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gmw.cn/u/74793/archives/2010/279804.html 宋丞策
今天，筆者閱讀了《黨的文獻》雜誌2010年第5期裏的《毛澤東如何對待群眾的激烈言行》一文感觸頗深，毛澤東早就提供了處理這類矛盾的範本，隻要我們的地方官員能密切聯係群眾，一切為了群眾，舍身處地為群眾著想，清正廉潔，斷惡行善，上訪事件自然就會大大減少，幹群關係就會水乳交融、更加密切。然而，現在一些地方官員時常為群眾“鬧事”擔驚受怕、提心吊膽、談“鬧”色變、如臨大敵。他們不是認真反思自己做錯什麽，而動輒使用警力，把“板子”打到人民群眾身上。雖然事態暫時得以平息，卻加大了幹群之間的裂痕。而毛澤東卻不是這樣，他海納百川，虛懷若穀，對群眾“鬧事”往往給予極大的寬容和理解，從不怪罪群眾，甚至反而認為是好事，並以此為鑒，深刻反思我們自己做錯什麽。如何實現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呢？
昨天，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就紮實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工作提出四點要求。一是注重從源頭上減少矛盾；二是注重維護群眾權益；三是注重做好群眾工作；四是注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胡錦濤特別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自覺貫徹群眾路線、切實轉變作風，多做順民意、解民憂、得民心的實事，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如今,我們的公平、正義和尊嚴卻被一些地方貪官汙吏所蹂躪，實為法治之殤，權利之痛。上訪是公民合法權利，是一種民情上達、申冤維權的特殊通道。然而，現在的一些地方官員為啥都忘本了，可恨的是那些貪官之所以成為“貪棺”，是因為他們隻有一顆自私自利的心，淩駕於百姓之上，作威作福，或為一己之私利、或為所謂政績欺壓殘害百姓，真是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筆者覺得現在的地方官員更應該認真重溫毛澤東的“老三篇”，好好讀讀這種書，好好反省反省！心裏裝著人民，人民信任支持你；淩駕於人民之上，人民反對拋棄你。這篇文獻更希望執政的地方官員看了，可以從中明了秉公執法，清正廉明，聆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諦......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牽扯麵廣、內容複雜的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公平正義的問題，如果一個倒下的執法貪官背後可能就會隱藏著冤假錯案，如果一個集體“淪陷”的執法貪官背後會有多少冤假錯案呢？像近期浙江省高級法院集體‘淪陷’的事實再次給司法腐敗敲響警鍾，這樣的腐敗給浙江高院乃至全國司法的形象殺傷力有多大，對人民群眾的心理打擊有多深，都是可想而知的。為啥人民群眾會不惜－切代價甚至到北京上訪討說法，就是因為訪民還相信黨和人民政府是主持公平與正義的。
因此，各級地方政府能以關懷之情理解體貼基層上訪者的苦衷，不是通過強硬的武力措施，而是通過改進工作和完善製度去合理化解社會矛盾。希望一些地方官員應當懂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比如，我國先秦時代的墨子學派就說過，“船夫用竹篙鉤岸上的木樁，木樁能反過來拽著船靠岸。”後來，偉大的科學家牛頓把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原理概括成為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告訴我們：如果不是這樣，不但問題難以解決，還有可能激化事態，導致更大的社會矛盾出現。
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撫今憶昔，當今人們遇到困難時，為啥都會禁不住想起毛澤東、更加懷念毛澤東？毛澤東之所以為偉人，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如太陽光芒萬丈，常駐人心，就是因為毛澤東有一顆為百姓的心，一生自始至終都站在人民群眾的一邊,為普通老百姓說話辦事,不怕得罪權貴精英利益集團,真心誠意地為勞苦大眾謀利益，毛澤東的話，最簡樸、最直接、最真誠，聽起來很舒服，做起來明白，是解決實際問題的一濟良藥。曆史猶如一麵鏡子，讓我們把鏡頭對準那個時代的點滴記錄，重溫《黨的文獻》雜誌2010年第5期裏的《毛澤東如何對待群眾的激烈言行》一文，毛澤東寬容群眾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言行，願一些地方官員從中受到良心的感召和反思。
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雷陣雨，突然一聲響雷擊中了會場禮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觸電身亡，一個農民拴在禮堂邊的一頭驢也被雷擊而死。這位農民借此發泄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就把他抓了起來，並要當作反革命來追查。毛澤東知道後，急忙製止並要求立即放人。人放了，毛澤東的思考卻沒有停止：一個農民為什麽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麽問題？
原來，陝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雖然隻有140多萬人口，卻駐紮著大量的黨政軍學人員，再加上地瘠民貧，自然災害頻發，糧食很是緊張。最初，邊區糧食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麵：一是征糧，主要對象是地主和富農，中農負擔很輕，貧農全無負擔；二是購糧，由邊區政府撥款對外采購。但是，1940年以後，由於外援斷絕，邊區政府已沒有足夠的財力購糧。這使農民的公糧負擔迅速由1939年的5萬擔增至1940年的9萬擔。1941年，又準備增加到20萬擔。這使廣大群眾深感負擔過重，出現了不滿情緒。
弄清事情的原委後，毛澤東經過認真反思，不但減少了當年公糧征收任務，而且由此意識到，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必須自己動手，生產自救。這次意外的“雷擊”事件，使他從黨群關係和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認識到進行生產自救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一個重要誘因。
後來，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還專門談到“雷擊”事件的教訓：“1941年邊區要老百姓出20萬擔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為什麽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1921年共產黨產生，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開高幹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及“雷擊”事件：“對群眾的議論，毛澤東同誌是非常注意的。同誌們總記得，在延安的時候，生產運動是怎麽搞起來的。為什麽提倡生產運動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征糧征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裏非常不舒服。毛澤東同誌看法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群眾的呼聲嘛！……他善於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對群眾反映的意見曆來是高度重視的。建國以後，隨著黨在全國執政地位的確立，一些黨員和幹部逐漸滋長了官僚主義作風，脫離群眾，甚至做出了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這種苗頭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尖銳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隨後，他舉了一個典型事例：“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於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裏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後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當時在廣東還發生過一個更為突出的例子：廣東某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要在某鄉蓋一個麻風病院，和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而縣政府不顧群眾的意見，硬在那裏蓋了一所麻風病院。這樣就惹惱了群眾，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帶領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幹部的衣服也扯爛了。結果，該縣公安局的負責人帶領8名警察趕赴現場，還開了槍。由於當地政府對這件事情沒有及時進行妥善處理，導致矛盾不斷積累並最終激化，甚至發展到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地步，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針對類似事件，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他還進一步提醒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因此，“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實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連出現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願事件。當時，一些黨員和幹部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們對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即采取壓製和壓服的辦法，動輒批判鬥爭、開除，甚至動用武力。例如，蘭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學生要求發給寒假回家路費，學校不同意，300多名學生鬧了起來，學校領導采取強硬辦法，抓了60多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對此，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有些同誌，對待人民內部問題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一個月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又專門談道：“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麵。”
怎樣才能避免或正確解決群眾鬧事的問題呢？毛澤東對昆明航空工業學校的做法十分讚賞。1956年9月初，昆明市發生了由廣東來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學生向省人民政府請願，要求提高助學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達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學生卻沒有受到影響。其實，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條件比其他學校還差，之所以沒有鬧事，原因就在於“這個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較具體切實的”。校領導說老實話，把學校的困難情況如實地告訴學生，動員學生共同克服困難，校領導和師生同甘共苦。結果，困難重重的昆明航空學校辦得生氣勃勃。毛澤東稱讚：“這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如果辦學校的人，都照這個辦法辦，那就好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辦學校的辦法。”
此外，毛澤東還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高度，深刻闡釋了解決群眾鬧事的辦法，指出：“我們是不讚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隻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搞好黨群關係、幹群關係是黨的事業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在實際工作中難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這並不可怕，關鍵是要思考如何妥當地處理問題，使其向有益的方向轉化。毛澤東的做法就是很好的範例。如果黨員和幹部們能夠認真學習毛澤東對待群眾激烈言行的態度和方法，也許不但能夠及時妥善處理問題，消除黨群、幹群關係中的不和諧因素，而且還能及時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加以改進和完善。這樣才能有利於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http://blog.gmw.cn/u/74793/archives/2010/279804.html
今天，筆者閱讀了《黨的文獻》雜誌2010年第5期裏的《毛澤東如何對待群眾的激烈言行》一文感觸頗深，毛澤東早就提供了處理這類矛盾的範本，隻要我們的地方官員能密切聯係群眾，一切為了群眾，舍身處地為群眾著想，清正廉潔，斷惡行善，上訪事件自然就會大大減少，幹群關係就會水乳交融、更加密切。然而，現在一些地方官員時常為群眾“鬧事”擔驚受怕、提心吊膽、談“鬧”色變、如臨大敵。他們不是認真反思自己做錯什麽，而動輒使用警力，把“板子”打到人民群眾身上。雖然事態暫時得以平息，卻加大了幹群之間的裂痕。而毛澤東卻不是這樣，他海納百川，虛懷若穀，對群眾“鬧事”往往給予極大的寬容和理解，從不怪罪群眾，甚至反而認為是好事，並以此為鑒，深刻反思我們自己做錯什麽。如何實現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呢？
昨天，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就紮實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工作提出四點要求。一是注重從源頭上減少矛盾；二是注重維護群眾權益；三是注重做好群眾工作；四是注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胡錦濤特別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自覺貫徹群眾路線、切實轉變作風，多做順民意、解民憂、得民心的實事，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如今,我們的公平、正義和尊嚴卻被一些地方貪官汙吏所蹂躪，實為法治之殤，權利之痛。上訪是公民合法權利，是一種民情上達、申冤維權的特殊通道。然而，現在的一些地方官員為啥都忘本了，可恨的是那些貪官之所以成為“貪棺”，是因為他們隻有一顆自私自利的心，淩駕於百姓之上，作威作福，或為一己之私利、或為所謂政績欺壓殘害百姓，真是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筆者覺得現在的地方官員更應該認真重溫毛澤東的“老三篇”，好好讀讀這種書，好好反省反省！心裏裝著人民，人民信任支持你；淩駕於人民之上，人民反對拋棄你。這篇文獻更希望執政的地方官員看了，可以從中明了秉公執法，清正廉明，聆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諦......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牽扯麵廣、內容複雜的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公平正義的問題，如果一個倒下的執法貪官背後可能就會隱藏著冤假錯案，如果一個集體“淪陷”的執法貪官背後會有多少冤假錯案呢？像近期浙江省高級法院集體‘淪陷’的事實再次給司法腐敗敲響警鍾，這樣的腐敗給浙江高院乃至全國司法的形象殺傷力有多大，對人民群眾的心理打擊有多深，都是可想而知的。為啥人民群眾會不惜－切代價甚至到北京上訪討說法，就是因為訪民還相信黨和人民政府是主持公平與正義的。
因此，各級地方政府能以關懷之情理解體貼基層上訪者的苦衷，不是通過強硬的武力措施，而是通過改進工作和完善製度去合理化解社會矛盾。希望一些地方官員應當懂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比如，我國先秦時代的墨子學派就說過，“船夫用竹篙鉤岸上的木樁，木樁能反過來拽著船靠岸。”後來，偉大的科學家牛頓把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原理概括成為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告訴我們：如果不是這樣，不但問題難以解決，還有可能激化事態，導致更大的社會矛盾出現。
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撫今憶昔，當今人們遇到困難時，為啥都會禁不住想起毛澤東、更加懷念毛澤東？毛澤東之所以為偉人，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如太陽光芒萬丈，常駐人心，就是因為毛澤東有一顆為百姓的心，一生自始至終都站在人民群眾的一邊,為普通老百姓說話辦事,不怕得罪權貴精英利益集團,真心誠意地為勞苦大眾謀利益，毛澤東的話，最簡樸、最直接、最真誠，聽起來很舒服，做起來明白，是解決實際問題的一濟良藥。曆史猶如一麵鏡子，讓我們把鏡頭對準那個時代的點滴記錄，重溫《黨的文獻》雜誌2010年第5期裏的《毛澤東如何對待群眾的激烈言行》一文，毛澤東寬容群眾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言行，願一些地方官員從中受到良心的感召和反思。
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雷陣雨，突然一聲響雷擊中了會場禮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觸電身亡，一個農民拴在禮堂邊的一頭驢也被雷擊而死。這位農民借此發泄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就把他抓了起來，並要當作反革命來追查。毛澤東知道後，急忙製止並要求立即放人。人放了，毛澤東的思考卻沒有停止：一個農民為什麽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麽問題？
原來，陝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雖然隻有140多萬人口，卻駐紮著大量的黨政軍學人員，再加上地瘠民貧，自然災害頻發，糧食很是緊張。最初，邊區糧食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麵：一是征糧，主要對象是地主和富農，中農負擔很輕，貧農全無負擔；二是購糧，由邊區政府撥款對外采購。但是，1940年以後，由於外援斷絕，邊區政府已沒有足夠的財力購糧。這使農民的公糧負擔迅速由1939年的5萬擔增至1940年的9萬擔。1941年，又準備增加到20萬擔。這使廣大群眾深感負擔過重，出現了不滿情緒。
弄清事情的原委後，毛澤東經過認真反思，不但減少了當年公糧征收任務，而且由此意識到，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必須自己動手，生產自救。這次意外的“雷擊”事件，使他從黨群關係和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認識到進行生產自救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一個重要誘因。
後來，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還專門談到“雷擊”事件的教訓：“1941年邊區要老百姓出20萬擔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為什麽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1921年共產黨產生，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開高幹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及“雷擊”事件：“對群眾的議論，毛澤東同誌是非常注意的。同誌們總記得，在延安的時候，生產運動是怎麽搞起來的。為什麽提倡生產運動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征糧征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裏非常不舒服。毛澤東同誌看法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群眾的呼聲嘛！……他善於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對群眾反映的意見曆來是高度重視的。建國以後，隨著黨在全國執政地位的確立，一些黨員和幹部逐漸滋長了官僚主義作風，脫離群眾，甚至做出了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這種苗頭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尖銳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隨後，他舉了一個典型事例：“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於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裏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後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當時在廣東還發生過一個更為突出的例子：廣東某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要在某鄉蓋一個麻風病院，和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而縣政府不顧群眾的意見，硬在那裏蓋了一所麻風病院。這樣就惹惱了群眾，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帶領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幹部的衣服也扯爛了。結果，該縣公安局的負責人帶領8名警察趕赴現場，還開了槍。由於當地政府對這件事情沒有及時進行妥善處理，導致矛盾不斷積累並最終激化，甚至發展到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地步，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針對類似事件，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他還進一步提醒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因此，“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實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連出現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願事件。當時，一些黨員和幹部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們對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即采取壓製和壓服的辦法，動輒批判鬥爭、開除，甚至動用武力。例如，蘭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學生要求發給寒假回家路費，學校不同意，300多名學生鬧了起來，學校領導采取強硬辦法，抓了60多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對此，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有些同誌，對待人民內部問題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一個月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又專門談道：“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麵。”
怎樣才能避免或正確解決群眾鬧事的問題呢？毛澤東對昆明航空工業學校的做法十分讚賞。1956年9月初，昆明市發生了由廣東來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學生向省人民政府請願，要求提高助學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達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學生卻沒有受到影響。其實，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條件比其他學校還差，之所以沒有鬧事，原因就在於“這個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較具體切實的”。校領導說老實話，把學校的困難情況如實地告訴學生，動員學生共同克服困難，校領導和師生同甘共苦。結果，困難重重的昆明航空學校辦得生氣勃勃。毛澤東稱讚：“這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如果辦學校的人，都照這個辦法辦，那就好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辦學校的辦法。”
此外，毛澤東還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高度，深刻闡釋了解決群眾鬧事的辦法，指出：“我們是不讚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隻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搞好黨群關係、幹群關係是黨的事業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在實際工作中難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這並不可怕，關鍵是要思考如何妥當地處理問題，使其向有益的方向轉化。毛澤東的做法就是很好的範例。如果黨員和幹部們能夠認真學習毛澤東對待群眾激烈言行的態度和方法，也許不但能夠及時妥善處理問題，消除黨群、幹群關係中的不和諧因素，而且還能及時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加以改進和完善。這樣才能有利於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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