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提供的報告中，有二份報告，極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銀行公布的關於印度經濟狀況的報告中指出，印度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的利益的經濟增長。第二份是世界銀行的分析報告：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
第一份報告讓中國人知道，有一種經濟增長，叫“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印度的經濟增長，開始於2001年，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印度的工資和人均收支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的增長，超過了300％。8年間，印度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印度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印度人平均月工資25112盧比，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孟買和班加羅爾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4.6萬盧比，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東北部首都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22000至28000盧比(人民幣3200至3360元)之間。
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隻是印度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印度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領域的。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福利體係。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紮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隨著經濟增長，印度各地每一個季度都調整“人均最低生活標準”，也就是“貧困線”。最低生活標準每一季度由印度各聯邦主體製定，用於評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為製定補助金、補償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項。印度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標準為月11000盧比(折人民幣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費確定為每人每月448元，僅為印度最低生活費標的26％)，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標準為12000盧比，退休人員 8000盧比，兒童是10000盧比。與中國西藏接壤的阿魯納恰爾邦邊疆區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費標準定為月9300盧比(折人民幣每月1450元，與之接壤的雲南省昆明市市現行居民最低生活費保障標準是1997年製訂的，市區每人每月200元，曲靖市、保山市、大理縣和普洱縣為117元，不到印度的10%)，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費指數為10800盧比，退休人員8800盧比，兒童9700盧比。
由於“貧困線”的標準特別高，全印度平均計算，相當於人均GDP的40％，而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的最大一塊，就用在醫療、教育、補貼、救濟等社會保障體係上。以孟買市2007年預算兒童補貼項目為例，全市明年財政預算，用於有子女家庭社會支持款項總額750億盧布(108億人民幣)，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獲一次性補助金額將增加4倍，從5000至1.6萬盧比不等；每個兒童的月津貼數額將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補貼從1000盧比增至7000盧比；因在家照顧3歲以下殘障兒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將獲得每月7500盧比(1300人民幣)；撫養三歲以下兒童的大學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補貼將增加兩倍，從550盧布增至1650盧比；為預防社會孤兒出現及發展家庭教育方式，發放給監護人用於撫養被監護人的資金數額將從4500盧布提高到8000盧比。
可以這樣說，今日的印度，“貧窮”是相對的，從絕對意義上，已經沒有窮人了。民選的官員，拚命討好選民，除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之外，印度政府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這樣情勢下，在經濟恢複了的印度，想當窮人，不容易做到。印度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印度經濟長期趨勢》報告預測，2012年前印可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達29400美元。
廣東省委官網“南方網”刊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薩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的文章，介紹了印度的現狀以及中印之間的對比，發人深省。文章說，在2003年，他和當時在哈佛的印度同事提出“印度能否趕超中國”這一命題時，中國的媒體、學界和政界可以說對印度毫無興趣。中國人那時對印度的知識還停留在《大篷車》的水平，他多次向中國幾個有名的商學院建議，組織學生到印度去交流和訪問，得到的反應經常是冷淡或者熱情的拒絕。
現在，中印發展的討論變成了一個熱門題目，原因是：
第一，印度的經濟表現。在金融危機中，印度在經濟上基本沒有大規模的刺激措施。從財政的刺激上講，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輪政府經濟刺激是40億美元，另外還有減稅政策。印度的第二輪政府經濟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還是減稅；相比中國的4萬億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經宣布結束經濟刺激措施，完全獨立的印度中央銀行，已經開始加息要防止通貨膨脹出現。印度的GDP增長是7%，世行預測印度到2011年增長會加速到9%。在沒有政府大規模投入情況下，增長可以達到7%，說明這個國家的私營企業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經濟很明顯是靠私營企業，而且它的增長是靠內需；而內需，主要是家庭消費而不是投資，更不是政府投資)。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國家裏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小的國家。
第二，是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漂亮數據下，投資者和學者總是有一些疑問；但印度的優點是它非常透明，它的缺點都擺在那，可以盡收眼底。一個國家如果對自己的缺點坦然處之，當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時就不會有人去懷疑。而每年，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質疑過印度的統計數字。當中國經濟增長時，對中國數據的不信任沒有太大關係，一旦中國經濟出現風波，那時就知道一個國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會有多麽重要。
第三，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多少福祉。中國的改革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福祉，減貧和農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個階段完成的。中國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講遠遠超過印度現在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那是中國真正的經濟奇跡。第二個階段是從1993年以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重投資輕消費，重政府稅收和企業盈利、輕家庭和個人收入的道路。與自1993年以後的中國模式相比，印度體製的優勢越來越變得明顯。
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別是個人收入。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諮詢機構ECA國際在45個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人的工資增長是最高的，公司預計年工資增長為12%。
中國一些禦用學者總是聲稱印度的民主製度阻礙了它的經濟發展。但證據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差的，而它最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好的。
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遠比許多中國學者和官員所想象的複雜。那些相信威權體製擁有經濟發展優勢的人經常以東亞奇跡為例證。然而，“東亞奇跡”的支持者隻去挑選那些成功的東亞經濟體作為“東亞奇跡”這一觀點的例證，而完全忽略了那些經濟上失敗的東亞經濟體。這一極其錯誤的方法論，其結論也必然是荒謬的。
每一個東亞威權體製成功的故事都有一個對應失敗的故事。台灣變得富裕而獨裁的緬甸沒有。韓國發展迅猛，而朝鮮停滯不前。新加坡的強人統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視野越過東亞，可以看到在經濟發展上，一些民主政權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權失敗。但世界上的所有例子都能證明：威權政體並不比民主政體在經濟上更成功。
許多中國人都喜歡把印度GDP的低增長歸咎於其民主製度。這種觀點根本就不屬實。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增長確實是極為緩慢的，平均增長率隻有3%左右。但是在20世紀60和70年代，中國經濟並沒有起飛，雖然中國的政治體製是威權式的。很多人喜歡將經濟增長過分歸功於政治特征，但經濟增不增長更多是由經濟體製決定的。
在20世紀90年代印度開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經濟體製是模仿蘇聯模式的。“印度式增長率”是中央計劃經濟體製的失敗而不是民主製度的政治失敗。許多采取中央計劃經濟體製的國家比如東德、朝鮮、羅馬尼亞，在經濟發展上都失敗了，它們沒有一個是民主政體。
與以前3%的增長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長為6%至7%，它仍然是一個民主政體。在當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幾乎沒有實施強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的情況下，印度保持了6%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出台了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人，都對中國投資驅動型增長的可持續性抱有很深的懷疑態度，但很少有人擔心印度增長的可持續性。
印度的政治體製沒有改變，而它的經濟體製改變了。在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開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並且鼓勵競爭。與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印度的經濟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長率。沒有證據表明印度的民主製度對其增長造成傷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製度盡管有很多缺陷，但較之於上個世紀60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體製更加自由、問責性更強，更加透明。
“印度式增長”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體製最威權的年代。印度政治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製。甘地夫人領導下的印度可以說是“不自由的民主製度”。印度當時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實質。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選舉並且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她以鐵腕方式統治著國大黨。她多次推遲或者取消了國大黨的選舉。她也多次廢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力，實行中央集權。印度憲法第356條授權聯邦政府在緊急狀態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運作。在1966年到1976年之間，甘地政府動用憲法第356條多達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動用這一權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體製最威權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經濟表現最差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