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個人，我該恭喜劉曉波，在獲獎的那一刻，他不光名滿世界，而且也注定上了曆史。 而且是長遠的曆史，對於任何政治人物，或者作家學者而言，名垂青史，曆史定位，都是個人孜孜以求的。 很多人，很多的曆史人物，可以不計較利，但是在意名聲，在意後人的評價。 這點，無論是所謂“三個代表”“和諧社會”背後透露出來的，都是政治人物背後對於曆史定位的要求。
作為個人，人們可以不同意劉曉波的一些觀點，但是他對信仰的堅持，奉獻和犧牲，以及沉默背後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你不能不佩服，早期的國民黨人，共產黨人，不也是一個樣子嗎？ 道德勇氣，信仰和奉獻，才有感召力。
一個書生，勝過百萬雄兵。兵不過是蟻而已，需要靈魂。 如果他沒有力量，當局自然不必封殺，封殺背後，流露出的是恐懼，道德恐懼，信仰恐懼和對民眾恐懼。
劉曉波的所謂的08憲章，其實毫無新意，不過是孫中山在一百年前就提出的一些東西，在三民主義裏麵，已經包括了，“民主，民權，民生”,08憲章的內容,也不會超過60年前共產黨人承諾給中國人民的東西,民主富強統一的新中國. 隻不過，它遲遲沒有兌現諾言而已。
退一萬步說，我們不主張西方的民主和多黨製，我們回歸中國的憲法，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高於一切的東西。 憲法中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能實現嗎？ 憲法既然製定了，就要遵守，任何個人和政黨都不能例外。
如果說，多黨製，民主，自由選舉，憲法中沒有，那言論自由等內容，可是明明白白的寫在憲法裏麵的，法律，尤其是憲法，應該是剛性的，製定了，就該遵守，如果不能尊重，幹脆刪除，更不能自己帶頭違反。
當我們看今天的事情的時候，最好能站在後人的立場。 在紅朝結束的年代，紅朝的一切，可能都被人淡忘，大家記得的，如同東歐對於自己國家共產黨人的記憶，以及柬埔寨人民對於紅色高棉的血腥記憶，大家記得的隻是一個時代，一個統治集團而已。而不會可以去記得其中的某個頭目，現在的德國人，誰還會記起東德共產黨的某個領導人呢，也許隻記得最後一個的昂納克。中國也是一樣。 所以，我看到所謂以“三個代表”或者“和諧社會”而謀求曆史定位的時候，我就覺得好笑。如果這個統治集團都不存在了，都背人民厭棄了，哪裏還有個人的曆史定位呢？ 從曆史定位這點上，從青史留名這點上，這些所謂“領袖”都不如劉曉波一個書生。
如何謀求自己的曆史定位？ 那就是站在曆史正確的方向。 人民記住的，是有信仰和堅持，並且為了信仰和堅持而作出犧牲的人。 譚嗣同被殺的時候，京城的人們，往他身上仍雞蛋，吐吐沫，他流的淚，時人未必能懂，“同胞啊，我是愛你們的！”。
中國多少書生文人，多少政客？ 他們孜孜以求的，也是想留名，不過他們看重的更多是利益，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 沒有對信仰的堅守。沒有更多對信仰的堅守，以及對於後代子孫以及民族長遠利益的負責。
人民是曆史的主體，“還政於民”，履行憲法和民主，是曆史的潮流，那是遲早會來的東西。 堅信這點的人很多，但是能象劉曉波那樣有勇氣坐牢的卻不多。 這是一個特殊的曆史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成就了劉曉波這樣一個凡人的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