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氏理論的五大盲區

孫氏理論的五大盲區

相比極左大員張宏良的鏟除漢奸論調，孫錫良的所謂“五個錯誤判斷”雖是批評政府，但語氣上與張的氣急敗壞相比，還是平和許多。 張宏良是恨不得中國明天就到回到毛的極左瘋狂年代，但孫還算是清醒：中國不可能倒退到毛的時代，而且，毛雖是國內政治的狂人，毛在國際關係上基本還是小心謹慎，理性為上。

毛和周從來就未把釣魚島的歸屬看作是中日關係正常化的一大障礙，鄧和江的對日方針也大致遵循這一思路。如果說張宏良的言論是篇無頭無腦的討伐檄文，看不到中國現今的對日方針啟始於黨的第一代偉大領袖，孫錫良的五筆“畫龍點睛”倒似乎有一點“高屋建瓴”之理論氣勢：

1． 中國錯把自己看作大國；
2． 中國高估了本國的經濟能量；
3． 中國錯把經濟發展看為高於一切；
4． 中國低估了西方敵對勢力不滅的“亡我之心”；
5． 中國政府忽略了網上民意。

中國到底是不是大國？ 中國如果不是大國，四十年前也不會有中美聯合抗蘇，也不會有流行數十年的所謂中美蘇國際政治大三角。 即使時光倒流幾十年，一個人口第一，疆域第三，曆史悠久，雄踞歐亞大陸的中國，一個人民雖窮困衣衫濫僂卻擁有核彈和強大軍隊中國，麵東可以與日本決一死戰，向西可以擊潰印度。

無視中國作為大國這一事實，實為無稽之談，但孫氏的大學教師身份（工科博士生）好像可以把這種無稽之談轉換成“大膽出新。” 在孫氏的眼中，三四十年過去，中國盡管在經濟文化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世界上的地位並無重大變化：中國不時還麵臨西方媒體圍攻，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還是格格不入。

孫氏的言下之意大概是：如果西方媒體，政客或民間不把中國敬為大爺，老子就要破罐子破摔，不信，今日之北韓就是明日之中國。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麵貌的巨變並未給孫帶來多少快意，隻有當年喊得震天響的反帝反修口號才會使他回腸蕩氣。 孫閉眼不見，中國的經濟的巨大總量已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或當今世界文明之基石。 盡管中國的經濟還缺乏高科技含量和世界性名牌，中國十幾家大公司的營銷和股值已進入世界前列，中國的高速列車也確為一大突破，一大亮點。

不幸的是，一個像孫氏這樣心胸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對生產力和社會文明的進步隻會是興趣瘚如。 隻有與“列強”針尖對麥芒式的對抗，不顧一切的強力打鬥才會使他們心潮激蕩，覺得不枉此生。

孫氏批評政府的所謂的“五大錯誤判斷”實則暴露了他自己思維上的五大盲區。

孫氏思維的第一大盲區：

孫看不到中國現今的外交政策，大致上是毛周時代的延續；毛周奉行對日關係正常友好，而釣魚島的歸屬並非是一個實質性條件。 釣魚島那天能回歸祖國懷抱，當然甚好，但把當前的爭執看作中國是否會丟失自己的內褲，看作民族是否還有血性，不惜整個國家改弦換轍，不惜動用武力為之一拚，不免誇張露出幾分霸氣。

李光耀曾說，中國第一代革命領袖並無霸權思想；毛當年的一條著名語錄就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孫氏思維的第二大盲區：

孫錫良常常熱血沸騰的愛國主義確實需要填加清醒劑，使他自己能看到曆史的真相。1950年人民日報發文，陳說新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的幾個理由。 然而，真正的理由是：蘇聯為中國國革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而且中國還急需蘇聯老大哥作為鐵杆朋友。

中國的政治家們想的很清楚：“失去”一個外蒙古，與建立一個偉大全新王朝的建立相比，隻是小菜一碟。 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以中國軍隊的大獲全勝結束。 令人離奇的是：中國軍隊馬上放棄了收複的國土，立即退回到原有境內，並在戰前的出發線向後又退了五至十公裏。

與外蒙或藏南比較，釣魚島隻算是本家房頂上“被風吹落的一塊瓦，”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後無暇顧及。美國做了歹人，把這一無人小島歸入日本。 中國那時有實力與美國為一無人小島，爭得麵紅耳赤執嗎？ 二戰後的國家勢力範圍與領土，基本上由美蘇兩家定盤劃分，美蘇不但是打敗了日寇，它們還算是有眼光有理性，同意中國代表亞洲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

孫氏思維的第三大盲區：

孫錫良不但是看不到大的曆史背景，對釣魚島事件的現實背景，他也是不願深究。 中國海軍駛進南海東海高調演習，美國和其盟國隨之也高調在東海南海軍演，以維持二戰後“自由世界之次序。” 在美國還存在極右反共派的今天，中國增加軍備還是必要。 然而，打破西方等級次序的最好方法是通過經濟而非軍事的手段。

以經濟為中心，一是可使中國經濟生產力迅速趕上西方，二是還可瓦解美國社會對軍事力量的癡迷。 蘇聯仗著大量的火箭核彈和十來個同盟國，與美國釘子碰鐵不畏冷戰，最後卻是打了退堂鼓，中國為何還要去重踏複轍？

中國的核戰能力遠低於美國；中國民間和軍內不少人幻想，中美如有一戰，俄國也許會伸出援助之手。這些人也許忘記，俄國早已不是社會主義的長老，中國的失敗不會使俄國臉上無光。 隻要美國不把俄國人逼得太甚，一個白人國家又怎會真心實意與中國聯合？ 俄國人要是尊重中國，又怎麽會把一艘中國人的貨船打的百孔千蒼，又怎麽會對一群謀殺中國商人的光頭黨混混網開一麵？

孫氏思維的第四大盲區：

孫錫良關心中國政治軍事外交，卻不懂何謂政治，何謂經濟。 孫不知道，一個大國的政治經濟決策與走向經常是取決於曆史的演變或巨大事件。 不錯，斯大林式社會主義把俄國由一個農業或低級資本主義民族迅速轉變為工業化強國， 中國共產黨人受到極大鼓舞並決心效仿。蘇共掌政七十年後卒然發現，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俄國的物質生活是多麽匱乏，俄國人民的自由發展也是盡顯不足，傳統僵硬的社會主義已是站到了曆史的反麵。

與此同時，中國的當政者也有類似的發現：人民基本生活物質短缺，社會經濟文化鮮有創新，封建奴性和專製的幽靈不但是導致了像文革這樣的人間悲劇，還繼續束縛著中國的前進動力。

文革浩劫之後的中國，可以選擇正統穩健的，放棄毛氏激進蠻幹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 但是鄧和一群黨內革新派們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對與西方進行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懷有強烈的興趣。

計劃經濟在蘇聯已經失敗，在中國的效果也隻是一般，至少還遠未解決幾億農民的吃飯問題，為何還要再走老路浪費時間，而不大膽嚐試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如果說大一統的計劃經濟在俄國還可呈現出一種較高程度的文明形態，在中國，大一統的政府管製隻會是封建專製文化的改頭換麵。 中國需要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形態以使封建專製愚昧血腥的幽靈感到窒息難以生存。

在黨內一些革新派們的耳中會時時響起馬克思的一個惡咒：封建主義遠比資本主義更為黑暗，真正的社會主義隻能在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生成。

孫氏思維的第五大盲區

作為一位狹隘民族主義者，孫因為看不到或不願看到中國近三十年來政治經濟發展演變的軌跡，他把中國與西方的矛盾摩擦當作了中國的首要問題。

他不理解：在中國一切社會生活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是基於老鄧和黨內有識之士對國際社會作出的深刻觀察：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軍事上對他國的攻城略地，占領並據為己有，基本上已成曆史；大國之間的爭鋒，隨著蘇聯的倒台和全球化的到來，已由軍事對抗轉移到經濟和文化或意識形態的領域。

中國必須抓住這一曆史契機，振興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把中國建成一個繁榮富強的文明大國。

中國當前的主要社會問題，一是政府官員腐敗貧富懸殊驚人，二是政府權力過大，一般民眾缺乏對政府的監督權，而導致公民責任意識的喪失,導致權錢對道德底線的踐踏。 。

黨一方麵自吹占有道德高峰，另一方麵又是腐化之源；黨一方麵希望民眾遵紀守法互助友好，另一方麵又公開或隱蔽地把維護自身的權威看作行事為人的最高標準。

如果說黨內的部分改革人士能把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社會的文明進步，國家的安康福祉看作行事為人的最高標準，黨內軍內仍有不少大員把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當成自己的終極信仰。

在中國，金融軍工能源電訊交通醫療傳媒教育等關鍵領域還掌控在政府手中，所以中國還是政府控製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 但社會主義必須是民主的，政府必須主動接受人民的監督，否側一切將變為封建權貴主義。

中國的政治改革並非意味著西方式三權分離，它是隻祈求一種言論自由，一種人民對政府的監督，一種開明：黨公開承認人民的利益和社會進步，為行事為人的最高準則。

孫錫良的思想定會有重大改變，如果他能看到中國問題的症結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實權人物對馬克思主義的癡迷，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以及對金戈鐵馬江山的封建主義心態：老子打江山老子坐江山，解決社會問題是你們的事，維護江山是老子的天職。

“正統的共產黨人”把維護黨的權威看得高於社會公德文明原則之上，極左人士追求公平而看不到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而極端民族主義者則看不到各國文化交流，和平與發展早已成世界文明的大潮和主流。

西方資本主義當然也給中國帶來了陣痛和不少問題，但中國的主要問題應該是在中國人自己的意識形態之中：“民主不錯，但民主還不如路邊撿到100塊錢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