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先哲柏拉圖曾按統治者人數的多少劃分了三個政體：君主製、貴族製、民主製。特別具有啟發意義的是在分析各自優缺點的同時，更指出任何製度都可能退化。君主製可退化為僭主製、貴族製可退化為寡頭製、民主製可退化為暴民製。
如果縱觀曆史，我們不得不驚訝的發現，製度的創新與退化竟然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演變的常態。當蘇聯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製度躍上曆史舞台的時候，其無限的活力、驕人的朝氣震撼了處於經濟危機中的資本主義世界。彼時竟然出現眾多科學家離開美國來到這個新世界的現象。蘇聯成功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第一次載人飛船上天，贏得舉世驚歎之時，其成功也仿佛達到頂點。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僅僅七十多年，這個體製就分崩離析了。
資本主義登上曆史舞台之初也曾極大的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然而，1929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導致人類全麵倒退和誘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差一點埋葬了這一體係。劫後餘生的資本主義世界在蘇聯的激烈競爭下進行了兩大根本性的變革：全麵建立福利國家和實行普選。特別是普選的建立，標誌著西方正式進入當代意義的民主階段。正是憑借這兩大法寶，西方取得了冷戰的勝利。
冷戰的勝利使得西方忘乎所以，美國學者福山甚至提出“曆史的終結”，大有效仿蘇聯“共產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整體上進入了固步自封的狀態。轉瞬間，曆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並在2007年進入了一個新的拐點。這一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迅速演變為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並於2010年出現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西方民主再次進入一個新的曆史十字路口。
其實，冷戰後，對西方民主製度的質疑之聲就不絕於耳，直到今天成為全球全麵、深刻反思的議題。就是西方也不得不承認，民主再次處於衰退期。
引發世人第一波反思的是前蘇東集團令人失望的轉軌表現。
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在其首任總統葉利欽的帶領下步入西方式的民主時代。 然而帶給俄羅斯的卻是一場接一場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和災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縮水近50%。物價飛漲，股市、匯市狂跌，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讓很多人的多年積蓄瞬間蒸發，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倒退了幾十年，幾乎淪於赤貧的境地，甚至出現了現代社會非常罕見的人均壽命縮短的現象。國家內外債高築，外匯儲備幾乎為零，對外支出居然全依賴世界銀行的借款。即使這樣，每年都有高達幾百億美元非法流向國外。政府連年發行國債券，寅吃卯糧，最終陷入絕境。葉利欽就這樣把前蘇聯一個全球性的一流強國，通過引進的民主進行的超常的“創造性破壞”，而變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地區性的大國。用普京的話講，這是“俄羅斯300年曆史中最黑暗的時候”。
其它東歐國家，用台灣著名媒體人南方朔的評論就是：“整個東歐的民主化，沒有一個好國家，勉強還算OK的隻有捷克”。（南方朔《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和反省》）。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甚至因為貪汙和有組織性的犯罪被歐盟經濟製裁。
引發世人第二波反思的是傳統第三世界民主國家的表現。
這裏不提非洲，僅以亞洲為例。印度是除中國之外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已經實行民主60多年的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然而直到現在，盡管實行土地私有化，可耕地麵積全球第一，但竟然無法解決百姓的溫飽。根據總部設於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發布的饑荒指數，印度在88個國家中名列第66位（中國第15位），而凡是倒數30位的國家，都是饑餓嚴重存在而迫切需要首先解決的國家。與此相印證，在聯合國公布的全球貧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億高居榜首。盡管印度目前最大的挑戰是饑荒，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印度多年以來仍然是糧食淨出口國，而且政府還提供大量的補貼用於鼓勵出口。因此，盡管印度是一個實行免費醫療的國家，但是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體現兒童生活狀況最重要的指標“五歲以下兒童夭折率”，印度為76‰，高居全球49位（死亡人數越少名次越靠後，中國24‰，101位，美國8‰，151位）。而其原因，就在於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在不滿5歲的印度幼童中，有43.5%的孩子嚴重營養不良，比非洲的比例還要高。印度兒童低於正常體重的高達43%（美國2%，中國7%）！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印度經濟開始起飛，然而，在經濟起飛的背景下，一方麵百萬富翁在迅速增加，另一方麵貧民窟人數也是劇增，僅本世紀十年間增加了近1800萬人，總量接近一億，超過德國全國人口。
此外，一直以來，印度司法製度受到貪汙、缺乏效率以及沒有公信力的困擾。印度全國有大約2700萬起官司待審（2006年），案件積壓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貪汙。印度的腐敗就是根據西方的標準也是高居全球第85位（中國72位），其排名急速下降的原因在於選舉時的腐敗----這說明民主成了印度腐敗的一部分而不是發揮懲治腐敗的作用。
在已經民主化70多年、號稱“微笑之國”的泰國直到今天仍然在軍事政變、街頭民眾暴力進行政權更替的方式輪回。“投票箱裏出政權”仍然是夢想。現在是專製也不成，民主也不成，整個國家絲毫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亮。對於泰國70年的民主教訓，現代政治哲學奠基人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可以稱之為最好的解釋：既不相信權利不受限製的君主，也不信任行為不受約束的人民。
在這裏不得不談一下最年輕的民主國家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個國家都是美國以武力建立起來的，而且西方社會也給予了全力的支持。然而，到現在，這兩個國家仍然名列全球最貧窮和最腐敗的國家行列。根據法國媒體的報道，阿富汗80%的國際援助被貪汙。現在這兩個國家甚至連最基本的安全都無法保障，以至於阿富汗大選時，全國6000多個投票站中有1000多個因無法確保安全而被迫關閉。 與泰國相似，民主也解決不了不同派別的爭端。伊拉克大選結束後到現在，六個多月過去了，由於爭議，仍然沒有政府。阿富汗最新一屆選舉由於大規模存在的舞弊現象不被反對黨承認。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進行第二輪選舉，結果反對黨也由於同樣的擔憂而拒絕參加。奧巴馬曾聲稱阿富汗是“關鍵之關鍵”， 然而“關鍵之關鍵”就是這種模樣。還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是，伊拉克的GDP總量還不到900億美元，卻不得不斥資13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軍火!
無論是前蘇東國家還是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之所以不成功或表現遠遜於西方,固然各有特殊的自身原因,但共性卻是它們的民主是“外源性”而非“內生性”：或者是被西方所強加，甚至是武力，或者是在文明示範的壓力下被迫移植西方的民主。更為糟糕的是，這些國家大都是一步到位式的休克療法，民主運行的各方麵的社會條件嚴重闕如和發育不良，因此無法有效運轉是必然的結果。反觀西方，民主製度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製化等發展起來的，是漸進式而非今天標準的“一步到位式”。因此許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做法，在這些國家卻紛紛“異化”。比如軍隊國家化在泰國就演變為頻發的軍事政變，過去還能夠被國王控製的軍隊在國家化之後卻成為幹預政治的獨立力量。實際上，對這些國家而言，民主運轉不佳並非最壞的結果，還有部分國家由於沒有形成足夠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即沒有實現國家民族化，竟然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就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台灣，也由於國家認同的對立而嚴重損害了民主的品質。
另外西方還有一個現象,沒有一個國家是在現代化完成之前實行民主普選的。這是因為民主的運作是以一個有效的現代國家製度的存在為基礎的。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曾把現代國家製度分為三類。其中第一類就是必須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可稱為基本國家製度，比如法律、稅收、金融、中央與地方體製等。否則一旦民主化發生，這類製度就再也很難建立起來。這如同一個人如果在嬰幼年時期沒有學習語言，其成年後語言能力就無未法再恢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