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鐵發展與扶貧和國防的關係

王成釗博士

王氏基金

2010 年 10 月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巨大發展, 2010 年第二季度,中國國民生產總值( GDP )超越日本,正式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為中國經濟迅猛發展而欣喜喝彩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人均 GDP 隻有 3800 美元,排名尚在世界一百位以後,中國的富強之路依然任重而道遠。

中國沿海地區大都市繁華景象以及奧運、世博的成功舉辦,令全世界見證了中國經濟奇跡的輝煌,然而這些耀眼的成就並不意味著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全民富裕的階段。盡管過去三十年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了,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解決了,可是還有很多人依然掙紮在貧困之中。按照聯合國人均日收入 1.5 美元的絕對貧困標準,中國的貧窮人口至少有 1 個億,如果按照人均每天 2 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則超過 2.5 億,遠遠高於國務院扶貧辦所承認的 3 千萬人。

同為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印度都市裏的貧民窟是顯而易見的,但中國的貧困人口大多集中在邊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的存在和痛苦常常被無心忽視甚至有意掩蓋。然而貧困是中國社會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也是近年來許多社會矛盾激化的一個根本原因。如何讓所有的國民,尤其是生活在內陸和邊遠地區的農村人口,也分享到過去三十年經濟飛躍的成果,是中國政府也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必須麵對的一個課題。

從國務院扶貧辦的設置到清華大學等高校對扶貧教育的投入可以看出,在中國政府高層和知識界,對扶貧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有一定的認識。然而,中國大眾及媒體對扶貧的意義卻相當陌生,而且存在著許多認識上的誤區。很多人把扶貧當成是對弱勢群體的施舍,而事實上,扶貧的本意在於 著力建構貧困人口的自信,傳授他們科學技術和商業知識,提高他們的生產技能和生存能力,幫助他們自我提升,從而達到全民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老子說:“ 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授人以魚隻救一時之及,授人以漁則可解一生之需。 ” 可見 扶貧的核心在於教育,把知識和技能教給貧困人口,使他們能夠自力更生,徹底解決他們的“一生之需”,這樣才能真正給他們帶來希望。也就是說,隻有扶貧能從根本上縮小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改變中國目前存在的地區、城鄉、族群、行業等多方麵的不平衡狀態,延遲甚至消弭社會矛盾的爆發,保證國家的穩定。由於少數民族地區是中國的貧困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在這些地區大力扶貧,還有助於維護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

扶貧這麽重要,我們應該從何做起呢?下麵請看兩張地圖:

第一張地圖是清華大學扶貧遠程教學站分布圖:


第二張地圖是 2020 年高速鐵路網的規劃圖:

兩張地圖對比,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貧困縣鄉集中在中西部和少數民族地區,隨著中國鐵路運輸的發展, 沿海地區的製造業可以轉移到人力資源豐富的中部省市,農民不必離鄉背井就找到非農業工作,極大地減少社會成本。而且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也能變得更充分、及時並節約。富士康等電子業龍頭最近在河南、四川等地開設新廠,就順應了這個潮流。然而僅靠私人企業的產業調整是無法全麵解決中國內陸的貧困問題,政府必須有整體思維和全盤布局的眼光和能力,讓鐵路成為扶貧事業的脊梁。

鐵路是經濟的血管和觸角,高鐵能極大地縮短物流與客流周轉時間,未來中國沿海和內地,富裕和貧困地區的時間與空間距離越來越短,雙方的交流和互動會越來越頻繁。在不久的將來, 大多數的貧困地區都能依附高鐵的運輸網改變自身的經濟狀況。在鐵路的盡頭或沿線,可以結合政府和私人雙方麵的力量,多設一些“扶貧特區”, 可以用減稅、免稅的方式吸引投資者,以發放種子基金的方式吸引科技人員來扶貧特區創業,邀請沿海城市和中心都市的高校學生來扶貧特區社會實踐,真正做到把人力和財力資源帶到最需要的農村去。

比如說河北的大名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地方政府很想發展經濟,但是沒有啟動資金,怎麽辦呢?不管是向省裏要錢,還是國務院要錢,都需要等,而且未必能達到目的,還是自力更生比較好。其實地方政府隻需要把一部分荒地拿出來,作為地皮提供給“扶貧特區”,有了地就能貸款,地方政府的種子錢就有了。

中央政府除了提供低息貸款鼓勵投資外,對過去三十年間先富起來的那批人,要有原諒他們資本積累“原罪”的雅量和膽識:可以不追究他們在體製轉型期的灰色財富來源,但是要讓他們買“贖罪券——在扶貧特區投資者既往不咎。這樣做既可以防止中國先富階層資本外逃,又可以讓貧困地區得到資金和管理經驗,同時也避免社會上“仇富 ” 情緒的泛濫。換句話說,與其讓中國的富人惶惶不可終日,跑到國外買房子洗錢,不如把錢留在國內扶貧,給他們一條投資換清白的出路,給貧困地區的人民一個脫貧致富的機會。

有了地皮,有了資金,有了投資者和管理者,“扶貧特區”還需要一批朝氣蓬勃、清廉淳樸的基層管理者——大學生村官。“扶貧特區”應該和大學結成夥伴關係,讓到貧困地區的社會實踐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部分,開闊學生的眼界,增強他們的服務意識,訓練他們的領導才能。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是很多中國人心底的痛,因為那時到農村去是行政命令,但隨著城市就業形勢的嚴峻化,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會把到“扶貧特區”的社會實踐看做是一種寶貴的人生經驗。

設立“扶貧特區”不是說把沿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招到內陸,讓農民就近變成工人就可以了。事實上,“扶貧特區”應該利用後發優勢,避免發展高汙染、低效能產業,注重於新科技產品的研發。比如說風能、太陽能技術,和稀有金屬資源的開發等。因此引進高科技人才勢在必行,地方政府用地皮貸來的資金,應該用在吸引這樣的人才上麵。

“扶貧特區”的模式是可以複製的,在內陸,在邊疆,鐵路延伸到哪兒,哪兒就可以做。如果一條鐵路可以帶動數個扶貧特區,一個扶貧特區改變數個貧困地區,不久的將來,中國社會的 地區、城鄉、族群、行業等多方麵的不平衡狀態就可以改變,全民富裕也能真正實現。

對中國來說,扶貧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提高國家安全。目前來說,除了一些機密的國防設施和機構分散在全國各地外,中國主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幾個大城市裏。和平時期,這種設置可能便於管理,但核戰爭一旦爆發,中心城市必定會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除了核武器外,還有生物、化學、電磁等)的屠戮場。人力和物力資源,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腦力資源,過度集中在某幾個甚至十幾個城市,會讓這些地方變成敵方的攻擊點,一旦被“斬首”或重創後,就會大大削弱中華民族的生存力和再造力。

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冷戰以後,由於蘇聯的解體和恐怖集團的興起,以及核武國家的增多,核戰爭的威脅非但沒有減退,反而有所加強。中國是擁核鄰國最多的國家,從長遠來看,這些核武器的存在對中國的安全環境都是潛在威脅,中國人對此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警惕與準備。

怎麽減少中國的被攻擊的弱點,增加中華民族的生存能力呢?除了要發展軍事力量外,更要加強扶貧。

扶貧實際上是分散資源,就是把人力和財力從中心城市逐步轉移到邊遠地區,把文化和科技的火種帶到這些被現代社會曾經遺忘的角落,使今天的窮鄉僻壤也變成明天的知識寶藏。換句話說,扶貧能把從前無價值的邊遠地區變成有價值的核心地區,當中國到處都是有價值的目標時,也就減少每一個地方受攻擊的可能性。而且即使大城市受到核打擊後,其它地區可以組織反擊,並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延續中華文明。

七十年前,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華兒女在戰場上用“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今天的中國人一定要有居安思危的頭腦與遠見,要把扶貧上升到國防戰略的高度來認識,早做準備,遍地開花,把中國的每一個村鎮都變成可以延續中國文化的方舟,提高中華民族的在未來戰爭中的生存能力。換言之,扶貧能夠為中國築起一條無形的長城。

在危機四伏的國際環境裏,為了提高中國的國家安全,光在國內扶貧是不夠的,還要把扶貧的理念傳播到國外去。“兩彈一星”的成功研發使中華民族在忍受了百年屈辱後能夠重築衛國長城,徹底解除了鴉片戰爭以來困擾中國的外患頻仍的局麵,為國家贏來了寶貴的和平建設環境。然而這隻是“以武止戈”,現代戰爭經常是沒有硝煙的經濟戰、文化站、輿論戰,一個國家想要“禦敵於國門之外”,不能隻靠核震懾力,還要有一個核心價值係統。

孔子說:“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的誌士仁人,都不隻為自身或家族利益而奮鬥,而是有推己及人的態度,願意幫助別人提高能力,在幫助別人成功的同時完善自身。如果我們把孔子話裏的“己”和“人”改成“中國”和“世界”,這句話就意味著中國不把富強建立在對弱小民族的掠奪和欺壓上,而是願意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共同合作,共享成果。事實上,當今世界範圍的資源短缺也意味著中國無法重複歐美式的殖民主義發家老路,中國必須走出一條不同的富裕之道:消除內部貧困,發展知識經濟,保護自然環境,實現社會公平,為世界提供一個新的和平發展模式。

目前其他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態度是驚歎和猜疑,因為迄今為止,大國崛起都伴隨著軍事擴張。可如果中國能夠把扶貧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軸,致力輸出扶貧的價值觀和模式,這將極大的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道德威信和話語權。舉例來說,在新疆扶貧,然後把模式擴展到中亞地區;在西藏扶貧,把模式擴展到南亞;在廣西扶貧,把模式擴展到整個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礦產,作為回報,中國應該幫助他們建立扶貧特區,讓他們開發享受自身的資源。簡而言之,要讓扶貧的中國投資者和技術專家成為睦鄰友好的使者,讓世界其他國家變成中國崛起的受益者,而非眼紅者。

畢竟我們 中國崛起的目標不應該是獨霸天下的一時風光,而是保障人類和平發展的千秋功業。 如果中國能把扶貧當成外交政策的話,富國沒話說,窮國很歡迎,就能達到“不以兵強天下”的境界,才會實現真正的和平。

總之,扶貧是解決中國也是世界許多問題的根本之道。然而,扶貧不能單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和慈善家的道德感召來進行,而是應該成為全民的共識,隻有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妥善解決貧困問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全人類的和平事業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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