派幼稚病吧。不一定是小資產階級才有幼稚病，大資產階級也有。１９２９年的大蕭條就跟幼稚病有直接的關係，急於發財，股市升虛火，遇上中西部幹旱，農民付不起訂貨的貨款，導致股市雪崩。其實跟中國的大躍進有幾分共同之處。到底是中國的大躍進損失大還是２９年的大蕭條損失更大？大躍進與文革一脈相承，而大蕭條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李銳主張清算極左路線，其實極左思想本質是幼稚病，並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幾乎我們人人身上都有，你說這是毛澤東的影響也行，但實際上毛澤東是我們這些中國人的代表。總路線大躍進是什麽問題？當年報上反駁懷疑總路線的人說，難道不要多快好省而要少慢差費？正如今天李銳等的提法是難道不要民主而要專製？問題不是要不要多快好省，而是在實際上能達到什麽程度的多快好省，現在也是如此。沒有人會說要專製，問題是我們應當要什麽樣的民主，和如何才能一步一步地實現民主，建立一個有序的，有行政能力的，有權威的民主政體。５８年的大躍進和這些年來的改革急性病，在思想方法上是共同的，都是把幻想當現實，把主觀願望當成政策，因此，也都是幼稚的很，許多人還停留在崇拜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水平，卻盲目自大以為得到了民主的真諦。魯迅先生說借別人的火，煮自己的肉。我希望李銳一派的人們能從大躍進的經驗聯係到今天對民主的急躁情緒，誠能如此，中國的民主進程可以少走彎路。
如果我門同意應當走改良的道路，那麽就應當提出具體的可行的改良主義的任務和步驟。
當前最重要的是整治腐敗。我與許多人一樣，認為必須有獨立的監督才能有效整治腐敗。因此有人主張三權分立。但是三權分立現在肯定行不通，無論如何說那是在司法權上擺脫共產黨的領導。而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沒有製度性腐敗。那些公關公司，國會遊說是幹什麽的？在現有體製下加以改良能不能有有效的監督？這是立誌要實行改良主義的人應當努力的事情。我考慮了很久，以為這是可能的。就是加強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能。紀委，原來是檢查黨內的。李銳主張紀委“不應直接插手國家監察部門的工作”，是要三權分立。我則主張紀委實行垂直領導並且擴大到分工管理公檢法，就是說隻對上級負責，不受同級黨委的領導，而是監督同級的黨政負責人，同時，它不僅檢查黨員而且領導公檢法。那麽就實際上成了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監督係統。就是說以黨內的執行與監督的分工來實現監督的獨立。至於最高領導人，即使在西方也有豁免權，在美國，大法官也是總統提名的。而且中國的情況更特殊，實際上他們幾個人也幾乎沒有什麽自由。無論如何，就腐敗而言，重要的不是最上麵的那幾個人，而是整個係統。這樣在保證共產黨的領導的前提下可以有獨立於行政部門的監督機製。
第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提高官員的水平，教會他們有效地辦事。在德國，一切事務都有章可循。這才叫文化水平高。（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列寧說的，請那些共產黨員包括李銳注意你們導師的教導。）中國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相當長的積累，但是如果朝這個方向努力就會快一些，如果不去努力恐怕永遠要靠官員們的即興發揮。我還是希望大多數事務可以有標準化的，程序化的解決方案。是否可以先從縣級幹部的培訓做起。用兩三年的時間把全國的縣級幹部培訓一遍，每期兩個月左右。可以是研討會的方式，研究如何做好一個縣的工作。至少可以交流經驗，淘汰不當的陋習，學習典型案例，並逐漸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出來。當然，民主作風也是應有之義。這也許可以納入提高執政能力的範疇之內。幾年之後再來一遍，爭取那時能有較多規律性的東西。然後是村、鄉級，可以由省地區去辦。
第三，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希望在於全民素質的提高。這中間公民教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文革之後學校裏似乎有點教書不教人。過去講社會主義覺悟，現在似乎不提了。隻講錢，講什麽“金錢就是時間”，什麽 “不想當元帥的兵不是好兵”。以為西方就是個人主義， 放任自流。其實，在西方，上流社會的家庭對子女的教育並不是放任自流。私立學校課程比公立學校重得多。在表麵上充分自由的背後，西方有他自己培養社會精英的路線。例如許多大學入學考察時很重視學生是否作過誌願者，很重視這種經曆和評語。梁啟超先生對李鴻章最嚴厲的批評是李隻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根本不搞國民教育。我看我們許多人也有李鴻章的這個毛病。我想，恢複並大力改善政治思想工作應當是共產黨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應當是中國公民教育的核心。自從批判林彪之後中國就不再提政治思想工作了。其實政治思想工作並不是林彪的發明，而是中國革命的傳統，就是林彪的那些提法也並不完全是他個人的東西，林彪的文章有幾個字是他寫的？又有多少思想是他提出的？完全可以剔除錯誤的東西而堅持正確的傳統。就是林彪說過的話，隻要是正確的也不必因人廢言。我本人反對所謂給林彪平反的運動，這個問題這裏不能多談，但是不能因為林彪敗壞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名譽就廢棄這個重要的傳統。請大家認真想一想，我們中國人要想在世界上取得驕人的成就靠什麽？靠刻苦？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也都很刻苦，靠地大物博？按人口平均我們沒有一樣東西排在世界的前麵。隻能靠製度的優越性，靠人的主觀能動性，要靠中國人的精神力量。政治思想工作實際是繼承了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劉少奇的論中國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是其中一個代表。當然沒有一本書沒有錯誤，就是諾貝爾物理獎獲獎的著作中也有錯誤，當然是無關大局的錯誤。我並不喜歡 “馴服工具”的提法。但是《修養》仍然不失是一本政治思想工作的經典著作。中國人要能肯定中國人的東西。不要打倒一個人就丟一批東西，甚至平反了，著作和思想仍然不能再次得到應有的肯定。這是整個國家的損失，整個民族的損失。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們一直在做減法，現在減法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我希望十七大的領導人能夠成為集大成者，把中國革命中創造出來的好的東西，值得繼承的東西，根據新時期的特點和需要恰當地繼承下來，使之成為科學發展觀的有機成分。我相信，這將使科學發展觀更加豐富和完整。
在國民教育這一點上我與李銳先生有一些共同點，但也有分歧。李銳先生強調的是憲法課程，這一點我同意，但是我更強調公德教育。沒有公德，一個社會就不可能有凝聚力。而且我也不希望公民教育僅僅是“完成“五四”以來尚未完成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啟蒙運動”，我們不能停留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水平。也不讚成讓公民教育成為鼓吹民主泡沫的工具。
最後，一點個人的感想。前幾天一位在矽穀的朋友來電話討論了一個問題，然後他說，過去你很右，現在你很左。看來我這篇文字肯定會被視作很左的了。曆史就是這樣的無情。在大學的時候，整個社會是左的，毛澤東就是隻知道革命，一心要用革命手段推進一切事業的革命家，而他的戰友們為了緊跟也常常表現的更左。我實在跟不上，又性情孤傲，我行我素。我也是努力緊跟的，但是跟不上。好在清華的環境比較鬆寬，在文革前沒有受過公開的批判，隻是入不了共青團，成了畢業班全係唯一的一個非團員。在文革中我這種性格當然要遭點罪。…… 而今天幾乎整個社會在向右轉，不少人在擁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我又一次跟不上。而且不認同。我認為獨立思考並不是單單獨立於共產黨和毛澤東，而是對一切社會思想體係都采取批判的態度，既不盲目接受也不盲目反對。現在沒有了過去那種政治迫害，為什麽我們要無條件的接收資產階級的思想呢？我本人雖然因為文革坐了一段班房。但是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傳統，就是以天下為己任，而不應以個人的恩怨為轉移。我很不理解為什麽有一些人，他們隻記得文化大革命受了衝擊，隻記得自己對革命有過貢獻，而不珍惜老百姓給與他們的回報，他們享受著社會主義的極大福利而做著挖社會主義牆腳的工作。我希望這些人，無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希望你們對號入座，有所反省。如果毫無反省，對於改革是危險的。８９年的學潮，實際上也是得到改革實惠的人發動起來的。
今天在十七大之後，可以看到要求改革加速的呼聲正在響起。前些天是“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輕聲細語，現在已經加溫了“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穩定”。不知明天又有什麽更蠱惑人心的花樣。我希望這類鼓吹民主泡沫的煽情就此打住。你們這些東西還不如化外的博克《民主是個ＪＢ》，當然ＪＢ也是個好東西，沒有它人類，不僅僅是人類，就要絕種，但是用得不好必然添亂。據我在班房時根據所見所聞，中國當時的刑事犯罪有很大一部分跟這個好東西有關。我希望關心改革的人，宣傳部門，學校的領導者，應當把改革的性質闡發清楚，讓大家踏踏實實走改良主義的漸進改革的道路，不要追求完全徹底的“改革”，那隻能是革命性的突變。
１９８９年，發動８９民運的人們利用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機會尋求民主訴求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明年的奧運會可能又是這樣一個機會，也很可能有人要加以利用，所以我特別對在這個時候要求放手搞民主的言論的不斷升溫感到憤怒。我希望像李銳這樣有影響的老幹部，既然也認識到改良主義的必要，能多在現實的改良問題上動動腦筋，不要再去爭論過去應該改良（走社會民主黨的路線）而在現實問題上卻要民主大躍進。這是一個１９６０代的中國右派學生的忠告。
盡管我是苦口婆心希望李銳們不要添亂，但是總會有一些人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製造混亂。作為領導人，應當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采取主動，不要讓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匯合到一個時間點上。
最後，衷心感謝楓華園肯發表這篇他們不會十分認同的文字。
民主，話語權及幼稚病 ——與李銳先生商榷
－遲延昆－
李銳先生在十七大前夕發表了一封給胡錦濤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探討。許多人期待著在十七大之後中國的政治改革會加速，而李銳先生的信可以說是要求民主大躍進的先聲。其中最令我不能不起而反對的是，李銳先生居然說，“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如果多數人相信了這一點，大家都全力鼓吹民主的泡沫，中國的改革很可能又要經曆一場重大挫折。李銳先生本人也許認為他的信還是很溫和的，不認為自己要來個民主大躍進。李銳先生曾經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怎麽會搞民主大躍進呢？其實人是在變的，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也是反對李立三王明等為代表的多次左傾路線的旗手，他本人大概也絕不會想到他在建國之後居然犯了左的錯誤而且非常嚴重。所以我勸李銳先生先不要不服氣，冷靜下來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你提出不可能用漸進改革實現的民主化的要求，那就在實際上是要求革命或躍進。
如果李銳先生沒有忘記的話，在三峽問題上我們還有一點文字之交，我曾向先生請教管道輸沙的可能性。至今在我手裏還有一封先生的回信，盡管我們有不同的意見，先生沒有支持我的設想，但也沒有反對。我要借此機會首先對先生的回信表示感謝。先生是前輩，但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是我一貫的原則，就是毛澤東，在他活著的時候我也直接寫信批評過他的教育改革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所以如果以下的文字有你認為不恭之處還望海涵，請無論如何不要生氣。忘了是誰說過，生氣乃是用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其實有時也可能是用自己的錯誤懲罰自己。對於上了年紀的人生氣更是必須避免的。我也已經過了爭強鬥氣的年齡，如果不是因為所論的問題實在太重要我是決不會寫這封信的，何況我目前患眼疾，碼字也不容易。
李銳先生的意見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有兩個基本傾向，我認為值得認真討論。第一是話語權，在中國的改革問題上應不應該無條件的接受西方的話語權。第二是如何搞政治體製改革，能不能搞民主大躍進？
非常令人遺憾的是，李銳先生在許多問題上幾乎無保留地接受西方的話語權。這就至少不能擺脫西方的偏見，不能正確認識中國的問題。例如，在談到個人崇拜問題時，李先生經常喜歡說在英文裏個人崇拜與邪教是一個詞。難道在英文裏是一個詞就能把發生在中國的個人崇拜與邪教劃等號嗎？個人崇拜當然是反動落後的東西，我也深受其害。但是把它稱作邪教明明是西方主流輿論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汙蔑，在李銳先生那裏倒成了不言而喻的論據。關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西方把它成說是社會主義製度產物，但是實際上主要是曆史傳統的產物，同時也是由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突出貢獻和他個人出類拔萃，鶴立雞群的人格魅力的結果。假如沒有這樣的領袖人物，中國革命也很難成功，而革命的成功又把他推上了崇高的曆史地位。在他身邊的人，也包括當年的李銳，對毛都是由衷的敬佩，那個時候，倘若毛澤東對他們這些筆杆子中那個人的文稿誇獎上一句，就會高興得不得了。就拿李銳來說，毛澤東對他關於三峽的意見一句也沒誇獎過，隻是批評了他的對立麵林一山而沒有批評他李銳，他就高興得不得了，忘乎所以，妄稱是他舌戰群儒說服了毛澤東，推遲了三峽工程。那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自鳴得意的一件事情。
這裏我們不妨順便對所謂“李銳說服了毛澤東”這樁公案來個了斷。（不少讀者可能以為這可能離題太遠，然而筆者的用意在於讓大家明白，就是在當年，李銳先生也並非沒有左的思想。筆者的用意也不在於所謂“揭老底”，隻想說明左傾幼稚病的普遍性，希望隻知道批評別人的人不要以為自己是完全沒有左的傾向。）李銳當年反對三峽的最具說服力的理由是“三峽工程雖好，但它最大的不好是時間長，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決和滿足國家建設中的近期要求”。（見《水力發電》１９５６年九月的“長江規劃專號”，這段名言在三峽辯論中不斷地被引用過。）這種片麵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在中國一直很有市場，甚至在文革之後還有很多人堅持這一點，專門追求什麽“短平快”。在１９５０年代大搞小土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日子裏更是如此。但是在１９５８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並未認同這一點。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中並無一語說到推遲決定三峽工程上馬是因為它的建設時間太長，反而說“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麵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並且確立了三峽樞紐在長江規劃中的“主體”地位，還提出了一個相當緊湊的時間表：“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要點報告應當於１９５８年第二季度交出，三峽工程的規劃性設計應當爭取於１９５９年交出，初步設計應當爭取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交出”。按照這個時間表，也根本談不上推遲。三月二十五通過的決議要求第二季度就提交一份報告，這若是“推遲”我實在不知何謂緊迫。至於會議沒有立即正式批準這一工程，書麵上的理由是“要待各個重要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做出決定”。這當然也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它隻是一個托詞，真正的重要原因，是國際環境。１９５８年中國從朝鮮撤出全部軍隊，這應當是中國希望與美國改善關係的重大步驟，但是，在成都會議前夕才剛剛公布了撤軍決定（三月十二日），還無法估計美方的反應。後來的發展證明留有餘地是必要的，如果在成都會議上正式宣布三峽上馬，事後就會被動，因為事實上美方並不領情，反而不斷侵犯中國領空，戰爭的烏雲曾經長期籠罩在中國上空。但是這個理由，毛澤東當然不願寫在公開的決議上。而在後來修建葛洲壩時，關於隻建葛洲壩，而不建三峽的原因，毛澤東說，“不能頭上頂著２００米的水庫打仗”。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麽全力推動三峽工程的人們當年沒有考慮這個極重要又十分明顯的因素，反而異常積極全力推動，在去成都的路上，周恩來總理帶領大隊人馬從武漢到重慶乘江輪沿江而上，邊考察，邊議論，大造輿論，大有在成都拍板之勢。老實說，這讓我對周恩來的崇敬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難道僅僅是因為毛澤東的“高峽出平湖”的一首水調歌頭，就對海峽對岸的磨刀霍霍充耳不聞了？而毛澤東既要不說出真實的原因又要擋住三峽正式上馬，所以隻好在林一山他們的方案中挑毛病。毛病總是有的，有時優點和缺點是相通的，突出優點還是突出缺點也隻在一念之間。但是李銳提出的“時間長”不能滿足當前需要的理由實在太小家子氣，在具有曆史眼光的毛澤東看來根本上不了台麵，但是也是毛澤東命苦，就這麽一個人反對三峽工程，別的人，包括後來反對三峽的許多人，當年都是竭誠擁護的促進派，也隻能點他做馬前卒，出戰林一山，總不能他老人家自己以主席之尊直接與林一山對陣。林李對陣之後毛澤東批評了林的發言，而對李未及一語，轉過年來李銳挨整，毛澤東也沒說一句話。每當我看到李銳或其他人說是他舌戰群儒說服了毛澤東推遲了三峽的時候，我就暗自發笑，這些人的自我感覺實在太過良好了。他那些“理論”連當年我這個中學生都說服不了，豈能說服毛澤東？假如毛澤東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他就會說搞基礎建設的大工程２０年不算長，或者說正因為時間長所以要及早上馬。至於李銳的“先上遊，後下遊，先支流，後幹流”的“理論”，也隻是李銳的一家之言，並不是什麽搞水利的規律。事實上從泥沙淤積考慮先上遊後下遊是極為不利的下策――等到下遊水庫修好的時候，上遊水庫很可能已經或即將淤滿，要設法泄沙了。總之要挑李銳的毛病那簡直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手到擒來。無論如何李銳先生當年確實是風光了一陣子，給毛澤東當一回馬前卒肯定是很風光的事情。至今在李銳先生的名字前麵還常常掛著“毛澤東秘書”這個頭銜。
當然後來李銳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罪名受了處分，感情就不一樣了， 但是，總不能跟在西方反華反共分子的後麵使用“邪教”這樣惡毒的語言吧？古人雲，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我不是說，你不能批評毛澤東，我也不主張隱惡揚善，但是應當公正，無論如何也不應誹謗。邪教一語至少是十足的誹謗。
在談到民主的時候，李銳先生引用別人的話表達他的觀點。其實他引用陳獨秀的話是有些誤導，我今天無法找到陳的原文的全文，不擬論證他這樣引用別人的話是誤解或曲解了原意，不過這不重要，反正陳獨秀的話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也是可以討論的。重要的是李銳先生借別人的話來告訴我們不應該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後麵他又說，“明確說：（還是用別人的話，５７年北京大學學生的話――遲注）‘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區別’”。
就這樣，在民主的問題上，李銳先生又完全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話語權。
那麽且問李銳先生一個問題，美國當然是民主國家，那麽你是否認為美國人民當家作主了呢？你是否認為窮兵黷武侵略伊拉克也是美國人民的決定？美國迄今還在幹涉中國的內政，阻撓兩岸的統一，你也認為那也是美國人民的決定嗎？就連有見識的美國人都知道，在美國，“富人決定一切，而窮人一無所有”。這是我的一位美國老朋友，與李銳先生年齡相仿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斯坦博格（Ｊａｃｋ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我不敢自己冒認是他的學生，盡管我從他那裏受益不淺，說是忘年之交總是可以的）鄭重其事地對我說的，他老人家算得上是個富人，拿了一個諾貝爾獎和一個美國總統獎，但是他說他並不欣賞那個製度。
民主有沒有階級性？作為程序，少數服從多數，表麵上看它似乎沒有階性，但是，作為一個政體，它的階級性是由程序之外的那些先決條件決定的。大資產階級不但掌握了絕大多數社會財富，而且主導了輿論，這就保證了那個政體，是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在早年選舉權還有財產和性別的限製。你看一看美國的選舉吧。選舉經費的多少幾乎與當選的幾率直接相關，因此能夠當選的必定是有錢人的代表，得到有錢人的擁護。
這當然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對人民毫無意義，人民還是可以利用它爭取自己意識到的利益。但是，在整個話語權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上的條件下，人民經常很難正確認清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這個鬥爭的範圍和成效都是很有限的。舉一個例子，在美國，可以把一個辛普森殺妻案在各種媒體上連篇累牘搞得天昏地暗，但是對於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卻避而不談。比如說，是誰在發行美國貨幣？是美國政府還是私人銀行？我敢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人說不清楚。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的民主不能製止美國政府作出侵略伊拉克的錯誤決定。隻有當失敗了，人民嚐到損失的後果才起來反對，到那時，民主才起點作用。但是假如勝利了，老百姓受的損失不太大或者也從侵略戰爭中分了一杯羹，侵略政策就會繼續下去。這就是我們大家都公認的世界上相當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真實麵目。
那麽李銳先生會辯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實行的民主就可以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啦。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
第一，在中國也的確有這種民主實踐。說中國完全沒有民主那是閉著眼睛說瞎話。連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也還是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表決通過，就是開除劉少奇出黨，也是在中央全會上表決的。你可以說那隻是形式，誰敢不舉手。但是毛澤東不是袁世凱，並沒有派兵逼著你投票。那些舉了手的人不能這麽推托掉自己的責任，如果連投一張反對票的勇氣都沒有還談什麽革命？其實毛澤東主要靠的還是他的威望，大多數人是心甘情願跟著他走，相信他的判斷勝過相信自己。
第二，李銳先生真正想說的是中國應當實行西方的議會民主製度。對此，可能是列寧說過的，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在政治上比無產階級還強大。至少在選舉上共產黨選不過資產階級政黨。１９５７年，清華的副校長錢偉長先生就公開說，讓學生到達大操場站隊，看看是支持你蔣南翔的人多還是支持我錢偉長的人多。真要站隊，大概是錢偉長的人多，而且可能不是多一點點。
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西歐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資產階級的政府則投降了納粹德國，隻剩下一個國防部副部長戴高樂將軍流亡倫敦堅持海外抵抗運動。所以戰後，法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大選中成為第一大黨，但是仍然沒能自己組閣也沒得到總理的職位，而此後就再也沒有取得那樣的結果。在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更占有優勢。不信你看看章怡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就可以發現那種無處不在的優越感。李銳先生本人也是一個生動的例子，他大概認為自己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吧？卻在民主改革等等問題上完全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話語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的義務推銷員。這樣的共產黨員也不是個別的，… 要搞代議製當然是資產階級上台，共產黨下台，像印度尼西亞那樣。現在李銳他們主張中國當年應當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甚至說那才是正統。如果說今天的改革可以從西歐北歐汲取某些經驗，我是讚同的。中國不應當一味隻學美國而忽視西歐和北歐的經驗，那裏有一些更符合中國國情的東西。但是要說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應當走社會民主黨的路線，說輕一點那是癡人說夢，說重一點就是數典忘祖。如果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或是假如在抗日戰爭之後，中共交出軍隊，中國的發展軌跡不過是印度尼西亞那個樣子，少數共產黨員可能能在各級政府裏謀個一官半職，而大部分沒有文化的，或者不肯同流合汙的會被遣散回家，解甲歸田。當官的那一些人，一部分會被同化，一部分會被排擠掉，淘汰。甚至可以發動政變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這大體就是二戰之後在印度尼西亞發生過的事情。至於中國社會，恐怕連個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都不可能實現，更別想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搞得不好就很可能是四一二大屠殺再來一次，就像印尼１９６５年的事變。還有，說不定中國的版圖已經分解出去好幾塊，像印度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那樣。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人沒有忘記血的教訓不肯拿手上武裝去換自己的官帽。“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在那個時代是絕對正確的。
再說，北歐為什麽能夠有那樣多的社會主義成分？還不是因為蘇聯的存在！當年有一個詞，叫做“芬蘭化”。就是說芬蘭受蘇聯的影響太大，而周邊一些國家也受到蘇聯的影響有變成芬蘭的危險。蘇聯解體之後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西方各國減少福利，提高資本的利潤，有所謂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 類似中國的減員增效。這是西方有識之士在蘇聯解體時就預見到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就連北歐西歐以及加拿大的社會主義因素都與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有著必然的聯係。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李銳先生的民主崇拜到了這樣的地步，他說，“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
老實講，我真沒想到像李銳這樣９０滄桑的人竟然講出這麽膚淺的話。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就是無害如白開水，喝太多了也不行，有一種病，就是水中毒。前幾天上有個筆名叫“化外”的人寫了兩篇關於民主的博客，第一篇叫 “民主必敗，民主萬歲”， 第二篇叫 “民主是個ＪＢ”。他老先生直接用了那兩個中文字。我還是免不了遠庖廚的毛病，不願意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那兩個字，尤其是在寫給一位比我年長二十多歲的老者的文字中，所以用了那兩個字的聲母。這是跟台灣同胞學的，他們不是有個ＬＰ嘛。化外先生文風詼諧百無禁忌，然而，話粗理不粗。他分析了民主正確發揮作用的條件，而用錯了就會造成麻煩。我很推崇化外這篇文字，因為它標誌著，海外華人已經從民主崇拜中清醒過來。化外先生在美國多年，就近觀察民主，比李銳先生隔岸觀火要清楚的多也深刻的多，已經擺脫了對“德先生”和 “賽先生”的崇拜。我不想轉述他的話，我現在眼睛不大好，碼字有點困難，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我這裏隻想分析一下實例，來說明民主用得不當會釀成災難。我不去舉文革大民主的例子。在某些人看來那不是民主，其實那也是一種民主，並不比１７８９年法國革命之後的民主專政更瘋狂。讓我們來看看１９８９年春天的“風波”。我想至少我和李銳兩個人都同意１９８９年春天的學生運動是在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參加活動的學生們以及聲援他們的數百萬市民和各界人士也認為自己是在搞民主，爭民主。請不要跟我說８９民運不是真正的規範化的民主，美國人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也沒有那麽多的規範。在我看來，１９８９年，中國的社會矛盾根本沒有嚴重到必須搞絕食抗議的地步，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卻演出了那麽一場悲劇。除了政府領導處理不當之外，各方麵對民主的片麵推崇使得那些青年學生以為他們可以推翻政府改朝換代因而毫不妥協，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裏不準備詳細分析那場風波的原因，那需要很長的篇幅。隻想指出民主可不是什麽“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的東西。我想有了８９年的教訓就足夠了，用不著去翻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烏克蘭的故事。所有的這些“和平”／非和平的演變都是在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鬧獨立性與美國建立了良好關係的國家。然而，一旦有隙可乘美國肢解起南斯拉夫一點也不手軟。這是中國人需要特別警惕引以為戒的。
李銳先生，假如大家接受了你的觀點，都像你一樣無條件地提倡民主，說它 “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會不會再次造成８９年那樣的動蕩呢？你們這些養尊處優過著神仙般日子的人，根本不知道改革是個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過程。要搞好改革，領導者必須瞻前顧後照顧到方方麵麵。鄧小平有個形象的比喻，“摸著石頭過河”。一腳踩不穩，失去平衡，就可能落水。許多人不喜歡甚至鄙視“摸著石頭過河”，而喜歡奢談總體設計。改革當然不能沒有總體概念，但是，改革不是蓋房子，不是一切都在認識範圍之內的工程問題，相反的，改革充滿未知變數，當你試圖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可能產生了一個甚至幾個新的問題。必須有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態度。民主弄得不好就往往成了民粹。８９就有民粹的味道。由於某些改革措施的不盡適當，不恰當地傷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了相當數量的弱勢人群。下崗問題，物價問題，征地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都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各地的突發事件時有所聞。形勢未必比８９年強。８９年隻有一個闖物價關，真正受衝擊的人並不多。至少農村多數人剛剛從包產到戶中受惠，人心安定。而今天，麵臨著一係列尚未解決的難題，如果有人振臂一呼，有一個可以打動多數人的口號，再發生一次８９年那樣的甚至更大的風波都是可能的。在有了８９的經驗之後還這樣毫無保留地提倡民主， 而且抬出九十歲高齡和“１２.９”老革命的牌子來施加壓力。讓我怎麽說你好呢？大概是過於越活越年輕了，犯了幼稚病。
至於李銳說“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這一點“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實施憲政，走改良主義道路（英語中“改良”和“改革”是一個詞）的成就所證實。”也讓人不敢相信這是一個像李銳這樣頗有學問的人說的話。
唉，讓我怎麽說呢？是李老先生的曆史知識還需要惡補，還是民主崇拜讓他老先生忘記了曆史？讓我們看兩個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沿革的曆史事實吧。
法國，無疑是個典型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們中國人酷愛革命，把革命最徹底的法國革命冠上個“大”字，稱作“法國大革命”，這個我們最崇拜的民主在某種意義上與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有幾分相似。它不但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而且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革命領袖丹東，羅伯斯皮爾先後送上斷頭台。然後讓拿破侖當了皇帝… 到１９６０年代戴高樂修改憲法實行總統製（當時我們的報上也是把他罵作獨裁），即第五共和國，法國的民主製度才走上正軌。在戴高樂之前，一屆政府常常幾個月就倒台，我不知李銳先生把這當成是添亂還是熱鬧。法國的近３００年民主沿革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真是李銳先生的“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穩定”最精彩的絕妙注解。
再看看另一個先進的西方國家德國。它的工業化是在１９世紀後半期實現的，領導德國統一強大並實行君主立憲的是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皇帝退位實現了民主大躍進，這種民主並沒有給德國帶來穩定，相反地，是民主選舉把納粹頭子希特勒送上總理的寶座，使德國又發動了一次戰爭，直到國家被瓜分占領。
我們的美國朋友以及他們在中國的支持者，都很希望中國早日實行代議製。他們以為那樣就會產生一個對他們俯首帖耳的政權。我勸他們不要太一廂情願――當年，列強也以為希特勒這個未入流的潦倒畫家是個容易擺布的人。――假如選出一個鐵腕人物，為了得到支持走民粹路線，那倒要做點真正損害美國在亞洲利益的事情。當然那最終也可能損害中國的根本利益，不過美國人會首當其衝。請我的美國朋友記住中國的一句格言：同類相爭。一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他的領導人有可能理智地認識國家的利益，從而可以與美國和平相處，因為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憲法保證的，並不需要爭取每一個選民的選票；而一個全麵資本主義化的中國幾乎必然與美國相互衝突，因為到那時一個領導人要千方百計去爭取每一張選票，他幾乎無法去教育群眾而必須去迎合群眾，贏得群眾的歡心。而最簡單最直接的迎合民眾的方法，就是民粹主義。
李銳先生可能會說我舉出的都不是完全“走改良主義道路”的。因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真正完全靠改良實現民主政體的還真不多。德國的俾斯麥時代應當是比較典型的改良。而你的“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穩定”這種提法給人的印象隻能是放手大搞民主，還有點當年毛澤東批評小腳女人的咄咄逼人的味道，根本與改良主義南轅北轍。更何況，李銳先生的文章中完全沒有強調漸進改良的必要性。如果李銳先生論證了強調了這一點我跟他分歧就小得多了。
真正跟李銳先生的這段話靠點譜的是德國的俾斯麥時代。而鐵血強人俾斯麥肯定比今天任何一個被罵作專製的人物更獨裁。其次是英國。英國的民主進程確實比較平穩。這主要是因為英國資產階級懂得妥協，真正走改良的道路，因此至今還保留了王室。而中國的民主派，包括李銳在內最缺的就是妥協，愛好完全徹底的偉大藍圖，經常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讓我們來看看李銳先生提出的隻有一次大革命或者民主大躍進才能完成的與西方接軌的目標。
他提出，“執政黨自然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它實現領導的途徑，隻能是依靠自己主張的正確性，通過黨員活動，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規和政府行為。因此，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從理論上我也承認那是一種符合現代西方國通例的可能的政體，但是與現在的中國政體相去太遠。要轉軌一時做不到。黨政分開，是改革一開始就提出的。但是至少需要分成許多步去做。如果硬要立竿見影，隻好搞一場革命。黨組織建在連上，黨直接領導一切，是中國革命的傳統。現在資本家也可以入黨，黨組織也進了私營企業，我看政和黨恐怕是難以分開的。黨若不言政，不管業務，還有什麽用處？資本主義國家的黨沒有那麽嚴密的組織，更沒有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幾乎隻是個選舉工具。中國共產黨與他們不同。這到底是優點還是缺點？是應當發揚光大，還是應當取消而向西方的政黨看齊？
說“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這並不是一個當然正確的命題。按照中國的憲法――黨的領導地位是寫進憲法的――黨管政府是必然的事情，政府各部委有黨組，這也是合法的。把這說成越俎代庖也很值得商榷。這也是個話語權的問題――中國改革是否要與西方接軌，中國共產黨是否要改造成西方代議製國家多黨製下那樣的主要是個選舉機器的政黨。這實際上涉及中國政體的根本，涉及到憲法。當初提出黨政分開的人們就沒有把問題想清楚，說的時間長了，重複的多了，三人成虎，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了。僅僅靠思想正確恐怕不行，沒有組織保證思想會落空。再看看俄羅斯的經驗吧。戈爾巴喬夫以為蘇聯總統可以給他個人超越共產黨的權威，他削弱了黨，就葬送了蘇聯。共產黨當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世界上就沒有什麽沒有問題的東西，－－ 但是它確實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力量。李銳先生聽到哈佛的人說了一句 “黨國”，就不得了，要求製定政黨法，參政法，消除（共產）黨的特權地位。這就是說要把共產黨變成一個兩黨製下的那種政黨，與其他黨平起平坐而不是其他黨的領導者。“黨國”有什麽要緊，隻要這個黨能夠像五十年代那樣廉潔，勤政為民，它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它的特殊地位是寫進憲法的。按照李銳的建議，中國恐怕要步前蘇聯的後塵。
改良主義就是不要根本否定現實，而是在現有基礎上實行漸進的改革，用個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們不喜歡的詞，就是要在現有製度上“修修補補”，修補得多了，積小改為大改，也可以改地換天。試看今天中國的經濟與文革結束之時有多大的差別啊？李銳一派的人們一直說中國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可是，今日中國的政治狀況與毛澤東時代難道不是有了巨大的變化？當年李銳先生坐班房的時候想到過有一天可以大談“民主沒有階級性”嗎？反正我在班房裏的時候沒有想到三十年後一個共產黨的老幹部會這麽看問題。
李銳先生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全麵地理解，我也不反對。但是不能把這曲解成必須先有民主化才能搞現代化。這也是民主崇拜的一個誤區。經濟文化的現代化與政治生活的現代化，包括民主化應當是相輔相承的。如果你一定要問個先後，那麽我的答案會讓你失望。但多數國家的曆史經驗是先有了相當程度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再推進民主化的國家兩個現代化都實現了，而企圖先建立民主政體然後再搞經濟發展的國家大多停滯不前經濟依然落後，而且那裏的民主也不過虛有其表。的確，美國是個例外。可以說是先建立了民主政體而後發展起來的。但是，美國的移民多是來自歐洲發達國家，主要是英國，因而他們已經有了代議製的傳統，而且在新大陸沒有曆史的包袱。然而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滲透到幾乎每一個人血液之中，要搞民主沒有幾代人的時間是不可能的。不信你看看海外民運這些人的表演吧。這些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一些還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又在美國耳濡目染受到民主的熏陶。可是他們搞起政治來，還是中國文人的那一套，一點也容不得不同意見，動不動就堵人家的嘴巴。幾乎每個人都寧肯當雞頭而不肯做馬尾。我曾批評他們就個人素質而言根本不及共產黨。現在我連批評他們都懶得批評了，隻敢敬而遠之。我常想，毛澤東能在中國建立起一個集中強大共產黨，徹底改變了中國一盤散沙的舊麵貌。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孫中山沒有做到，蔣介石也沒有做到。這是毛澤東的一項重要遺產，我希望所有希望中國富強的人，包括李銳先生能珍惜這份遺產。
要搞改良首先就要對已有的東西有一定的肯定，而不是否定一切。如果一無是處，何不徹底砸爛，從頭來過？“徹底砸爛”是文革中間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最激進的一部分人的主張，現在看來李銳先生的主張跟他們差不多。據朋友說，當年清華４１４一派的理論家，與“徹底砸爛”勢不兩立的周泉纓先生也認同了徹底砸爛。看來民主幼稚病在迅速傳染，這也是我十分擔心的。李銳先生也把過去說得一無是處，仿佛毛澤東建國之後一件好事也沒做。他要求再次評價毛澤東，再做一次曆史問題的決議。他的意思是對三七開不滿意，要進一步否定毛澤東。我看以李銳先生這個態度來看，再次評價毛澤東的時機還不成熟。有些曆史問題也還要冷靜一下，沉澱一下才能處理得好；有些曆史事實也要認真核實認定。我也是坐過毛澤東的牢房的，但是，我不讚成你對毛的評價，那裏麵有過多的個人恩怨的色彩。毛當然對那段曆史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劉少奇等人也難辭其咎，經常為了緊跟，為了證明自己革命而把事情弄得更左更糟。例如糧食畝產放衛星，毛澤東是懷疑過的，在河南他問過到底是真的還是吹出來的？如果劉少奇周恩來等有一個人想糾正，有了毛的這句話，就可以查個水落石出。可是他們不但不查，偏偏還要報喜不報憂，不讓毛澤東了解真相。急於求成是當年中國人的通病，前麵說過，５０年代，你也很左嘛。你當年反對三峽工程的主要理由就是“三峽工程雖好，它的最大不好是時間長，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決和滿足國家建設中的近期要求”。搞能源基礎建設的領導幹部（當年李銳先生是水電總局的頭頭，好像是局長吧？）把１５年到２０年看成可望而不可即的遙遠將來，不也左的很可笑嗎？中國水利開發的極端落後狀態你難道就一點責任沒有？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日子裏，毛澤東比大多數人都還要冷靜一些。主要的問題還是靠他發現和糾正的。就是從你關於廬山會議的書裏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本來已經要解決左的問題，當然還不夠徹底，但是如果能按會議的原定計劃去做已經是個很不錯開端。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哪一個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哪一個更好一些？現在有許多吃了社會主義好處的人急不可耐地想向資本主義迅跑。資產階級實在是十分強大，領導著輿論，甚至左右了前蘇聯的改革，也對中國的改革有著不小的影響。為了堅持走改良主義的路，我們還必須解決這個問題。讓我們不妨看一看曆史的啟示。
蘇聯和美國的對比。美國搞現代化至少也是一百多年才趕上英國。而蘇聯從１９１７年革命成功到１９４１年戰爭爆發，還不到二十四年，其中還有三年多是戰爭。二十年走過美國一百多年的路程，建立起打敗德國的實力，普及了十年一貫製教育，為全體蘇聯公民提供了世界上第一個完全的福利保健係統。僅這最後一點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至今美國也還做不到。也正是這一點，迫使西方各國逐漸建立了社會福利係統。盡管蘇聯的製度有許多明顯的弱點，但是，你能一筆把它從曆史上勾銷嗎？站在１９４９年的中國的角度，你是學蘇聯還是學美國？恐怕就是完全了解蘇聯製度的弊病的人也會說中國應當學習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要改掉蘇聯的毛病。其實毛澤東在學蘇聯的同時力求與蘇聯有所不同。如果說蘇聯和美國的事情離我們有點遠（但是作為元老你應該做這種分析比較的工作），那麽讓我們看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幾乎同時建國，印度還早幾年，印度的文化基礎也比中國稍稍好一點。印度走的是一條毋庸置疑的民主道路，而中國，用你們的話說叫集權或者專製。我們知道中國有一大堆問題，犯過不少錯誤，但是，半個世紀下來，到底誰搞得好一點？中的經濟無可爭辯地走在印度的前麵。中國的貧富差距也比印度小得多。分配基尼指數分別為０.４６和大於０.６。中國如果走代議製民主路線，所有我們今天看到印度存在的問題，中國都有，有的更嚴重。很難說能比印度搞得更好。平心而論，印度在這條道路上有今天的結果已經不容易了，比起同樣起點同樣道路的國家也算比較好的。這裏請不要說什麽台灣經驗。台灣是兩個陣營競賽的結果。蔣介石集團到了台灣與當地的土豪沒有瓜葛，可以搞土改，而且又有從大陸帶去的大量黃金用來贖買地主的土地。還有大量大陸的精英人才也集中到台灣。我剛到加拿大時，有台灣朋友向我吹台灣經驗。我說你們不要吹，有那麽多黃金和美援，放到大陸東南沿海那個省也比你們搞得好。他們立刻噤聲一點反駁也沒有。假如國民黨當年打敗了共產黨，他們很難比印度搞得更好。有了這個比較，就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功勞之所在。而按照李銳等人的改革，中國現存的一點社會主義的東西恐怕也要喪失殆盡。
我也同意社會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過激了，但是不能否定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大方向。這使得中國有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有了相對強大的國防力量。我也認為反右鬥爭是完全錯了，這個問題我在今年春天已經寫了一篇文章擬在十七大以後發表。扼要地說，我並不同意某些人的沒有右派的觀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當然有一批瞧不起共產黨，甚至反對共產黨的人。他們中間在１９８９年春天也有等著看抬屍遊行的人（我這句話是有具體根據的）。但是到了五七年由於建設的成績和抗美援朝的勝利他們大部分是服了共產黨的領導。有的不十分情願，有的心悅誠服。共產黨本應該繼續實行團結教育合作的方針，以便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長處。資產階級在文化思想領域的優勢是中國社會的寶貴財富，不應以粗暴的方式加以打擊。更可惜的是，許多所謂右派的頭麵人物實際上是長期與共產黨合作的資產階級左派，對他們的打擊更是完全錯誤的。不要說他們沒有什麽大錯，就是真有錯誤也應當耐心教育。這是毛澤東把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當成主要矛盾的必然結果。
當我們受到毛澤東路線的迫害的時候，我們比較容易看到他的錯誤甚至罪孽，但是，當我們評價曆史人物時，尤其是當我們為了規劃未來而檢討過去的時候，我們必須公正客觀。我看對毛澤東，三七開是個恰當的評價。這也是可以走改良路線的依據。
如果對過去沒有一個基本的肯定，即使主觀上想走改良主義的道路，在實際上也行不通，總有一股往革命道路傾斜的衝動。
指責中國政治改革滯後的有各種人，有一種巴不得中國快點垮台，但是他們也以關懷中國的麵目出現。更多的人是患上急性病，過去列寧講是小資產階級左派幼稚病。李銳們對左派兩個字很不感冒，那麽我們可以說他的是右派幼稚病吧。不一定是小資產階級才有幼稚病，大資產階級也有。１９２９年的大蕭條就跟幼稚病有直接的關係，急於發財，股市升虛火，遇上中西部幹旱，農民付不起訂貨的貨款，導致股市雪崩。其實跟中國的大躍進有幾分共同之處。到底是中國的大躍進損失大還是２９年的大蕭條損失更大？大躍進與文革一脈相承，而大蕭條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李銳主張清算極左路線，其實極左思想本質是幼稚病，並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幾乎我們人人身上都有，你說這是毛澤東的影響也行，但實際上毛澤東是我們這些中國人的代表。總路線大躍進是什麽問題？當年報上反駁懷疑總路線的人說，難道不要多快好省而要少慢差費？正如今天李銳等的提法是難道不要民主而要專製？問題不是要不要多快好省，而是在實際上能達到什麽程度的多快好省，現在也是如此。沒有人會說要專製，問題是我們應當要什麽樣的民主，和如何才能一步一步地實現民主，建立一個有序的，有行政能力的，有權威的民主政體。５８年的大躍進和這些年來的改革急性病，在思想方法上是共同的，都是把幻想當現實，把主觀願望當成政策，因此，也都是幼稚的很，許多人還停留在崇拜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水平，卻盲目自大以為得到了民主的真諦。魯迅先生說借別人的火，煮自己的肉。我希望李銳一派的人們能從大躍進的經驗聯係到今天對民主的急躁情緒，誠能如此，中國的民主進程可以少走彎路。
如果我門同意應當走改良的道路，那麽就應當提出具體的可行的改良主義的任務和步驟。
當前最重要的是整治腐敗。我與許多人一樣，認為必須有獨立的監督才能有效整治腐敗。因此有人主張三權分立。但是三權分立現在肯定行不通，無論如何說那是在司法權上擺脫共產黨的領導。而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沒有製度性腐敗。那些公關公司，國會遊說是幹什麽的？在現有體製下加以改良能不能有有效的監督？這是立誌要實行改良主義的人應當努力的事情。我考慮了很久，以為這是可能的。就是加強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能。紀委，原來是檢查黨內的。李銳主張紀委“不應直接插手國家監察部門的工作”，是要三權分立。我則主張紀委實行垂直領導並且擴大到分工管理公檢法，就是說隻對上級負責，不受同級黨委的領導，而是監督同級的黨政負責人，同時，它不僅檢查黨員而且領導公檢法。那麽就實際上成了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監督係統。就是說以黨內的執行與監督的分工來實現監督的獨立。至於最高領導人，即使在西方也有豁免權，在美國，大法官也是總統提名的。而且中國的情況更特殊，實際上他們幾個人也幾乎沒有什麽自由。無論如何，就腐敗而言，重要的不是最上麵的那幾個人，而是整個係統。這樣在保證共產黨的領導的前提下可以有獨立於行政部門的監督機製。
第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提高官員的水平，教會他們有效地辦事。在德國，一切事務都有章可循。這才叫文化水平高。（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列寧說的，請那些共產黨員包括李銳注意你們導師的教導。）中國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相當長的積累，但是如果朝這個方向努力就會快一些，如果不去努力恐怕永遠要靠官員們的即興發揮。我還是希望大多數事務可以有標準化的，程序化的解決方案。是否可以先從縣級幹部的培訓做起。用兩三年的時間把全國的縣級幹部培訓一遍，每期兩個月左右。可以是研討會的方式，研究如何做好一個縣的工作。至少可以交流經驗，淘汰不當的陋習，學習典型案例，並逐漸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出來。當然，民主作風也是應有之義。這也許可以納入提高執政能力的範疇之內。幾年之後再來一遍，爭取那時能有較多規律性的東西。然後是村、鄉級，可以由省地區去辦。
第三，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希望在於全民素質的提高。這中間公民教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文革之後學校裏似乎有點教書不教人。過去講社會主義覺悟，現在似乎不提了。隻講錢，講什麽“金錢就是時間”，什麽 “不想當元帥的兵不是好兵”。以為西方就是個人主義， 放任自流。其實，在西方，上流社會的家庭對子女的教育並不是放任自流。私立學校課程比公立學校重得多。在表麵上充分自由的背後，西方有他自己培養社會精英的路線。例如許多大學入學考察時很重視學生是否作過誌願者，很重視這種經曆和評語。梁啟超先生對李鴻章最嚴厲的批評是李隻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根本不搞國民教育。我看我們許多人也有李鴻章的這個毛病。我想，恢複並大力改善政治思想工作應當是共產黨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應當是中國公民教育的核心。自從批判林彪之後中國就不再提政治思想工作了。其實政治思想工作並不是林彪的發明，而是中國革命的傳統，就是林彪的那些提法也並不完全是他個人的東西，林彪的文章有幾個字是他寫的？又有多少思想是他提出的？完全可以剔除錯誤的東西而堅持正確的傳統。就是林彪說過的話，隻要是正確的也不必因人廢言。我本人反對所謂給林彪平反的運動，這個問題這裏不能多談，但是不能因為林彪敗壞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名譽就廢棄這個重要的傳統。請大家認真想一想，我們中國人要想在世界上取得驕人的成就靠什麽？靠刻苦？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也都很刻苦，靠地大物博？按人口平均我們沒有一樣東西排在世界的前麵。隻能靠製度的優越性，靠人的主觀能動性，要靠中國人的精神力量。政治思想工作實際是繼承了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劉少奇的論中國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是其中一個代表。當然沒有一本書沒有錯誤，就是諾貝爾物理獎獲獎的著作中也有錯誤，當然是無關大局的錯誤。我並不喜歡 “馴服工具”的提法。但是《修養》仍然不失是一本政治思想工作的經典著作。中國人要能肯定中國人的東西。不要打倒一個人就丟一批東西，甚至平反了，著作和思想仍然不能再次得到應有的肯定。這是整個國家的損失，整個民族的損失。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們一直在做減法，現在減法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我希望十七大的領導人能夠成為集大成者，把中國革命中創造出來的好的東西，值得繼承的東西，根據新時期的特點和需要恰當地繼承下來，使之成為科學發展觀的有機成分。我相信，這將使科學發展觀更加豐富和完整。
在國民教育這一點上我與李銳先生有一些共同點，但也有分歧。李銳先生強調的是憲法課程，這一點我同意，但是我更強調公德教育。沒有公德，一個社會就不可能有凝聚力。而且我也不希望公民教育僅僅是“完成“五四”以來尚未完成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啟蒙運動”，我們不能停留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水平。也不讚成讓公民教育成為鼓吹民主泡沫的工具。
最後，一點個人的感想。前幾天一位在矽穀的朋友來電話討論了一個問題，然後他說，過去你很右，現在你很左。看來我這篇文字肯定會被視作很左的了。曆史就是這樣的無情。在大學的時候，整個社會是左的，毛澤東就是隻知道革命，一心要用革命手段推進一切事業的革命家，而他的戰友們為了緊跟也常常表現的更左。我實在跟不上，又性情孤傲，我行我素。我也是努力緊跟的，但是跟不上。好在清華的環境比較鬆寬，在文革前沒有受過公開的批判，隻是入不了共青團，成了畢業班全係唯一的一個非團員。在文革中我這種性格當然要遭點罪。…… 而今天幾乎整個社會在向右轉，不少人在擁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我又一次跟不上。而且不認同。我認為獨立思考並不是單單獨立於共產黨和毛澤東，而是對一切社會思想體係都采取批判的態度，既不盲目接受也不盲目反對。現在沒有了過去那種政治迫害，為什麽我們要無條件的接收資產階級的思想呢？我本人雖然因為文革坐了一段班房。但是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傳統，就是以天下為己任，而不應以個人的恩怨為轉移。我很不理解為什麽有一些人，他們隻記得文化大革命受了衝擊，隻記得自己對革命有過貢獻，而不珍惜老百姓給與他們的回報，他們享受著社會主義的極大福利而做著挖社會主義牆腳的工作。我希望這些人，無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希望你們對號入座，有所反省。如果毫無反省，對於改革是危險的。８９年的學潮，實際上也是得到改革實惠的人發動起來的。
今天在十七大之後，可以看到要求改革加速的呼聲正在響起。前些天是“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輕聲細語，現在已經加溫了“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穩定”。不知明天又有什麽更蠱惑人心的花樣。我希望這類鼓吹民主泡沫的煽情就此打住。你們這些東西還不如化外的博克《民主是個ＪＢ》，當然ＪＢ也是個好東西，沒有它人類，不僅僅是人類，就要絕種，但是用得不好必然添亂。據我在班房時根據所見所聞，中國當時的刑事犯罪有很大一部分跟這個好東西有關。我希望關心改革的人，宣傳部門，學校的領導者，應當把改革的性質闡發清楚，讓大家踏踏實實走改良主義的漸進改革的道路，不要追求完全徹底的“改革”，那隻能是革命性的突變。
１９８９年，發動８９民運的人們利用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機會尋求民主訴求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明年的奧運會可能又是這樣一個機會，也很可能有人要加以利用，所以我特別對在這個時候要求放手搞民主的言論的不斷升溫感到憤怒。我希望像李銳這樣有影響的老幹部，既然也認識到改良主義的必要，能多在現實的改良問題上動動腦筋，不要再去爭論過去應該改良（走社會民主黨的路線）而在現實問題上卻要民主大躍進。這是一個１９６０代的中國右派學生的忠告。
盡管我是苦口婆心希望李銳們不要添亂，但是總會有一些人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製造混亂。作為領導人，應當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采取主動，不要讓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匯合到一個時間點上。
最後，衷心感謝楓華園肯發表這篇他們不會十分認同的文字。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