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伏爾泰”--談劉曉波和他選擇的荊棘叢生的道路（上）
付明泉
2010年10月8日子夜
知道劉曉波，是很晚的事，說晚是和我知道王丹和那次學運相比，盡管劉曉波是後來被媒體稱為“廣場四君子之一”。在最初知道他的幾年在工作之餘看過他的幾篇文章，說實話，沒太多感覺，甚至感覺他的觀點有些偏激。再之後，就是看到很多民運的負麵新聞， 鋪天蓋地，雖然不知真假，也足以積毀銷骨了。
民主運動這個大旗打了這麽多年，有負麵新聞甚至醜聞是必然的，而山頭林立更是不難理解，有黨派的地方就有這些，這是無需懷疑的。，一直自我宣揚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似乎醜聞一點也不少，這點連毛澤東都說出了：“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外無派，千奇百怪”的說法。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人的本性的栽贓陷害，嫉賢妒能，落井下石，欺騙嫉妒，狹隘衝動在一個追求民主的大旗下更是會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然而，僅僅因為這些，就否定整個民主運動的正確性，方向性，進步性則是錯誤的。
對於劉曉波，我對他逐步的了解是在近幾年，發現這個曾經的學潮中的教師，在1989年之後的近二十年中居然是一直在這條道路艱難行進。對於在那次民主運動中失去孩子的被稱為“天安門母親”的丁子霖等老人，我是不難理解的，按丁子霖自己的話說，從膽小怕事的一個大學講師一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鬥士，完全是兒子的死去給她的勇氣。而劉曉波，則沒有親人的直接參與和死亡，而他這樣一個知識分子，是可以在學潮之後搖身一變，或者逐漸和很多那時參與的有些知識分子一樣，擺動著芊芊細腰投靠和進入權貴的圈子的。
但是就在1989年那次反對腐敗和官倒的學生運動後，劉曉波繼續了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並艱難的行進著。他的筆變成了一把武器，在這喧囂的隻談財色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中孤獨的行進。有人說，他是受西方勢力支持的，有人說，他是反華的急先鋒，但是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他在北京，在中國的首都，他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國，沒有去任何國家要求避難也沒有加入任何別國國籍，這點，對他並非難以做到的。又有人說，他就是故意為此要出名，那隻能說這是一種用這些人用自己封閉的嫉妒的仇恨的狹隘的心靈衡量一個真正執著於自己熱愛的事業的人，除此之外，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有一點倒是真的，那就是，劉曉波選擇這樣一條道路，他應該估計到是最難拿到名利的道路，是一條最為艱險甚至和坐牢死亡為伴的事業，他選擇了這樣一個事業，從他的文章和20年的行為，你能找到唯一的理由，他熱愛這樣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的事業，他要用他的生命最好的年華甚至全部的生命去反對專製和沒有自由的社會狀態，反對以黨為國，黨國不分的社會現狀。
1989年後，中國社會在歌舞升平，經濟獨秀，教育蓬勃發展，全民富裕的假象下，開始了大權貴大特權階層人士的強取豪奪，特權顯貴開始撕去改革之初還遮掩的虛假的麵紗，開始實現全麵的“能人主義”“精英統治”時期，而這個競爭在那個似是而非的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的所謂理論指導下，本身就不是在一個公平的法製的起跑線進行的。全社會更出現了“談發財光榮，談政治恐怖，談情色正常”的全民進入發財夢的迷幻狀態，對於上層權力者來說，這個發財是夢幻到現實，對於中層來說，是發財的迷夢，對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是真實的夢魘。而一切，都在“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一百年不動搖”的美好口號下，司法不公，社會倒退，強取豪奪都成了正常的社會發展經濟的必然。甚至有“精英顯貴”提出，“必須犧牲大量勞動者才能換來中國的高速發展”的極端變態的口號。“上智下愚論”“天才愚人論”,孔子和宋代理學那套君君臣臣的貽害中華民族千年的垃圾理論又被高度吹捧起來。
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環境中，在辨不清國內虛實狀態，海外的民運人士也如國內進入了浮躁的喧囂。現在很多人提起劉曉波就提起他那句“香港才100年殖民地，大陸至少需要300年”的話來說明所謂他的漢奸賣國的真實嘴臉。盡管劉曉波本人曾對此話做個解釋，但是我一點不想為其辯解。我隻是認為，任何一個人都是在發展和變化的，而1989年在那樣氣氛中講過的話，和隻有30幾歲年齡的劉曉波講過的話，不能作為他今天行為和後來20年追求自由民主理念的舊賬不斷加以上綱上線的被批判。實際上，如果你閱讀劉曉波的作品，並觀察他的行為，你會發現，劉曉波在1989年的後20年，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理性和成熟，他的思想，開始從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的要求改變政府現狀的甚至發泄情緒的仇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逐步變成一個理性的理解社會現實並能看到社會進步的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的理性思考者和實踐者。他在2008年起草的08憲章，並無特別激進的語言，甚至其理念和激進程度遠遠不如《興中會宣言》和孫中山護法運動中的宣言和綱領。而他在09年被宣判11年的法庭上做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可以看做是他對自己的和平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運動的標誌性和總結性的發言。
有人提起劉曉波就開罵，誰說起社會的負麵現象，就要大叫中國目前最好，都是改革中的問題，我一直覺得如果這樣說，那麽清政府就不該被革命，北洋軍閥就不該變革，國民黨就不該離開大陸，因為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一個政府，必須能直視自己的問題，而在國民黨時期，國民黨政府依然允許新華日報在重慶發行，而今日之中國，任何一個詞匯都成為過濾之語，不能不說是時代的嚴重倒退，從這點說，不僅僅和陳獨秀李大釗提倡的民主和科學距離甚遠，就是和毛澤東解放前和解放初提出的社會民主概念也相差太遠。
我之所以起這樣一個標題，並非因為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而對其高度稱頌，實際上，我一直不認為任何獎項有多大實質的意義，但是劉曉波所從事的事業，確實是中國當代喧囂的不公正的社會需要的事業，劉曉波所從事的事業，也正是如法國大革命前被後來稱為歐洲的良心--伏爾泰所畢生提倡的民主自由的事業一樣，是有著絕對進步意義的事業。劉曉波在這20年內，從事這一個良心的事業，這個事業，也許，正是“看起來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有一天，麵對他們的事業和犧牲，“高尚的人會灑下熱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