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表現，需要從全球化這一時代背景來理解。全球化雖然是西方一手推動的，但結果顯示西方的製度對之並不十分適應。全球化無疑大大推動了人口、資金、物資的流動和交換，但卻也把過去單一的國內市場變成全球市場。麵對瞬息萬變的機遇或者挑戰，對各國政府的管治、應對能力的要求也大大提高。西方過去在特定時期也會授權總統特別權力，如美國內戰時的林肯，他甚至被反對者稱為“獨裁者”。但全球化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特殊時期”與“平常時期”的界限日趨模糊不清。與此相對的卻是西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顯然還有很大的距離，這自然要從現在的民主體製身上尋找原因。
首先，現行的民主體製難以選出優秀的領導人。實際上決定選舉結果的往往不是候選人的能力、專業知識和從政曆練，而是外表、宗教信仰、種族、性別、年齡以及是否會做秀。以今天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例，他沒有擔任過市長、州長，在僅僅擔任參議員兩年多時就宣布競選總統，可以說沒有任何行政經驗。但卻仍然在經濟危機下人人思變的心理下，憑借演講的口才、年齡優勢、性別、黑人等條件，成功擊敗都是白人的黨內女性對手希拉莉和共和黨對手年邁的麥凱恩。如果以現在的選舉模式來衡量的話，美國當年躋身最偉大總統行列的林肯是絕不可能出線的。事實上，一個再好的製度如果沒有有能力的領導人，同樣也毫無意義。小布什總統僅僅八年就把一個處於巔峰狀態的美國帶入深穀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回顧美國曆史，早期還能出現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家庭背景但能力超群的領導人，但現在領導人的選舉已經程序化、表演化、金錢化，是電視和公關部門的成功，而不再是個人能力的成功。相應的，政治人物的操守也備受質疑。日本京都大學每年都做一個調查；信賴商人的比例為3%，而信賴政治家的比例則為0.3%！美國有一個說謊俱樂部，規定政治家不得參與。因為大家都是業餘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專業水準。
美國實行總統製，即使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至少還能做到領導人的穩定，許多實行內閣製的國家，政府則像走馬燈一般的更替。日本三年換五首相就是真實民主的一幕。一個連一年都做不到的領導人，如何治國？如何應對國內外的突發事件？事實上日本一直麵臨著經濟不景氣、股票下跌、養老金問題，甚至日元突然升值等急待解決的重大挑戰。但頻繁的選舉和領導人更替，隻能任由問題存在。最近中日圍繞釣魚島發生衝突，結果由於現任首相菅直人全力投身於即將舉行的黨內選舉，致使無法有效回應和迅速處理。畢竟對於菅直人來說，如果敗選，自然可將燙手的外交山芋扔給繼任者。如果勝選，他也才有資格來處理。因此麵對中國的一再出手，隻能以“拖”字應對。其實整個西方都由於任期製的原因，大多追求短期效應。更由於政黨輪替，甚至同黨的人事更動，都導致內政外交朝令夕改。法國總統希拉克親中疏美。同黨的薩科奇上任後一方麵親美，另一方麵中法關係大起波瀾。現在薩科奇政府全力推動退休製度改革，從60歲改至62歲。反對黨社會黨則一再聲稱，一旦執政立即廢除。如此搖擺運作和難以穩定預期的民主製度，豈能適應全球化的浪潮？
其次，就是三權分立和多黨製帶來的必然的低效率。當經濟危機達到高峰一刻，美國政府雖然出台了七千億美元的援助計劃，但卻被當作黨爭的好機會（此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共和黨的麥凱恩的競選已進入白熱化階段），被當作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討價還價的大好舞台。甚至學者也不甘寂寞，在這危急一刻，166位經濟學家聯名致函國會領袖，強烈反對這一救市方案。在各種壓力下，情急之中當時的財長保爾森竟然上演向美國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下跪的驚世之舉，盡管如此，第一輪投票仍然被否決。
關於美國政府的效率，保爾森在事後寫的《峭壁邊緣》一書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華盛頓是一個隻有危機才能改變的地方。
一直有人辯護，民主的低效率可以避免重大失誤。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時間就是生命（還記得2005年襲擊美國的卡特琳娜颶風嗎），錯過，就再也無法挽回。不過這個辯護也說明了一點，民主的優勢不是在於正確的決策，而是避免重大失誤。但現在時代既要求避免重大的失誤，更要求迅速而正確的決策。或者說這是一個哪怕不完美的決策也勝過低效率反應的時代。不過如果看看小布什時期，恐怕民主也同樣不能避免重大的失誤。美國入侵伊拉克，哪怕遭到極其罕見幹預時政的教皇的公開反對以及法德盟國、聯合國及三大常任理事國、德高望重的曼德拉、全球各地的示威群眾的反對都無法阻止和避免。隨後更在其任內釀成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從而成為美國冷戰後從盛到衰的轉折點。（其實美國曆史上實行一百年的黑奴製，一百年的種族隔離製度，這算不算重大的失誤？）
除了以上兩點，西方的民主製度發展到今天，至少還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製於普通的選民----這是道德正確色彩濃厚但卻弊端叢生。選民隻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隻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德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法國2005年公投歐盟憲法，盡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隻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屢屢在危機中拯救過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在一次事關改革的公投中敗北，而辭去總統職務，徹底離開政壇。當然對於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國家也從製度上進行修補。比如，歐盟憲法公投失敗後，法國新政府就不再通過公投進行表決，而是直接在議會表決通過。大家可能注意到，雖然西方號稱民主和三權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選舉產生，二是采用終身製。原因在於，不是選舉產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響和左右。任期終身製，就可以不受政府控製。但根本目的還是要擺脫民意的製約。西方盡管有製度上的修補，但當民意走向極端的時候，仍然於事無補。比如冰島發生經濟危機之後，雖然總統簽署法案償還外債，但卻被全民公投否決！法國2007年總理費永就宣稱國家財政已經破產，必須進行改革。於是當經濟危機來臨之時，一向主張改革的薩科奇推出力度並不大的退休製度改革,結果卻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罷工浪潮。此前德維爾潘政府推出更小幅度的推動青年就業的CPE改革法案時，最後希拉克總統都已簽署成為法律，但最終在民眾街頭政治的壓力下廢除。
任何改革都是對利益的調整，總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損，但國家要看是否整體上有利。但選民隻會看自己。這就是票選民主的致命傷。這就是寧可通用破產，魚死網破，民眾也不會同意減少福利、減少工資、共度難關的原因。
西方的製度設計是建立在人性惡的認知上。但這套製度在遏製執政者的“人性惡”的時候，卻忽視了民眾的“人性惡”，表現在當下就是大眾貪欲。但在民主製度下，各政黨為了勝選隻能迎合民眾。所以雖然西方提倡低碳生活，但一個美國人的消費是全球人均的八倍，美國百姓習慣於借錢超前消費，這在民主製度下是根本不可能解決的。這也是為什麽西方福利製度越來越高昂，也越來越沉重和根本無法改變的原因。然而在全球化時代，高福利必然導致競爭力的下降和普遍的浪費與低效率，這反過來又危及民主的存續。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製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隻有財團。別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為什麽，去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這也是為什麽可以產生次貸危機，進而可以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製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麽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麽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麽久。
事實上，民眾與資本以民主的名義對政治的介入，才是美國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這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生產過剩造成的危機皆然不同。美國的次貸危機，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準嗎？一語道出何以失去糾錯能力的製度性原因。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製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麵爆發。
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有數百年，但形成今天的“多黨、普選、三權分立”和福利製度卻不到百年，美國甚至隻有四十餘年（以美國黑人真正獲得法律上的平等為標誌），瑞士甚至隻有三十多年（以婦女獲得選舉權為標誌）。這場危機的來臨無疑對這種模式投了否定票。然而，西方是否能夠像過去一樣度過危機呢？從目前來看，恐怕很難。因為許多製度方麵的變革是不可逆的。比如福利製度、普選製度。一旦建立，就很難走回頭路。泰國在一群受過法國教育的軍人政變下建立的民主製度，到今天已經七十多年，雖然到現在仍然處於民變與軍變的循環中，但卻無法倒退回到過去。除了製度本身的原因外，還和西方出於冷戰的需要把製度道德化有關，以至到現在反過來深受其害。
其實製度是適應人類進步和發展需要而生產的，是為了解決麵對的問題。製度隻有適合與否，而沒有邪惡與正義之分。但在冷戰時期，東西方互相妖魔化對方，一個中性的製度被意識形態化和道德化，在當今世界更形成民主與專製、正義與邪惡的話語結構。不過吊詭的是，這一套說詞如此深入人心，當西方麵臨挑戰需要變革時，反過來竟然束縛了自己。美國不過是通過了一個醫療改革方案----美國是全球發達國家唯一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就引發強烈的反對聲浪，質疑美國將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就如同過去的中國，“計劃經濟、絕對公有、上學、住房、醫療免費、沒有失業、沒有破產、沒有內外債、沒有通貨膨脹”等等都被歸入社會主義優越性，後來卻成為改革時代的阻力。好在中國是一個傳統上注重實用理性的民族，能夠與時俱進。事實上，盡管中國一直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以德治國，但對製度本身卻從未有道德化。而隻有良政與劣政之分。所以自1840年以來，當幾千年的傳統製度無法適應時代挑戰時，便效仿西方建立共和。當這種模式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時，中國又選擇了蘇聯道路，但當蘇聯道路也行不通的時候，中國便走向改革開放。對於製度還是嚴複總結的好：“製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
談到西方民主的未來，往往會令人想到希臘雅典民主的命運。為了滿足自由民無止境的物質貪欲，雅典不斷進行對外擴張，終於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兵敗斯巴達。自此“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來，一直處於被否定的境地。這也是為什麽美國獨立建國後，一再聲稱自己的“共和製”與民主製的區別。民主的命運在西方後來得到逆轉，有兩個原因。一是采取了代議製，而不再是雅典時期的直接民主。二是冷戰的需要。但是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卻越來越有直接民主的味道。這恐怕才是西方民主走入困境的原因。
什麽是理想的製度，西方從柏拉圖就有論述。他推崇的就是混合政體。後來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進行了係統的研究，並提出貴族製和民主製相結合的混合政體形式，稱之為“共和政體”。曆史發展到今天，全球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混合經濟，相應的製度也應該是混合製度。既有民主也有集權。如果看看今天的時代，東西方的表現，不得不令人敬佩他們的遠見和深邃，也不得不對古老中國發展出來的新模式和對世界文明的新貢獻驚歎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