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時間是怎樣被國有化的?

來源: Sic_semper_tyrannis 2010-09-17 23:39:58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1153 bytes)

時間是怎樣被國有化的?

狄馬

我自認為我是個頑梗的人,外在的生活、習氣很難改變我,但今年發生的一件事使我對自己懷疑起來:春節回老家過年,閑極無聊, 整天陪父母兄弟玩紙牌。玩了幾天,竟上了癮,晚上做夢,盡夢見手中拿著好牌,將別人贏得哇哇叫,自己也在歡呼聲中醒來。醒來後,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懼。 因為我平時是極厭惡打牌的,不僅自己從不打,看見親戚朋友打也很反感。可是回家短短幾天,竟在夢中也瘋玩起來,可見人的精神、意識是很容易改變的。隻要把 一個人的生活封閉起來,然後隻允許他按一種程式生活,那麽用不了多久,他的思想、意識就會變得單一起來。現在我們設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一個大君王或“偉 大領袖”起來,自詡為“世界各族人民的導師”,他規定全世界隻能有一種娛樂方式、一種生活形態,包括吃飯、睡覺、拉屎、送尿都有統一的時間、統一的姿勢, 甚至做愛都要求達到“國標”,“國標”以外的都不算,那麽,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僅會控製我們的生活,而且會控製我們的夢想。到那時,我們不僅會說著同樣的 話,做著同樣的事,而且會夢著同樣的夢。這夢因為人人都在做,因而,你也可以稱它為“國有化的夢”或“全民所有製的夢”。
前兩年有人討論胡適和魯 迅誰更偉大,有的說是胡適,有的說是魯迅。胡適是側重於製度建設的,魯迅是側重於國民性改造的,因而挺胡的人認為,沒有一種劣根性單屬於中國,國民性中的 好多弊病其實是由製度造成的,因而是製度,而不是國民性,首先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好壞;挺魯的人則認為,製度是由人設計的,人不變,尤其是國民性不變,再好 的製度都會變壞。二者似乎陷入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怪圈,誰也說服不了誰。實際上,喜歡給英雄“排座次”本身就是一種國民劣根性。單一的製度,必然產生 單一的生活與夢想;單一的生活與夢想,又隻能製造出單一的製度。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係。

有一個笑話是講蔣委員長的:說在古都西 安的城牆根下,有兩個老漢在展望未來。一個說,我如果當上蔣委員長的話,每天油把辣子潑得紅紅的,粘在麵裏,頓頓都咥飽;另一個說,你看你個沒出息的!我 如果當上蔣委員長的話,全村的糞,我一個人全包了,誰也不讓拾!現在我們推想一下:假如前一個老漢上台,問題不大,頂多是個貪圖享樂的土皇上;可假如讓後 一個老漢上台,那還是要搞獨裁,比蔣委員長好不到哪裏去。因為他的生活、他的環境隻能產生那樣的政治想象力,而那樣的政治想象力又是由封閉的環境和單一的 生活決定的,因而胡適和魯迅的工作並行不悖,不存在誰第一,誰第二的問題。



幸好這樣的生活不是天寶遺事,三十年前的生 活狀態總還不至於忘記吧?那時,城市和農村被一項帶有明顯軍事色彩的“編戶”製度隔離開來。農民被嚴厲地限製在土地上,偶有外出,必須開出行政當局的介紹 信;否則,飯店不能進食,旅店不能留宿。任何一個發現的警察都可以將其當作“盲流”遣送回原籍。每家人吃多少米,喝多少油,穿多少條褲子,都是嚴格地由計 劃當局發放的“糧票”、“油票”、“布票”決定,而不是由各人的肚皮、胃口和個頭決定的。我在農村,曾有幸目睹了這些農民一天的生活:拂曉時分,這些被嚴 格組織起來的農民,不,他們現在不叫“農民”,他們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叫“社員”,被一個手拿棍棒的“隊長”驅趕,來到一塊據說是“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去 服無盡的勞役。勞動的間隙,這些“國家的主人”也不被允許休息,他們必須放開嗓門背誦當今聖上的語錄。直到黑夜完全降臨,他們才回到各自的屋裏,開始一天 的休息。

城市人的境況相對這些掙紮在土地上的“農奴”來說,當然要好得多,但也隻是“相對”而已。一個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在機關當差的公 務員,有什麽自由可言呢?從表麵上看,他們的一生,從出生、上學、結婚、生子、工作、退休,甚至連死後骨灰盒的大小都是事先規定好的,但在這種無微不至的 “規定”背後,實際上隱藏的是公共權力對個體生命的無盡吞噬。那時,幾乎所有的廠礦企業、政府機關都流行一種說法叫“業餘活動安排”,仿佛不經過行政當局 安排,人民群眾即使在“業餘”也無法“活動”。或者換一種理解,隻有經過行政當局“安排”,人民群眾才敢在“業餘”“活動”,否則,就可能像太平天國一樣 把老百姓自己過的年叫“私過妖年”,論罪當斬。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權力部門本著“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原則,事無巨細,連發放避孕套這樣的瑣屑也煩勞領袖親 自過問。毛澤東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計劃生育工作會上,專門指示他的各級黨政機構:“避孕藥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錢還不行,還要送貨上門,不然群眾不好 意思去拿”。
曆史就這樣被抽去了附在其上的個性與故事。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庭,被屏蔽在了曆史的背後。他們的幸與不幸無人問津。沒有一支筆肯記錄 他們的悲歡離合,沒有一首歌肯撫慰他們的深沉黑暗。禦用文人筆下的曆史成了各個周年紀念和代表大會的周而複始,成了權力和它的各級代理人自我表演的影視基 地。人民,這個沒有長相和衣服的“抽象名詞”,隻是作為群眾演員被抽調來舉拳頭、喊口號的,類似於電影中的“匪兵甲”和“匪兵乙”——直至一槍撂倒再沒有 出現,人們都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

當然,對一個極其自負的權力係統來說,僅僅控製人們的當下生活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知道,人類除了要吃 飯、會思想外,還有一個大缺點,那就是有記憶。記憶能使人們從時間的深處汲取力量。從那些推動過人類文明前行的偉人那裏,人們可以聆聽到智慧的聲音,從而 對當下的生活作出判斷。因而,要想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體係,就必須推倒以往曆史上一切能夠站得住腳的偉大學說,否則,人們就會利用記憶和當下比較。於 是,他們把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侮之為“封”,把西方人數千年積累的精神財富蔑之為“資”,把俄羅斯一切賢哲明達創造的不朽經典斥之為“修”,——你數數看, 自有文字以來,我們能夠學習和繼承的還剩什麽?

當生活失去記憶以後,時間就變得沒有了刻度。在這樣的地方,今天和明天一樣,明天和後天 一樣,春夏秋冬除了氣溫不一樣外,其餘的每一天都可以替換。人們見了麵,除了問“你吃了沒?”,再不敢傳遞別的訊息。因為任何一句有故事的個性化敘述都可 以被當作罪證移交當局。愛好寫日記的人們,除了記一日三餐以及三餐後的大小便,別無可記。私人的空間被強製拆遷,時間完全被國有化了。



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抵擋住這種曆史的虛無。他們頑強地從時間的深處汲取力量,監獄、酷刑甚至死亡都不能使他們改變。
俄 羅斯文學批評家亞曆山大•康斯坦丁諾維奇•伏倫斯基,出身於神職人員家庭,對藝術有極高的鑒賞力。曾在上世紀20年代創辦了當時蘇聯最好的雜誌《紅色處女 地》,左琴科都在上麵發表過作品,但他深受父親的影響,不幸成為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當然知道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但出於對神父兒子的尊重,每次看歌劇總喜 歡把伏倫斯基帶上,想聽聽這位傑出的批評家怎麽說。喜歡賣弄博學,借專家的嘴印證自己,是所有獨裁者都愛玩的把戲。但伏倫斯基拒絕附和,斯大林就把他流放 到了利佩茨克。可過了幾年,領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目的是想試探一下他對這個國家——更準確地說,是對這個國家的主人——現在的態度。

“瞧, 你現在知道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經在俄國建成了社會主義了吧?”這時,隻要他低低頭,就能成為克裏姆林宮的高級顧問,享受別墅和豪華車 隊的待遇,但伏倫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說:“對,我看到你為自己在克裏姆林宮建成了社會主義。”斯大林厲聲說:“把他帶回去!”這樣他就又重新返回利佩 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遠跑不了。

後來斯大林不知出於什麽心理,又試了幾次,想“挽救”他,但毫無效驗。最後一次是,伏倫斯基病危,躺在監獄的醫院裏,等著見上帝。斯大林去看他,逼他表態,以證明自己終於征服了這個人。“見鬼去吧,神父,”伏倫斯基用盡最後的力氣對他說,然後閉上了眼睛。

是 什麽力量使得這個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抗當時世界上最橫的強權?我認為是信仰。信仰是一個人最頑固的記憶,它能使一個人從高處獲得權力,而這個權力勝過 地上的一切,因為頒授它的是來自穹蒼之上的上帝。中國人沒這麽幸運,他們自小生活在一個宗教觀念極淡薄的國家,因而他們對抗世俗強權的主要力量還得來自地 上,隻是當傳統的忠孝節義解決不了問題時,仁人誌士們就會把眼光投向域外。

近年來的檔案資料顯示,即使在文革那樣的黑暗歲月,仍然不乏一 些抗世獨立的骨鯁之士。顧準就是他們當中傑出的一位。傳記作家告訴我們,這個紅色政權的財稅要員,曾在50年代因個性原因和拒絕執行野蠻的財稅政策兩次打 入另冊,卻不思悔改,終於在60年代大清洗的前夜被逐出北京,下放河南息縣,實行勞動改造。在此期間,妻子離異,子女因怕受牽連,相繼簽寫了斷絕父子、父 女關係的聲明,甚至母子至死不得相見,但這個孤獨的思想家沒有因此而屈服,他將對世界、對親人的愛雪藏起來,終日蟄居鬥室,以冷饅頭果腹,寫下了日後令知 識界、思想界汗顏的《希臘城邦製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本大著,從而為一個時代的整體性墮落挽回了些許尊嚴。

當然在任何時代任 何社會裏,這樣的人總是少數。大多數人不管是因為目光短淺還是貪圖享樂,總是不願意放棄眼前的安樂,去尋找一種在他們看來完全是無謂的煩惱,就像在太平盛 世,人們不願意放棄優渥的工作,而選擇一項看不見收益又前途渺茫的事業一樣,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還是會屈從於自己的肉體感受。“屈從於自己的肉體感受” 當然沒有什麽不對,但要看在什麽時代。在豐衣足食的“中興之世”,“肉體感受”當然不錯,可一旦遇上饑荒、暴亂、人民沒有任何自由的極權時代,“肉體感 受”就不是什麽好滋味。這時,極權者除了開動殺人機器,實行監禁、殺戮和流放外,通常要做的就是取消人們對當下時間的正常感受,實行乾坤大轉移。

極 權者取消人們對當下時間的感受有兩種辦法:一是憶苦思甜;二是展望未來。前者要把人們硬拉回過去;後者要把人們強推到未來。前者認為,通過宣教部門的有組 織宣傳,人們會在今昔對比中忘記饑餓,忘記寒冷,忘記奴役之苦;後者認為,通過人為努力,曆史會按照自己的設計奔向一個叫做“共產主義”的天堂。在那裏, 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甚至沒有貧窮和犯罪,人人按照自己的興趣勞動,按照自己的需要拿東西。就這樣,人悄悄完成了對時間的“挪移”,而“挪移時間”原本是 上帝的事情。

據《舊約•列王紀下》記載:亞述王攻打以色列的時候,以色列的王希西家病得快要死了。先知以賽亞就來到床前安慰說:“神如此 說:‘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華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 希西家問以賽亞:“耶和華必醫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華的殿,有什麽兆頭呢?”以賽亞說:“耶和華必成就他所說的,這是他給你的兆頭:你要日影向前進 十度呢?是要往後退十度呢?”希西家回答說:“日影向前進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後退十度。”以賽亞就求告耶和華,耶和華就使亞哈斯的日晷向前進的日影,往 後退了十度。

當然,時代不同了,權力者利用時間的手法也變了。現在,緊握權柄的人懂得了,隻有毛皮長長了,才能打死熊羆的道理。因而時 間主要用來安慰失意者,麻痹異議者,糊弄外國旅遊者。功能上相當於一個撫慰器,主治心浮氣躁、肝火旺盛導致的易怒、失眠和氣血上升。他們說,你看,我們僅 僅用了三十年或六十年,就取得了別的國家幾十年、幾百年也不會有的成就。不信你想想,我們三十年前或六十年前過的什麽日子?潛台詞是,不要急,萬事都有定 數,隻要你乖乖的,肯定會有好果子吃。到時候,麵包會有的,自由也會有的。

其實,時間是個客觀的容器,關鍵看你往裏邊填什麽。是用它來建 設,還是用它來破壞?它本身沒有親疏,沒有善惡,無始無終地遊走在永恒的宇宙之流裏。沒有親疏是說它無所偏愛。一段時間,比如,此時此刻的“某分”、“某 秒”,不管你躺著還是站著,睡著還是醉著,它總是要過的,不會因你幸福而延長,也不會因你悲傷而駐足。民諺說的“時間不等人”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善惡,就 是說好人可以利用它,壞人也可以利用它。有時候壞人利用的效率比好人利用的還高。因而,馬丁•路德•金說;“人類的進步絕非在必然的車輪上滾動;這種進步 的實現,要通過願意做上帝同工的人們不倦的努力,苟無這種艱苦的工作,時間隻會幫了社會停滯勢力的忙”,結論是,“做正當的事情時機永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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