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何以西方民主在中國行不通?（二）zt

歐洲談完了，我們再看拉美。拉美國家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中最早實現國家獨立的，最早卷入西方經濟體係的，而且執政精英往往是當年殖民者的白人後裔，文化主體則是天主教，85%的拉美人信仰天主教。盡管如此，其民主化過程之動蕩不輸法國。一再出現“再民主化”現象。

巴西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建立第一共和到現在已經一百三十年了。巴西剛剛獨立時，建立起君主立憲製。中央的權力高度集中，各省沒有自治權。建立第一共和後又實行聯邦製，給予各州巨大的權力。1930年代表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瓦加斯上台後，又加強中央政府和總統的權力，削弱各州自主權。1937年，瓦加斯用武力關閉議會，建立個人獨裁。到第二共和時期（1946至1964），又頒布《1946年憲法》，恢複三權分立。不過幾年就又發生了軍事政變，軍政府針對分權造成的國家混亂，建立《1969年憲法》，重新實行中央集權。1985年文人政權恢複後，又頒布了《1988年憲法》，再次給予各州以巨大的權力。然而一個軟弱和鬆散的中央政府無法有效應對國內外的挑戰，僅僅五年之後，再度修改憲法，重新加強中央的權力。

巴西這一百多年的曆史，一直在民主和專製之間搖擺。 如果中央權力集中，就往往集權、專製和獨裁。如果地方擁有權力，則是民主和文人政權，此時國家則陷入分裂和混亂。但總體說來，還是中央政府強大時，也就是專製和獨裁時期，巴西的現代化進程成效顯著。根本的原因在於可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其實這種現象在人類曆史上是一個通例。法國就是在第二帝國時期完成的工業化。然而，這種動蕩造成的代價極為慘重，巴西數度發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通貨膨脹曾高達四位數！現在巴西雖然是金磚四國成員，也是G20成員，但仍然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嚴重、社會最不公正的國家之一，基尼係數高達0.64，所以巴西還被稱為“比利印度”，是說富人像比利時，窮人像印度。而且巴西腐敗極為嚴重。其腐敗達到何種程度，可從現任總統盧拉的公開講話窺一全貌：在巴西，到處都是腐敗，在政治中，在司法中，在企業中。在社會中的任何一個角落。

在拉美，不僅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民主化之後都經曆了多次的軍事政變，甚至民主就是依靠軍事政變來推動的，政治動蕩多於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往往又是專製時期。墨西哥還在1968年奧運會開幕前夕，殘酷鎮壓以學生為主體的遊行示威，造成三百多人死亡的罕見悲劇，史稱“特拉特洛爾科”慘案。盡管拉美整體形式上建立起了民主製度，但這僅僅體現在選舉時期，之後總統就是作為憲法獨裁者進行統治。任人唯親和家族統治仍然是政治的真正實質，公民的各種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伴隨政治危機的則是一再而起的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1987年債務危機時，一美元竟然可以兌換2300墨西哥比索！當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拉美的基尼係數高達0.55。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是0.4，就是被認為貧富差距極其懸殊的中國，也還不到0.5（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美國也超過國際警戒線）。拉美貧富差距之大可見一斑。到現在拉美總人口不過五億，貧困人口竟然高達2.25億，占總人口的將近一半。此外值的一提的是，拉美的凶殺案為世界之最。

對於拉丁美洲，美國學者維克多.布爾默-托馬斯在他《獨立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雖然拉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是一部失敗的曆史，而不是成功的曆史。”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伊斯蘭世界。土耳其被認為是伊斯蘭世界現代化、世俗化、民主化最為成功的國家。然而，盡管是最為成功，仍然沒能避免所有民主化國家所避免的高成本。

土耳其的現代化嚐試始自17世紀下半頁奧斯曼帝國時期。由於和歐洲的軍事戰爭屢屢失敗，不得不簽訂了大量割地的《卡爾洛維茨條約》。為尋求新的救亡圖存和強國富民之道，奧斯曼帝國開始了改革之路。但真正全麵、深刻的製度變革始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立的共和國時期，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國之父凱末爾時期。凱末爾對土耳其的政治、宗教、司法和教育製度都進行了重大的世俗化改革，甚至超越歐洲各國而給予婦女選舉權。不過整體上來看，凱末爾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其的開明專製。土耳其真正進入多黨製的民主時代則是二戰之後。1945年6月，執政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要求建立反對黨。得到了伊諾努總統的支持。1950年，新成立的民主黨贏得大選，土耳其實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然而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打著民主上台的民主黨，很快便走向專製：加緊打壓反對黨和持不同政見者，嚴密控製新聞出版，一有示威，立即宣布戒嚴。甚至在選舉後交出政權的昔日執政黨的分支機構也被關閉。土耳其民主轉型的第一次危機在1960年的軍事政變下告終。但令誰也想不到的是，這雖然是軍方第一次幹預政治，但卻遠遠不是最後一次。

軍事政變後，土耳其製訂了新的憲法，並在1961年10月舉行了新的選舉。重回文人政府。但還不到十年，即1970年，麵對經濟危機、社會動亂和政治不穩定，軍方再次幹預，向總統和議長提交備忘錄，要求結束無政府狀態和建立超黨派政府。然而七十年代重複了六十年代的政治局麵，由於政黨林立，始終無法產生一個穩定的政府。尖銳的政黨鬥爭和內閣的頻頻更換使政局處於癱瘓。到1980年，土耳其麵臨如下的困境：冬天不能供暖，導致大量的學校和工廠關閉。失業率上升到20%，通貨膨脹高達140%，各種極端政治組織紛紛出現。左右兩派的政治衝突升格為恐怖戰和城市遊擊戰，近4500人在衝突中喪生。在這種情況下，軍方再次發生政變。軍事法庭審判了587人，檢查官要求對220人判處死刑。隨後領導政變的埃倫夫將軍成為總統。

在這種種的亂局中，伊斯蘭勢力迅速複興。到九十年代，伊斯蘭主義政黨繁榮黨甚至成為執政黨。這也標誌著一直引領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失去了主導性地位。

近一二十年，土耳其進入穩定期，可認為民主化轉型接近尾聲。但回顧這段曆史，這又是在付出什麽樣的代價呢？相對於其它國家，土耳其最幸運的是，雖然屢屢發生軍事政變，但它的這種政變卻是良性的，是為了捍衛民主的。軍事政變之後並沒有建立軍人政府，而是迅速還政於民。軍方反而演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力量，成為土耳其民主的保護者和推動者。這應該是土耳其民主轉型中最大的獨一無二的特色。

相對於拉美、土耳其這些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完成民主轉型的國家，泰國則屬於轉型了七十多年仍然還在轉型的發展中國家。當然這樣的國家很多，如海地，都民主化了兩百多年，菲律賓也民主化了一百多年，仍然不能算完成轉型。

在今日全球化時代，如果一個國家還想希望進行民主化，哪麽它需要思考的是將如何麵對轉型成本和代價。舉國上下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麵對國家分裂、社會動蕩、經濟危機和軍事政變的局麵以及心理準備。畢竟治大國如烹小鮮也，麵對涉及千家萬戶身家性命的試驗，自然是不得不慎。其實對於中國，以上一幕並不陌生。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後，所有這些都已經經曆過了。外蒙古的成功獨立、西藏失敗的獨立嚐試（但中央政府實際上已失去了控製）、軍閥混戰、從未停止過的內戰、經濟崩潰、連年災荒。等到中華民國退出曆史舞台的時候，中國人均壽命僅僅35歲，文盲率高達80%。但幸運的是，哪個時代付出的代價，中國還能承受，如果今天中國再因為民主化而付出相同的代價，中國還能承受嗎？

所以無論是中國模式的成功、國民性的弊端、不同於西方的宗教認知、對國家統一的強烈追求、全球漸進式民主模式的消失以及各國民主化轉型的高成本，都注定使得中國無法再選擇西方推行的民主化之路。好在中國已經嚐試開辟出第三條道路，其成色和生命力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檢驗。這也將是再度崛起的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