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先行者往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曾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的吳南生，最近接受《南方日報》采訪時說的一番話，就顯示了遠超群儕的清醒——
“30年過去了，我們改革的形勢變化了，對手也不同了。如果說，我們過去辦特區，是跟極左的思想鬥，跟僵化的意識形態鬥；現在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利益博弈錯綜複雜，最大阻力就是利益集團。”
改革的對手不同，所謂“鬥爭”的表現形態也就截然不同。當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極左思想、僵化的意識形態時，爭論起來主要是互相貼標簽，反對者對於改革舉措的“經濟價值”倒並不太在意。
譬如說，當年中央決定在深圳建一個證交所，主要的反對意見就是虛無縹緲的“資本主義複辟”，而不是憑什麽把這樣一個“超級吸金池”放到深圳，卻沒有放到其他既有的區域經濟中心城市。不用30年，3年過去，天津、大連、武漢、西安等地的領導人就算過賬來，紛紛向中央申辦“第三個證券交易所”，可惜誰都再也別想有這樣的好事兒了，利益已經分配完畢。
再譬如，當蛇口麵對著“隻剩下一麵五星紅旗”的嚴重政治指責時，矛盾的焦點就不是其吸引外資的政策門檻高低問題。等虛耗的“標簽戰”掐完，各地區間“外資爭奪戰”開打，大家這才攀比起“特區的稅率憑什麽這麽低”、“特區使用外匯自主權憑什麽這樣大”等問題。
而當一係列類似的利益傾斜政策（正式的說法是“優惠政策”），和特區自己“大膽闖”、“大膽試”出來的有效政策（如著名的“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都完成了意識形態脫敏，各地紛起效仿時，特區就漸漸不特了。如今，“姓社”、“姓資”的爭論早成舊世紀的陳跡，“深圳”這兩個字，基本上已隻是一個普通的地名，而不再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政治標誌物。從改革銳氣來說，遠在北方的諸城，近在身邊的惠州，其國企產權改革“先行先試”的探索，都曾絲毫不弱於特區建設初期的深圳。從經濟活力來說，今日的浙江與蘇南，比起最初的四大特區來似猶有過之。
我們當然期待特區當今的領導者發揚“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繼續為全國探路，但這已不再是特區所特有的責任。改革逐漸“去符號化”了，特區也隨之“去符號化”，這其實正是改革開放30年、特區建設30年的一大成功。
調整利益關係、無關意識形態的改革舉措，非待劃定特區、賦予“先行先試”的資格而後行。即如深圳，它現在如果想推動降低戶籍門檻的改革，還需要上級批準嗎？不用，隻需要主政者有這樣的意願，並且能說服其早期的移民向新近的移民釋放機會，就可以了。類似的改革，如財政預算細化，官員財產公開，醫療體製改革，沒有任何政治和法律障礙，不需要什麽鐵絲網圈起的特殊政策，隻要你真想搞，哪個地方都可以幹起來。麻煩在於，頑固的、複雜的利益糾纏，使得地方主政官員自己不願意改，或者因找不到萬全之策而難下改革的決心。如吳南生老人家所說，“跟既得利益集團切割，需要很大的勇氣。現在不至於‘殺頭’，但丟烏紗、生活受厄則都有可能”。
與意識形態爭論不同，調整利益關係，無法以簡單的“對”和“錯”來一言以蔽之。前者靠的是堅持，後者靠的更多是妥協。當年攻擊特區是“新時代租界”的言論，毫無疑問是錯了。但是，利益如何分配，該多向誰傾斜一點，誰先來誰後來，卻沒有絕對正確、絕對合理的方案。甚至，也不是順應多數人的利益就天然正確。它需要建立一套民主和法治的規則，讓人們充分地表達自己利益的訴求，通過討價還價，最終確定各方接受的分配方案。所以，今天的改革，更多的是瑣碎的庸俗之事，再用貼標簽的辦法來把它“天使化”或者“妖魔化”，都嫌過於誇張了。
而且，在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利益集團而非意識形態的時代，若繼續執著於標簽、符號，一定要當旗幟或者樹靶子，實際上也是自尋煩惱甚至自找麻煩。去年年底以來由山西煤炭產業整合而引發的“國進民退”爭論，就是如此。如果說山西省的政策存在什麽瑕疵的話，也並非什麽所有製歧視，而是地域歧視——其本省規模達到要求的私營煤老板，照樣可以成為“整合主體”，外省的特大型國有煤炭企業則跟眾多浙江私營商戶一樣，難以兼並山西的煤礦。把這樣的一場利益分配之爭硬說成“改革倒退”，鬧得警笛聲聲，不是成心裹亂嗎？同樣，今天誰要是再把特區先行試點的某項改革政治符號化，也隻會為其平添阻力，甚至最終一拍兩散。
鄧小平給特區建設者的錦囊妙計，就是“不爭論”。“不爭論”的最大好處是不耽誤時間。假如氣壓太高，硝煙味太濃，就什麽改革也搞不成。過去如此，估計今後也會是如此。
