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劉曉波問題的幾個基本事實
1 把劉曉波關進監獄，不少老黨員（“炎黃春秋”集團為主）是不讚同的，黨內高層也有不同意見。 一些改革派同意了，目的可能是在今後的權力鬥爭中處於有利地位。
2．劉發起的“憲章”運動，有較大可能會與黨和政府將要開始的政治改革目標大致一直；黨的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現象”的努力很可能通過立法的形式來完成。
3 6.4 是中國政治鬥爭一個非常失敗的例子，劉曉波是負有一點點責任。 6.4 應該是一場偉大的全民的新文化和新意識形態的運動，不幸演變成了一場政治鬥爭。當時頭腦發熱者很多，連五六個聲名顯赫的老紅軍上將都聯名反對部隊進京，當時的國防部長秦基偉將軍很能是挺趙鐵杆（李鵬回憶錄沒有一句說秦將軍支持）。
北京軍區的第一次戒嚴令有兩個地方使人大為驚訝，一是引用了趙對事件的處理意見：“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二是北京軍區表到達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正確和妥善地處理好當前的事態。”
在不少高層官員和將軍的心中，6.4 肯怕還是一個心結
一個“自大”的文人或學者是不會太在意自己的言論是否符合“愛國”的標準；西方人文學者早就集體拋棄了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觀念。 現今世界的潮流是追隨：人的自由和尊嚴，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不幸的是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人過多地把個人的尊嚴與國家政府的麵子或尊嚴掛鉤，有時到了一點盲目的地步，沒有看到事情的多麵性複雜性。
劉二十多年前的殖民地言論，在當時“全盤西化”的思潮中不值得大驚小怪。 鄧大人“南巡”講話之後，江主席去廈門大學視察釋放經濟改革信息，也同時對“全盤西化”作了權威的定性：“同學們要改革的心願很好，但要防止‘全盤西化’的錯誤思潮。”
看清楚了：隻是“錯誤思潮”，並非什麽了不起的大事。
中國對西方總懷有戒意敵意可以理解。八十年代初，中美第一樁民間通婚還得經過老鄧的批準。 八十年代出國留學，一是可能受到單位的阻攔，二是會受到人們的議論：國家培養了多年，竟不願報效祖國。
時代已進步許多，個人也需跟上時代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